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與宏觀經濟政策調整

〔摘要〕 新常態下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是產能過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過剩問題具有必然性，我國具有市場機制下發生產能過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借助市場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國當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產能過剩，但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產能過剩的內在可能性和原因。因為市場機制同樣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甚至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本身就是引發產品和產能過剩的環境，而干預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存在不少問題，回顧過去幾年政府采取的應對政策的成效并不太顯著。從長期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將政府的指導、調節與市場調節機制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較好地緩解產能過剩問題。新一屆政府在新常態條件下既努力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同時也采用有限的適度調節即“微調”政策，適合我國新常態特點的性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對已有的宏觀調控理論實現了發展和深化。

〔關鍵詞〕 新常態；宏觀經濟政策；產能過剩；市場調節；政府微調

〔中圖分類號〕F015；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4-0020-08

〔作者簡介〕王志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1。

一、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多個不同場合幾次提到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突出特點。同年8月，《人民日報》連續三天頭版發表關于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特點的評論文章，從不同角度分析我國當前階段的經濟形勢，并具體闡釋了新常態的含義?！?〕《經濟日報》也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當前出現的新特征，也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從戰略高度對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變化規律作出的深刻認識。新常態的特點正在對我國宏觀政策選擇、經濟結構調整，以及企業轉型升級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實際上，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政府的政策變化也可以看到這種動向。

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其后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迄今這個時期已經延續了近7年，一些人士將其稱作世界經濟的新常態。這種新常態的特征主要表現為歐美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呆滯、復蘇和增長緩慢，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相對快一些，特別是以中國為首的“金磚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于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盡管如此，在實際上，我國的經濟形勢也較之前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 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失衡、產能過剩和產品過剩問題突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嚴重、資源消耗巨大等方面。

為了應對這種態勢，我國政府在2009年曾經采取了擴大政府和社會投資4萬億元人民幣的宏觀調控政策，然而其效果并不明顯，不僅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一些產能過剩行業和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維持與擴張。事實證明，完全靠政府依照傳統辦法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果并不理想。

新一屆政府面對形勢改變調控思路。首先，確認了經濟增長減速、進行結構調整以及轉變生產方式是我國經濟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持續存在的經常性狀態，是一種與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持續的經濟快速增長情況有較大區別的狀態，因此將這種狀態稱之為“新常態”。其次，在經濟活動的調節方式上，確認了要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和調節的決定性機制，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通過深化改革和某些必要的政策，發揮政府的重要保障和適當調節作用，以彌補市場本身的缺陷。

當前經濟生活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保障市場機制的順利運轉，從多方面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創造有利的條件，當然也不排除有限的適度調節。而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最大轉變是以“微調”作為主要方式，2014年以來的“微刺激”政策即屬于“微調”政策的一種具體表現。

二、“新常態”的現實含義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不僅是由自身特點決定的，同時，也是當前世界經濟的特點所決定的。

從世界經濟情況看，在最近幾十年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歐美經濟發達國家在追求高額利潤動機的驅使下，為降低勞動成本將高耗能、高污染、勞動密集型生產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作為其產品的重要銷售市場。一方面，這起到了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增加就業的作用，但同時也使發達國家的經濟更多地依賴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與研發，更多地依賴于服務業與金融業，導致其國內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脫離實體經濟的“產業空心化”和“產業虛擬化”傾向以及失業率居高不下、國內需求呆滯的長期狀況。美國實際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這個問題，并試圖著手讓一些產業回歸，只不過，如果沒有更大的利益引誘，跨國公司對此應該是不會買賬的。另一方面，在服從經濟發達國家主導的（特別是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全球金融與資本市場已經更緊密地將各國的經濟納入了該體系之中。由發展中國家從事大量的一般性商品生產，而由發達國家，特別是由美國進行高附加值產品的設計、研發、生產，以及進行金融和資本控制的格局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種常態。但隨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其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擴展、波及全球之后，世界經濟進入了低迷格局，出現了經濟呆滯和復蘇緩慢的新常態。

