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性質、制度環境與高管隱性腐敗

摘要：本文著眼于高管腐敗這一問題，試研究我國上市公司產權性質與制度環境對高管隱性腐敗的影響。本文利用871家上市公司2010—2014年面板數據，從異常在職消費、超額薪酬和過度投資三個方面，利用極值熵值法確定企業高管隱性腐敗程度。

關鍵詞：高管隱性腐敗 制度環境 產權性質

中圖分類號：F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812（2016）03-0035-03

一、引言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的飛速發展，腐敗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重大隱患，中紀委進行的一系列反腐行動所暴露出的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近幾年華潤集團、中石油集團等企業高管腐敗事件曝光，使得高管腐敗越來越受到企業和學術界的關注。

高管腐敗作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話題，早期主要集中于腐敗的經濟后果的探究（Huang和Snell，2003；Oler和Olson，2009）。近年來許多基于尋租理論、管理者權力理論、委托代理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的研究則注重挖掘腐敗產生的原因（陳信元等，2009；徐細雄和劉星，2013；楊德明等，2014；胡明霞，2015）。為了更清晰地反映高管腐敗問題，徐細雄（2012）將其分為顯性腐敗和隱性腐敗。其中顯性腐敗是指企業高管以貪污受賄、內部交易、職務之便等形式做出的違背相關法律法規以獲取私利的行為；而隱性腐敗則指企業高管通過隱蔽途徑實現的非常規利益攫取，常見手段包括在職消費、超額薪酬、商業帝國構建等。目前學術界主要集中探討高管顯性腐敗發生的原因及經濟后果，鮮有文獻針對高管隱性腐敗的產生進行深入探究。本文試探究高管隱性腐敗與制度環境以及產權性質之間的關系，為公司解決內部控制問題提供理論參考。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本文以我國滬深股票市場2010—2014年的主板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在此基礎上，（1）剔除被ST和*ST的公司；（2）剔除財務、公司治理不齊全的公司；（3）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經過樣本的篩選和面板數據的平衡處理后，最終獲得871家上市公司連續三年的平衡面板數據，數據源自CCER數據庫以及Wind數據庫。

（二）如何量化隱性腐敗。對腐敗的研究，學者大多采用手工收集公開披露的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腐敗數據設置二元啞變量（陳信元，2009；徐細雄和譚瑾，2013等）。而隱性腐敗的衡量主要使用在職消費作為代理變量（楊德明、趙璨，2014）。高管收入主要由薪酬、股權激勵、在職消費等幾部分組成，薪酬和股權激勵屬于正常所得報酬，而除去高管宴請、交通、通訊等正常在職消費以外的異常（超額）部分可以理解為隱性腐敗。本文測算了2012—2014年主板上市公司異常在職消費作為高管隱性腐敗的估計值。

1.在職消費。對奢靡在職消費的衡量，借鑒權小鋒等（2010）的衡量方法，本文采用模型（1）估計異常在職消費：

2.超額薪酬。管理者薪酬主要包括貨幣薪酬和股權激勵薪酬兩部分，由于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存在著高管持股比例偏低甚至零持股的現象，且現有數據區分管理者持股類型相對困難，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管理者的貨幣薪酬，選用公司年報中披露的“金額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總額”作為高管薪酬的替代變量。借鑒Jensen和Murphy（1990）、辛清泉等（2007）、陸智強等（2012）、張亮亮和黃國良（2013）的研究，本文使用高管實際薪酬剔除正常薪酬之后的異常值（殘差項）作為高管超額薪酬衡量指標。具體模型為：

3.過度投資。參考Richardson（2006）、辛清泉（2007）、詹雷（2013）等人的研究方法衡量過度投資。企業存在最優投資規模，且受到公司規模、投資機會、現金持有量、財務狀況等因素影響，企業投資超過最優投資額的部分即為過度投資。本文使用模型（3）中企業新增投資除去正常投資額之后無法解釋的異常值（殘差）作為該企業的過度投資量。

