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系統思維和法治思維加強基層工會工作

□中華全國總工會保障工作部　蘇文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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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系統思維和法治思維加強基層工會工作

□中華全國總工會保障工作部蘇文帥

中央黨的群團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新形勢下，黨的群團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只能改進提高，不能停滯不前。這意味著黨和政府需要把更多地資源和手段賦予群團組織，積極引導群團組織積極作為，有效參與，承擔更多的具體事務。中國工會既是職工的“娘家”，又是政治立場堅定的組織體系健全的社會組織，一方面具有組織體系健全、聯系群眾廣泛、熟悉基層情況等特點，另一方面又具有與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與本階級大多數群眾之間的關系、政治立場堅定的獨特政治優勢，因此工會有著其他社會組織無可比擬、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和環境，未來一段時間內，工會組織在社會事務中的作用將凸顯。但如何選擇參與事務的方向，有沒有能力發揮作用就要滿足兩個條件：真正了解職工需求，適合經濟社會發展。而想達到這兩個條件，取決工會能不能發揮與職工聯系最密切的基層工會組織作用，生產出符合職工需求、市場需求的服務產品。因此，基層工會的未來趨勢，必然是以職工需求為導向，按照市場規則，運用社會化的資源和手段，走樞紐型、服務型、社會化、信息化的路子，來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維護、實現和發展職工的權益和利益。

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迫切需要加強基層工會工作

基層工會就是整個工會組織生命力的來源，“治病”需到基層。工會是職工的群眾組織，整個中國工會是一個系統，而基層工會則是構成這個系統的最基本要素，職工看得到的、打交道的也就是基層工會，基層工會有沒有發揮作用，發揮得好不好，職工最直接感受得?；鶎庸褪枪Φ膩碓?，脫離了基層，各種污垢就會出現，大大小小的毛病就會形成。在實際中，特別是一些機關工會主席、國企工會主席套上行政級別，變成了“官僚”，“官本位”意識至上，不屑于做職工群眾工作；有的對職工群眾沒有感情，凡事“只唯上”，只求黨政領導滿意、上級表揚，而對職工群眾的訴求能推就推、能躲就躲，推諉扯皮、麻木不仁；有的缺乏職工群眾工作能力，不會做職工群眾工作。一些非公企業工會主席不敢、不會幫助職工做維權工作；甚至有的企業是老板的家屬擔任工會主席，勞資關系是“和諧”了，但也失去了職工對工會的信任。更有甚者，一些工會站到職工的對立面，維護資方利益，打壓職工維權。這些問題雖然局部、個別，但影響壞，久而久之，則動搖了工會的基礎，沖擊著工會組織的根本。所以，要解決工會的問題，必須要找出基層工會的病根，尋求病方。

經濟體制的變化直接影響基層工會的體制，基層工會要按“市場規律”辦事。工會是經濟社會的產物，經濟結構和企業形式影響著工會的組織形式。中國工會也不例外，中國工會的隸屬關系和組織層級也始終和經濟結構、企業形式相一致。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企業都是國有和集體企業，且隸屬層級高，大多數是央企、省屬、市屬企業，其管理層級都在市級以上，這一特點也使得當時中國工會的重心在市級以上總工會，在人員編制配備上，也是市級以上工會人員多，縣級以下工會人員?；鶎庸蠖鄶凳菄蟮臋C關式工會和各機關事業單位工會，其工作職能處于福利性。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職工以單位為保障，單位包攬職工衣食住行的情況下，基層工會薄弱且是福利性的特點是符合當時的經濟體制和基層實際的。

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非公企業越來越在經濟結構占有較大比重，企業的隸屬關系不在市級以上，而是在縣級以下行政區域，甚至發達地區。鄉鎮、村都分布著大量的企業，職工和單位也不再是大包大攬的保障，而是帶有契約形式的勞資關系。這種企業結構的變化和勞動關系的變化必然要求工會要從福利性工會變成依法維護職工權益的工會，并且要求中國工會的重心和力量配備要向基層傾斜。但遺憾的是，目前來說，現有的工會組織體制尚未改變，仍然是頭重腳輕，越是集中著大量工作任務和直接面對的職工需求的基層工會人員力量薄弱，且基層工會的職能和理念仍處于計劃經濟時期。這種工會組織體制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不一致、不適應，直接影響著工會作用的發揮，如果不改革，則工會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會被時代拋棄。

