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對日怒稱“倭寇”的歷史考察*——以《申報》為中心的分析

李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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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對日怒稱“倭寇”的歷史考察*
——以《申報》為中心的分析

李玉

*本文為江蘇省第四期333人才工程資助項目“結構與效能：國民黨執政機制研究(1927-1937)”的階段性成果。

摘要“倭寇”是近代中國使用最廣的對日怒稱之一，其呈現頻率與日本侵華歷程相對應。晚清以降，“倭寇”不僅完成從“指意”向“指義”的轉換，而且成為中國對日“罵戰”的主要武器之一。盡管國人附著在這一名詞之上的情感一直是仇恨與憤怒，但從長時段體察，則不難發現其背后的意象逐漸由甲午戰爭時期的“憂憤”過渡為“九·一八”事變之后的“激憤”，從而匯入全民對日怒吼大潮之中。

關鍵詞倭寇；中日關系；《申報》；社會心理

一、序說

語言是情感與思想的重要表達方式，而特定用語與詞匯則凝結著特殊的感情色彩和好惡判斷。格言警句不乏懲惡揚善功能，特定用語的專用功能也不能忽視。如同格言警句一樣，特定用語也可從表達角度分為正、負兩種類型，前者如“義士”、“勇士”之類，后者如“強盜”、“懦夫”之類。眾所周知，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語言文字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特定用語也在被不斷更新或創造。近代以降，國家、民族與國民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了這一時期特定詞匯的產生途徑與使用方式。就整個近代中國而言，因在國際競爭方面一直處于弱勢地位，不僅各項利益訴求難以實現，而且時受侵犯，民族危機日益加重，所以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具有特定指意的專用詞匯。其中，尤以表達反侵略思想者為多，它們強有力地支撐了中國的輿論戰場，相對于對外“兵戰”而言，這是近代中國的對外“罵戰”。

本文之所以提出“罵戰”的說法，意在考察用語本身，雖然脫離不開近代輿情，但側重于文本的實際使用及其背后的社會心理。也就是說，本文期望在歷史研究的技術性層面多所著力，而不再過多糾纏于史學的政治性或情感性。但對于近代中國歷史，尤其是中日關系史而言，單純的“技術性”分析并不可能，故退而求其次，即希望通過檢討用語，對于近代國人反日情緒的表達演變略作考察，以求盡量克制筆者本人對這段歷史的“參與”。是焉非焉，尚祈師友教正。

在對日“罵戰”方面，“倭寇”一詞因使用廣泛，認同普遍，凝聚著持久的歷史記憶，需要受到重點關注。以往關于“倭寇”的學術研究已有較多成果，但均將視點集中在明清日本海盜方面，少有人將之作為近代國人對日怒稱之一而加以考察①，以故本文擬在這方面略加探究。不過，這一研究的困難在于對近代中國“倭寇”使用狀況的掌握。就語言本身而言，既包括口頭語言，也包括文字語言。對于口頭語言中的“倭寇”使用頻度自然無從獲悉，所以只能以文字表達為考察范圍。在這方面，近代中國的著名報紙《申報》無疑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平臺。該報1872年創刊未久，就發生日本侵臺事件，國人對“倭寇”的歷史記憶被重新激活，并不斷強化，此后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人對日怒火持續燃燒，對日怒稱越來越嚴厲。作為一家大眾媒體，《申報》對于中國自晚清以迄民國的抗日思潮發展演變有較為全面的紀錄，對社會輿論的反映較為全面，以其為視閾，不失為一個較好的觀察窗口。

二、《申報》“倭寇”呈現頻次

近年來大型文獻數據化的成果為史學研究提供了一定便利，筆者對于《申報》中“倭寇”一詞呈現頻次的統計，主要借助于南京大學圖書館“愛如生”《申報》全文數據庫。筆者先在該數據庫以“倭寇”為題，進行全文自動檢索，然后加以逐項核查，剔出錯誤的結果項(即“倭”字與“寇”恰好排列在一起，并無指稱日本之意)，茲將檢索結果制成如下圖表。

