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同惰性：集體行動困境分析的新視角

鹿斌　金太軍

〔摘要〕 集體行動作為“人類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解決共同的難題的基本措施之一。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中來看，集體行動并不必然獲得成功，失敗和困境反而成為常態。諸多關于集體行動的理論研究，往往醉心于某個單一角度或是微觀層面上的分析，割裂了要素之間的結構邏輯。因此，這就需要形成一種更為宏觀和系統的理論框架，能夠涵蓋集體行動困境產生的多重因素。以協同惰性為重要內容的協同優勢理論以其多元而開放的題域，從目標、權力、信任、成員結構和領導力五個維度構筑了集體行動困境分析的主體結構，不僅為理論發展開辟了新的渠道，也為揭示我國當下的協同治理困境提供了更為可靠的理論工具。

〔關鍵詞〕 協同惰性；協同優勢；集體行動；協同治理

〔中圖分類號〕D523-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4-0072-07

人類對各種事務的追求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形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世界，始終存在著潛在的不穩定性，沖突與合作也始終伴隨其中。為了獲得一種穩定性，實現個人或各方的利益，建構起必要的集體行動，允許各方參與力量的共同行為和行動，就成為每一個社會必須予以解決的中心性問題。但集體行動并非是自發形成的，也并不必然獲得成功，從經驗論的角度來看，失敗往往是普遍的、正常的，集體行動困境似乎是一個永遠無法消除的問題。因此，破解集體行動困境，促進社會共同行動現在是，將來仍然是理論探究的重要主題。

一、集體行動理論研究回顧

基于集體行動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對該理論的研究早已是傳統政治學研究的經典題域，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城邦正義秩序關懷，還是霍布斯的利維坦式的設計，都是在對集體行動理論進行最初的探索。只不過這種探索并不是系統地、自覺地追溯其知識的源頭，而是為了政治統治的延續。從真正意義上的理論起源來看，集體行動知識積累應當是近現代社會共同行動的需要。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階級斗爭理論的創始者，對集體行動理論進行了早期探究。他們的分析重點不在于個人選擇集體行動的原因，而是把集體行動作為社會階級結構和暴力革命發展過程中的歷史選擇結果?！按蠊I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們聚集在一個地方。競爭使他們的利益分裂。但是維護工資這一對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們在一個共同的思想下聯合起來。因此，同盟總是具有雙重目的：消滅工人之間的競爭，以便同心協力地同資本家競爭”?！?〕而這種集體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為了維護工資，但后來，隨著聯盟的擴大和階級意識的增強，逐漸從物質爭奪擴展到政治訴求，反抗壓迫、奪取政權已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從嚴格意義上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初衷在于探求無產者的聯合斗爭，具有明顯的單純性、階級性和斗爭性，而無意于具有普遍意義的集體行動。對這一行為作出最經典表述和深刻探討的非奧爾森（Mancur Olson）及其集體行動理論莫屬。他提出了個人理性支配下的參與行為并不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則，因為“搭便車”行為和個人影響的微弱使得成本遠高于收益?！?〕因此，理性的個人只會侵蝕集體利益而不會去增加或創造，這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導致集體行動的困境。但他也指出，“選擇性的激勵”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會激發成員的行動潛力，驅使潛在集團中的理性個體采取有利于集團的行動?！?〕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在奧爾森有關集體行動理論的研究上做了進一步的發展，面對所謂的“公共池塘資源”，她提出了公共事務治理的第三條路徑，即自主治理理論。而這種自治型的集體行動并不會自覺地成功，需要各種公共制度作為支持。并強調制度建構和選擇并非是一成不變的，應當根據環境的演進做出分析和調整，而這種制度變更并不是機械的計算過程，應是把制度選擇視為對不確定的收益和成本進行有依據的評估過程?！?〕但奧斯特羅姆對集體行動理論的探索存在明顯的弊端，即側重于小型社區或地域內的自治組織探討，而在較大規模的組織或地域內是否擁有良好的自治行為？這種制度設計或演變分析是否適用于規模較大的集體組織中？這些問題都沒有給予明確的回應。