職工的契約精神和服務意識越來越強，基層工會必須要有“服務”理念。市場經濟改變職工和單位之間的情感關系，職工與企業更多的是契約關系，在雙方履行這契約式的勞動關系過程中，往往會產生摩擦和糾紛。而相對于資方來說，職工處于弱勢一方，職工寄希望自己的組織——工會能夠為自己維權，能夠為職工同資方談判和博弈。但在實際中，機關工會、國企工會往往更多還停留著傳統的協助黨政管理職工模式，沒有達到職工的需求；而非公企業干部中相當一部分工會干部不會從事協商、溝通、談判等工作，工作中源頭參與不著邊、經濟工作弄不懂、法規政策不了解、思想工作不到位等現象時有發生，無法滿足職工的維權要求。工會維權、服務意識的滯后必然會導致職工對工會的期待值有所下降，如果不改變，則會出現職工選擇其他維權方式，進而導致工會的凝聚力下降。中國步入信息化、社會化“快車道”，基層工會必須有“創新”意識，調整工作思路和措施，必須要創新工作方法。

新形勢下加強基層工會建設必須要走“兩型兩化”路子

定位樞紐型。全面深化改革中，其核心是利益格局的調整，轉化政府職能，放權分權，涉及協調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眾的關系，而這些就需要靠一個樞紐型社會組織等相對超脫的主體在社會運轉中起到一定的潤滑作用。也就是黨政與公眾、資本與勞動迫切需要一個中間人、緩沖帶，需要在利益格局調整過程有一個博弈力量的代表，既能代表廣大職工的利益，又堅定堅持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既有組織健全、覆蓋面廣，又有政治地位和社會生活具有一定作用的組織。而這些特點天然地選擇工會。工會作為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紐帶，在黨委領導下，充分運用黨委和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手段，發揮好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格局中的“社會協同”作用，充分發揮工會在加強社會協調、轉變社會控制、推進社會保障、提供社會服務等四個方面的重要作用。工作方式上，堅持凝聚職工群眾與引導社會組織并重，在工作領域上，堅持生產企業與生活場所并重，在解決訴求上，堅持經濟訴求與社會訴求并重，在服務對象上，堅持職工與農民工并重?；鶎庸洚旤h政和職工的紐帶；勞動和資本的中介。

目標服務型。服務職工是工會的立身之本，按照社會契約論理論，職工加入工會，繳納會費，必然應該代表職工的公共利益，為職工提供服務。然而，這種服務在實際中顯得多少有點被動。境外的一些組織通過扶持各種委員會，成立新的維權組織，這無疑對工會服務提出了挑戰。為適應這種變化，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工會組織都面臨著處理更多的公共事務，就應該由管理型向服務型、提供型轉變，用市場的觀點來說，就是要針對顧客的要求來提供服務。轉變傳統的服務生產和服務提供的方法，建立公眾顧客回應系統。傾聽他們的意見，滿足他們的要求，從“劃槳”轉向“掌舵”。職工與企業關系從依賴到契約關系。

運作社會化。在目前的形勢下，工會必須要走社會化的道路，必須使工會更接近職工，增強工會的回應性。承接政府轉移的職能和購買服務項目，要發揮工會“品牌”的效應，將工會已經成熟運作的特色服務品牌如工傷探視、金秋助學等通過授權、委托的方式向社會開放，吸引一批有條件、有能力、有資質的職工服務類社會組織承接服務項目，共同促進工會社會服務向非公企業和異地務工人員延伸。要促進職工服務類社會組織進一步樹立品牌意識，積極培育一批示范效應好、影響力大、帶動作用強的品牌項目。進一步推進工作思路的轉變，不斷探索工作的新方式方法，把工會事業融入到社會建設中去，實現工會工作與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有效對接，與政府民生工作有效對接，形成各方通力合作的社會化工作格局。

手段信息化。傳統的工會服務在效率上存在很大缺陷。其根本原因：一是行政習氣嚴重，辦事低效，二是服務技術手段落后，提供的服務過于整齊劃一。是單向供給型的服務。信息化的加快和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時代對工會服務職工理念無疑提出了更大的挑戰。信息化時代的工會服務職工必須是高效的。如今工會面對的服務對象不僅是現實社會中的職工，而且還有虛擬社會的職工，如網絡就業已經在沖擊著傳統的就業模式，時代節奏快、變化多。要求工會必須講究時效性、合理性、服務性和法制性。高效管理首先表現為對新事物、新產品和新問題的敏感性上，是對技術創新的一種戰略眼光。沒有這種戰略眼光就無法駕馭網絡經濟的發展，無法參與國際競爭。政府對管理對象必須迅速及時地做出決策。因此決策必須果斷而正確，合理、合法、具有前瞻性。隨著政府分權和權力下放的逐步進行，工會組織的公共事務幅度將會愈來愈大，傳統的模式和服務理念將受到嚴重沖擊。高智能化和信息化無疑是適應這種變革的前提。不能想象,一個非智能化和信息化的工會組織能夠適應這種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