表1　《申報》中的“倭寇”呈現頻次

圖1　《申報》中的“倭寇”呈現頻次走勢

由表1和圖1可知，《申報》文本中的“倭寇”出現頻次基本呈現四個高峰，其一為1894-1895年間，即甲午戰爭爆發與《馬關條約》簽訂前后；其二為1931-1933年，即“九·一八”、“一·二八”與“熱河事變”期間；其三為1935-1938年，即華北危機與抗戰初期；其四為1946-1947年，即抗戰勝利初期。

三、各個時期“倭寇”一詞使用狀況

甲午戰爭之前的“倭寇”指意以古代日本海盜為主，但隨著日本1874年侵略臺灣和1879年吞并琉球，“倭寇”所指逐漸由遠及近，發生轉換。面對日本野心勃勃的侵略擴張態勢，國人再度對明代倭寇之患有所警覺，在提議中國加強海防建設之時，多舉明代受倭寇侵擾、國力受損之鑒。漸有人睹今憶昔，將古代專指日本海盜(據說日本亦受“倭寇”之擾)的“倭寇”一詞用于指稱日本國家。例如日本侵臺期間有人投書《申報》，指出“倭寇……垂涎(臺灣)”，但臺海波濤之險，又使“倭寇數月不敢窺鹿耳門者”。②1876年1月11日，《申報》針對日本日益暴露的侵略野心發表社評，將明代日本豐臣秀吉對中國沿海和朝鮮的侵略稱為“倭患”，并將日人稱為“倭人”。③這篇題名《論日本近事》的社評和同年8月18日發表的另一篇社評《東倭考》，均將明代“倭寇”與當時日本侵華行為進行貫通考察，一體論述。

中國媒體的“倭寇”指意轉向，引起日人注意，遂投書《申報》，指出“日本自為日本，倭寇自是倭寇，兩不相關也”。④但是，不管日人如何抗拒，“倭寇”的語意轉向不可逆轉，主要原因還在于日本不斷加大對華侵略。甲午戰爭期間，“倭寇”成為中國主要的對日怒稱之一。這一時期，完成語意轉換的“倭寇”一詞在《申報》中主要出現在各類軍事報道之中，無論前線軍情，還是后方備戰，不管戰場捷報，還是失敗消息，以“倭寇”代替“日本”、“日軍”成為普遍現象。此外，同樣指意的“倭寇”還大量出現在政府公文、告示和相關評論之中。還有人專門編纂出版《掃蕩倭寇》之類圖書。

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和臺灣的割讓，國內對日怒潮受到進一步激發，從《申報》也可看出1895年“倭寇”的呈現頻次高于前一年度。不過，《馬關條約》簽訂之后，《申報》中的“倭寇”不再像此前一樣具有現實的指代對象，視角復多回溯到過去。例如有人仿章回體例，編纂《蜃樓傳》一書，記述明代戚繼光等人“蕩平倭寇，重奠河山”，以及與嚴嵩父子抗爭，維護國政之事，《申報》為其大作廣告。⑤此時，宣揚戚繼光“平倭”的歷史功績，無非激勵國人，求強圖治，雪恥報國。

晚清時期，“倭寇”一詞在官方的用法中也完成了“指向當代”的轉換。在光緒皇帝的上諭中，大量使用“倭寇”指稱日軍。據筆者統計，此類用法在《清實錄·德宗實錄》中共出現過44次。同樣的用法更出現在李鴻章等重要官員的奏折及文牘之中，例如李鴻章在《籌辦采運難拘成例片》(光緒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中說道：“此次東征，以北洋一隅之力，御倭寇傾國之師，不得不事事求備，惟皆臨時猝辦，一切費用之巨、辦理之難，核與平日章程例案有未能悉符者?！雹捱@種用法還出現在他的《查覆龍殿揚、吳懋鼎參案折》(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張之洞在其奏折及發給總理衙門的電報中更是多次使用“倭寇”，他不僅以之指稱日軍，更用以指稱日本政府，例如他在《馬關條約》簽訂之際致電總理衙門：“聞和議各條，不勝焦灼痛憤，倭寇狂悖至此，種種顯然利害中外諸臣必已懇切陳奏，無待洞瀆陳，其中如旅順不交還，及威海劉公島駐兵、天津駐兵各條尤為可駭?！雹邨l約簽訂之后、各國交涉歸還遼東半島之時，他又致電總理衙門：