與以前的理論家重點探討集體行動為何產生的問題不同，以麥卡錫（John McCarthy）和扎爾德（Mayer Zald）為代表的資源動員理論研究的重點在于集體行動者可利用的手段，即集體行動的具體運作。他們認為，社會運動的增多并不是社會矛盾加大或者社會上人們所具有的相對剝奪感或怨恨感增加，而是社會上可供社會運動發起者和參與者利用的資源大大增加了，社會運動是人們對資源動員理性選擇的結果?！?〕其理論核心主要集中于三個問題上，即成本—收益模型、資源動員和個體行為者。顯然，資源動員理論對集體行動分析的邏輯其實十分單一，即資源具有決定作用，擁有資源，集體行動易于產生，相反則陷入困境。該理論雖然擴展了集體行動研究的運作性，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資源決定論”的窠臼，為集體行動的起源尋找結構性的解釋帶來困惑。與以美英學者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學派迥然不同，法蘭西學派在研究集體行動的基本觀念、觀察視角、研究路徑上獨樹一幟?？肆_齊耶（Michel Crozier）和費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認為，“集體行動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社會建構”?！?〕單純的探究集體行動本身并不具有現實的形態，其在實踐中往往是與組織相結合的。因此，集體行動和組織是互補的，它們是同一問題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組織目的在于解決集體行動的諸多問題，同時，也為集體行動實踐提供了持久的條件與力量?！?〕但通過組織而形成的集體行動在實踐上一方面意味著合作，另一方面卻往往產生沖突。尤其當個人與集體利益沖突時，會產生強烈的離心力，使組織變得松散無力，甚至最終解體。

可見，從總體上來看，以上這些理論要么是探究集體行動產生的根源、基本條件，要么是從某一個角度對集體行動進行探究，如階級、利益、制度、資源、組織等等。不可否認，以某一角度進行研究能夠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逐步打開集體行動行為出現和發展的神秘面紗。但在集體行動不斷發展和實踐的當下，我們長期以來所追求的集體行為選擇似乎始終都沒有獲得多大的成功，集體行為失敗往往遠甚于集體行動成功，由此而產生的“負能量”深刻地侵蝕著本就脆弱的社會肌體。因此，我們有必要探究這種失敗背后所蘊含的誘致性因素。從這個角度出發，以上集體行動理論關于集體行動困境的探究顯然過于簡單，作為一種復雜的行為選擇，集體行動困境的產生應當存在著諸多因素，某一角度的分析多少都有些以偏概全之嫌。因此，這就需要形成一種更為宏觀和系統的理論框架，能夠涵蓋集體行動困境產生的多重因素。以協同惰性為重要內容的協同優勢理論在過去這些集體行動理論之后蓬勃興起，以其開放性、整體性、多元性的理論特征，成為揭示集體行動困境的重要工具。

二、協同惰性——基于協同優勢理論的分析視角

眾所周知，集體行動并非是自然產生的，而是一種隨著人類社會發展需要而逐漸形成的行為選擇。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集體行動也并非是一成不變的，經歷了從“群體行為—革命行為—社會運動—協同行為”的演變歷程。當下，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公共事務激增的時代特點，“任何一個行動者，不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都沒有解決復雜多樣、不斷變動的問題所需要的所有知識和信息；沒有一個行動者有足夠的能力有效地利用所需的工具；沒有一個行動者有充分的行動潛力單獨地主導一個特定的政府管理模式”?！?〕因此，作為集體行動現代發展的最重要形式——協同行為，就成為理論關注的前沿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面對多元化的消費需求、細致化的全球分工和復雜性的經營環境，公司或企業越來越發現自身的“單打獨斗”已經難以適應新的挑戰。除了將技術、人力、資金等傳統資源作為占據競爭優勢的手段之外，尋找優質的合作對象已經成為一個關鍵的戰略舉措。西方學者將其稱之為“協同優勢”（Collaborative Advantage）?！?〕后來經過諸多學者的共同研究，逐漸形成一個體系完整的理論內容，即協同優勢理論。其中，胡克斯漢姆（Huxham）經過長期研究，將該理論從商業領域引入到公共政策領域，成為研究集體行動的重要理論工具之一。

