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稿酬

陳棣芳

我國古代文人受人請托寫字撰文獲取稿酬的歷史由來已久，為這一現象定名，則是在隋代。明人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說：“分紀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薄端鍟む嵶g傳》有“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之說。而后，潤筆即成為文人稿酬的代名詞。宋代文人的稿酬，又叫“潤毫”“濡毫”“濡潤”。

宋代文人的稿酬，根據其來源可以分為官家和私人兩種。有資格接受官家稿酬的人，并非一般文人，而是翰林學士、知制誥之類的“詞臣”。詞臣接受潤筆，太宗時成為定制。但是并非詞臣的所有制詞都有潤筆，在宋代一般正四品以上官員受封或晉升才可以送潤筆。潤筆的多寡，視被任命官員的品級而定，即所謂“舊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定數”。至于潤筆的形式，不限于錢財，馬匹、縑帛等貴重物品皆可充為潤筆。

歐陽修《歸田錄》說：“王元之（禹偁）任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于常?！崩罾^遷所送“潤筆物”為50匹馬。翰林學士楊億草擬寇準拜相麻（唐宋時的詔書，因為用麻紙寫，故名）中，“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芒，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軠手篮蠓浅８吲d，說：‘正得我胸中事?！鈩e贈白金百兩?！薄鞍捉鸢賰伞奔仁恰袄狻?，常例必定尚有所贈。

受封或晉升的官員往往不自覺送潤筆，這一現象在宋代似乎司空見慣。對乞文吝饋、督之不送者，草詞官往往自己出面索要，并且，索者、送者均不以為怪?！恫虒挿蛟娫挕芬噍d：“其后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p>

詞臣所得潤筆，并非草詞者專享。王珪《免學士院潤筆札子》：“學士院故事，凡潤筆，并與見在院學士均分?！比欢?，潤筆與“見在院學士均分”成為定制，則是在楊億之后。在楊億之前，潤筆是執筆者一人專得。

當然，能受到皇帝筆硯賞賜，是翰林學士最引以為榮的，在士人心中，這種潤筆的意義，顯然是一般潤筆遠不能比的。

翰林學士受命作碑銘也可得潤筆。王珪受命撰寫衛王高瓊、康王高繼勛神道碑，獲“銀絹各五百兩匹，金腰帶一條，衣一襲”。周必大為韓世忠書寫神道碑，其子韓彥古送“金器二百兩充潤筆”，周必大覺得“義有未安”而不受，并向宋孝宗上《辭免潤筆札子》陳情，結果皇上御筆批復：“依例收受，不須懇免?！?/p>

宋代文人受人請托作文，也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潤筆。當時請人作詩，需要送潤筆以為酬謝的。宗室趙士暕請陳師道題《高軒過圖》詩，后來趙氏“贈以十縑”。到了宋末，凡有人請其寫詩序，都需得錢人懷后才肯動筆：“市井小人求詩序者，酬以五錢，必欲得錢入懷，然后漫為數語?！北彼沃麑W者李覯曾為某僧撰《新成院記》，僧以“十千潤筆”。古代銅錢以千錢為一貫，十千錢也就是十貫。因潤筆太過低廉，友人為之抱不平，寫詩說：“田翁不知價，只得十千錢?！?/p>

宋代墓志碑銘潤筆，相當豐厚，這可能與民間樹碑風氣盛行有關。北宋元祐年間，趙挺之曾對黃庭堅說：“鄉中最重潤筆，每一志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北彼卧~人周邦彥曾為大臣劉昺的祖父作墓銘，劉昺“以白金數十斤為潤筆”。張端義撰《貴耳集》載，吳傅朋為席大光母寫碑銘，大光“以文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緡而潤毫”。

當然，作文不收受潤筆者也大有人在，且往往成為士林美談。比如，蘇軾就從不收人潤筆物，所以別人給的，還要托人還之。名臣范仲淹也不收潤筆，據祝穆《古今事文類聚》載：“范文正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后作《范忠獻銘》（范忠獻即范雍謚號），范雍之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蓄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書。范仲淹替人作碑志只收一本《道德經》，其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

在宋代，相比那些聲名顯赫的文章大家，地位卑微、落魄的士子只能以“鬻文”自給。售賣詩文獲得的收入其實也是潤筆的一種形式。北宋時汴京有一位張壽山人，自言“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為十七字詩，鬻錢以糊口”。宋初蘇州人許洞，曾賣詩還酒債：“許洞以文辭稱于吳，嗜酒，嘗從酒家貸飲。一日，大寫壁作歌數百言，鄉人競來觀之，售數倍，乃盡捐其所負?！眲⒏肚喱嵏咦h》中云，潭州人侯誠叔“久寓都下，惟以筆耕自給”?！肮P耕自給”，即賣文糊口的文雅說法。

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文人的經濟意識日漸增強，文章也和其他商品一樣，可以隨行就市自愿買賣，只不過從事這種營生的收入只夠勉強糊口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甚至出現了專門賣售文字的鋪面。陳藻《贈故鄉人》詩云：“我家已破出他鄉，如連如卓方阜呂。豈料囊金隨后散，一齊開鋪鬻文章?！眳亲阅痢秹袅讳洝份d：“衣市有李濟賣酸文，崔官人相字攤，梅竹扇面兒，張人畫山水扇?！薄百u酸文”的鋪面的出現固然是宋代文人生活所迫，但也反映了文人商品意識的萌芽和社會對文人智力勞動成果商品化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