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語言加工:學科內容、研究方法及與二語習得的關系

蔣 楠 范 莉 喬曉妹 張 輝 楊 楓 吳詩玉

(University of Maryland，College Park，MD 20742;北京林業大學，北京，100083;上海財經大學，上海，200433;南京師范大學，南京，210097;上海交通大學，上海，200240)

第二語言加工:學科內容、研究方法及與二語習得的關系

蔣 楠 范 莉 喬曉妹 張 輝 楊 楓 吳詩玉

(University of Maryland，College Park，MD 20742;北京林業大學，北京，100083;上海財經大學，上海，200433;南京師范大學，南京，210097;上海交通大學，上海，200240)

第二語言加工研究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是心理學在第二語言研究上的延伸?；谖墨I資料與實例說明，本文界定了第二語言加工的跨語言特性、厘清了研究內容的分支、介紹了研究途徑與方法、分析了研究推進中的阻礙。第二語言加工研究具有課題上、方法論上的獨特性，但又與相鄰學科緊密相連:植根于心理學，與理論語言學研究、兒童語言發展研究、腦科學研究緊密交接，尤其是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研究提出，必須加強跨學科的合作交流、融合貫通、凸顯特性，才能促使第二語言加工成為統一而獨立的學科。

第二語言加工，第二語言習得，學科內容，研究方法，跨學科性質

1.第二語言加工研究的定義

第二語言(即任何非母語)的使用和習得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它既是一個語言現象，也是一個社會、文化現象，更是一個心理現象。所以，對第二語言使用的研究，一定具有多角度、跨學科的性質。第二語言加工是一門研究第二語言使用和習得的心理過程的學科。它把第二語言使用當作一個心理現象，旨在了解第二語言使用中的心理過程，包括這一過程中的心理活動以及對這一過程產生影響的因素，并通過第二語言加工證據來了解二語習得的心理過程。

第二語言加工對心理過程的側重可以通過語碼轉換研究這個例子來說明。語碼轉換指語言使用者在同一個語言表述中進行兩種語言的轉換，這個轉換可以在句子之間進行，也可以在一個句子內發生。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這個現象。例如，從語言學的角度，可以探討一個在句內轉換了語言的句子，它是否需要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符合兩種語言的語法。例如，在“那我就去買幾個pizza(比薩餅)吧”這個句子中，pizza通常用復數還是單數?這是一個語法問題。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我們可以探討哪些社會文化因素影響語言使用者的轉碼行為。而第二語言加工則是要探討語碼轉換的心理過程。例如，轉碼作為一個心理活動是否需要更多的時間?從第一語言轉到第二語言更費時還是相反?轉碼的決定是在哪一個心理步驟中做出的?這些涉及心理過程的問題，是第二語言加工的研究內容。

第二語言加工起源于認知心理學，特別是它在語言研究中的分支心理語言學。在這些學科中，大腦活動，包括語言使用，被當作是一個信息加工的過程，我們的大腦被當作是一個儲量有限、流量有限，因而加工能力有限的信息加工器，故有“語言加工”的表述。這種語言使用的“加工觀”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反映了信息加工理論、計算機科學對認知心理學的影響。心理語言學主要研究第一語言(或母語)的學習和使用過程。第二語言加工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心理語言學在第二語言上的延伸，它從理論框架到研究課題，再到研究方法上都受心理語言學的影響。

2.第二語言加工研究的內容

第二語言加工涉及第二語言使用的全部心理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語加工研究涉及心理語言學的所有內容。心理語言學研究的一切語言使用現象，從語音識別到句子加工再到語言表達，都可以放到二語條件下研究。正因為此，許多二語加工的課題都來源于心理語言學，例如語音加工研究中不同聽覺提示對音素識別的影響，在輸入弱化條件下的語音識別，詞匯識別中的掩蔽啟動效應，語音在視覺詞匯識別中的作用，句子處理中的花園小徑效應(garden－path effect)等等。

同時，二語加工研究又有其獨特的研究問題。因此，它的研究范圍又大于心理語言學。其最為獨特的研究問題有三:可習得性問題、年齡的影響、兩種語言的相互關系和影響。與絕大多數母語使用者都能達到高度自動化的語言加工水平不同，二語使用者有可能在很多語言加工方面達不到類似母語的那種自動化的水平。于是，二語使用者在哪些語言加工現象上能夠或者不能夠達到母語水平，以及什么因素造成的這種差別變成了二語加工研究者必須探討的獨特問題。其次，與母語習得不同，二語習得的起始年齡因人而異，有人在幼年開始，有人在中小學開始，而有人在成年階段才開始。于是，起始年齡對語言習得和加工的影響是二語加工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最后，二語學習者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當開始學習二語時，他們大多已經掌握了自己的母語，于是，母語的影響以及兩種語言之間的關系也成了二語加工研究的一個獨特的內容。