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下，我國的外向型經濟大部分承接的是歐美經濟發達國家的低附加值加工和制造任務，盡管我國自主產品的出口也在增加，但總體上低于前者。對外貿易的增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和改革的進程，但其副作用也是明顯的， 那就是，當出口占據GDP的較大份額時，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性也相應增強。此外，我國國內多年來各級政府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汽車等方面的大規模投資驅動了大批量鋼鐵、煤炭、水泥、化工等方面的生產，造成產能過剩的失衡；而高成本、低收益、高耗能、高污染生產的增加，則導致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依賴性的增加，致使經濟結構朝外向型、低附加值、低端產品或零配件制造傾斜，國際收支賬面順差與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形成受制于美元政策變動的不利地位，加劇了我國目前新常態的形成。

總之，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片面追求GDP高增長、缺乏市場經濟下必要的法制和制度建設、缺乏管理市場經濟的經驗等帶來的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產能過剩所積累的問題，是形成今天“新常態”的內因。

“新常態”已是既成事實，需要政府對問題采取適當的對策，“微調”政策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拔⒄{”政策也許帶有某種被迫產生的成分，但確實具有一些積極的理論意義。我們不妨以“微調”政策和市場機制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上的作用為例，探討一下在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理論意義。

新常態下究竟應該怎樣解決現有的問題，特別是產能過剩的問題？

對待宏觀經濟的調控歷來有兩種觀點：一是主張基本由市場調節，認為市場本身具有自動的調節功能；二是基本由政府調控。前者的理由是政府調控負面作用太大；后者的理由是，鑒于市場中局部利益導向的盲目性，政府必須為經濟健康發展和百姓利益考慮而進行調控。這兩種觀點應該說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片面性。前者將我國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全部歸于政府干預和市場制度不健全，因此極力主張政府退出市場。然而，是否僅僅依靠市場機制就能很好地解決問題呢？采取這種做法的西方經濟發達國家不也同樣遇到問題了嗎？

所以，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由此而來，政府的政策方向也就顯得十分重要。

三、 以往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和局限性

在調控宏觀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傾向方面，自從有經濟學以來就有兩種基本的方向：一是自古典經濟學以來直至今天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都認為自由市場的經濟活動本身具有自我調節的良好機制和功能，而且會得到較好的結果；二是自歐洲重商主義以來直至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和政策，認為市場自動調節的機制并非永遠有效，在特定情況下，政府必須出面加以干預，以拯救經濟危機和嚴重蕭條。這兩種理論和政策主張，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曾經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輪流居于主導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最初30年左右，凱恩斯主義的干預理論和政策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國家占據著經濟政策的主導地位；而在20世紀70 年代中期以后，則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占據著主導地位。干預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傾向認為，市場自動調節的機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很多實際情況并不像經濟自由主義者想像的那樣理想或完美，因而單靠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難以克服經濟運行中的重大障礙，特別是不能較快地克服歐美國家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那種重大的經濟蕭條和危機。正是在那種條件下，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提出了干預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出于避免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經濟大蕭條和大危機的考慮，美國的凱恩斯主義者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進行了發展，并且運用到戰后美國經濟活動中，推出了一整套宏觀經濟管理的理論和政策，甚至也提出了“微調”的政策。但是，這些理論和政策基本上沒有脫離需求總量管理的方向和范圍，甚至還對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觀點進行了修改和濫用。二戰后，凱恩斯主義在美國運用（不排除濫用）幾十年的結果，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最終卻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并發的“經濟滯漲”。這種局面的形成，為新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以及一些主要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占據支配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和理由。應該說，經濟自由主義在尊重市場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相信經濟活動參與者是力求采取理性行為的，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進資源合理配置，以及市場經濟在自愿交換方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兼顧彼此利益等問題上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點和局限性也是明顯的，比如市場機制本身在解決壟斷、外部性、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上的局限性。此外，市場機制本身還有在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分化、造成經濟波動和產能過剩問題上的固有缺陷，而這些缺點和局限性僅僅靠它自己是不可能很好地解決的，需要政府的適當介入，才會得以抑制或解決。

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其范圍之廣，已經不僅是個別領域和行業的問題，而是涉及眾多行業和產品的問題。因此，當前我國新常態下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解決產能過剩。很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在強調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但回顧過去幾年政府采取的應對政策的成效并不太顯著。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對此，既需要我們從發生原因方面加以分析，也需要對采取的政策進行反思。只有如此，才有助于了解市場機制和政府政策對真正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作用和效果。