俄、法、德已為我將遼旅爭回，令倭換約展限七日，已蒙旨暫緩互換，乃以伊東一言恫喝，倉卒互換，伊藤允展限之電到，亦已無及，憤懣萬狀。然事機雖已屢誤，尚有補救一二之方。蓋我約雖換，倭斷不敢占遼旅，必另索巨款抵補，前議二百兆已足令中國民窮財盡矣，豈可再加？聞伊藤已向李相示意，此乃倭寇窘極狡極之計，萬不可又受其毒。此時要策，惟有堅持定見，但托俄議，不與倭議。⑧

從電文中也可看出，張之洞還直接以“倭”稱呼日本，這一用法在晚清已相當普遍，乃至衍生出“倭軍”、“倭兵”、“倭炮”、“倭廷”等詞。這些特定詞匯雖不無襲用古語的成分，但凝結的更多是時人的對日憤怒情緒。

進入民國，中日關系依然變動不居。但“倭寇”一詞并未在“新文化”不斷發展的北洋政府時期有過多的顯現。除了在1915年因為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再次引發國人的怒火，“倭寇”在《申報》中出現次數有所增加之外，直到1927年，《申報》中的“倭寇”頻次每年不超過7次，不少年度未見出現。

20年代，隨著國共合作領導的以民族解放為目標的大革命事業的推進，中國與列強之間的斗爭日形激烈，從廣東到漢口、九江等地，中國民眾反對的列強以英國為首，日本則被視為“幫兇”或“罪魁”之一。包括“五四”運動、“五卅”慘案在內，國人雖然掀起轟轟烈烈的“輿論抗日”和“經濟抗日”的運動，但伴生的主要是對內訴求，期以反對北洋軍閥政府，所以未見過多使用“倭寇”。

但1927年國民黨北伐進入到山東之后，中日矛盾進一步加深，日本設法維護其在華利益，阻撓北伐和中國統一，以《申報》為代表的媒體界對于“倭寇”的使用頻次不斷增加，1928年和1929年分別為12和16次。這一時期，國人對“倭寇”的使用，主要用于抨擊日本軍隊發動“濟南事件”，揭露其伙同北洋軍閥破壞中國統一事業，侵害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的罪行。到“九·一八”事變，中國抗日怒潮再次達到高峰，1931-1933年《申報》中的“倭寇”分別出現290、243和162次。此后數年，《申報》的“倭寇”頻次均在數十次，到1938年上升至130次。

“九·一八”至抗戰全面爆發，國內“倭寇”使用頻次高峰相距較近，基本上反映了國內抗日思潮的發展態勢。由《申報》檢索結果可知，這一時期，“倭寇”一詞主要出現在各類函電之中，其中以黨派政團所發“公電”為最多；其次，在個人講演、時論、抗日決議、文告以及其他著述之中，也多可見到。還有的出現在抵制日貨誓詞與抗日歌謠之中。⑨甚至還出現在私人啟示⑩與商業廣告詞中。相關文本中，直接以“倭寇”指稱日人、日軍較為普遍，也有不少重提“明季倭寇擾邊”，以及中國沿海民眾“受矮累”的歷史教訓，以為眼下借鑒，此類提法多出現在圖書廣告中。在《申報》的《自由談》專欄中，還可見到不少文章的標題也有“倭寇”字樣。這一時期，上海小世界愛華女子新劇社還排演了“新編慘情實事悲劇”，取名曰《倭寇猖獗記》，1931年10月開始公演。上海電影院還放映反映眼下“倭寇”與古代“倭寇”侵華的影片。

“七七事變”之后，日軍大舉侵華，戰火很快由華北向南燃燒，1937年8月13日開始，中國軍隊發起英勇的淞滬會戰，至11月11日上海淪陷。在此期間，同其他國內報刊一樣，《申報》一方面謳歌中國軍民英勇不屈的精神，另一方面不斷加大對于日本侵略者的抨擊，各類消息、報道中的“倭寇”用語保持較高的頻次。但上海淪陷之后，輿論環境發生逆轉，1937年12月14日《申報》不得不?？?。次年1938年1月15日至7月31日，《申報》出刊漢口版，1938年3月1日至1939年7月10日復出刊香港版。1938年10月10日《申報》在上海復刊，因有租界的庇護，《申報》仍是中國民眾表達抗日情緒與思想的重要媒體，1939年《申報》中的“倭寇”頻次雖不如前一年度，但仍達28次之多(其中，上海版16次，香港版12次)。所以本文中1938和1939年的《申報》“倭寇”頻次，實際上是綜合滬、漢、港三個版本統計而成。此后，隨著日本加緊侵華，上海的形勢越來越嚴峻，1941年珍珠港事變之后，日本占領租界，《申報》在日人的統治之下，不得不變換方針，替日偽進行宣傳。1943和1944年《申報》出現的3次“倭寇”，多出自日人之手，所指均為古代“倭寇”。