綜上所述，當語言加工研究被放到第二語言使用這個條件下，二語加工的研究既涉及心理語言學研究要探討的普遍的語言加工問題，又涉及二語加工所特有的問題。

按照心理語言學對其學科分支的劃分，我們可以把第二語言加工研究的內容歸類為以下分支:第二語言的語音加工、詞匯加工、句子加工、語篇加工、二語表達、雙語加工、第二語言與思維。從現有的文獻看，其中四個方面得到了更多的重視:語音加工、詞匯加工、句子加工、雙語加工，構成了目前第二語言加工研究的主要內容。

這四個方面的前三者分別側重語言的三個不同層面，即語音、詞匯、句子。它們的一個共同點在于關注二語使用與一語使用的比較。所以，從研究途徑上，這三方面的研究都是把母語使用者當作一個參照，通過比較二語使用者和母語使用者來了解二語使用所涉及的獨特的心理過程。此外，它們也都關注一些共同的課題，例如二語使用者的起始年齡、二語水平、母語對二語使用的影響。同時，每個方面都有基于其語言層面而產生的獨特的研究課題。例如，識別(perception)和表達(production)之間的關系在語音加工中很受重視(Zampini 1998;Baker＆Trofimovich 2006)，其他兩個分支卻很少被涉及;語言單位(例如復雜詞和語塊)的整體儲存和提取是詞匯加工的一個獨特課題(Clahsenet al.2013;Jiang＆Nekrasova 2007;Liet al.2015)，而句法知識和詞匯語義知識在語言加工中的作用對比是句子加工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Papadopoulou＆Clahsen 2003; Williamset al.2001)。

二語加工的第四個方面，即雙語加工與其他三個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目前雙語加工側重雙語使用者的詞匯加工，語音和句子加工的研究相對薄弱。更重要的是，雙語加工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雙語使用者的兩種語言在大腦表征和語言使用中的相互關系，而非二語使用與一語使用的異同。雖然二語使用者通常也是雙語使用者，即它的研究人群是一致的，但是它的參照不同。雙語加工研究的參照是單語使用者，它比較雙語使用者和單語使用者的語言使用過程，而非二語使用者和母語使用者的語言使用過程。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雙語加工研究和其他二語加工研究在研究側重上的不同。在二語詞匯加工研究中的一個課題是二語詞庫的結構與母語詞庫有什么不同。一些研究表明，二語詞庫中詞與詞之間的聯接比母語詞庫更依賴于形式上的相似性。例如，如果呈現一個英語詞bitter，讓被試提供第一個出現在腦中的詞時，一個英語為母語的人通常會說sweet，而比較多的英語為二語的人可能會說better。在雙語加工研究中，詞庫結構也是一個重要課題。但是，它要回答的問題不是二語詞庫與一語詞庫有何不同，而是雙語使用者究竟有一個詞庫還是兩個不同的詞庫。在前者條件下，一個雙語使用者所掌握的所有詞匯都儲存在同一個詞庫中;而在后者條件下，不同的語言分別有其獨立的詞庫。當二語詞匯加工研究者在比較二語詞庫與一語詞庫的異同時，他們假定了雙語使用者的兩種語言是獨立儲存的，即有兩個不同的詞庫。而對雙語加工研究者而言，這個假定本身正是他們需要研究的問題。

盡管雙語加工和語音、詞匯、句子加工研究的側重不同，這四個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它們研究的人群相同，語言現象相近;它們的研究途徑相同，都是在心理語言學的框架內研究語言使用;它們也涉及相同的因素，例如語言使用者學習二語的起始年齡和二語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們的目的一致，即探討二語或雙語使用者的語言使用的心理過程。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們看作同一個學科的四個不同分支或方面。

3.第二語言加工研究的途徑和方法

語言使用的復雜性決定了二語加工研究在方法上的特點。其最大的特點有:跨學科途徑和有控制條件下的實驗研究。

第二語言加工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首先，它產生于心理語言學，從理論框架到研究課題再到研究方法都深受后者的影響。以二語詞匯加工為例，其主要理論框架如二語詞匯的加工模型就深受一語詞匯加工模型研究的影響，也分為“方位模型”(localist models)和“聯結主義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s)兩大類，其中“方位模型”強調信息加工的單位性，每個加工單位(如詞素、字或詞)都有一個方位表征;而“聯結主義模型”則強調多個單元互相作用的關系，沒有獨立存在的加工單元，每個傳統意義上的加工單位都是多個單元相互作用的結果。