四、國外對產能過剩問題的研究與對策

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讓·薩伊等古典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會發生經濟失衡。在他們看來，只要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就會達到理想的經濟均衡與和諧狀態。他們認為，自由市場機制在國內和國際經濟活動中都會發揮作用，達到良好的效果。有些經濟學家，比如馬爾薩斯和西斯蒙第也注意到社會消費能力不足會導致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盡管他們主要研究的是產品過剩而不是產能過剩，但二者是有一定聯系的。從本質上看，在古典經濟學時代，不排除產能過剩是個別現象，但它同樣是結構性和相對長期的問題；而產品相對過剩則更多是短期的、局部的、周期性的。此后，直到19世紀中后期，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幾乎沒有系統地研究過生產過剩的問題。不過新古典經濟學家和古典經濟學家是有所不同的：他們不再強調供給方面的重要性，而是強調需求的重要性，并且從需求和消費的角度建立了主觀效用價值理論。二者相同的是：都贊同自由市場經濟，只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比古典經濟學家更進一步強調和夸大了制度調節的市場經濟機制的優點，而基本不談其局限性和缺陷。新古典經濟學家則通過更加精密的數學模型說明市場經濟可以自動達到一般均衡和經濟各方面的理想狀態。新古典經濟學的這種觀念和分析方法一直延續到當代，被作為當代主流的經濟學觀念。

馬克思對于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產能過剩的問題，是從現實中的市場中所表現出來生產過剩的角度進行研究的。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嚴重過剩往往會表現為經濟危機。實際上，生產過剩性必然與產能過剩聯系在一起。馬克思對于這種經濟危機出現的可能性、現實性、必然性、原因、性質、機制、表現、延續與后果等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馬克思分析生產過剩問題的目的當然不是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發展解決問題的，而只是為了表明，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的生產過剩性經濟危機不可能得到真正克服，暫時性的克服或緩解只是造成了其發生的周期性。他認為對生產過剩問題的真正克服，只能發生在消滅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19世紀后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曾經一度頻繁發生周期性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使得西方經濟學家不得不對其重視，不得不對其進行認真的研究，其中既有米契爾、哈伯勒等人的綜合性研究，也有凱恩斯的深入思考。凱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業、貨幣和利息通論》是最有影響的。在那本書中，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會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關鍵是社會的總需求不足。為此，他提出了與新古典經濟學完全不同的解決辦法。凱恩斯的辦法對古典經濟學以來信奉市場調節機制有效性的所謂“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觀點進行了根本的否定。凱恩斯認為，如果單憑市場自身的調節力量，充其量是經濟保持在低于充分就業水平的均衡狀態。凱恩斯的理論以其能夠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生產過剩所引起的大規模失業問題而著稱，也的確曾經在某些條件下對資本主義經濟擺脫危機發生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理論下的經濟政策發生作用是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的，而當那些客觀條件不具備時，其作用便十分有限了。此外，美國政府在二戰后對凱恩斯理論和政策的曲解與濫用不僅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也致其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破產。此后，作為凱恩斯主義對立面而強調自由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再次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經濟思想，片面信奉市場積極作用的思潮充斥了理論界和政府決策機構。

市場經濟的歷史已經證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過剩問題具有必然性，是一種必然發生的但又沒有確定的時間間隔、沒有確定的嚴重程度、沒有確定的范圍的。由于現代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與金融密切聯系在一起，以至于現代的產品過?；虍a能過剩危機往往首先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出現。20世紀末以來的歷次危機都是如此。對此，馬克思曾經明確指出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金融危機發生的必然性?！?〕

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先后發生的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其實質無非是貨幣金融活動遠遠脫離實體經濟的軌道，或者片面支持某些行業的過度發展比如房地產業，或者在金融創新形式上造成信用鏈條的延長和脆弱。從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而言，盡管通過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或緩解發達國家生產過?；虍a能過剩的危機，但是并不能從本質上解決這個問題。況且，經濟全球化本身會通過金融渠道間接或者直接地造成一些國家的生產過?；虍a能過剩并且不斷向其他國家蔓延和擴散，而各國的切身利益和具體情況會極大地限制其對生產過?；虍a能過剩問題的解決。

