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角度的文藝復興史

■文/范先鋆

文本角度的文藝復興史

■文/范先鋆

在古希臘的時代，人們尚未有真假、美丑、善惡的二元對立的觀念，古希臘的酒神精神認為人的原欲是自然之物，是符合自然的，并不試圖對其做出真假善惡的價值評判。而到了中世紀，在基督教倫理道德的影響下，人們接受了一套二元對立的價值標準體系，產生了非善即惡、非黑即白的觀念。特別是在禁欲主義的影響下，中世紀的人們認為人生而有罪，靈與肉絕然對立，人類的原欲與上帝的神性絕然對立，人欲遭到壓制。此外，教會為在精神領域樹立起了信仰的絕對權威，理性匍匐在信仰的腳下，不僅理性本身受到壓制，用理性去理解信仰也受到排斥。在中世紀，原欲、理性等人性中的絕大部分都被否定了，人性遭到了全面壓制，從人性的角度出發，黑暗的千年或許不是夸大其詞。當然，也就是在這般的黑暗當中蘊含著人性的曙光。

到了13世紀后期，最后一波游牧民族入侵結束，大規模的災荒、瘟疫已經過去，歐洲的生產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城市重新興起，商業開始繁榮，整個歐洲社會出現來了新的變革。兵荒馬亂的日子已經過去，人們對世界的不安全感、對未來的恐懼緩慢地散去。人們從基督教的庇護下重新走了出來，吃膩了教會所提供的精神面包，逐漸開始用新的目光審視這個世界。同時，教會墮落腐化，它的虛偽與邪惡敗壞了基督的榮光，從相同的方向上動搖了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根基。

中世紀教會在思想領域的權威使理性長期屈服于信仰，但是理性之光并沒有在中世紀完全熄滅。首先，理性是自古希臘以來就存在于歐洲的文化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其次，基督教本身就存在著的理性的因素。盡管中世紀神學、經院哲學是為上帝服務的，是為信仰服務的，但是理論的推理、演繹無法放棄理性與邏輯思維的形式；教士布道時，為使聽眾信服，也必須使用理性的語言；最根本的是，基督教的教義以及由其提供的宗教倫理也并不完全是信仰的體系，理性在其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上帝也是理性的化身。與基督教把人類命運的支配權交給上帝不同，新時代的第一位詩人但丁在《神曲》中把這種權力交還給了人自身。他作為一個人，第一次從神的牢籠中探出了半個軀體，他認為“酒神精神”可以在人自身的美德與知識的理性（維吉爾）當中，在內心的懺悔中得到支配和升華，呼吁為人性取得存在的一席之地。

在伊甸園中，夏娃經受不住蛇的誘惑，與亞當一起偷吃了禁果，從此，女性被視為邪惡的象征，兩性的歡愛也被視為邪惡。兩性結合中的愛情以及情欲都遭到了否定，只有在延續后代的意義上才能得到肯定。而且，中世紀的兩性結合只婚姻大多成為了家族交易，其中沒有感情的因素存在。但是，愛情是人類情感中的一種，與人類本能一樣，是不可能完全抑制的。道德枷鎖與人性的沖突，一開始只能隱秘地存在于個體的內心體驗之中，到了后期，這種沖突逐漸于公開層面上進行討論。但丁在其作品《神曲》中，為人性提供了存在的地盤。他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觸摸人性、穿透人性，以圖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從他對貝亞德里奇年少的人性之愛到《神曲》中貝亞德里奇所代表的基督教中的博愛?！渡袂酚兄鴿夂竦纳駥W和宗教色彩，但同時其中閃爍著人性的光輝。但丁站在神性的高度來呼喚人性的復蘇，由此開啟了一個時代。

隨但丁接踵而來的“桂冠詩人”彼得拉克的“我愛勞拉的靈魂，也愛勞拉的肉體”從但丁的人文主義方向再次邁出了一大步。在彼得拉克這里，靈與肉的絕對對立的界限已經逐漸模糊了，兩者可同時存在于愛情之中，兩者也是完善、完整的愛情應該都具備的。

在尖銳沖突中成長起來的新事物往往有走向極端的內在傾向。在早期的人文主義還沐浴在神性的光輝之下，但到了與彼得拉克同期的薄伽丘這兒，人文主義上籠罩著的神性面紗被他大膽地掀除。薄伽丘直呼自然人欲的天然合理性。他反對那些貌似崇高的東西，反對教會對自然人欲的精神壓迫，反對教會分裂人的靈與肉，要求解除神對人的枷鎖，結束基督教異化的狀態。他以世俗的目光去觀察世界，反對來世的夢幻天國，追求現世的美好幸福。人性與神性的力量對比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歷史似乎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文藝復興時期及以后的“縱欲”由薄伽丘始。

在薄伽丘兩百年后法國作家拉伯雷創作了《巨人傳》，它描述了三代巨人的離奇生活，從中表達了對自然人欲的肯定，對男女兩性愛情的肯定。他認為在人智（理性）的指引下，人可以完善自身、追尋完美向善的生活，達到一種有生命力的、和諧的、完善的高境界。拉伯雷特別強調了理性，他將自然人欲之外的人的理性被拔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人性中的理性應該高于原欲。由此，人文主義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的新的擴充。

