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研究概述

蘇健

[摘要]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誕生被認為是“西學東漸”的結果，參與這一過程的主要有西方傳教士、早期士大夫、維新派、使官和出洋大臣。中國從西方學習了管理方法和技術，建造了以“開放性”為特征的近代圖書館，這一解釋模式被人們普遍接受。

[關鍵詞]西學東漸；中國近代圖書館；誕生；圖書館史

[中圖分類號] G259.29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41（2015）05-0046-05

從晚清西方圖書館觀念傳播至辛亥革命前夕各行省設立省級公共圖書館，這一階段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圖書館初創時期。這一時期的“西學東漸”集中于傳播西方圖書館管理思想和引進歐美圖書館技術，完成傳統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的轉化。效法歐美圖書館制度，實現近代圖書館功能轉化，以至本自中國文化的圖書館學，即中國近代圖書館學的形成，是在20世紀20年代新圖書館運動輸入歐美特別是美國圖書館學的理論和技術之后了。本文僅就前一階段的研究作一概述性分析。

1 因果關系

傳統藏書樓走向式微，新型近代圖書館崛起最終取代藏書樓。傳統觀點認為戰爭的破壞和經濟的蕭條導致藏書樓由輝煌到沒落，而“西學東漸”為近代圖書館取締傳統藏書樓奠定文化基礎。謝灼華在《近代我國封建藏書樓之衰落》中解釋說，太平天國革命戰爭直接沖擊封建藏書樓，經濟原因是封建經濟逐步解體，文化原因是西方社會學說之傳播，維新改良派提倡公共藏書樓，直接影響了私人藏書家隊伍的衰落，促使私藏之失散，近代圖書館取代封建藏書樓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拔鲗W東漸”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誕生被認為是一對因果關系。

舊事物的消亡與新事物的產生總是同時進行的，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藏書》中說，中國自都中四庫外，鎮、揚、杭三閣早付劫灰。私家藏書在戰火兵亂中大都散佚。然而“中國幅員廣大，人民眾多，而藏書僅此數處，何以遍惠士林？”晚清有識之士已認識到封閉的藏書樓，即便在歷史劫難中存活下來，也不能擔負開啟民智、普及知識的歷史重任，單純典藏傳統書籍的藏書樓勢必會由傳播新知、教育民眾為職能的圖書館取代。因為中國近代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海戰一系列受創，令中國人省悟到“西人之強者兵，所以強者不在兵”，國家富強僅僅依靠科學技術的引進是不夠的，更要緊的是西洋的政治、法律、文化的吸收，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圖書館隨“西學”的推進而登上歷史舞臺。圖書館的產生與其說是西方文化滲透和沖擊的結果，不如說是中國人“師夷長技以制夷”積極探索強國富民道路長期努力的結果，這是所有論述近代圖書館興起原因的共識，許多論者把這一觀點進行了細化，其實講的都是一個問題。

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接受過新式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轉向下層普通民眾，提倡社會教育，以開啟民智，有人把這種意圖總結為教育救國思想：近代中國之所以貧弱落后不發達，根本原因是人才不足，也就是教育不發達，不普及，不注重培養人才，必須通過發展學校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民眾教育來造就人才，使中國能夠由貧而富，轉弱為強，最終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就深受近代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許多教育救國論者同時也是近代圖書館建設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

有人從教育體制出發，把近代圖書館的產生歸結為教育體制的變革。教育體制直接導致社會主流文化的轉變，所產生的強大的思想洪流促成了近代圖書館的誕生。文章認為舊的教育體制與近代教育體制的根本差別在于：舊學通向科場，教育是為統治集團培養官吏，而新教育體系通向社會，教育是為整個社會培養人才。近代教育體制的推行，使社會主流文化發生根本性變化，居正統之學的四書五經等儒學經典被新學或西學取代，西方科學文化的傳播依賴相對封閉的藏書樓是做不到的，新型圖書館才登上歷史舞臺。

有人談到社會風氣，認為近代圖書館的產生受到當時“國粹思潮”的影響。中國在學習西方近代文明的道路上“醉心歐化”而蔑棄國學，產生了嚴重偏向，國粹論者感到如不捍衛并發揚自己的傳統文化，就有被“新學”吞噬之勢，他們強調保存傳統典籍，熱心于公共藏書實踐，“國粹思潮”加快了近代圖書館形成的步伐。