五、我國為什么會出現產能過剩問題

1.我國具有市場機制下發生產能過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

只要是在市場機制下發生產能過剩問題就有著共同性的原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無法完全避免這種市場經濟下的共同性問題，只不過其表現形式和程度有所差別罷了。

馬克思認為，作為發達市場經濟前身的一般商品經濟中已經包含著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產品過剩（產能過剩）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要發展成為現實，必須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而商品經濟需要發展到更加發達和成熟的市場經濟，出現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問題才具有現實性?！?〕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在于，一切社會關系及矛盾都必須通過商品交換這個至關重要的環節體現出來，并借以得到解決。如果交換不能順利進行，各種經濟和社會矛盾就會暴露或爆發。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問題就是社會運行中相關矛盾的外在表現形式——供求矛盾的沖突體現。

因此，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是市場經濟中生產的社會化與私人占有生產資料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微觀上，個別私人企業內部有組織、有效率地為追求利潤而安排生產，與市場上其他企業之間為各自利益而進行的競爭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反差，使整個社會在宏觀上既無法實現按比例協調生產，也無法使供給與需求相協調，結果便是比例失調和供給過剩（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

從博弈論中“囚徒困境”的例子得到的啟示看，微觀上，每個企業都是只顧及自身利益的，不愿與同行共贏，在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或不愿進行溝通（或者心存僥幸而不顧信息的提示）情況下，即使個別企業的理性行為也將導致其他企業，甚至社會整體利益受損的非理性結果。這個結果就包含了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這就是說，在自由競爭的（或者約束有限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個別行業和個別地區只是顧及局部利益而展開的自由競爭，將會導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失衡以及產能過剩（同時也存在產能不足）的結果?？梢?，資本追逐利潤而擴張的投資沖動，往往會借助技術進步和產能擴大而實現。但它所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產能擴大和雇傭勞動的減少，與失業增加情況下社會有效需求相對縮小的趨勢之間存在難以克服的矛盾，這種矛盾發展的結果便反映在產品和產能過?，F象上。

在市場經濟中，一切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的最終原因，無外乎投資者急功近利和群眾消費能力受到限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必然要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但消費者的需求則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因此很難跟上生產能力的增加。此外，逐利競爭帶來的再生產結構失衡、信用制度發展對各種經濟活動當事人之間不斷延伸的相互依賴性的加強，更使產能過剩問題出現的現實條件得以充實。

所以，在現代大生產條件下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中，一方面企業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企業間又存在激烈的競爭，出現企業在某些方面的扎堆投資是極有可能的。這種競相逐利的群體投資行為致使對暫時性盈利項目的投資產生過度性（超過市場的實際有效需求），進而這種情況又進一步導致了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失衡的“馬太效應”（失衡愈演愈烈，兩極分化愈益加?。?。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生產品和產能過剩危機的理論觀點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很好的現實意義。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轉變為計劃經濟再轉變而來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帶有中國特色，也就是說，半殖民地、半封建和計劃經濟留給我們的一些特點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日益進步的科技和生產技術、人們對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關注與追求，以及由此產生的競爭，還有日益增大的產能和某些產業發展中的結構性失衡，都與人們有效需求的有限性之間產生著矛盾。這些情況的存在成為造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出現產能過剩問題的主要因素，并完全可能在一定的現實條件下使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變成現實。

此外，貨幣的存在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存在潛在風險和危機的可能性因素，一旦貨幣和金融體系的某一運行環節發生障礙，或者貨幣和金融運轉脫離實體經濟，就會出現問題。貨幣因素既可能直接造成金融危機、貨幣危機、金融泡沫和錢荒等問題，也可能與實體經濟結合起來形成房地產泡沫、產品過?；虍a能過剩。從經濟學理論看，貨幣金融活動是造成經濟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總需求波動的重要機制，如果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處理不當同樣會發生這些問題。所以，貨幣金融對實際投資的支持在有些條件下也會成為產品和產能過剩問題產生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我國當前出現的產品和產能過剩問題，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市場經濟中出現產品和產能過剩問題的共同特點和一般性原因。

