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城市”視角下的大都市舊城區更新治理策略

周蜀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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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城市”視角下的大都市舊城區更新治理策略

周蜀秦

摘要當前中國大都市的舊城區在舊城更新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面臨著社會階層、產業結構與景觀空間的多重“二元化”困境，并隨著其全球化與后工業化程度的深化而越發凸顯，對大都市舊城區的更新治理提出了重要挑戰。本文引入彈性城市的視角，試圖從無邊界經濟催生中小企業網絡、激發本地化創新行為、城市景觀空間綠色化整飭、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重建以及文化多樣性的創意營造等方面提出彌合“二元化”格局的治理策略。

關鍵詞大都市；舊城區；二元化；彈性城市

一、大都市舊城區“二元化”景觀：全球與地方的雙重動力

在當前中國的城市體系中，以北上廣深以及南京、杭州等其他副省級城市為代表的中國一線及準一線大都市，在其舊城更新的過程中，均在不同程度或不同維度上面臨著“二元化”甚至“兩極化”的困境。無論是上海的“棚戶區”改造，還是深圳的“城中村”轉型，都是牽扯到社會階層、產業結構、空間類型、文化樣態等多維變量的系統性更新治理。這種舊城區“二元化”格局和困境，之所以會在這些大都市呈現的非常鮮明，從歷史的縱深視角來看，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的動力推送。

第一，工業化與服務業化是中國大城市都市化進程的雙重動力。與中小城市以工業化作為城市化主要動力不同，中國大城市的都市化進程同時疊加工業化與后工業化的產業推動力。工業化驅動都市化進程的必然結果，是不占有生產資料的城市新中產階層的興起。然而這種產業的集聚和新中產階層的興起，往往呈現在大都市的新產業空間(如開發區、科技園區)以及在此基礎上成長的新城區?！巴硕M三”、“總部經濟”、“商圈經濟”、“樓宇經濟”、“創意園區”等后工業化路徑成為舊城區都市更新的主要選擇。但是進入后工業社會后，特別是以服務經濟為主導力量的大都市中心城區及舊城區的產業轉型與升級，不僅使得都市產業工人的數量開始急劇下滑，白領階層內部的分化和差別日漸擴大，并且隨著城市國際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這種分化的趨勢還被大大加速。

第二，中國大都市地價房價的單線性快速攀升。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軸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房改與住宅市場化的啟動，由于舊城區集聚了大量的公教衛生等稀缺性公共服務資源與部門空間，中國大都市舊城區的地價房價始終成為最領漲的板塊，加之傳統單位空間(高校、政府、部隊、央企、科研院所等)的碎片化分割，無法實現整體規劃與開發，“樓王”與“城中村”新舊空間的二元化并存幾乎成為常態。與此同時，快速增長的房價和租金，對社區服務、社區文化以及社區商業逐步形成價格高壓，過高的成本成為阻礙基于社區層面的創新行為的最重要因素，直接導致社區商業及社區文化的碎片逐利化與低質流量化，從而帶來大都市舊城區社區生活品質與服務環境的整體惡化。

第三，中國大都市的國際化、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近十年來，在全球生產網絡與全球城市網絡的變動中，中國的一線及準一線大都市是最積極的力量，紛紛在往全球城市或者是全球節點城市邁進。然而，在諸如紐約和倫敦這樣的全球城市，其特殊功能是全球金融市場和跨國公司活動的“控制點”，因此它們即擁有一批高收入、國際化的員工從事復雜經濟活動，也有龐大的支撐性勞動力從事中、低端的服務，結果便引起這些城市內部嚴重的社會上和空間上的兩級分化。也就是說，全球化提高了城市的第三產業，尤其是生產者服務業的比例，而降低了第二產業的比例。生產者服務業的增加意味著高級經理階層人口的增加以及其收入的增加，與此同時，國內外低技術移民潮流涌入大城市的中心區，人口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他們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空間分布方面的鴻溝越來越大。

