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陳云：懂了白菜，就懂了民心

陳偉力+陳元+陳偉華+陳偉蘭+陳方

做好人，讀好書“做好人，讀好書”，這是父親生前對我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也是他對我們最樸實的要求和愿望，雖然只有短短六個字，卻浸透了父親對兒女們最深沉的愛。

從小到大，父親都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父親教育我們要“做好人”，首先是要做好普通人，不能以高干子弟自居。他跟我們說：“你們若是在外面表現不好，那就是我的問題了?！?/p>

偉力（長女，1942年出生）開始上小學時，父親很嚴肅地把偉力叫到辦公室談話：“你就要上學了，學校里有很多同學，而且這些同學來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樣，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窮苦。你到這個環境以后，絕對不許提父親是誰，更不能覺得自己比別人優越，你沒有什么可以驕傲的本錢，你是你，我是我?！北M管偉力那時并不太清楚父親的特殊身份，對父親的話也還不能完全理解，但偉力一直記在心上，并努力按父親說的去做。

1968年，21歲的偉華（二女兒，1947年出生）高中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懷柔山區當老師。去的時候，父親特意囑咐偉華，到農村不要穿皮鞋，因為農民的生活都很艱苦。偉華第一次遠離家，在那邊人生地不熟，經常會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偉華也沒向學校請假，就走了幾十里山路，冒雨趕回家。沒想到父親嚴肅批評了偉華，說孩子們的功課缺不得，讓偉華在那兒安心教好書、育好人，在農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績。偉華聽了父親的話，第二天一大早就趕回了學校。

雖然父親對我們要求十分嚴格，但和天底下所有的父親一樣，他也疼愛每一個孩子。在我們的記憶中，他遇事總是給我們講道理，講究以理服人，從不訓斥我們，更不要說因為誰學習不好、誰淘氣打誰兩下了。父親還會經常關心我們生活中的一些“瑣事”，特別是1969 年母親被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后，父親又當爹又當媽，對我們關心得非常細致周到。

記得偉力生小孩的時候，父親專門讓初中畢業后的陳方（幼子，1959年出生）留在家里幫著照顧偉力，并交代家人把房間的窗戶糊上，以免偉力受風，還特地請秘書回去問他愛人如何坐月子和帶孩子。不論是嚴是慈，父親對我們都愛得那么深沉，他對我們的愛不是掛在嘴邊，而是裝在心里，流露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

父親自幼家境貧寒，讀完高等小學后就被迫輟學，外出謀生，但他一生酷愛學習，對我們的學習也抓得特別緊。陳元（長子，1945年出生）從小愛看《參考消息》的習慣，就是父親引導和培養出來的。當時陳元還在上小學，開始只是很好奇地翻翻。坐在一旁的父親看在眼里，沒說任何話，只是投來贊許的眼光。時間一長，父子倆形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父親下放江西“蹲點”期間，陳元去看他，每次看到父親在《參考消息》上畫出一些杠，或者圈一下標題，就知道這是父親提示讓自己注意看的內容。

父親非常注重學哲學。他曾經說過：“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彼€特別跟我們講，讀哲學是一個人一生最重要的學習過程，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夠做好事情。

記得偉蘭（三女兒，1949年出生）剛開始讀一些馬克思著作，感覺比較吃力，父親就讓偉蘭停下來，先讀《毛澤東選集》。后來有一天，父親又跟偉蘭說起這事，他說，學習就像扭秧歌，說著說著就從沙發上站起來扭起了秧歌。他說，你瞧，扭秧歌是往前走兩步，往后退一步，學習的過程也要進進退退、退退進進，只有這樣，才能夠把學習搞扎實，如果進得太快了，就不能真正學懂。

父親指導我們學哲學，不只是教給我們掌握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更是希望用他的信仰感染我們，用他的智慧引領我們。為了鼓勵家里人學哲學，父親將大家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家庭學習小組，母親及當時在北京的幾個孩子都被吸收進這個學習小組，兩個女婿和我們的四姨也被他“歡迎”了進來。