在學術上，西方圖書館學的傳人，加快了封建藏書樓的分化瓦解，使其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從而產生了以開放性為特征的近代圖書館。中國近代圖書館產生、發展的過程，也是西方圖書館學由淺入深的傳播過程。

在技術層面，機械化印刷術縮短了圖書印刷周期，降低了生產圖書的成本，圖書生產效率得到提高，它豐富了圖書的品種，繁榮了圖書的市場，為近代圖書館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源，改善了圖書館的藏書結構。

在國家政策方面，清末新政直接導致了近代圖書館的產生。清末新政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體制與政策改革，推動了社會民主化進程，所產生的新的文化思想表現于圖書館，就是新的近代圖書館思想：賦予人民利用圖書館藏書的合法權利，這是近代圖書館產生的社會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2 參與者

2.1 西方傳教士

最初作為西方文化載體的傳教士，是“西學東漸”這一過程的重要參與者。他們通過“著書立說”和“建造基督教圖書館”傳播西方圖書館思想。明萬歷年間，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第一次向中國介紹了西方藏書和圖書館事業。鴉片戰爭后，傳教士的“著書立說”日漸增多，這些著述為一些“睜眼看世界”的先進士大夫們認識西方圖書館提供了最原始、最珍貴的材料，林則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國圖志》都曾大量取材于《職方外紀》《外國史略》等西人著述。所以有論者指出，近代早期中國人的圖書館學知識有不少是經西方傳教士這一媒介而得到的，并形成了感性認識。而他們所創辦的基督教圖書館，使近代圖書館在中國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有文章分別從藏書觀念、技術方法、辦館模式論述這些圖書館在中國的啟迪作用。

2.2 早期先進士大夫

林則徐、魏源是最早介紹西方藏書和圖書館的中國人。林則徐組織翻譯的《四洲志》，使中國人認識到外國圖書館與中國傳統的藏書樓最大的不同就是開放與封閉的區別。魏源的《海國圖志》進一步豐富和加強了對西方圖書館的譯介。除此之外，還有陳逢衡、姚瑩、徐繼畬等人的《英吉利紀略》《康蝤紀行》和《瀛環志略》等介紹西方的著作。由于這些書中的材料靠間接采輯而來，他們對西方圖書館的介紹可能最大的作用是“讓中國人開了眼界”，有人評價說：“這些著作僅僅局限于一般介紹，未有明確的思想認識，也沒有在中國興建新式圖書館的具體設想?！憋@然對他們提出了過高的要求。

隨后一些士大夫有機會走出了國門，實際接觸到西方的圖書館和西方的圖書館觀念。凡論述西方圖書館傳播者的文章無一不提到王韜，他的《漫游隨錄》對西方圖書館考察最為詳盡，而且開始把開“書籍館”（當時對圖書館的譯名）提高到了“維新”和“專尚西學”的認識層面，稱得上是中國真正考察西方圖書館的第一人。

2.3 使官

鴉片戰爭使中國被迫對外開放，與歐美一些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駐外使官自然有機會接觸到西方國家的圖書館，他們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以大量的日記、奏折、信函、書牘等形式，記述了對西方圖書館的觀感。其中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詳細記述了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的幾所圖書館，在記述牛津大學圖書館總館（Bodleian Library）——“波里安大學堂”時，還提到“凡書成必首納獻一部”的制度，也就是呈繳本制度，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有關西方圖書呈繳制的最早記述。此外，曾紀澤、薛福成、劉錫鴻、李鳳苞、張德彝等均對西方圖書館事業有不少記載，這批使官集中在1876年至1895年間。

程煥文從他們留下的文字分析，當時他們可能已明顯注意到西方公共圖書館與中國藏書樓的差別，但并沒有認識到西方公共圖書館的社會意義和對中國近代化可能發生的潛在作用。

2.4 維新派

維新派基于文化教育救國的思想，寄希望于清政府的革新，在中國設立公共藏書樓，作為傳播新思想、改變舊風氣的措施。1895年，維新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強學會在北京成立，同時設立了學會書樓——強學書局，隨后全國各地出現了大量學會書樓，這些書樓仿效西方圖書館制度，制定相應的藏書、借書章程，已不同于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藏書樓。謝灼華對學會書樓作了性質上的界定，認為它們已具備供讀者共同使用的近代圖書館的特點，可視為近代圖書館的先聲。