4.隱性腐敗量化。對于隱性腐敗模型權重的確定，為了消除主觀因素的影響，本文通過在職消費、超額薪酬和過度投資三個指標的原始數據標準化處理，對指標打分，利用各指標的客觀權重，建立基于熵值法的隱性腐敗估計模型，通過各年隱性腐敗得分的多少判斷該公司的腐敗程度。

由于異常在職消費（OverPerks）、超額薪酬（ExCom）和過度投資（OVERInv）三個指標均為負向指標，且根據朱喜安等（2015）的研究，極值熵值法優于原熵值處理方法。故本文采用極值法，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為了避免在熵值求權數時取對數無意義，借鑒馬文明（2007）的數據進行了平移處理。熵值法計算具體步驟由于篇幅限制不再贅述，最終得到我國上市公司2012—2014年隱性腐敗衡量指標值ImCorr?。由于在熵值計算過程中對指標進行正向化處理，故所得隱性腐敗衡量指標為正向指標，即指標值越大高管隱性腐敗程度越低。為了使指標值符合正常邏輯，對指標值進行負向化處理。即：

（三）檢驗模型。為了檢驗企業高管隱性腐敗與制度環境之間的關系，本文構建了線性回歸模型（4）：

本文選取樊綱等《中國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中各地區的市場化相對進程得分作為衡量該地區制度環境的代理指標。但由于《報告》更新速度較慢，考慮到外部治理環境在不同年度間的變化相對穩定，本文用現有最新一年的數據代替尚未披露信息年度的數據（夏立軍和方秩強，2005；王彥超等，2008）。對于控制變量的選取，借鑒學術界常用做法，選取董事會獨立程度、公司規模、總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產權性質作為檢驗模型的控制變量。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表2給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各變量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結果顯示高管隱性腐敗ImCorr與市場化進程Index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顯著性水平和相關系數分別為0.01和0.081，說明市場化進程Index值越高，企業高管隱性腐敗指標ImCorr值越大，即在市場化進程越快的地區，企業高管隱性腐敗活動越嚴重。對于其他變量，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高管隱性腐敗與董事會獨立程度、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顯著負相關，與總資產收益率顯著正相關。

（二）多元回歸分析。從表3給出的面板數據回歸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全樣本市場化程度Index與高管隱性腐敗ImCorr在0.0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007641。且從分組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組（2）和組（3）的市場化進程Index分別在0.01和0.05的顯著水平上與高管隱性腐敗正相關，但高管腐敗組的系數較大，說明相對于隱性腐敗程度較低的企業，高管隱性腐敗企業所處地區的市場化進程與高管隱性腐敗程度相關性更強。在控制變量中，獨立董事比例Independ與高管隱性腐敗情況ImCorr正相關，說明上市公司的董事會獨立程度越高，高管隱性腐敗程度越低。

（三）穩健性檢驗。為提高結果的穩定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進行穩定性檢驗：（1）為了增強研究結論的穩健型，參考李寶寶和黃壽昌（2012）提出的經驗估計模型計算獲得隱性腐敗指標ImCorr2，回歸結果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2）采用衡量高管隱性腐敗是否發生的啞變量ImCorr3衡量隱性腐敗，當ImCorr值大于0時賦值ImCorr3為1，當ImCorr值小于0時賦值ImCorr3為0。采用Logit回歸，結果沒有發生改變。（3）以1997—2009年市場化進程數據的平均增長幅度來預測2010—2014年的數據，對模型進行了重新檢驗，發現結論并沒有發生改變。（4）為了控制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滯后一期的市場化進程作為制度環境的工具變量，回歸結果與本文結果一致。

四、結論

本文利用871家上市公司2010—2014年面板數據，重點考查企業高管隱性腐敗與制度環境的關系。實證研究發現：（1）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企業高管的隱性腐敗程度越高。相反的，由于市場化發達地區的媒體關注、信息透明度等水平較高，顯性腐敗容易被揭露，高管會轉向相對隱蔽的隱性腐敗方式獲取利益。（2）在企業自身內部控制較弱的情況下，企業高管更傾向于在職消費等形式謀取私利。而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的存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高管行為，從而抑制高管謀取私利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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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孟媛，女，中國礦業大學會計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內部控制、高官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