協同優勢理論認為，現代社會的公共事務逐漸趨于復雜性，這就必然使得問題的解決要超越個人的能力范圍，因而協同應是當下的普遍行為。協同各方達成某種創造性的結果時，便可以說是達成了“協同優勢”。這種創造性的結果可以是某種目標的實現，而這一目標是各參與方憑借一己之力所無法實現的?！?0〕所謂的協同優勢主要包括五個內容：過程效率（process efficiency）、供給靈活（offering flexibility）、交易協同（business synergy）、質量（quality）和創新（innovation）?！?1〕這既是其具體內容，也是其優勢所在。但該理論也明確指出，有大量的證據可以表明，協同優勢并非想像中的易于實現，反而在實踐中往往趨于失敗。胡克斯漢姆就曾指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如協同各方在目標、文化、組織結構、語言、權力、能力等方面存在重大差異?！?2〕于是，協同惰性（collaborative inertia）的概念便應運而生。協同惰性指的是協同行為的績效結果并不明顯或者績效結果的效率極其低下。正是協同優勢和協同惰性這兩個相反的概念，構成了協同優勢理論核心的邏輯論證。而從總體來看，協同優勢理論更側重于協同惰性的原因分析，其回答的關鍵問題即是如果獲取協同優勢是各方采取協同的初衷，那么為何得到的往往卻是協同惰性？產生協同惰性的原因有哪些？怎樣去克服惰性、尋找協同優勢？在研究中，很多因素被不斷提及，形成了一個“協同實踐的主題”空間（見圖1），而這一主題空間并非是封閉的、靜止的，而是開放的、動態的，隨著協同實踐的發展，新的主題內容會不斷補充進來，形成更為豐富而龐大的分析網絡。這些主題之間存在交集且每個主題都與協同過程的每個階段相關聯，而對協同惰性的分析就建立在這些主題之上。

從有關協同優勢理論的現有文獻來看，對于這些主題的研究雖然都或多或少有些涉及，但主要集中于以下五點，即目標、權力、信任、成員結構和領導力。本文也著重介紹這五點內容，以期深入分析協同惰性行為，尋找集體行動困境分析的新視角。

1.目標。協同優勢理論首先認為，清晰的“共同意識”是行動者進行協同行為的起點。這種“共同意識”在實踐中即表現為一致同意的目標。但該理論也隨之承認，在實踐中，由于摻雜著組織的和個人的因素，就目標達成共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為了說明協同行為目標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胡克斯漢姆和旺恩（Vangen）從所有者、來源、真實性、相關性、內容、透明度等六個維度對協同目標進行了分類（見表1）。

該分類方法首先指出的即是“誰的目標”的問題，從實踐來看，目標主要存在三個所有者，即協同團體、組織和個人。協同團體的目的在于實現集體行動，獲得協同優勢，組織的目的在于通過積極參與以發揮功能、提高責任，而個人的目的則更為直接，即獲取更大的自我利益。除了參與者的目標能夠影響協同目標之外，外部利益相關者同樣也能施加影響，甚至會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協同行為實現，這就涉及目標來源的分類。如政府和市場的壓力經常能夠影響和形塑協同行為?！?4〕至于其他四個維度的目標分類，都是在前兩種分類的基礎上、在具體的操作和交互過程中出現的目標類型，它們或積極或消極地對整體協同目標產生影響。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目標類型在具體的協同實踐中并非是單獨出現的，任何一個協同行為的發生都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目標，它們之間往往不是相互妥協而是沖突與斗爭，協同各方要想就某些目標達成真正的共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正是這些目標間的相互負作用成為造成協同惰性的主要原因。

2.權力。人們一般認為，在協同行為中，權力即是金錢，不能控制財力資源就會自動被剝奪權力。但協同優勢理論認為，協同中的權力應當是能夠對協商行為和實施方式產生一定影響的力量，因而提出了“權力點”（points of power）的概念，并認為這是構成協同權力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5〕權力點通常產生于協同行為的微觀層面，并且不容易被參與者所清晰認知。在協同行為中，能夠決定參與者進入或退出的一方就掌握權力，處在一個“權力點”中，而能夠對利益分配機制產生影響的一方也掌握權力，處在另一個“權力點”中。隨著協同行為的開展，這種類似的權力點發生的頻率會非常高，而且始終處于轉移和變動之中。從一個“權力點”到另一個“權力點”的不斷變化，即是各參與方分工合作、共同行動的過程，構成協同行為的整個實施過程。而協同惰性的出現，往往是由于“權力點”失去動態性，某一個參與主體始終掌握權力，占據“權力點”，從而擠壓其他參與者的權力點位，使其喪失發揮功能、突出作用的機會，從而導致協同過程的“一家獨大”，甚至陷入命令—服從模式的窠臼。