康有為、梁啟超、李端棻等都有過關于圖書館的許多論述。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稱“開辦大圖書館”是強學會所做的五件大事之一。特別指出的是，出于維新變法的政治目的，這一時期梁啟超等維新派的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踐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維新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日本。脫離政治身份的梁啟超，繼續尋求中國圖書館學的發展方向，是西方圖書館學“東漸”的積極倡導者。1899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主辦的《清議報》上發表《論圖書館于開進文化一大機關》一文，列舉“圖書館有使人皆得用貴重圖書之利也”，“圖書館有不知不覺使養成人才之利也”等八大功用，這段史料最能反映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用，所以被研究者多次引用。

2.5 出洋大臣

1905年，清政府為“預備立憲”，派出以載澤和戴鴻慈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疾旆譃閮陕罚阂宦酚奢d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前往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一路由戴鴻慈、端方率領前往美國、德國、奧匈、俄國、意大利?？疾旆秶ㄕ?、經濟、教育、文化、軍事、公共設施、社會福利等方面，五大臣在考察過程中對公共設施尤為注意，1906年回國后即上奏清政府舉辦各種公共設施，圖書館是其中之一。

清政府采納了五大臣建議，1909年學部制定《奏報分年籌備事宜折》，其中編制了圖書館建設的計劃：宣統元年（1909年）“頒布圖書館章程”“京師開辦圖書館”；宣統二年（1910年）“行各省一律開辦圖書館”。中國圖書館事業進入近代化階段。1906-1909年，十幾個省立圖書館建立起來，京師圖書館也加緊籌建。在考察團出國前，國內已出現了中國傳統藏書機構向公共圖書館轉變的趨勢，出洋大臣奏請之后，在中國建立圖書館才擺上議事日程，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建設才發生根本改變?？梢哉f出洋考察的大臣直接促成其事。

3 “拿來”了什么

3.1 管理方式和先進技術

中國創辦近代圖書館，改進藏書內容和管理方法，固然有啟蒙民眾的主觀因素，但也存在客觀原因。舊藏書樓的藏書不準外借，引起知識分子的不滿，陳舊的借書觀念已不適應時代需要；大量新書籍、報紙雜志的出現，逐漸改變了藏書樓的藏書內容；讀書的人日益增多，書刊已不能局限于少數人使用，怎樣組織共同使用圖書也就提到日程上來了。西方傳教士所辦的圖書館采用本國的收藏、借閱制度和系統的分類及目錄體系，這些先進的圖書館管理方法和技術，雖不完善但能適合公共藏書樓的需要，很快就被欲辦新式藏書樓的中國人接受。

有文章指出無論是維新派創辦的學會書樓、各省公共圖書館，還是徐樹蘭創辦的古越藏書樓，或者京師圖書館，都制定了相應的章程，比如《蘇學會簡明章程》《南學會藏書處章程二十四條》《皖省藏書樓開辦大略章程十二條》《古越藏書樓章程》《湖南圖書館章程》以及《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這些章程均參酌借鑒了西方圖書館章程，在圖書館設立宗旨和各項管理規定上有一定的趨同性，包括機構組織與人員配置、藏書原則、圖書采集方式、服務對象、借閱制度、經費問題等。

3.2 圖書館學

舊的藏書理論體系不能適應形勢需要，西方圖書館學理論和方法的輸入，加速了傳統藏書樓的瓦解，使傳統藏書樓在西方化選擇中實現了向近代的歷史轉變，有論述稱“中國近代圖書館學是中西文化撞擊和融匯的必然產物和趨勢”。