自文藝復興時代但丁的神性與人性共浴光輝始，至于薄伽丘的縱欲，在至于拉伯雷的人性的頌揚和上帝的缺位，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一條主線：自人性的復蘇和張揚以來，神性已經逐漸衰微。他們的作品中可大致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生活狀態。在這幾百年期間，農業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從而有部分人從農業部門溢出，從事手工業勞作，商業也因此而有了很大的發展。經濟結構改變了，社會結構相應改變：市民、城市工人、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群體逐漸壯大，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由此發生了較大的改變。物質財富的增加促進了資本的積累，新大陸的發現以及對其他舊大陸的殖民擴張打開了更為廣闊的市場，刺激了資本擴張。與資本擴張相應的是人內心貪欲的擴張。神性對于人性的枷鎖一旦打開，人性如奔涌的浪潮不可阻擋。人們順從內心對財富的貪欲、對性愛的索求，醉心于此岸世界的肉體物質享受，對傳統中世紀的精神追求不屑一顧，由此，上帝的光芒逐漸衰微。

到了蒙田這一代人，人文主義者開始對人文主義的發展進行反思。面對現實的物質洪流，他們意識到了上帝的缺位，意識到在對人智與自然原欲的肯定的基礎上，呼喚上帝的復歸的必要性。他們認為人應該更為博愛，更為理智，更具有道德責任感，人性也只有具有了神性的光輝，才能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到了16世紀末期的塞萬提斯以及他創作的《堂吉訶德》中，堂吉訶德一心追求的“騎士道盛世”所引發出的滑稽成為了所有人的笑柄。塞萬提斯以一個虛構人物的諷刺視角觀察堂吉訶德才能毫無違和地引出堂吉訶德的故事，可見于當時，騎士精神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人們已經沒有了中世紀的對于崇高理念的追求。在深層意義上，堂吉訶德是充滿憂患的，滿懷基督之博愛精神的悲劇英雄，他身上的悲劇色彩與小人物卑微的喜劇色彩相映成趣，凸顯了作者對現時的深刻的憂慮。塞萬提斯認為，人有了精神的追求、信仰的追求才能一個更為完善的人，更為人道的人。

與塞萬提斯同一時代的莎士比亞也繼承了自文藝復興始呼吁人性復蘇的傳統，他的早期作品洋溢著生命的蓬勃氣息，涌動著友情和愛情的暖流；一系列溫柔、美麗、善良、機智、熱情、高雅等不同性格側面的婦女形象向世人呈現以往似乎只可深藏卻又真切的，極其豐富多彩的愛情感受，人性充滿了光輝。莎士比亞認為，愛情之美，人性之美，已可達到美學的高度。但他依然用審慎冷靜的目光去對待人性。早期歷史劇當中充斥著的陰謀、野心、貪婪阻礙了人性光輝的勝利，這表明莎士比亞明顯地察覺到人性中的愛與罪并存。而莎士比亞中期的悲劇作品憂郁、深沉，一改早期作品的浪漫、詩意、夢幻。哈姆萊特所處的世界就是詩人所處的世界，哈姆萊特的思考就是詩人對這個世界的思考。哈姆萊特處于一個變化的世界當中，自從他的父王死后，野心家克勞狄斯篡位，他的母親因為愛欲的勾引在他父親尸骨未寒便下嫁新王，他深刻地體驗到人性光輝的慘淡，這個世界的美德、信仰已經為人性的丑惡所扭曲，絕對的價值體系崩塌了。哈姆萊特在迷茫中延宕，在尋找人生價值，尋找生活的絕對標準中不斷掙扎。他是人文主義理想幻滅后痛苦迷茫的人們的縮影，似乎也是20世紀迷茫痛苦、孤獨虛無那一代人的生活寫照。而哈姆萊特最后的悲劇結局耐人尋味，它似乎暗示了古典的、有精神追求、善于思考的人的悲劇終結。在那個工商精神蓬勃發展的幾百年中，人性對神性的壓制導致了人性的泛濫，特別是人性原欲的泛濫，文藝復興時期朝著中世紀相反的方向走得太遠了，以至于向另外一個極端發展。莎士比亞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呼喚神性的復蘇，在他看來，最初基督教精神中的善良，真誠、勇敢、博愛應成為人性中的最為重要的那些部分，神性是完善的人性的一部分。只有“神性”才能引導人們正視人性當中的愛與罪，給以它們以一個合適的位置。也只有“神性”能夠給予世人一個真善美的標準，在迷茫的、慘淡的世界中給以人們方向。

至于莎士比亞，文藝復興歸于一個段落，再往后是自然科學的時代、理性的時代、工業革命的時代。下一個時代是由文藝復興開辟的，世俗主義占據了上風，莎士比亞對于上帝復歸的期盼終究是落空了，他無法阻止歷史的腳步。人性獲得了勝利，神性無可避免的日復一日地衰微了。

而縱觀文藝復興運動，其先聲但丁“從神圣觀照世俗”，莎士比亞則“從世俗觀照神圣”，前后呼應，貫穿始終，隱隱預示了未來。

（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