懂了白菜，就懂了民心

父親出身貧苦，年僅4歲就失去了父母雙親，小時在農村長大，后來進城到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做店員，這些經歷讓父親對人民群眾有很深的理解，也懷有很深的感情。這也是激發他后來投身革命的強大動力。父親經常告誡我們不能脫離群眾，工作中他也是時時處處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父親開始主抓財經工作。他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須安排在前”的方針，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樣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覺。他常說的兩句話就是：“民以食為天，食以糧為主。老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p>

在他眼中，大白菜也是政治問題。從那個年代生活過來的人，都不會忘記冬儲大白菜。當時，大白菜可是北方老百姓飯桌上的“當家菜”，燉、炒、熬、熘、涼拌、包餃子，大白菜都是絕對的主角。父親說，冬季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這兩種東西過冬，賣得太貴了他們會買不起，沒菜吃不行??！他就讓秘書告訴管理部門，大白菜的儲存、運輸等每一個環節都要搞好。

到了1982 年，已經77歲的父親還給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寫信，要求務必組織好大白菜的生產、流通和消費，避免冬季爛菜問題的出現。一直到他病重期間，父親依然關心著北方的大白菜。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許多人都因為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當時還在上大學的偉力也生了病。后來母親告訴父親，她從一本刊物上得知，得浮腫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質不夠，如果每人一天能補充二兩大豆的話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父親聽后，馬上給東北打電報調大豆進關。由于當時國內的大豆產量有限，父親就要求首先解決大中城市的供應問題。為了達到蛋白質的攝入標準，父親還想方設法解決必需的副食品供應問題。他算得很細，比如一個月有5 斤魚和肉，再加上主食和蔬菜，就能夠基本滿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質需要了。

那時短缺的不僅僅是食物，有一段時間市面上女同志的發卡都買不到。父親知道后說這怎么行？他要求撥出一部分鋼材解決這個問題，不然群眾要罵娘的。

發布票在當時也被嚴格管控，一年就幾尺布。1961 年，正在杭州開會的父親給商業部部長打電話，叮囑當年發給老百姓的布票絕對不能比上一年少。那個年代人們穿的都是棉襪子，不結實。父親聽說可以用尼龍絲織襪子，就給紡織工業部和外貿部打電話，說你們趕快研究尼龍絲，我們要解決老百姓穿襪子問題。他還給冶金部部長打電話，要他調質量好的鋼材給輕工部，用于生產質量好的針。

父親主持財經工作期間有一個習慣，就是逛市場。東安市場、東單菜市場、西單菜市場，他全都轉過。他也喜歡逛百貨商場，他說一看商品的檔次，一看貨全不全，就知道現在經濟發展得怎么樣。所以一有時間，父親就到市場去看看，詳細了解每天賣了多少斤糖，多少斤點心，回籠了多少貨幣。

我們住的北長街的那個雜貨鋪他也去看過，他跟我們講，別看小店只有5平米，老百姓卻離不開它，因為小孩的鉛筆、筆記本，還有橡皮、墨水、毛筆都在那兒買。父親進到店里時，就坐那兒看著老板怎么忙活生意。有個戴瓜皮帽的人總是拿著個水煙袋坐在后頭抽，他說這個人是在思考進什么貨，出什么貨，該給顧客準備點什么東西。

后來他把這個例子到處引用，說我們需要有這種戴瓜皮帽、拿水煙袋的人，能夠站在較遠的地方去看全局。父親就是這樣從日常生活角度去觀察和關心群眾生活，去思考國家經濟應該怎么管理。

父親還十分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并盡可能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20世紀80年代初，科協讓母親轉交給父親一封信，北京航空學院一位教師在信中反映中年知識分子生活、工作負擔重，工資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父親看了以后，覺得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開始進行調查研究，還從曾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偉力那兒了解情況。偉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單位分給她一間9平米的房子，沒有廚房，放一張床，一張桌子，就沒空間了，幾十塊錢的工資也是多年不變。

那時，父親又恰好收到全國政協關于知識分子政策落實問題調查組寫的報告，反映的也是這類問題。父親就直接致信中央常委，他說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搶救知識分子，搶救他們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后來，父親的那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們的贊成，信中的意見也被中央有關部門在工資改革中所采納。

要當就當“鐵紀委”