此外，薩森還發現國際投資引起的社會經濟變遷、財務和生產者服務業部門的擴大與制造業部門的沒落，在進一步加劇社會結構的極化，職業結構的變化對于人口的社會經濟構成產生了巨大沖擊。社會極化反映在勞工的收入與職業分配上，由于與專業和管理有關的先進服務及生產者服務業增加和工業部門的減少，伴隨著低工資工作的增加，如低技術的服務業、兼職工作與非正式部門，這兩種因素導致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同時激增。全球城市職業結構的變遷呈現出往極端化方向發展的趨勢：高科技的專業技術人員和高流動性、臨時性、低成本雇傭的數量均處于上升態勢。在亞太的全球城市網絡中，戴伯芬分析了中國臺北在全球化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議題——以全球化人口流動及都市勞動市場為例談社會極化與薪資不均。戴伯芬發現，由于全球精英外移(如臺商)，而都會底層或分散至外緣地區，或被藍領移民取代，臺北全球化的階級極化現象雖不如典型的全球城市嚴重，跨國經理人與外籍勞工的薪資的差異卻日益擴大。她認為，臺北的全球化導致了兩個城市階級的興起：一是“全球精英群體”的形成，包括海歸群體、臨時的外來專家群體，他們構建了一個金融流、商業流、技術流和文化流的全球網絡；二是一個全新的移民下層階級，由外來的合同工、外來新娘以及非法勞工等構成。

表1　亞太新興工業體全球城市的“二元化”比較

資料來源：戴伯芬：《從世界城市到全球化中的城市區域：東亞發展型國家的都市比較研究》，未發表論文。

隨著中國大都市越來越積極的嵌入全球生產網絡與全球城市網絡，紐約、倫敦乃至亞太區域的新加坡、首爾等全球城市內部的經濟社會“二元化”特征，不僅在中國大都市進行“蛛網擴散”，成為外部性的誘致變量。與此同時，在中國大都市空間治理的內在力量博弈過程中，始終表現“組織化”慣性與“市場化”力量的雙重擠壓與撕扯。新園區、新城區往往作為嵌入全球化的重要“節點”或“增長極”打造，以市場化力量為主導驅動成為全球化生產空間，并集聚大批的城市新興中產階層。但傳統意義上的科教文衛等稀缺的公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由于“組織化”慣性依然大多扎根在舊城區。這種雙重撕扯的結果，往往是舊城區在不斷推高房價與租金的同時，還越來越呈現出“擁擠不經濟”效應，不僅加劇“二元化”困境甚至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城市病”。

二、大都市舊城區更新的挑戰：產業結構·社會階層·景觀空間的“三重區隔”

1.產業體系發展不均衡，服務業雖然比重高，但呈現二元化結構。大都市舊城區在產業形態上，基本是沒有農業經濟的，工業比重也很低。除去高新技術產業園，產業空間以商業街區為主要表現，服務業經濟特征明顯，總體呈現出后工業經濟形態。然而當前服務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并沒有為舊城區催生出以“白領”為主要構成的社會結構，相反由于服務經濟本身出現的二元化特征，帶來區域社會結構的分化。商務樓宇中企業多數以辦事處為主，稅收貢獻不大。在金融業方面，往往受到新城區類似的金融集聚區的擠壓，金融衍生品市場缺乏，規模不大、缺乏集中的資金市場、布局比較分散、外資銀行偏少等導致銀行金融業功能不足。相較于新城區或新園區的金融主題功能區打造，舊城區的金融業發展往往受大型商業銀行主導，投資銀行、基金信托銀行和金融服務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不多，金融服務業以傳統的信貸業務為主，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業務比重很低。

所謂服務經濟的二元化特征，在舊城區最為直接的表現為，高級生產者服務業與低端生活性服務業大量并存，兩種類型的服務經濟從業人員比重都很大。尤其是在絕大多數大都市舊城區的核心商圈區域，除去各家大型高檔商業空間，基本上都嚴重缺乏能夠與大型高檔商業相呼應的品牌店、旗艦店、專業店，在都市商業空間體系的過渡與分布上，直接進入傳統社區商業業態。在社區服務業方面，舊城區由于老舊小區較多且城市更新速度較慢，缺乏連鎖化、品牌化、專業化的社區服務業，社區商業業態中以低端生活性服務業居多。家政服務、物業管理、房屋租賃、養老托幼、生活品配送等新型服務業業態較少，面向全體社區居民的社區服務網絡遠未形成，低技術服務人員與勞工成為社區商業的主要就業群體。因而，在舊城區尤其是在傳統的中央商圈區域，雖然服務業高度集聚，但是在服務業業態與空間內部形成高度二元化的割裂布局，同時低端生活性服務業中存在大量非正式經濟、非正式雇傭，在客觀上必然導致低端生活性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占整體服務業就業人員比重很高。