除《申報》之外，抗戰時期以“倭寇”為題的其它公私著述還有很多，例如1937年武昌《戰爭叢刊》社編寫發行了一套同名叢刊，其第12種即為《倭寇殘酷行為寫真》，正文中的“舊恨”部分包括《流不盡的浮尸》、《鐵蹄下的東北》、《魔手下的平津》等內容，“新仇”部分包括《南開毀滅了》、《飛機和學?！?、《醫院之厄運》、《殘廢的小天使》、《天津市民的血淚》、《漁民的呼聲》、《傷兵遭殺害》、《難民難逃難》、《南京的空襲》、《殺人利器出現了》和《血腥彌漫下之大陸》等內容，并配附了相應的圖片。1939年張澤厚出版了“朗誦劇”著作《撲滅倭寇》，由成都跋涉書店發行。1940年4月國民政府湖南省軍管區專門編印了《倭寇野心及漢奸罪惡的總暴露》(又名《日本野心及漢奸罪惡的總暴露》)，主要揭露批判汪精衛集團投敵罪行，且將其列入“訓政叢書”。而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特種經濟調查處則分別于1941、1943和1945年編寫了《四年來之倭寇經濟侵略》、《第五年之倭寇經濟侵略》和《第六、七年倭寇經濟侵略》等書，專以揭露日本經濟侵華罪行?！熬拧ひ话恕笔伦円云箲饡r期其它以“倭寇”為題的著述還有很多，諸如幸良模編《倭寇獸行實錄》(民生利印務公司，出版時間不詳)、盛佩君編著《倭寇之真象》(遼東義勇軍政訓處發行，時間不詳)、佚名《倭寇在東北的罪行記》(1937年版，出版者不詳)、趙新言《倭寇對東北的新聞侵略》(東北問題研究社1940年版)。而各類期刊上的相關文章則更多，筆者從南京大學圖書館所購“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以“倭寇”一詞進行了題名檢索，共得150條結果，剔除談論古代“倭寇”者，實指侵華日軍的文章共約120余篇，分別發表于《時事月報》、《軍事雜志》、《衡鋒》、《明恥》、《戰斗周報》、《大俠魂周刊》、《教育通訊周刊》、《黃埔》、《時事類編》、《一條心》、《民意周刊》、《反侵略》、《東北》、《廣播周報》、《國民公論》、《西南通刊》、《江西統計月刊》、《國論周刊》、《創導半月刊》、《半月文摘》、《時代動向》、《婦女共鳴》、《國是公論》、《海風》、《戰地文化》、《時與潮》、《國力月刊》、《抗戰時代月刊》等數十種期刊。

抗戰勝利之后，國人在歡慶之余，對于日本侵略的舊恨被重新喚起，“倭寇”使用頻次又有所上升，并于1946至1947年間再度出現一次小的高潮。1946至1949年《申報》中的“倭寇”分別出現117、88、31和27次。這一時期的“倭寇”除了出現于個人記聞與抗戰故事之外，在電影宣傳方面較為多見。這些電影廣告在1946年6月之后，連續在《申報》刊登，成為這一時期《申報》“倭寇”呈現的主要渠道。當然，也有文本中的“倭寇”系指向古代，而非當下。

1949年5月27日《申報》終刊，但“倭寇”的使用仍在持續，直至當代中國。

四、“倭寇”背后的“意”與“義”

以“倭”指日本，中國久已行之，較早的記載見于《漢書·地理志》，直到唐代中前期，日本在很長時間一直被叫做“倭國”?？梢?，在中國古代，“倭”字的內涵雖然與“四夷”類同，但貶義色彩并不嚴重。而“倭寇”則不然。