圖書館學引入中國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之前沒有更早的記載。有人給出確切年代：大約起自19世紀90年代中期，止于1919年。吳徐年認為這是中國近代圖書館學術思想“以日為師”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圖書館”一詞被正式引進并得到廣泛運用；一批日本圖書館學專著被翻譯編纂至中國，國人開始系統地了解日本、歐美近代圖書館制度，包括圖書館學的方法和技術?？涤袨?、梁啟超分別編制了《日本書目表》《西學書目表》兩部目錄著作，打破中國傳統的四部分類，提出新的圖書分類體系，以容納更多類型的圖書。1907年，孫毓修著文《圖書館》，連載于教育雜志第1、2卷各期，將西方圖書館所使用的杜威十進分類法介紹到中國，國內開始仿照杜威法編制圖書分類法。有研究者指出，“西學東漸”加速了圖書館學知識的漸進過程，而且孕育著圖書館學形成的某些直接因素。除孫毓修的《圖書館》外，譯自日本的近代早期圖書館學專著還有《圖書館小識》和《圖書館指南》。嚴文郁評價說：“民國六年，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翻譯日本圖書館協會之《圖書館小識》，為我國圖書館學書籍之濫觴。七年有顧實之《圖書館指南》出版，此二書為東洋圖書館學流人中國之代表?！庇捎谖鞣綀D書館學的輸入，中國古代研究圖書館學術的目錄學、校讎學、版本學，成為圖書館學的一部分。

3.3 開放理念

早期對西方近代圖書館的考察與認識，并不僅僅局限在館內的藏書數量，圖書的齊全程度和藏書中的善本與珍本。中國人也重視考察圖書的使用和流通所體現的圖書館的公共性。近代圖書館的建立，結束了傳統藏書樓藏而不用或藏而難用的保守狀況，取而代之的是以“開放性”為特征的新模式。這種模式為大多數人提供閱讀機會，凡有閱讀能力者，都有在圖書館受教育的權力，它是為大多數人而設的。所以研究者普遍認為，“西學東漸”帶來了與我國古代藏書樓形成鮮明對比的公共、開放、共享、服務的西方圖書館新觀念。

有研究者對這一時期的“西學東漸”進行了反思，認為當時我國除了古代藏書樓遺下大量行將散佚的經典古籍外，沒有任何基礎，要找到一條順應潮流挽救民族危亡的捷徑，學習西方是最佳選擇。同時又指出，單純的拿來主義不能解決問題，急于學習“西用”，疏于研究“西體”，忽略了“器物”背后的“制度”，造成了“體用”分離的思維定勢。

4 單一的解釋模式

關于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誕生過程，近代圖書館史研究所呈現出來的是一條線性發展脈絡，即西方圖書館觀念輸入中國，得到中國有識之士的回應，從而在地方乃至京城仿效西方圖書館初建近代藏書樓和圖書館，完成其誕生過程。

幾乎所有圖書館史研究都認為中國近代圖書館的形成與發展，是在“西學東漸”下，即西方近代文化向東方國家傳播導致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情況下運行的。不只是圖書館這一事物，中國近代許多事物的產生，人們都是按照這樣的思維取向推斷的，圖書館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鴉片戰爭以后，隨著‘西學東漸的潮流，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文化也傳人中國，形成強大的民主文化運動，反映在圖書館，不僅促進了我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與發展，而且帶動了圖書館學教育、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興起?！痹谒麄兛磥?，“西學”對中國圖書館界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程亞男采用了“跨文化交流”的說法：在中國圖書館的發展進程中，曾明顯地有過幾次較大的跨文化交流，鴉片戰爭（1840年）以后的60年間，是藏書樓向圖書館轉變的階段，也是中國與外界的第一次跨文化交流。這次跨文化交流帶給中國圖書館界兩方面的意義：一是中國圖書館界開始學習西方，以實現藏書樓的轉化；二是圖書館開始從單一的文獻收藏機構向民眾教育機構轉化。

不管哪種說法，西方圖書館的管理方式、觀念與先進技術在中國的傳播，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產生的前提條件，在解釋近代圖書館在中國誕生過程時，都是沿著這條標準路線?！拔鲗W東漸”給中國帶來了西方近代圖書館建設的開放思想和模式、新式圖書分類法和圖書館管理方法，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從“小”處著眼，參與這一過程的有西方傳教士、早期士大夫、維新派、使官、出洋大臣，他們國別、身份、政治背景、社會地位不同，在看待“圖書館”這一新生事物上，他們的態度和目的不一定是一致的；中國近代圖書館有些東西是“拿來”的，有些具有中國“本土”特色，二者如何共存，“拿來”的東西如何本土化等問題幾乎沒有人論證。如果從“小”處著眼來考察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誕生，無疑會有助于圖書館史研究向縱深層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