2.本地化的創新行為匱乏，區域創新體系的各類要素“碎片化”、“區隔化”。由于歷史的原因大都市舊城區往往集聚了大學、科研院所、央企等重要創新主體，但由于新校區、新園區的主題營造和專業服務，這些創新主體在舊城區的本地化、扎根化創新行為反而是相對匱乏的。目前舊城區的本地化、扎根化創新基本依賴于區域內的文化創意產業園，總體而言僅處于區域創新的起步階段，各類創新創業要素并未得到有效集聚，大多還處于散、亂、雜的分布格局。雖然近年來大學科技園發展迅速，并不斷有高?？蒲性核膭撔沦Y源入駐，但是與舊城區本地化缺乏有效功能互動，缺乏有效的創新機制，尚未形成有效互動下的區域創新體系。舊城區雖然高?？蒲性核瓤平藤Y源豐富，但絕大多數潛在的創新主體，目前還未實現從科教資源向創新資源的轉化，表現在知識創新能力大于技術創新能力，引進吸收能力勝于原創能力，外企創新能力高于本土企業創新能力，政府創新熱情高于企業創新熱情。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創新主體，政府存在越位缺位現象。除了企業資金和人才短缺之外，更重要的是缺乏有效的創新機制。

3.區域社會結構出現二元化趨勢，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難度大。舊城區服務經濟比重高，產業類型上表現兩極化，在社會空間上也呈現出二元化的特征。無論是在北京的大柵欄、上海的徐家匯，還是在南京的新街口，這些大都市舊城區服務業比重最高的商貿流通業區域，大型高檔商業百貨空間林立，同時大量傳統零售業態廣泛分布在各街巷、老小區。以南京市秦淮區大行宮區域為例，既有著全球化氣息濃厚的世界500強商業連鎖企業家樂福，也有著南京市中心規模最大的科巷農貿市場，與此同時在地鐵口、背街巷口，還存在著每天傍晚時分呈現的“黃昏市場”，整個區域內充斥著各種不同類型的非正式經濟。在分布的范圍與分布的數量上，傳統的、低端的生活性服務業在舊城區的聚集要遠超新城區。由于舊城區老居民小區分布眾多，往往大量低端生活性服務業從業人員群租的主要選擇，使得很多大都市舊城區雖然地處都市核心區，但區域內社會階層分布極為復雜，人員素質梯度差異很大，居民文明素質整體表現并不高。但是由于老居民小區、傳統街區是成片區分布，不可能實行大規模拆遷的城市更新，城市空間更新還處于“點穴”或“針灸”式更新階段，這些大量的傳統零售業態的空間相對陳舊，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的難度較大，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與更新滯后，復雜的人口構成導致社會問題突出。

4.城市空間改造滯后于產業發展進程，影響城市功能的轉型。傳統社區空間大量分布，居民類型也呈現混居化。由于老居民小區眾多，城市改造與更新的步伐緩慢，住區空間以及相應的交通配套等無法得以質的改善，對舊城區在公共環境衛生與公共設施甚至公共安全方面帶來較大的挑戰。在中國經濟整體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后，大都市舊城區產業功能進一步提升的更加迫切，但產業功能的提升與城市品質的改善息息相關，產業功能的提升將要求空間開發的深度化與交通組織的多元化，需要更加專業化的職能分工與服務配套。另外不同于新區的規劃建設起點高，舊城區在城市功能上往往缺乏現代城市公共空間。特別是在當前消費“購物-旅游休閑-文化娛樂”一體化的模式下，消費環境已日益左右消費者的情緒和傾向，公共空間也成為國際街區完善的重要基礎設施內容之一，以此標準，舊城區，特別表現在體現以人為本的綠化休憩空間缺乏、建筑空間與公共空間的各自獨立。