“倭寇”本指元明兩代(十四至十六世紀)在中國和朝鮮沿海地區侵擾劫掠的日本海盜?！掇o源》稱，“在日本南北朝戰爭中，失敗的南朝武士，多流為海盜，進行走私、搶劫，當時稱為倭寇”?！皾h典網”在進行解釋時，加上一句“抗日戰爭期間，我國人民亦用以稱日本侵略者?！?/p>

由此可看出，在近代語境中使用“倭寇”其實包含“指意”與“指義”兩個層次。此處的“意”(meaning)，是指事物的客觀屬性與自然意思，“義”(sense)則是指對于事物的情緒附著與理性判定。亦即前者強調“敘事”，后者偏重“說理”，著重“抒情”。雖然在古代語境中，作為海盜的“倭寇”被最初使用時也以“指義”為主，因為當事人鑒于自身的感受與體驗，很難不因“倭寇”的存在與活動而發生情緒變化。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代“倭寇”越來越成為一種歷史存在，而非當下事物，其“義”的成分經過時間過濾，逐漸淡化，而“意”的內容則成為主體。

時至近代，古代“倭寇”的歷史記憶被重新激活，“倭寇”一詞“義”的成分則被不斷放大。其原因當然在于日本不斷侵華，造成中國民族災難日益加劇?！百量堋币辉~由“指意”向“指義”的轉換開始于1870年代日本侵略臺灣和吞并琉球時期，至甲午中日戰爭之后基本完成，到“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媒介中的“倭寇”雖然不乏學術層面的指稱，但主要是一種政治層面的表達?！百量堋币辉~由指向古代到指向現代，由指向海盜到指向“強盜”，其基本意涵已轉變為日本侵略者。提起“倭寇”，雖然還有人注意到其乃“今日日本帝國的祖先”，但更多人想到的則是眼下危害中國的日人，即使談論古代“倭寇”，其立意也在當下。

抗戰勝利之前，國人使用“倭寇”最為頻繁的時期，均為日本歷次侵華高潮階段，國人附著在這一名詞之上的仇恨、憤怒之情，在不斷增加。甲午戰爭時期，清政府的相關文告中就出現“倭寇之肉，其足食乎！”等表述。還有的報道及言論中出現了“掃除倭寇”、“殲除倭寇”、“剿洗倭寇”、“何倭寇之難滅也”、“倭寇雖悍，何難盡絕根株”之類用語?！熬拧ひ话恕笔伦冎?，“救國熱潮，奔騰澎湃”。不斷高漲的全國抗日怒潮首先通過各類言論得以體現，“倭寇”附著的民族怒火愈益熾烈。舉凡官方文告、個人言論，莫不對“倭寇”大張撻伐，以發抒其憤怒之情，其用法大致有如下幾方面：

其一，揭露日軍侵華罪行，指出“倭寇橫暴，大肆侵凌”；“倭寇縱兵肆暴，焚掠殺戮，無所不至”；“倭寇兇殘，到處蹂躪”，“倭寇如狼似虎”；“倭寇殘暴，割地戮民”；“殘暴蠻橫，達于極點”；“倭寇……兇橫暴戾，無以復加，囂張跋扈，已止斯極”。

其二，揭示日本侵華與民族危亡的關系，指出“倭寇侵疆，國難日亟”；“倭寇肆虐，國亡無日”；“倭寇危國，中華大難臨頭”；“自倭寇猖獗以來，偕亡之痛，每溢言表”；“倭寇封豕長蛇，蠶食無已……企圖圓其吞東北、亡中國之迷夢”。

其三，表達對日本侵華的憤恨之情，尤其是東三省淪陷之后，“千萬同胞又將為倭寇之奴隸，哀哉痛哉”，因此對于“倭寇蠻橫，痛恨剌骨”。甚至將日本侵華，比作“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其四，激勵國人報仇雪恥，吁請政府帶領民眾，“早剪倭寇，共雪國恥”；“殲除兇焰、鏟滅倭寇”；“殲滅倭寇、湔雪國恥”。希望“全國同胞共凜危亡，悉泯私見，徹底覺悟，切實團結，集合全民族之力量，與倭寇決最后之死生”，“與倭寇作殊死戰”；“為恢復疆土計，為保全人格計，為一洗民族恥辱計、提高國際地位計，誓與不共戴天之倭寇決雌雄”，以期“驅除倭寇，收復失地”；甚至希望“殲盡倭寇”，“殺盡倭寇”，直“殺到倭寇片甲不回”?？傮w而言，“深信中國必獲勝利，倭寇必自取滅亡”。