3.信任。任何組織內部及跨組織協同時，都會將關注點投到信任這個話題上來。不論是研究者還是實踐者都認為，信任是協同行為成功產生的前提條件?！?6〕但在實踐中，信任存在于參與者中往往只是美好的設想，懷疑或猜忌才是行為選擇中的常態?！?7〕信任難以建立主要由三個因素造成，一是因為各參與主體政治訴求的核心在于對權力和控制的追逐，而這很可能會破壞參與者間的信任?！?8〕二是即使存在信任，那么與此緊密相連的一個結果也是“風險”。換句話說，選擇信任另外一方意味著冒一定的風險。每當實際的結果與預判不吻合的時候，各方之間的信任度便隨之下降，同時下降的還有對風險的承受程度。三是信任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時間，但協同過程可能是短暫的、臨時的，協同關系也是動態的、開放的，協同成員、協同結構、協同目標、協同過程等都可能發生變化，因而沒有充裕的時間形成可靠的信任關系。正是由于信任難以在協同實踐中真正建立，協同惰性的發生也就不可避免。同時，由于協同惰性的廣泛存在，容易使參與方對另一方產生消極態度，因而進一步鞏固這種不信任感。長此以往，不僅造成協同行動的失敗，更加降低整個社會的信任度和公共性。

4.成員結構。協同優勢理論認為，在協同行為中，成員關系表現為三個特征，即模糊性、復雜性和動態性?！?9〕所謂模糊性主要是指在具體的協同行動中，協同各方并不一定清楚相關參與者是誰、應當與誰協同等基本問題。因而在具體實施協同計劃中具有較為顯著的輕率性、盲目性。成員結構的模糊性可能是由多個原因造成的，比如角色定位差異，有的參與者認為自身是協同參與者，而他人可能認為其是協同輔助者甚至不是參與者，這就形成了角色沖突。與模糊性常常相伴的是成員結構在協同行為安排中所具有的復雜性。具體表現為一個組織直接參加了一個協同行為，但這個協同行為與其他協同行為之間又具有一定的相互關聯性，從而導致同樣的組織又間接地成為了同一個協同行為的參與方。而動態性主要是協同行為的成員結構常常會發生變化。其原因有三：一是政策因素經常對成員結構關系的重組、分裂和合并產生重大影響。不論是內部政策還是外部政策，都是通過影響協同行為的目的而使得成員發生加入或離開的選擇。二是個人變動改變成員關系。協同中的個人關系被認為是共同行動的基礎性條件，因此，即使很簡單的個人角色或地位發生變化，都會很明顯的反映在具體協同行為中。三是協同目標的完成，引入新的議題，從而對參與方提出新的要求（見圖2）?！?0〕成員關系的模糊性、復雜性和動態性是造成協同組織或行為脆弱的重要因素，也成為協同惰性廣泛存在的根源之一。

5.領導力。協同行為追求參與各方之間的平等協商、公平合作，但這種平等和公平并非是絕對的，相對差異和不平等處處存在。因此，領導力是協同行為中的重要條件。協同優勢理論認為，領導力不僅僅指某個資深的高管或者杰出的公共人物，也是促使協同產生切實成果的機制，與協同政策與行為議題的形成與執行密切相關。協同優勢中的領導力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量〔21〕，一是媒介（media），包括結構、過程和參與者三個組成部分。結構即是保證每個組織或個人都能夠平等、自由的參與政策議題，而不排斥任何一方；過程即是參與協同的渠道要趨于多元化。二是領導活動（leadership activities），即參與者能夠對協同行為的結果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該理論認為，在理想中，領導活動基于協同精神的指導，應當形成吸納合適的新參與方（embracing）、授權各方積極參與（empowering）、將所有參與方納入協同過程并給予支持（involving）、鼓勵參與方實現協同目標（mobilizing）四種行為?！?2〕但在現實中，領導活動往往被多種因素所阻礙而傾向于“協同謀殺”（collaborative thuggery），一方面是通過操控協同議程，將某種意見強加給各參與方，或通過私下交易影響協同進程；另一方面是玩弄政治手段，如調查各參與方之間的政治利益糾葛；在不肯合作的參與方之間斡旋；想方設法將不值得爭取的組織排除在外等?！?3〕