三、彈性彌合：彈性城市視角下的更新治理策略

“彈性”(resilience)概念于1970年代在生態學領域被提出，原指應對氣候變化和減緩自然災害時，“系統能夠較快恢復到原有狀態，并且保持系統結構和功能的能力”(Holling,1973)。隨著城市作為巨型系統在各種自然災害及人為干預中的脆弱性增加，彈性理論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滲入到城市研究領域及發展實踐中。彈性城市理論一方面強調城市對外來沖擊的預防和適應能力，另一方面也強調城市應對外部挑戰的學習轉化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所謂彈性城市(resilient city)，指城市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及物質環境等各個系統應對外部干預，吸收與化解壓力及變化，并仍舊保持其基本結構和功能的能力。(Alberti，2003；Wilbanks,etc., 2007; Applegath, 2012)近些年來，最新的彈性城市理論和實踐經驗主要來自于歐美，各類研究機構發布了一系列報告及評估指標①。已有的“彈性”定義劃分有二種：一是按應對外部干預的三個時間階段劃分的前期的敏感防御能力、中期的應對處理能力以后期的適應吸收能力(Sutherst，2000)；二是按城市不同子系統劃分的彈性內容，主要包括生態彈性、制度彈性、工程彈性、經濟彈性、社會彈性、文化彈性等。(Susan L. Cutter etc.,2008; 蔡建明等，2012)

雖然國際社會對于彈性城市的定義及測量工具尚未達成共識，不同國家及地區針對自然災害、能源危機、人為風險等外部干預的彈性評估體系不盡相同，但總體強調彈性城市應具備以下三點特質：第一，城市系統多元性：包括城市功能混合性和疊加性，以及生態及社會多樣性，以確保城市發展目標的多維化以及問題應對思路及技術的多元化；第二，城市制度的適應性及創新性：強調多尺度的網絡連接性(multi-scale networks and connectivity)及適應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利用突發事件和干擾刺激更新和創新思維的能力；第三，城市資源的儲備能力：強調功能模塊的重疊、基礎設施的可靠、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及社會資本的有效儲備，以實現城市對外部變化的迅捷反應及學習轉化。(Ahern，2011; Allan&Bryant, 2011;邵亦文等，2015)雖然國內對彈性城市的研究及應用剛剛起步，尚缺乏系統認識及本土化調適，但該視角對大都市舊城區所面臨的這種由外部誘因與內生矛盾共致的二元化困境，仍具有很強的適用性，下文將從經濟、制度、生態、社會、文化等維度提出彈性彌合策略。

1.經濟彈性策略：融合無邊界經濟，催生中小型企業網絡

經濟彈性指城市或地區在危機中保持經濟發展活力的能力，一般通過就業機會、財富創造能力、經濟多元化程度、企業經營環境等指標進行衡量。由于中國加入世貿后隨著零售業的逐漸全面開放、國際商貿業的侵入，以及電子商務等新興商業體的沖擊，傳統的舊城區中心商圈不能僅僅停留在傳統的百貨零售業態，商貿零售業缺少新型業態將無法適應現代商貿業發展的趨勢。傳統CBD需要通過加強信息化與服務業融合，升級生產性服務業的業態與服務功能；吸引跨國服務業企業落戶，加緊打造引導功能性服務業發展的政策環境等手段提升中心商圈在都市圈、區域層面的首位度，形成區域性高端商貿商務服務中心。重點產業的扶持、旗艦企業的培育及跨國大企業的加盟都均能有效提升地區經濟彈性。大型企業對于創造中產階層工作而言，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事實上，小型和中型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卻在總就業崗位中占大多數。當這些中小產業處于增長狀態并大量雇傭與合伙化的時候，經濟就充滿活力，否則經濟就處于衰退狀態。所以，如果要消弭大都市舊城區社會階層“兩極化”、“二元化”的困境，力圖催生新興中產階層，那么中小型企業將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互聯網+”與“+互聯網”帶來的“世界是平的”的產業成長場景，產生了眾多令人振奮的變化如商業網站、移動互聯應用APP等新事物，給小型企業帶來了更多的活力，使它們能以更少的成本在全球范圍內創新和參與競爭。

無邊界經濟的新型生產消費形態，在個體及組織層面無疑都提升了地區的經濟彈性。在個體層面，由于如此多的新興的中產階層工作與生活需要個人特色，因此往往會導致人們之間交流技能的復興——這種技能曾經隨著工業時代和互聯網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萎縮了。隨著具有個性化的服務卷土重來，越來越多的價值才能被創造出來，復雜問題也才能日漸得到解決，社會的信任度在高頻加速的溝通中將逐步形成一種優勢的社會資本。在組織層面，建立在中小企業之間的動態分工網絡的“彈性專業化”模式和以大企業為核心并控制多層次分包企業網絡的“精益生產”模式成為主要模式，且均強調保持與生產相關的活動如設計、營銷、顧客服務等的整體一致性。在管理方式上則更強調組織內部和組織外部的各種聯系、協作和合作關系，在管理流程上呈現出水平化、扁平化，同時向下拓展出企業網絡，所有這些都建構著某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和業態。