父親的一生，遭遇過許多波折。但無論身處何種環境，父親從不氣餒，也從沒有對黨的事業喪失信心。

1967年年初的一個深夜，一群造反派闖進了我們在北長街的家，不由分說就動手又抄又搶。當時只有偉華獨自在家，造反派沒抓到父親，就把偉華揪住審了一通，隨后在家里的地上和墻上到處涂上“打倒陳云”的大標語。知道來龍去脈后，父親哈哈大笑說 ：“沒關系，如果造反派來了，我跟他們評理，我不怕他們！”

偉華清楚地記得父親說這句話時的情形：老人家一邊說一邊甩起雙臂，做出走正步的樣子，意思是革命的路還要堅定地走下去。他后來對我們說，有一些老干部，本來身體不錯，就是“文革”中對于受批判沒有精神準備，對自己被打倒、靠邊站想不通，就郁悶，然后生病，病情惡化，結果病故了。他說，要想得開，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去生那個無謂的氣。在“文革”的那種狂熱狀態下，父親的鎮靜與自信也給了我們極大的精神支撐。

1969年，父親被迫離開北京下放到江西“蹲點”。第二年，偉蘭到江西照顧父親，感覺老人家精神非常振作。江西的居住和工作條件很差，當時按照周恩來總理指示，江西省一位負責同志把家里唯一一套暖氣拆下來給父親安裝上，但由于房子密封性不好，屋里的溫度仍然很低，一窩老鼠甚至在沙發底下安了家。

在那兩年多的時間里，除到化工廠“蹲點”和到附近工廠農村調查研究外，父親幾乎把剩余時間都用在了讀書上。他給自己制訂了一個讀書計劃，重新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資本論》《列寧選集》《斯大林文選》《毛澤東選集》等經典著作。父親對偉蘭說，你看我在這兒讀書思考，過得非常有意思。他竟然把下放變成了靜下心來學習思考的難得機會，似乎還很享受。

后來我們翻開父親讀過的這些書，清楚地看到他用鋼筆及其他不同顏色的筆在上面畫的大量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寫下的一些批注，當時父親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且身處逆境。父親的一生，總是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名位，對職務的升降變動看得很淡。雖然他很早就進入中央的領導核心，但他在各種場合從來不提這段歷史，也不讓別人提，以致很多人至今不了解這段歷史。

“文革”期間，父親跌入政治深谷，僅保留了中央委員的頭銜，他也是很淡定地看待，沒有任何怨言。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父親復出工作，他全力支持小平同志，處處維護小平同志的地位。由于其他領導同志兼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中央征求父親意見，看能不能讓兼職的同志在常委里往前排，父親不假思索就同意了，非常痛快。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父親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活躍之下人們思想上準備不足，黨內少數干部出現了一些違反黨紀國法的現象。有一天，父親正在看《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對文中批評的不請吃飯辦不成事，“四菜一湯生意平?！薄鞍瞬艘粶毎砸环健钡默F象非常反感，并用紅筆畫了出來，還叫偉蘭過去看一看，說這么搞下去絕對不行！ 1980年11月，父親嚴肅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父親下定決心堅決不當“老太婆紀委”，要當就當“鐵紀委”，要狠抓整頓黨風，嚴打經濟犯罪。

父親對反腐之所以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是源于他對黨的歷史的了解。他深知共產黨一步步成長起來，成為全國人民的領導和精神支柱，靠的是群眾的支持和信任。在他看來，離開了群眾的信任，那是不可思議、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覺得，共產黨一絲一毫的腐敗都不能有，要徹底地清除。在那些日子里，年近八旬的父親不顧年老體衰，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擊經濟犯罪上，每天都在思考著這件事。

反腐敗是要冒風險的，當時確實有領導同志遭到了腐敗分子的報復。父親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和家人面臨的危險。他特意讓秘書提醒我們，要注意安全，回家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在后頭有人可能會拿車撞你們，或者拿刀子捅你們。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是準備人家打黑槍，準備折子折孫的！”現在回想起來，父親當時的那股凜然之氣依然讓我們感到深深的震撼。

父親在晚年經常書寫一個條幅：“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蔽覀兠靼?，這是父親真實心跡的自然流露。在黨和國家的事業面前，他個人的榮辱、得失、安危實在算不了什么。也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夠經受住逆境、順境和險境的輪番考驗，做到失意時泰然、得意時淡然、臨危時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