2. 現行經濟體制下的“增長沖動”、政策導向和政績衡量標準是促成產能過剩的重要機制

由于歷史上的各種原因，我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經濟發展滯后，全國人民從上到下都有迫切要求發展經濟、改善貧困落后狀況的“增長沖動”。這種“增長沖動”在各級領導干部身上的表現尤為突出，以至于各地區經濟發展（以GDP為標志）績效自然成了考核改革開放時期領導干部政績的主要標準。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基礎設施、城市建設、居民住房方面的不足，以及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新的需求，比如對汽車等交通工具和家用電器、家庭用品等的需求，形成了近些年來較大的投資空間。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通過對這些項目的投資和建設在分稅制下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顯示官員的“政績”。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衡量和計算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各地區的投資熱潮。均衡國民收入（GDP）的衡量與計算，既可以從需求角度進行，也可以從供給角度進行，但前提是計算已經實現的GDP（經濟學中的事后計算的GDP），真正的、實現了的GDP并不是事前計算的GDP（或純粹需求單方面計算的GDP）。我們恰恰在這個環節出了問題：各地區通常只強調從需求角度衡量GDP，當然哪個地區投資多、投資增長快，其GDP自然就增長快、數量大。所以，以 GDP增長率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狀況和干部政績最重要的衡量標準（甚至唯一衡量標準），必然會推動地方投資的較快增長，其副作用則是推動了整體上的產能過剩。

這個問題和我國干部中長期存在的搞政治運動的工作作風有關。干部們將積極響應上級號召和政策要求作為自己工作積極性的表現，寧可在響應號召和執行政策方面將事情做過頭，也不甘落后。這種工作作風和追求政績、互相攀比推動投資的行為結合起來，便進一步加劇了地區之間的GDP競爭，導致各地大搞結構雷同的項目和投資。然而，模仿與上規模容易，創新困難，最終推動產品和產能過剩問題出現。我們可以看看，哪個省沒有鋼鐵、水泥工廠？哪個省沒有建材生產？哪個地方沒有啤酒、白酒生產？哪個省、那個市縣沒有大蓋樓堂館所？國內有多少地方在生產汽車？多少地方在大量生產完全相同的日用品？甚至連作為新興產業的光伏制造業、風電產業也未能逃脫產能過剩的局面?？杀氖?，在一些眼光狹窄的地方官員眼里，似乎我們這個大國具有無限需求，因此完全可以大膽投資，擴大產能。各地區之間的這種競爭，某種程度上類似市場上企業間逐利的無序競爭。更具體地說，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長率、發展地方經濟過程中展開的帶有很大盲目性的競爭，與自由市場中的競爭行為在盲目性和不理智方面存在一定的類似。其結果是我們所看到的很多地方產業投資結構相同、產品相同，甚至城市格局都相同。但是，一旦達到一定程度，市場需求出現減弱和緊縮，產能過剩問題便突顯。

我們認為，在“增長沖動”、政策導向和政績衡量標準下，各地區之間、各地方政府之間只考慮自身利益并帶有盲目性的競爭，是造成我國目前產能過剩的特定原因。這一點有別于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相關機制。

3. 外部因素對我國產能過剩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引進了不少外資，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對外生產和加工貿易的發展。即對外開放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擴大了國內出口產品的生產。發展出口外向型經濟的好處是有利于增加就業，吸引外資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足的問題，促進國內生產發展，增加國民收入。但隨之而來的不利因素也是明顯的：無法得到國外高級技術和專利，無法獲取產品的高附加值，形成經濟上對國外市場需求的依賴性。而出口外向型經濟中形成的生產能力基本上是面對國外市場需求的，一旦國外發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社會消費力下降，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便大為減少，導致我們適應出口貿易的生產能力出現過剩。