五、從憂憤到怒吼：“倭寇”背后的意象變化

從晚清以迄民國，“倭寇”背后的意象當然較為復雜，不僅各個時段有異，而且各個階層也有不同，然似不難發現其中的一個變化趨勢，即由甲午時期的舉國憂思，到“九·一八”事變之后的全民怒吼。

如前所述，從甲戌日本侵臺開始，國內就開始對日怒責，到甲午戰爭時期，“倭寇”用語達到第一次高峰。這一時期國內在“罵人”的同時，也開始“責己”，由民族危機的現狀引出關于中國變法求強道路的深層次思考，在《申報》等媒體開展的有關強國之策的討論中，“倭寇”一詞也為多見。例如該報在1895年1月12日的社論中，共用11個“倭寇”。不過，隨著戰局的進行及反思的開展，國人提起“倭寇”的情緒色彩，已在憤慨之中附著了悲戚的成分；在憎恨日本的同時，開始“太息痛恨于中華之積習也”。正如時人所言，“自我中國之與倭人開釁也，始而敗于朝鮮之平壤，繼而敗于奉天之鳳凰城、九連城、金州、復州、旅順諸地，又繼而敗于山東之榮城、威海衛、劉公島諸地，軍容不振，寇勢日張，凡海內有心時事者莫不扼腕咨嗟，預作杞人之慮”；“嗚呼，處今日之時局而言補救，難矣；處今日之時局而不思補救，妄矣。然處今日之時局，而僅空言補救，而不急為善后之計，則仍因循而怠惰矣”。一則題名《論中國有轉移之機》的《申報》社評這樣寫道：

以中國積弊之深且多，固知非創巨痛深不足以驚人人之心，而動人人之魄。乃今忽有倭寇之變，犯及我根本重地，凡食毛踐土者莫不痛心疾首，思所以挽回而補救之，此乃中國絶大轉移之機，正天之造福于我國家，而倭寇終不能為我患也。何以知其然也？中國之患不在于不能，而在于不為。即以海軍而論，近十年來中國所竭力整頓，不惜重貲以講求者，其成效乃如此，則其他更可知矣。然無今歲之事，則國家方恃以無恐，不知武備之廢弛至于如此，如在睡夢之中，酣臥未蘇。

可見，此則評論的基調已不是抨擊日本侵略，而是反思中國存在的問題。文章指出：

中國之積習何在乎？上下內外皆有隔絕之勢，有弊而不知救，有法而不知變，一若病者之麻木不仁也。是故小民之疾痛君相不知焉，君相之患難小民亦若漠不相關焉。非特此也，鄰邦與國其中強弱盛衰、治亂興廢之要，我不克知彼，而彼竟能知我也。甚且我國地勢之險夷、將士之優劣、軍械之利鈍、餉源之充乏、民情之向背，敵人能知我之確實，而我國之臣民或竟昧于是，兵法所謂知己知彼者，中國幾若反其道而行之。其積習如此，則安得而不受侮于外人？嗟乎，錮蔽已深，非一朝夕之故，而莫甚于今之世也。

文章進一步指揭此前洋務運動存在的嚴重問題：

自泰西互市以來，凡有交涉之事，西人必多方以挾我，多端以誤我，必使利權操之于彼，而中國得不償失而后已。近二十年以來，朝野亦漸知其弊，稍事講求，始有西學之目；凡軍政、商務、制造、工藝一切皆有振興，骎骎乎有轉移之機。然而整頓者什一，廢弛者難計，以為是者幾何人？而以為非者不可勝數也。所以有補于軍國者甚少，積習仍在牢不可破，所益不可憑，所損實亦多，則仍為有名無實之舉。

正因為洋務運動“自強”為名，“自弱”為實，所以才招致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敖駳q倭人入寇，蹂躪至鴨綠江之西，我國用兵之法相形見絀，節節退縮，金州失守，旅順隨之，其弊立睹矣?！痹谝欢ǔ潭壬峡梢哉f，甲午一戰，中國不是敗于日本，而是敗于自己，敗于自己的積弱不振。所以作者希望國人借機反思，湔除此前的積弊，竭力改革整頓，期于實現富強，徹底擺脫被侵略的地位。正如文中所言：