從群體行為、革命行為、社會運動到協同行為的演進，不僅是集體行動實踐形式的進步，同時也需要理論的更新與升華。協同優勢理論的出現是集體行動理論適應時代變遷的新發展，它以創造性的概念運用，對當下協同行為的產生和發展進行了深入解讀，同時也突破了過去集體行動理論單一分析角度的局限性，通過協同實踐主題的建構，增強了理論視角的開放性、多元性、全面性和整體性，從而在具體的理論應用中展現出獨特的價值意蘊。

1.基礎價值：探究集體行動困境的新視角。集體行動是人類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解決復雜性問題的有效措施。但一個共識是：集體行動并不簡單，失敗往往更甚于成功。因此，任何一個集體行動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即是探究集體行動困境的原因。奧爾森提出了個人理性是困境形成的重要因素，從而奠定了集體行動研究的理性假設；奧斯特羅姆、麥卡錫以及法蘭西學派的學者在理性假設的基礎上，更具體而深入地尋找出集體行動困境的制度、資源和組織要素。相比于這些研究，協同優勢理論提出了創新性的協同惰性概念，并通過建構起多元的協同實踐主題，為惰性分析提供更為系統而豐富的內容，從一個更為廣泛而多元的角度揭示集體行動困境。同時，這一理論的包容性和動態性，又使其處于不斷的發展和擴展之中，從而更好地將理論內容與實踐發展相結合，以成為分析協同行為發展的基礎理論。

2.導向價值：實踐層面的行為認知。協同優勢理論的產生是以胡克斯漢姆為代表的諸多學者，系統地收集了有關協同工作的豐富數據，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不論是協同優勢、協同惰性、權力點等概念的提出，還是協同實踐的主題框架的搭建，對于研究當下的協同行為更具針對性和契合性。同時，該理論從消極行為認知出發，明確承認協同惰性的廣泛存在，而且認為失敗往往更甚于成功。從而著重研究協同惰性的產生和發展，并隨著實踐行為的變遷，不斷更新分析主題的深度和廣度。其目的不僅在于清晰認識協同惰性現象，更意圖通過原因分析推出理想的、成功的協同行為標準。這一研究邏輯可以簡化為，從“不該怎么做”實現“該怎么做”的思考。

3.核心價值：公共性的彰顯。協同行為作為集體行動的當代發展，其目的不僅局限于追求共同利益的功利主義層面，更為彰顯后現代社會公共性理念和價值的擴展。協同優勢理論通過對協同惰性的多維分析，在目標、權力、信任、成員關系和領導力上所存在的差異和失敗，歸根結底都是由于缺乏公共性所致。這是后現代社會中理性個人做出理性行為之后，最容易忽視的核心要素，也是造成集體行動失效最為隱蔽而深刻的原因。由此，該理論得出，公共性的獲取是無法由個人或組織自發而形成的，需要借助一定的社會實踐作為載體。雖然，他們沒有指出具體的實踐形式或手段，但簡·斯泰爾斯（Jan Stiles）提出了需要建構一種制度作為解決未來協同問題的重要論斷?！?4〕從而間接地指出，克服協同惰性，需要制度建構予以支撐。因為制度是公共理性的文本化，是共識和一致同意的規范性說明，而制度建構過程中所強調的參與、信任、權力等內容，更是對公共性價值追求的具體表現。