外商在我國投資的出口加工產能與國內的出口商品生產產能疊加，使我國產能過剩的程度變得更大，問題也更加突出。

六、 政府撒手能否克服產能過剩

對于我國當前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有些人認為，我國的產能過剩完全是各級政府造成的，只要政府放手，就可以避免類似問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政府完全放手后，市場自動調節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產能過剩問題，但是同樣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因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本身就是引發產品和產能過剩的環境。市場調節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機制為一種事后調節，其調節途徑是通過經濟衰退或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微觀上則是以企業破產、重組和消耗存貨的辦法慢慢地解決問題。企業破產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必要機制，通過這一自動進行的機制淘汰那些無效率的企業和部分過剩企業，能夠使產能過剩情況得到暫時的解決或緩解，這是市場調節機制的優點。但一方面，這種暫時性的解決，并不能防止以后不再出現同樣的問題，況且這種解決辦法有時也會造成較大的失業和財產損失等問題，而且，這種機制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問題，并且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大的經濟波動。而產能過剩導致的企業破產和失業問題如果遲遲不能得以解決，便有可能引發更大的社會問題，這在一些西方國家甚至可能導致政府的危機或更迭。

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自動解決產品和產能過剩問題的破壞性方式，即借助經濟危機解決問題的方式，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市場機制解決問題的效果時指出：“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永遠只是使已經破壞的平衡得到瞬間恢復的暴力的爆發?！?〔4〕危機中發生的企業破產和重組，一方面破壞了社會現有的生產力和它的一些成果，造成巨大的社會浪費；另一方面也在付出巨大代價的情況下為經濟重新發展掃清了道路，同時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下一次危機提供了基礎。但是，像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所經歷的那樣大的經濟危機，僅靠市場自動調節機制本身在長時期內也是無法解決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經濟學中才產生了凱恩斯主義通過政府干預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

經濟周期性發生產品和產能過剩問題的物質基礎（新技術設備、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在19世紀主要是固定資本的更新。由于危機發生時，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的谷底階段，物價下跌到最低點，這時企業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最有利。而資本和技術更新一旦完成，經濟便開始逐步擺脫困境，重新進入發展進程。當前，經濟在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方面發生了一些變化，固定資本更新與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與產業創新結合在一起的趨勢更加明顯，但是，我們以往關于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發生的物質基礎的認識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自動化、互聯網、產品和技術創新不都是如此嗎？

20世紀80年代之后，企業界出現了一種新的營銷方式，即按訂單生產。這種營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動緩解產品過剩問題的積極作用。按訂單生產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實現供求相等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產品過剩。但為了應對產品數量不確定的訂單，多余生產能力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前提。因此，在缺乏訂單的情況下，一定程度的產能過剩依然會出現。所以，市場自動調節的機制本身并不會真正徹底地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從我國國內現有情況來看，由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擔心企業破產會導致工人失業，影響地方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因此不敢輕易讓企業破產，從而拉長了產能過剩狀態的持續時間。從這方面看，我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是過多了。強調尊重市場規律，調動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微觀積極性，減少各級政府的不當干預，讓市場調節起決定性作用，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有助于經濟恢復均衡的。但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暫時的和有特定針對性的。

各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和歷史已經證明，產能過剩無不與市場無序競爭（在我國還有地方政府的無序競爭）直接或間接有關，全靠市場自動調節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真正克服產能過?，F象的。市場調節機制需要企業的自律，但企業是要獲利的，只要存在盈利機會，就難以靠企業自律以阻止投資的群體性競爭行為。所以，只要存在完全意義上的獨立利益主體，只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只要缺乏有效的適當的約束機制，形成產能過剩的原因和機制就會發生作用。而完全讓市場配置資源，放任不管，產能過剩問題就只能在事后慢慢解決（當然不能徹底解決）。借助市場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國當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產能過剩，但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產能過剩的內在可能性和原因。因為以個人主義作為基本出發點的利益追求，在很多方面會產生損人利己的行為和只顧局部利益而破壞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甚至發生在謀求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幌子下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從長期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將政府的指導、調節與市場調節機制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較好地緩解產能過剩問題。完全放棄政府對經濟的合理調節與正確引導，就會走上西方新自由主義的道路（歷史證明，大的經濟危機往往是在那些宣稱具有最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發生的），而不會真正解決問題。

