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快播案看網絡傳播中的法律邊界

梁 晨

從快播案看網絡傳播中的法律邊界

梁 晨

傳遞信息是互聯網的天職。在這個互聯網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網絡傳播更加復雜也更加難以掌控，技術創新需要自律，需要平衡技術與法律，社會發展需恪守網絡傳播中的法律邊界，需嚴守“公共規范”。

技術中立；網絡傳播；法律邊界；互聯網平臺

快播公司涉嫌傳播淫穢物品一案于2016年1月7日在北京海淀法院進行公開審理，公開透明的全程直播讓這一事件迅速升溫，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對于快播的罪與非罪，掀起了一次空前的集體辯論和全民圍觀。透過這場聲勢浩大的庭審和圍觀，我們看到的是網絡傳播中關于法律邊界的爭議以及亟待規范的互聯網資源平臺。

一、技術掩蓋不了的原罪

乘著P2P的技術快車，2007年快播公司創立，短短四年時間快播播放器已成為全國市場占有量第一的播放器。2013年下半年，快播受到國家版權局的調查。由于“直接定向搜索、鏈接到大量盜版網站”構成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被判罰25萬元。2014年6月26日，快播公司因盜版侵權被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判處2.6億元的行政處罰。

2014年9月，快播公司的法人代表王欣等5人被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警方稱，該公司以“只做技術，不問內容”為借口，放任大量淫穢色情內容以及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視頻廣泛傳播，并通過收取會員費和廣告費的形式大肆牟利，非法獲利數額巨大。2015年2月6日，王欣、吳銘等人因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被提起公訴。

細數快播公司的違法經歷，可以發現，在創立之初，快播就背負著“低俗內容和盜版問題”的原罪。從侵權到深陷犯罪的泥沼，快播公司并非一時失足，而是一直以來都帶著技術無法掩蓋的原罪。

二、技術中立不是抗辯理由，快播公司傳播淫穢物品具有主觀故意

在2016年1月7日的庭審過程中，4名被告人均否認有罪。王欣辯稱，快播公司只擁有硬件服務器，不具有上傳、搜索、發布視頻的功能，也不具有傳播屬性，也就沒有進行過傳播行為，因此快播公司沒有犯罪，他本人也沒有犯罪。

王欣的辯護團隊援引“技術中立”原則為王欣進行辯護，提出“技術無罪”論。那么快播是否進行了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技術又是不是意味著天然的“無罪”呢？

從輿論反響可以看出，辯方所提出的“技術無罪”論調博得了不少喝彩。而其實，這是一個偷換概念的把戲。把“公司”等同為“技術”，把控方引入一個死胡同：技術怎能有罪？進而為公司做無罪辯護。事實上，無論是刑法理論、刑事立法還是刑事司法，“技術中立”論斷與“構成犯罪”結論不存在排他關系。[1]

技術中立原則的本意是若該產品被廣泛用于合法用途，那么即使發明者和銷售者知道其可能被用于侵權行為，也不能將生產該產品判定為“幫助侵權”。需要看到的是，快播公司并非從事單純的技術開發，在提供播放器的同時，快播公司也提供了持續的網絡服務。也就是說，發明新技術的行為和技術本身無罪，但利用技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破壞社會公共秩序就可能構成犯罪。因此，推說“涉黃”是用戶的事情而與快播無關這一論調是移花接木的詭辯，根本站不住腳。要知道，“法律意義上的犯罪是一種人的行為。使用任何技術去從事違法犯罪行為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盵2]

此外，互聯網技術本就為傳播內容而生，傳遞信息是互聯網的天職。因此，在判定互聯網公司是否侵權或構成犯罪時，無論互聯網公司使用何種技術，只要傳播了法律禁止傳播的內容，都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我們在做出判斷時，不能被“技術中立”的旗號蒙蔽了眼睛，更不能被某些人的狡辯迷惑。

其實在快播案引起關注的最初階段，學界和業界更多地是在討論網絡盜版對知識產權和著作權的侵害。任瑞芝在《快播“天價罰單”背后的網絡盜版侵權思考》中指出：“快播案件作為一例典型案件，反映了在數字版權時代，作品傳播技術的發展與著作權保護制度之間發生的激烈碰撞?！盵3]董毅智在他的《快播末路》一文中則提出“快播被罰可以說是視頻網絡市場的一個發展縮影?！盵4]