2.制度彈性：本地化創新資源的集聚，催化創新行為與創新網絡

制度彈性指通過合作的、靈活的并以學習為基礎的治理模式，依賴創新性資源和多層次組織網絡增強城市彈性。制度彈性的核心在于靈活性、適應性強的治理模式創新，因此，舊城區高儲備、低集聚的創新資源的整合和催化就是彈性制度設計的關鍵所在。第一，地方政府要充分利用制度資源搭建舊城區科技創業創新平臺，鼓勵舊區的基層部門盤活現有存量資源和利用高校老校區閑置樓宇(土地)改建擴建成創業特區(人才特區)，在社區內打造“無障礙創業”環境及完善的生產生活配套服務，切實提高轉型發展、創新發展、跨越發展所需各類人才的可獲得性、易獲得性。第二，依托舊城區商務服務、金融業發展良好基礎，積極引導建設科技金融產業集聚區，打造具有區域性服務功能的科技金融中心。堅持政府引導和市場調節相結合，采取“政府平臺+市場化平臺”的模式，建設服務科技創新的公共技術平臺、投融資平臺、信息交流平臺、中介服務平臺和政府服務平臺。整合區域產權市場和技術市場，推進區域性非公開科技企業柜臺交易，加速科技成果資本化。制定實施科技創業投融資體系建設計劃，促進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整合各類科技投融資服務資源，設立科技創新創業金融服務中心。第三，“四區聯動”，構建區域創新體系，塑造創業型社會與知識社會的人文環境。積極鼓勵高新園、開發區、產業園(文化創意園、創業園等)、創新街區，與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建大學科技園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中心。制定實施科技創新創業平臺共建計劃，大力推動大學校區、科技園區、公共社區、商業街區“四區融合、聯動發展”，依托高校優勢學科集成創新資源，校地合作建設大學科技園，成為大學服務社會、成果轉化、技術轉移、企業孵化的創新創業載體。

3.生態彈性：可持續再生與生態化城市景觀的營造

生態彈性指城市生態系統能較快恢復到原有狀態并保持其結構和功能的能力，通過生態多樣性、氣候變化應對、自然災害防御等指標進行測量。舊城區的生態彈性，強調在人口高密度、城建干預集中的特征下的可持續再生及生態化城市景觀的營造。與傳統的“城市更新”和“城市再開發”不同，“城市可持續再生”理念強調在把握未來變化基礎上，城市不僅在物質的層面，還要從社會或精神與文化的層面，推進城市功能更新，改善城市人居環境，恢復或維持城市老城區已經失去的“時代牽引力”作用。以多樣化、可持續的理念進行舊城區空間整飭，以期達到空間功能及形態的優化。舊城區在城市空間品質提升的過程中，應引入“可持續再生”的理念，實行多維度的一體化復興策略，用一種綜合的、整體的觀念和行為來解決各種各樣的城市問題，致力于在經濟、社會、物質環境等各個方面對處于變化中的地區作出長遠的、持續性的改善和提高。通過小規模、循序漸進的再生過程，注重傳承城市歷史文脈，提升老城區的活力與魅力，增強其綜合競爭力，以滿足城市多樣性、豐富性的基本要求。

在生態化、綠色化城市空間的營造方面，強化城市遺址、濱河、城市景觀軸線綠地建設，實施垂直綠化；完成區域內主要水系生態保護和景觀改造工程，建立較完善的排水、引水和污水處理體系，有效控制水環境污染、大氣污染物排放量和固體廢棄處置；結合舊區改造進行綠色生態住宅改造、生態辦公樓、生態園區等工程試點，加快建設一批高品質綠色社區；探索舊區節能改造新機制，設立針對舊區節能改造的專項資金，同時通過“捆綁開發”的方式調動社會資金參與建筑節能的積極性。