從特定原因分析，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既然與地方政府的不當行為有關，當然“解鈴還須系鈴人”。對此可以通過提高政府的認識能力和科學決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克服。此外，通過深化改革，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而只對經濟給予適當的調節、引導和約束，防止壟斷也防止惡性競爭，同時給以信息引導并對經濟形勢做出分析、預測以及必要的警示等，糾正以GDP增長率掛帥推動經濟發展的地方政府競爭和攀比模式。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導致產能過剩的特定原因和一般性原因得到遏制、緩解，企業也可以在事前得到預警。在市場自動調節機制下，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增大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結果，不加限制的自由競爭就會形成“強者為王”“強者恒強”和“弱肉強食”的經濟秩序，而且追逐利益的群體效應以及不可遏止的狂熱逐利會不斷地引發經濟動蕩、金融動蕩甚至嚴重的經濟危機，極大地損耗社會財富和資源。歷史已經證明，完全不加限制的和無條件的自由競爭市場實際上是不能維持下去的，這就是對市場經濟需要進行必要干預的理由。

化解產能過剩是一個長期的任務，這個任務與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是交織在一起的。既需要政府的積極引導和幫助，比如政府出面促進高速鐵路等過剩產能走出國門，化解國內相關的產能過剩壓力，也需要市場通過企業破產、兼并和重組逐步調節，無法畢其功于一役。

七、 我國當前采取“微調政策”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面對當前產能過剩的問題，政府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歷史表明，以往干預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存在不少問題：要么是過度干預導致經濟衰?。ㄟh如重商主義，近如計劃經濟的強行干預），要么是不當干預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或滯漲（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起大落和結構失調（我國改革開放前幾十年的發展）。這一方面是由于對干預政策的濫用，另一方面也是干預政策本身的缺陷所致。

現代宏觀經濟學更多強調對經濟總量的調節、總需求的調節，忽視對于供給方面的關注，也忽視對于經濟結構方面的調節。盡管不少經濟學家注意到了上述問題，并且力圖將市場自動調節機制與適當的干預相結合，從不同方面改善現有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但始終未出現較成熟的和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模式。

2014年，我國新一屆政府采取了“微刺激”政策，盡管意在穩定和維持適當的經濟增長，但以更深遠的眼光來看，“微刺激”政策只是“微政策”的一個方面，它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理論上，“微調”政策擯棄了西方有關理論中只關注宏觀經濟總量調控的做法，更加注重有針對性的結構調整和控制，這有利于防止和調節宏觀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因而，它補充和完善了宏觀經濟政策體系，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開拓了一個新的方向?！拔⒄{”政策不僅側重總需求，同時也影響總供給。這就突破了凱恩斯主義宏觀需求管理理論的局限性，大大擴展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容，使宏觀調控變得更加全面。再次，意在穩定和維持適當經濟增長的“微調”政策既包含“微刺激”，也包含“微緊縮”，即對經濟活動有保有壓，有促進有抑制。不僅可以用來調整經濟結構和刺激經濟增長，也可以用來抑制結構性經濟過熱和產能過剩。所以，包含“微刺激”政策在內的“微調”政策，也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情況下政府的適當作為。

在實踐上，“微調”政策針對我國宏觀經濟結構失衡的現狀，有針對性地采取對策，在經濟的存量和增量之間進行適當調節，有利于恢復經濟結構的均衡合理；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使支持節能環保和恢復自然生態產業發展的政策更有針對性，容易落實到實處，從而推動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同時，“微調”政策在國際和國內經濟面臨困難的形勢下，著眼于穩定和維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這對于維持就業，維持穩定的經濟社會局面，促進改革開放進程順利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是一般性的表現形式?！拔⒄{”政策就是這種情況。它既是我國特殊情況下的產物（也可能是形勢逼迫出來的），也包含著一般性的理論意義。因此，“微調”政策的提出和實施是適合我國當前經濟特點的。我們相信，經過一段時間，在深化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一定會看到“微調”政策的積極效果；也希望目前的“微刺激”政策成為完整而成熟的“微調”政策的先導。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兩提“新常態”《人民日報》連續3天發文闡釋〔EB/OL〕.（2014-08-0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808/c1001-25432856.html.

〔2〕〔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4，548，277.

（責任編輯：張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