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期刊、影響因子與學術評價：若干問題反思

姚 申

學術期刊、影響因子與學術評價：若干問題反思

姚 申

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相關學術機構追求數量管理，評價指標單一，急功近利，成為一味追求數量、“泡沫論文”乃至“拷貝論文”批量生產的“指揮棒”。片面強調“與國際接軌”，導致出現“影響因子崇拜”。而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應該有利于形成對學者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水平的基本評價；有利于鼓勵創新意識；有利于形成與質量并重的評價機制；有利于抑制浮躁，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實現人們所追求的把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數據的最終解釋權交給學術共同體的美好愿望。

學術評價主要是對學術產品和學術成果進行評鑒和判斷，其對象包括學者和學術工作者的學術成果，學術成果發表載體，甚至包括學術評價機構。在某種意義上，學術期刊是學術評價的重要起點。大多數學術產品和成果生產出來即要求進入流通渠道，希望“藏之名山、留待后人”的情況應該少之又少。一篇學術論文要面世，就必然會面臨學術評價。多數情況下，學術期刊是學術產品和成果重要的評價主體之一。在大量生產的學術產品中，真正能得到發表的畢竟僅占少數。學術產品和學術成果如何從零次文獻轉變成為一次文獻，其能否面世進入流通渠道，真正發揮學術作用，學術期刊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學術期刊拒絕什么樣的產品，發表什么樣的產品，什么樣的產品必須按照編輯意圖修改后才能發表，不管愿意承認與否，這就體現了一種學術評價，這是學術評價的第一道關也是重要一關。為何當下學術界會呈現突出的“學術泡沫”和“學術垃圾”現象，為什么包括一些著名期刊會屢發有失水準的文章，這正涉及一些學術期刊在學術評價上的“失范”，其背后包括“著名刊物的評價權力”（也包括不那么著名刊物的權力）運用等其他問題，關于這一點在討論與學術評價相關問題時涉及很少，論者較多的是關注對學術成果發表載體——學術期刊的評價，而學術期刊作為學術評價“第一道關”的意義，其實是非常值得認真思考和反思的。

正因為學術期刊之于學術成果的重要性，才使得對學術期刊的評價如此引人關注，當然學術期刊評價最終目標應該體現為對學術成果的評價，包括學術期刊評價在內的學術評價機制是現代學術體制運行機制中的重要一環。我們知道，我國現行學術體制主要是由政府組織推行，而學術體制化所應該遵循的原則、學術體制內部的運行規則的制定，正如我們所反復強調的那樣應該更廣泛地征求和聽取學術界的意見，由更具權威性的學術共同體作為制定主體，如此方能發揮學術體制的積極作用。但是這一點恰恰做得非常不夠，現行學術體制下各學術機構在執行過程中往往偏離了應有方向，而現行學術體制的主要缺陷表現在學術評價機制失范，科學評價制度不盡合理，其中也包括對學術期刊的評價。

筆者曾經指出，就人文社會科學科學學術評價而言，在相關學術機構追求數量的管理模式下，評價指標單一，急功近利，成為最為突出的問題而不斷遭受詬病。正確的學術判斷需要深厚的社會科學學養，而量化指標操作以“簡捷性”為目標，有時甚至只需擁有簡單計算能力者即可勝任。實際上過度追求量化指標，推行的是一種庸才策略，是一種學術不作為，其已成為一味追求數量、“泡沫論文”乃至“拷貝論文”批量生產的“指揮棒”。需要指出的是，人文社會科學科學評價中單純追求量化甚至片面強調實用性（能否直接為經濟建設服務，是否能夠直接轉化為生產力規律，能否通過學術大躍進、學術GDP來創造所謂“政績”、躋身各類排行榜，片面強調應用性等），實際上反映了現行學術體制在某種程度上還存在自然科學、實用性技術科學的話語霸權。 其實，量化指標所推行的與自然科學、實用性技術科學的話語霸權密切相關的另一個重要源頭，就是片面強調“與國際接軌”。

很長一階段以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界在學術評價方面一味模仿甚至照搬自然科學界那套模式，就學界目前最關心的評價手段而言，“影響因子崇拜”可謂最具代表性。影響因子不僅成為學術期刊評價工具，也成為學術工作者學術科研的評價標準。而這正是“與國際接軌”的產物。自1975年以來，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每年都會發布上一年度其所收錄期刊的引證報告，將學術期刊按引證的頻次和影響來劃分等級。期刊影響因子也因其具有某種標桿意義而為一些研究機構所采用，成為學術評價的重要指標之一。影響因子作為定量評價的重要工具被引入學術期刊評價曾起到先前定性評價難以達到的清晰、直觀作用，因此被認為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但一旦人們將其作用無限放大，作為唯一的甚至萬能的指標，就會走向反面。