今欲使之起，則必大聲疾呼而后可。今之見敗于倭寇，正天之所以大聲疾呼也。自經此番一戰之后，上而君相，下而臣民，莫不曉然于人才之未出、兵力之不厚、統領之無材、糧餉之未裕、軍械之未精。而奮然有振作之志，欿然有不滿之心，則必大變其從前粉飾因循之積習，竭力整頓，漸臻于富強，而其轉移之機則固伏之于今日也。況今天子圣明，賞善罰惡，一秉至公，加以英武之年，勵精圖治，中國之興可計日而待也，區區倭奴之入寇，曷足患哉？曷足患哉！

而另一篇題為《論華軍致敗之由》的社評則指出，甲午一戰，清政府的“雄師”，“何以與倭奴小寇一戰而潰，再戰而北，三戰而險要俱失？……豈兵勇之不足歟？糧餉之未充歟？軍械之未備歟？而皆非也?！鼻遘娭聰≈蜇视袛刀耍阂?、“八旗駐防與漢人殊分畛域也”；二、“統領將弁粗魯而無才略也”；三、“兵卒雖多，操練未能精熟也”；四、“志氣渙散各自為謀，無忠君愛國之心也”。作者就甲午戰敗之由，揭示中國有“治法”，無“治人”。即在器物方面，中國并未欠缺多少，問題出在人力資源，尤其出在“人心”方面。說明，“心理建設”對于國家人力資本培育、對于軍隊揚威和國家強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積極發揮國民的能動性，激發其愛國盡職之心、忠義奮發之志，方可實現兵威國強；兵既威，國既強，焉懼蕞爾小寇與龐然大敵！“故練兵之法，練心為難，亦練心為要”。

創之愈深，痛之愈深，恨之也愈深。既恨日本，也恨自己。后人在總結戊戌變法運動興起的原因之時說道，“中日戰后，舉國之人漸知拘守舊法之不可以強國，于是有志之士倡為變法之說?！边@種普遍反省思潮，直接推動了晚清戊戌變法運動的出現。

到“九·一八”事變之后，國人在抨擊日本侵略的同時，顧亦不乏反思與檢討。例如有人指出，“像我國這樣偉大的民族，處在這公理湮沒、倭寇橫行的東亞”，應當發揚“積極進取的精神”；有人注意到政治清明對于抗戰的重要意義：“今者倭寇肆虐，侵我東北，我國人惕于亡國之禍迫于眉睫，群起集合，力圖挽救，顧攘外必先安內，而懲治貪污尤為安內之本。蓋貪污不懲，政治無清明之望，仍不足以言對外，此其理由。正如講衛生者，非消毒殺菌，不足以絕病之來源也，此義殊為重要?！彼越ㄗh“我人應認清此次國難之直接敵人系日本，間接敵人實為此輩舞弊之污吏。欲謀國是，非實行鏟除舞弊行為之根本辦法不為功”。

還有人進行過一些具體的反思，諸如“日人之所以敢于謀我，均因國民志氣消沉、體格孱弱之故”；“我國之所以積弱被人輕視者，其故雖不止一端，然其要不外缺乏精銳之軍實為一大原因”，等等。而息爭御侮則是“九·一八”事變之后較為普遍的社會訴求，“抗日救亡之呼聲、息爭御侮之哀吁，乘時高倡”。

但是，“九·一八”事變之后，國人在民族危機面前，反抗多于反思，“激憤”甚于“憂憤”?！百量芮秩?，救國熱潮奔騰澎湃，青年血淚與日俱增”，各類救國運動“蒼涼悲壯，足證吾國民族精神之未死”。例如上海各界反日籌備會發表宣言疾呼：

勢迫矣！事急矣！關東父老昆弟姊妹，已作倭寇槍彈炮火下的犧牲者了；遼海邊疆土崩瓦解，東北精華一掃而空。我輩假若沒有喪心病狂，勢必與此兇暴的帝國主義以抵抗，以奮斗，以拼個他死我活！