也就是說，快播公司的原罪應該是侵犯著作權罪。但“在運行過程中泥沙俱下，作為副產品的淫穢視頻越積越多，積重難返。終于從故意侵權開始，卻走進了傳播淫穢物品的死胡同?！盵2]50

三、網絡傳播中的法律邊界不容忽視

網絡傳播中有兩只手控制，一只無形的手——市場，一只有形的手——法律。市場和法律都有一定范圍，因此網絡傳播絕不是無界的，而是被市場和法律這兩只手控制著。[5]以快播案為例，快播公司被指觸犯《刑法修正案（九）》以及2010年發布的《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信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而對于公訴方對快播的指控，北京大學法學院的車浩教授表示擔心，“要求企業履行網絡警察的義務，這樣一個社會分工的錯位，可能會阻礙甚至窒息整個互聯網行業的發展?！盵6]

車教授的這篇《誰應為互聯網時代的中立行為買單？》被各大媒體轉載，引發了不少關注，一些人將車教授的觀點解讀為“技術中立的幫助行為不構成犯罪”。而在我看來，此種觀點并不是否認快播公司的犯罪，而僅僅是對網絡傳播中的立法表示擔憂，他指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比現在的司法解釋還更進了一步，立法者似乎跑得太快了，即擔心法律的手伸得太長會影響互聯網信息服務本身進而影響互聯網市場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

事實上，這種擔心也是很多學者和司法工作者的隱憂，在對互聯網的監管上，立法缺乏穩定性以及合理性已經不是什么新問題。2013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當中關于“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即可認定為“情節嚴重”這一規定也曾引發爭議。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但國家有關法律的出臺也說明，信息網絡傳播亟待規范，網絡傳播中的法律邊界不容忽視。

我們要看到，相比普通犯罪，網絡犯罪等新型犯罪類型的情況更加復雜，人們對行為的危害性有時較難理解。由于脫離了傳統的“公共規范”，人們很難從厭惡、氣憤、仇恨等“自然情感”中找懲罰基礎。但是，現代社會的“公共規范”不僅僅限于“自然情感”。北京大學儲槐植教授等學者提出，如今是“法定犯”的時代。[7]現代社會為了維護社會共同體的存在、發展需求，旨在維持公共價值、公共秩序的“規范”正在不斷擴充。[1]76基于網絡傳播中環境的復雜與多變，網絡傳播中的法律邊界需絕對依照這種“規范”，而不是按“自然情感”來認定。

四、互聯網企業及資源平臺需要自律

“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正在逐漸成為一種共識，除了恪守網絡傳播中的法律邊界，加強互聯網企業及資源平臺的自律意識也是十分必要的。

技術創新帶來的進步是國家所鼓勵和提倡的，但只顧眼前利益，消極對待監管、不顧社會責任甚至法律法規的行為，是不能容許的。不少學者指出，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技術創新更需要自律，以尋求法律和技術之間的平衡點。對快播這種互聯網資源平臺的社會責任，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副部長王四新指出，平臺的社會影響力使得平臺也應該有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對于技術可能產生的不良效應，企業負有預判的責任，有了實在的危害后，應該有消除危害的義務。

結合近來網絡直播平臺發生的“直播造人”“非法闖入大學女寢直播”等惡性事件，以及網絡傳播中頻發的著作權侵權糾紛，互聯網資源平臺的自律與依法規范更應該早日提上日程。

[1]毛玲玲.傳播淫穢物品罪中“傳播”行為的性質認定[J].東方法學,2016(2).

[2]韓志宇.快播播放器的經營方式及其法律責任解讀[J].中國版權,2016(1).

[3]任瑞芝.快播“天價罰單”背后的網絡盜版侵權思考[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5(4).

[4]董毅智.快播末路[J].法人,2014(6).

[5]張小強.網絡傳播中的市場和法律[EB/OL]. http://mp.weixin.qq.com/.2016-4-2.

[6]車浩.誰應為互聯網時代的中立行為買單？[J].中國法律評論,2015(5).

[7]儲槐植.要正視法定犯時代的到來[EB/OL]. http://xuewen.cnki.net/CCND-JCRB200706010031.2016-4-2.

（作者系重慶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D920.4

A

CN61-1487-(2016)08-2-006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