對于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來說，決非“影響因子”越高代表刊物質量越高，反之亦然。不同學科的學術期刊，所呈現結果有很大不同。屬于社會科學研究范疇的經濟學、人口學、社會學等學科和屬于人文學科的哲學、文學和歷史學等學科，其影響因子會體現出很大差別；而影響因子作為定量評價工具被引入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后，所形成不同學科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和“被引頻次”相差懸殊的“不合理”局面，這方面已有不少論者做過深入分析。其實，即使如社會科學中某一可使用計量研究方法的同類學科期刊也未必能以“影響因子”多寡來判別刊物質量的高低。例如，某財經類學術期刊社所辦三本期刊，其中兩本較有影響，包括在國內較有聲望的老牌財經刊物，第三本以發表財經專業博士研究生文章為主。而根據CSSCI歷年統計結果，后者“影響因子”要遠高于前者，主要原因是后者所刊發多為翻譯的國外經濟學發展綜述文章。再如，某著名外語院校兩本國家管理部門認定的外語類學術期刊，一本以研究純理論學術問題而著稱，一本以外語教學問題研究為主，在晚近披露的“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影響因子排序”中，前者的影響因子排名居然落后于后者90余位。上述兩類情況，我們能夠據此指稱前者的質量遠遠不如后者嗎？此外，有很多例證可以說明，一篇因非學術因素廣受關注或批評的文章也會使刊載該文的期刊“影響因子”大幅提升。

學術期刊評價之所以不容小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現行學術評價機制的核心就是學術期刊評價，通過對學術期刊的評價來間接地評價學術成果，即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 學術期刊評價的偏差，最終會導致和體現學術成果評價的偏差，單純強調影響因子的作用有可能帶來嚴重問題，這并非危言聳聽。

在我國，看到并指出與“影響因子”相關問題的論者有之，但并不為多，呼聲尚弱，這就是影響因子被作為當前最科學甚至唯一管用的評價數據至今在我國學術界仍大行其道的原因。時至最近，依靠影響因子排序作為期刊評優唯一依據有之，依靠錯誤數據和“影響因子”分析做論文獲獎有之；一些機構引人矚目地每年發布《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中國人文社科期刊影響因子排名》，即自近年始；晚近在互聯網和新媒體流傳的另一“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影響因子排序”就牽動了不少期刊人的心緒。如何提高論文和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和被引頻次，一時成為多少期刊人內心主要的焦慮問題?！坝绊懸蜃映绨荨敝L起于國際學術界，20多年前SCI論文即以“與國際接軌”的名義被引進我國。當人們強調必須“與國際接軌”，當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領域模仿自然科學界構建學術評價標準（比如“SSCI”實際系復制“SCI”而成），然后再被引入中國之時，近年國際學術界尤其是自然科學界對此反思的新動向卻未引起我們重視。

日本學者田中耕一于1987年遞交一篇會議論文，在高分子研究領域提出了性質界定和結構解析的想法。該論文未被SCI收錄因而也沒有影響因子，但卻受到了國際學術界高度關注，其想法被歐美科學家逐漸發展成一套高靈敏度和高精確度的生物大分子分析方法，對當今蛋白質組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作者因而獲得2002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這一案例背后的意義當年或并未受到人們的重視，但卻在十年以后引起國際學術界深切反思：“影響因子”真的那樣重要嗎？

2013年或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年頭。根據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公布的2013年度SCI影響因子報告（該報告涵蓋82個國家237個大類10927本期刊，2013年新增了379種期刊，同時也剔除了33種期刊，原因是它們“自引率高”，貌似很科學），《自然》《細胞》和《科學》在2013年分別位居全球80多個國家10000余種期刊前三，再度問鼎國際學術界“頂級期刊”。

然而，恰恰針對這三本2013年度國際頂級期刊，該年度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諾貝爾獎得主蘭迪·韋恩·謝克曼博士在當年做出了猛烈抨擊。2013年11月9日，英國《衛報》發表謝克曼題為《〈自然〉〈細胞〉和〈科學〉這類頂級期刊如何損害科學的》一文，該文強烈呼吁“科學界應該推翻頂級期刊的暴政”。謝克曼認為，現行機制使那些最時髦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研究獲得了最大回報，這就像豐厚的分紅導致金融業扭曲一樣，一些專業性的獎勵，扭曲了科研界。在對“頂級期刊”的詬病中，謝克曼主要提到了期刊影響因子的負面作用。他認為，影響因子是一種噱頭，這種衡量方法有重大缺陷，引用與質量并不完全相關，“一篇論文被大量引用可能是因為它是好的研究，也可能是因為它吸引眼球，或者是挑釁式的甚至是錯誤的”。