……

唉，頭可斷，脛可折，公理不可滅！寧作沙場鬼，不為亡國奴！

……

彼有精槍利炮，我有銅頭鐵肩；彼有蠻兵野將，我有精誠熱血。他日河山之恢復、寃仇之洗雪，端賴我輩之努力、我輩之奮斗。

而《申報》上的一首抗日長詩則這樣寫道：

這是我們的國門，目今站著許多讎仇，

那些就是傷害我漢族命脈的倭寇。

兒郎們，努力罷！逐去這群無賴惡狗，

向前進，向前沖，務要殺她一個不留。

預備我們的炮火，是應該宏偉挺堅。

戰場上兒郎們的血真個十分鮮艷，

他們的伏尸呢？更何等沉默而莊嚴。

公道之路不遠了，快用鐵血去鋪建。

賊退了嗎？盡往前殺，這是我們的公道。

我們的公道，至少是血染它扶桑三島。

記得么？漢城屠殺，民四的二十一條，

還有東三省和濟南，種種洋仇未報。

務要殺盡丑虜，替我己死同胞償命。

努力干罷，殺這阿修羅惡魔的子孫，

給與他一個煙銷灰滅、人造的地震，

這樣才是公道，才底定了東亞和平。

《申報》所刊其他要求抗戰、主動請纓、支援前線、抵制日貨的公私言論也隨處可見，類皆充滿犧牲精神與戰斗意志，為“倭寇”稱謂附著了較多的“義憤”與“激憤”情境，從而促成了“九·一八”之后國內以各種激烈的批判和戰斗語言為主要形式的對日“怒吼”大潮。這些義正辭嚴、憤慨激昂的反侵略言論，表達了全民族共同的抗日斗志。

①筆者于2015年7月29日由南京大學圖書館所購“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檢索，篇名包含“倭寇”的文章共74篇，其中61篇系指明代倭寇，另外《〈倭寇播音記要〉選輯》(許海蕓選輯，載《民國檔案》2014年第1-3期)、《“甘愿征戰血染衣 不平倭寇誓不休”——追記歸國華僑、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在雁北戰斗生活片斷》(池茂花，《黨史文匯》2005年第11期)等13篇指稱近代日本侵略者，且多為回憶、追述或史料體裁，真正研究近代“倭寇”用法的文章并未見到。不過，李恭忠等人的《倭寇記憶與中國海權觀念的演進——從〈籌海圖編〉到〈洋防輯要〉的考察》(載《江海學刊》2007年第3期)雖然討論的時段限于“前近代中國”，但其研究角度頗為新穎，是一篇重要的“倭寇”概念史論文。

②《臺灣風景》，《申報》1874年10月13日。

③《論日本近事》，《申報》1876年1月11日。

④《來函照登》，《申報》1879年10月30日。

⑤圖書集成書局代啟：《〈蜃樓傳〉出售》，《申報》1895年5月25日。該廣告在同年5-6月先后在《申報》登載多次，1897年12月又在《申報》重新刊登。

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5卷，奏議十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頁。

⑦張之洞：《致總署》(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午刻發)，《張文襄公全集》卷77，電奏5，第34頁，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2冊，第317頁上。

⑧張之洞：《致總署》(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丑刻發)，《張文襄公全集》卷78，電奏6，第11頁，第2冊，第324頁上。

⑨《蘇省中校教職員聯會代表會》，《申報》1931年10月14日；李廣政：《獻給義勇軍》，《申報》1931年10月13日，《本埠增刊》第5版。

⑩《代收應征葉惠鈞先生壽詩文件處啟事》，《申報》1931年10月19日。

〔責任編輯：丁遠〕

注：

“Pirates” as One of the Fury Says for Modern Chinese Refer

to Japanese Observed fromShenPao

LiYu

Abstract:“Pirates” wa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fury says for modern Chinese refer to Japanese, which presented a frequency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an China, “pirates” was not only converted from the “signifying” to “means” , but also became one of the main weapons for China ‘s propaganda war to Japan. Although attached the hatred emotion, for a long-term observation, we could find the Chinese images behind the indignation when they used this word converted gradually from “introspection” during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to the “passion” after “Mukden Incident” in 1931, thereby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anti-Japan campaign.

Key words:pirates；Sino-Japanese relation；Shen Pao；social ideology

作者簡介李玉，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南京 210093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5.12.019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63(2015)12-01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