4.社會彈性：幸福導向的社會建設與生活圈營造

社會彈性指城市社區或更廣泛的社會組織應對及適應外部變化及干預的能力，是個人適應能力、信息和溝通機制、社會資本和社區能力等各項適應能力交織組成的一個能力網絡，通過人口結構、社會資本、社會網絡嵌入性等維度來測量。如上文所述，舊城區社會結構嚴重分化、社會資本低，亟待基于社區生活及公共服務的社會建設，培育社區的包容性及公共性，完善公眾參與機制，營造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的氛圍，以增強舊城區的社會彈性。第一，完善城市轉型期的民生保障。完善民意表達機制，回應居民合理訴求，圍繞居民多樣化、多層次的公共服務需求，分級分類為居民供給服務。優化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打造公共教育平臺，構建廣覆蓋、高水平的國民教育體系。堅持醫藥衛生事業公益性質，優化完善醫療資源配置，強化社區衛生服務，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適應城市老齡化進程，擴大養老服務供給，完善老年護理服務體系，積極發展老年社會服務，建立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完善公共就業服務，積極拓展就業渠道，加強職業規劃引導和技能培訓。第二，完善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完善外來人口權益保障制度，為外來勞動力提供就業服務，規范用工制度，完善外來勞動力綜合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的制度。在社區的平臺上，鼓勵當地居民與流動人口的相互交流與相互融合。尤其鼓勵流動人口更多地參與社區的活動，第三，“三社聯動”促進社會組織的發育。通過社會體制改革，再造基層社區組織，有計劃地培育社區社會工作者隊伍和從業組織，切實發揮業主委員會和物業管理公司在社區建設和管理服務中的作用。創造有利于社會發育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空間，設立公益創投資金，建立有效的公益市場。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加強其整合社會資源能力、籌款能力、項目開發和管理能力，提升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和相對獨立性。

5.文化彈性：重建舊城區的文化多樣性

文化彈性指特定的文化背景(即文化、文化價值觀、語言、習俗、標準規范)如何幫助個人以及社區應對外部干預。近年來，隨著城市更新由市場導向轉向文化導向，地方政府提高了對全球化過程中地方獨特性問題的認識，特別是隨著當地社區的參與程度增大，促成了文化資產與城市發展策略的整合，文化逐漸成為了彈性城市策略的核心。第一，舊城區城市文脈的延續與再利用。舊區在歷史文脈與文化傳統得到保護傳承的基礎上，營造適宜市民生活的環境與氛圍，并嘗試從文化價值與藝術價值高度，進行高尚商業、物業空間的打造。與此同時，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再創新，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益開發與商業開發相結合的新模式。第二，文化與經濟融合的創新戰略。舊區必須意識到文化發展戰略轉型的意義，應當樹立“文化/經濟”互動共進的思路，文化本身就是城市發展的強大動力，“文化創意階層”的發展更是帶動城市整體進步的重要力量。通過積極的都市文化政策，在舊區逐步構建“創意社群”，為大都市舊區應對迅速發展的后工業時代和知識型經濟社會所帶來的巨大挑戰做好準備。第三，建設文化大都市戰略先導區。舊城區應當從“文化強區”的戰略高度，大力加強公共文化建設，和文化產業體系建設，為提高大都市的文化軟實力、城市國際化提供強勁動力支撐。

①如美國的社區與地區抗逆力研究中心(Community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Institute，http://www.resilientus.org/)，斯德哥爾摩抗逆力研究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 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等分別從社區及區域發展、全球環境變化、社會公正、社會和生態交互、經濟發展、災害應對能力和行為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彈性城市的概念、測量方法和理論框架(參見韓自強、辛瑞萍，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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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邵亦文、徐江：《城市韌性：基于國際文獻綜述的概念解析》，《國際城市規劃》2015年第2期。

〔責任編輯：秦川〕

注：

The Regenerated Governing Strategy to the Polarizing Dilemma

of Metropolitan Old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t City

ZhouShuqin

Abstract:During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metropolis, more and more polarizing dilemmas have appeared in social statu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 landscape. As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zation, the degree of polarization is intensified,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the important challenge to urban governance. This paper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t city to propose the coping strategy to the polarization dilemma, including developing borderless economy to build mid-small enterprises network, cultivating local creativity, optimizing ecological urban landscape, reconstructing social capital and encouraging cultural diversity.

Key words:metropolis; old city; polarization; resilient city

作者簡介周蜀秦，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后南京 21001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5.12.010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63(2015)12-007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