三、協同惰性視角的中國思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逐漸崛起的社會呈現出多元性的特征，主要表現在多元需求、多元利益和多元價值的碰撞與融合。面對這種多元性的趨勢，政府傳統的、壟斷性的治理模式顯然難以滿足當下的新情況、新挑戰。因而，探索一條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以滿足社會高水平、多元性的服務需求，就變得更加緊迫而重要。協同治理模式的出現對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緩解公共事務矛盾、促進社會參與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為協同治理能夠產生某種創造性的結果，而這一結果是各參與方憑借一己之力所無法實現的。在有些時候，協同實現的目標已經超出了各參與方組織目標的層面，而是達到了更高的社會層面?！?5〕因此，在我國，自從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開始，歷次黨和政府的重要會議無不將構建完善的協同治理模式當作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梢哉f，協同治理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公共事務管理體制機制創新的必然趨勢。

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實踐，我國協同治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公共服務范圍逐漸擴大、公共服務均等化初步構建、參與主體趨于多元、多維關系網絡逐步延伸等。但是正如協同優勢理論所指出的，協同優勢并非是理所當然存在的，而協同惰性的確是廣泛而真實的發生。以協同優勢理論為基礎，以協同惰性為視角，能夠更加具體、系統、深刻地認識我國當前的協同惰性所在。在目標上，由于黨委、地方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和公民個人共同構成協同治理的多元主體，因此，每個參與主體所承載的利益目標復雜而交疊地存在于整體的目標系統之中。雖然協同優勢理論從六個維度對目標進行了劃分，以闡明其復雜性，但實際的復雜程度卻遠遠超出理論的假設。在權力上，根據“權力點”的概念，協同惰性的產生主要是由于參與一方占據了“權力點”，擠壓了其他主體的權力點位。這在我國主要表現在地方政府對協同治理過程的壟斷。雖然治理模式早已由“全能式”轉變為“合作式”、“人治”轉變為“法治”、單一轉變為多元，但傳統治理模式并未完全消除，地方政府以其在資源、話語權、政治權威上的優勢地位，依然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著壟斷的姿態，迫使協同治理出現異化。在信任上，就整體環境而言，現階段是一個道德模糊的時代，給我們提供了以前從未享受過的選擇自由，同時也把我們拋入了一種以前從未如此令人煩惱的不確定狀態。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缺失，即使是我們可以信賴的權威都被提出質疑，似乎沒有一種權威強大到能夠為我們提供所追求的信任?！?6〕這種不信任破壞合作，使得在多元行動者之間的協同行為遭受失敗。在成員結構上，我國現階段的協同治理過程也顯著地具備協同惰性分析中模糊性、復雜性和動態性的特征。如地方政府的諸多公共服務項目不知與誰合作、也不知怎樣合作，表現為結構的模糊性；而社會參與主體往往參與多個類似的項目過程，以擴大自身的影響力，但陷入復雜性困境；很多項目都是臨時的、有限的，參與者各方具備強烈的動態性，造成整個協同過程的不穩定。在領導力上，依據該理論研究，協同的結構、過程和參與者都是造成協同惰性的重要因素。在我國，協同惰性的領導力問題同樣存在。協同結構的排他性、協同渠道的單一性、參與者的個人理性都制約著協同行為的選擇。至于領導活動中的協同精神和“協同謀殺”，由于參與者個人或組織在合作理念、契約精神上還存在提升的空間，因而領導活動往往傾向于后者。

從協同惰性的五個要點分析，我國協同治理中依然存在著諸多弊端。為克服這些弊端、消除協同惰性，就需要積極尋找協同優勢，發揮這一行為模式的真正價值。正如胡克斯漢姆和斯泰爾斯等學者所言，協同優勢理論以行為人為中心，需要以制度建構的方法予以支撐。因為制度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的共識和一致同意，其“在社會中具有更為基礎性的作用，他們是決定長期經濟績效的根本因素”?！?7〕根據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精神，依法治國需要系統的、全面的法律建設和制度建構，以規范應對挑戰、以剛性約束靈活、以穩定適應多元、以有序實現和諧。作為公共事務治理的新趨勢和集體行動的新發展，協同治理需要在制度建構和完善的基礎上有效克服協同惰性的弊端，以期實現協同價值的真正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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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Huxham， Chris. Pursuing Collabora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1993，44（6）： 599-611.

〔26〕〔英〕齊格蒙特·鮑曼.后現代倫理學〔M〕.張成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38.

〔27〕〔美〕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杭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47.

（責任編輯：周中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