尊重市場規律理性認識我國經濟新常態

劉漢元

2014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4%，GDP總額首次突破了60萬億元，以美元計算則首次突破了10萬億美元大關。這意味著中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后又一個“10萬億美元俱樂部”成員，同時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這些舉世矚目的成績背后，我國GDP增速也滑落到了1990年以來的新低，中國經濟運行呈現下行態勢。2014年社會融資規模為16 46萬億元，比2013年減少8，598億元。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增速從原來10%、9%、8%逐漸下行，宏觀層面上亦面臨著很大的緊縮壓力，2014年全國CPI同比上漲2.0%，遠低于政府設定的3.5%目標；2014年PP[負增長1.9%，連續34個月同比下降。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已步入由原先簡單的注重“量”的時代，向以“質”為核心的全面提升和轉型期。但在此過程中，經濟“新常態”也給我們整個宏觀經濟運行敲響了警鐘，并隨著市場競爭壓力進一步加大，作為經濟細胞的企業主動或被動地受到來自宏觀政策調整、經營成本提升和自身管理不足的多重擠壓，各地經濟發展相繼出現重大困難，很多企業承受了巨大壓力。這些不是個別地方、個別企業的個別現象，而是帶有群體和普遍性的問題。

2014年以來，山西某鋼鐵企業已處于全面停產邊緣，實際負債達100億元以上；浙江、四川、新疆、河南等地近半數擔保公司處于歇業或倒閉狀態，廣東30多家中大型擔保公司因不堪重負而退出融資性擔保市場。2014年以來被新聞媒體公開報道的因資金鏈斷裂而倒閉、破產清算、企業主“跑路”等較大事件層出不窮，這些企業遍布全國各地、各行各業，既涉及房地產、鋼鐵、礦產、金融、服裝等傳統行業，也包括電商、傳媒、新能源等新興產業。從企業規?？?，既有幾十上百人的中小企業，也有年產值上百億、幾百億的民營集團和特大型央企；從行業分布看，既有如鋼鐵行業這類重災區，也涵蓋金融、農牧、房地產等眾多行業。類似情況，從東部發達省份到西部欠發達地區，各行業、各企業破產潮、倒閉潮、“跑路”潮已愈演愈烈，不少企業處于風雨飄搖、四面楚歌之中，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嚴重沖擊地方經濟發展，威脅社會穩定，，企業壓力增大后，各種三角債、往來債務等出現非常大的壓力，企業的盈利水平不斷降低，財務費用不斷上升。

在環境不可持續、資源不可持續的背景下，我們可以采取控制流動性、降低CPI、減慢速度等措施以實現轉變增長方式的要求，但當經濟真正減慢成為現實的時候，我們很多人、很多方面都已深刻感覺到了減慢帶來的壓力和弊端。當然，這也要求并促使我國政府、主管部門及社會方方面面去思考和理解，在宏觀調控角度和經濟轉型的“新常態”過程中，因經濟減速所帶來的諸多負面效果和影響。對企業而言，則應更多思考怎樣控制這種發展的動力、節奏和熱情，真正在經濟“新常態”的過程中，將企業的發展與新的宏觀調控的需求、經濟發展的時期相匹配。為此，有以下幾方面值得我們政府和社會共同思考：

第一，果斷增加流動性。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利率水平，宏觀經濟政策適當放松，應該是我們今天中國經濟無論是原來的“常態”還是當前的“新常態”，保持健康穩定發展的一個客觀需要。在宏觀經濟已處下行階段之時，如再進一步緊縮銀根，相互作用將產生更為持久、破壞性更大的“綜合剎車效應”，讓經濟下行的壓力更大、沖擊力更強、問題更為凸顯，甚至可能導致我國經濟整體失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決不能為了規避明天可能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而讓今天提前爆發金融危機；也不能為了解決明天可能出現的問題，而讓今天的經濟一蹶不振。資金如同社會經濟發展的血液，在GDP增速低于10%的時候，實體經濟對于資金的需求量可能超過10%，應當充分理解企業此時的客觀需求并放松銀根，有效增加M1、M2的供給，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對于資金的客觀需求要有足夠的認識，充分釋放整個社會一直以來積累的實際資金需求，從而站在整個社會和可持續發展的層面，讓企業獲得持續、穩定經營發展的正常資金來源。

第二，保持企業微觀理性。企業的強比簡單的大更重要，企業的安全比簡單的速度更重要，企業的可持續、穩定發展比簡單的虛胖更重要。所以，站在大多數企業的角度講，如何放慢節奏，以積極而又平和的心態控制風險，控制投資的沖動，不斷提高企業內部管理水平，提高管理運行效率，真正在經濟發展的調整時期、新常態的時期能夠生存下來、活下去，這是值得企業方面共同思考的重要話題。知道方向、知道理想、知道未來的目標，但更要評估今天的環境、資源和有哪些限制性的因素，尤其是必須考慮企業家和社會的生態圈，以及生態鏈上彼此之間的共贏、共生、共存關系。我們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家個體，必須要有系統思維的角度和觀念?，F在好多人都認為自己走快一點，就把別人的飯碗給搶了，甚至走別人的路，最后可讓別人無路可走。但事實是，一定會有人走在你前面，也會讓你無路可走。揚其長，避其短，有差異化地參與社會競爭和發展，形成良性的社會共生的生態和商業環境，這是很簡單的邏輯和道理。也只有這樣，未來我們才能贏得更好的發展時期，贏得更多的發展機會。

第三，保持社會認識理性。我們關注到，國家政策引導和社會輿論可能都在淡化GDP，地方政府不太重視GDP增長，有的下調GDP增長預期，有的干脆取消GDP指標。GDP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唯GDP不行，但沒有GDP萬萬不行。我國經濟新常態之下，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是十分重要的，國家宏觀政策及社會認識都需要保持高度理性，在經濟發展速度問題上，必須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不顧新常態的客觀規律，盲目追求高增長，繼續用老辦法、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增長；另一種則是以新常態為借口，認為可以松一口氣了，任由經濟增長下滑而無所作為，甚至“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GDP仍是考核國家及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保持其增速在較高的合適水平，對我國抓住國際發展機遇，有效提供就業崗位，保障稅收來源，確保經濟運行在穩健發展的軌道之上始終是我們方方面面的客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