更值得關注的是，因為影響因子被湯森路透公司奉為世界頂級期刊的美國《科學》主編布魯斯·阿爾伯特居然也對“影響因子”做出了直接抨擊。也是在2013年，布魯斯在專為該年5月15日出版的《科學》所撰寫的社論中大聲疾呼，停止使用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來評判科學家的個人工作，濫用影響因子會毀了真正的科學。布魯斯認為，對影響因子的狂熱追捧，最終會給科研帶來“毀滅性的影響”。

事實上，改變“影響因子至上”的科研評價體系漸成國際科學界的共識，就在《科學》主編布魯斯發表社論數月前，2012年12月，包括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在內的75家機構和150多位知名科學家，在美國簽署了《關于研究評價的舊金山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缎浴氛J為，科學界應該停止使用影響因子評價科學家個人的工作；影響因子不能作為替代物用于評估科學家的貢獻，以及招聘、晉升和項目資助等的依據。

如此看來，呼吁改革現行的評價體制機制并非國內一些有識之士孤獨的呼聲，當我們一味強調“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國際學術界的新情況、新發展和新動態理應受到重視，其中所體現對現行科研學術評價可能造成危害的深切憂慮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和反思。其實，任何評價手段和評價指標在其“合理性”的背后都有其局限性，包括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點擊率、下載率乃至各類評獎等。隨意夸大和貶低其作用或擇取其中某一指標否定其余，一項獨大，以為可以解決一切評價問題，這無疑是輕率和短視的。本來影響因子、被引頻次等只是一個數字，用以表示一本學術期刊一定時段內所發表論文被其他論文引用了多少次?？陀^的說，它的誕生是一種進步，從此學術期刊有了顯示學術影響力大小的清晰指標。然而，影響因子即使僅用來評價學術期刊也毫無疑問存在無法彌補的局限性，更何況將其作用無限放大，以至論者認為已影響到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至于“濫用影響因子來評價科學家個人工作”，則“成為危及世界科學界健康的病害”。

影響因子從被推崇備至到遭受國際學術界“群起而攻之”這一事例說明，任何評價手段、指標乃至評價機構都不能“包打天下”，所謂物極必反，包括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及的“學術共同體”。言及學術共同體問題我們看到，在當下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環境下，被認為是學術共同體及其代表的“同行評議”所呈現的種種變異、相關傳聞，可謂并非空穴來風。針對這一現象有論者痛切陳詞：“‘異化’最明顯、危害最嚴重的，莫過于‘同行評議’”，并因此追問：在“權力支配，人情主導、標準缺失”的情況下“我們現在真有學術共同體嗎”？由此可見問題的嚴重性。如何建立起一套真正具有公信力的學術評價體系和規范絕非易事——事關現行學術體制尤其是現行學術評價機制的重大改革，其中的重要內容便是不僅要改革以往備受詬病的“重數量，輕質量”“重定量，輕定性”的評價方式，更重要的是必須認真思考如何重建我們的學術共同體——對于缺乏自律的學術共同體，我們同樣無以寄予厚望。

筆者堅持認為學術評價包括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應該做到“四個有利于”，即學術評價應該有利于形成對學者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水平的基本評價；有利于鼓勵創新意識；有利于形成與質量并重的評價機制；有利于抑制浮躁，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在堅持“四個有利于”的條件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總體說來，仍要遵循定量與定性互不偏廢的原則。至于如何真正做到定量與定性相結合，如何使文獻計量部門有關學術成果、社會反響的統計數據和學術共同體、社會公眾評價、專家意見結合起來，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具體而言，評價指標仍應堅持多元化，包括影響因子、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點擊率、下載率或被國內外重要檢索工具收錄等數據，既要清醒地看到它們的局限性，同時也應該充分考慮其特定范圍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分別賦予不同權重基礎上根據具體情況重新加以研究，綜合考慮，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貶損其作用。與此同時，應該特別關注社會公眾評價、本學科專家意見，尤其要重視學術共同體的重建。學術共同體之重建，在當下中國國情的特殊情景中，或會遭遇種種困難與阻礙。盡管如此，重建依然是必須的，唯有在重建起一個能夠自律的良性循環的學術共同體之基礎上，方能實現我們所追求的“把數據的最終解釋權交還給學術共同體”的美好愿望。

（本文作者系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雜志社總編；本文摘自《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