其次，二語加工也受到理論語言學的影響。例如，句法理論提供了句子加工所研究的語言現象，如花園小徑句的加工、歧義句的加工等;語音研究中的優選論(optimality theory)對二語語音加工研究也有直接影響。

近20年來，基于腦神經的研究途徑在二語加工研究中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從神經語言學的角度、采取腦電和腦成像的技術研究二語加工在最近20年來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例如 Peltola等(2003)、Rüschemeyer等(2005)、Mueller(2005)、Thierry和Wu(2007)從語音、詞匯、句法方面開展的工作。ERP對二語加工的研究在近15年的時間呈現出一種爆炸的趨勢。ERP技術逐漸成為是我們探究二語加工的一種新的方法。使用ERP的方法主要用于回答以下的幾個問題:(1)在二語學習者的大腦或思維發生的認知過程是否在本質上不同于或相同于母語者所參與的過程?(2)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成年二語學習者是否有可能達到母語者的水平? (3)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二語句法的在線加工?(4)二語習得研究通常探討中介語的語言表征和中介語的加工。但一般情況下無法“看到”大腦和思維中的語言表征，我們不得不依據語言加工的實驗推斷語言表征到底是什么樣的。如果發現二語加工在時間上表現出與母語加工同樣的ERP反應和加工模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二語與母語的語言表征是相似的。如果我們說這是由不同的語言表征導致的，ERP技術在回答以上二語習得的關鍵問題上起到了越來越關鍵的作用，推動了一系列關于二語加工的前沿研究。

ERP是基于大腦中的自發電位，其通過放置在頭皮上的電極記錄大腦中發出的實時腦電活動。由于自發電位信號反映的是大腦中許多與過程相關的連續的和正在進行的神經活動，大腦對某一刺激的反映不能使用自發電位進行研究。為了能確定大腦對某一刺激的反應，我們必須記錄許多同一類型的試次(trials)，所有試次都在時間上鎖定某一個“事件”，即語言的呈現。通過疊加這些試次從而形成的對某一“事件”敏感的腦電波，即ERP。

ERP技術的優勢是其分辨率高，能夠準確地測量語言理解中各種信息類型(informational types)，如語義和形態句法信息、被加工的時間進程。ERP波形包括一系列正極與負極的電壓偏差(deflection)。呈現某一類型的刺激(如語義與句法違反等)所產生的典型的可預測的模式通常稱為ERP的成分(component)。三個與語言加工緊密關聯的成分是N400、P600與前額負波。

N400是出現在刺激呈現后400毫秒左右負走向的波形，通常具有腦后部與左右雙側的分布，該成分由語義與語用因素調節。當一個詞在句子語境中是出乎意料的，其在400毫秒左右引起更大的ERP振幅。因此，N400的振幅取決于句子中或語篇中所呈現詞的期望度。第二個與語言加工相關的ERP成分是P600。P600在極性(正極或負極)、潛伏期和頭皮分布上均與N400有差異，通常對形態、句法信息和句法的復雜性在非常敏感，其具有廣泛的腦后部分布。在二語加工中P600可以被看作是高水平學習者中類似母語加工的標志。第三個對形態句法規則違反敏感的成分是前額負波(anterior negativity)，其頭皮分布為左前額或雙側前額。我們通常在句法違反被覺察后的300至500毫秒時間窗口內觀察到前額負波。語義與句法違反時我們可靠地觀察到N400和P600成分，而前額負波則比較難以捉摸(Swaabet al.2012;Meulmanet al.2016)

以上描寫的ERP的成分均是在母語者上發現的，這些成分的指標是進行二語加工研究的重要參照。在二語加工的背景下，低水平的學習者也能與母語者一樣在違反語義時快速地引起N400成分，只是他們有時引起的N400的振幅較小或其潛伏期延遲。與語義加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外語水平、外語學習起始的年齡以及L1與L2之間的相似性等在形態句法的加工調節著P600與前額負波(Foucart＆Frenck－Mestre 2011; Sabourin ＆ Stowe 2008; Steinhaueret al.2009)。與母語者的P600或前額負波相比較，二語學習者所引起的這些成分要么是其振幅減弱，要么其潛伏期被延遲，要么與母語具有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的ERP成分(這通常取決于二語學習者的外語水平)。例如，在語法加工中，二語的初學者會引起N400而不是P600，這說明，由于整體的外語水平有限，他們使用了詞匯語義的加工策略而非句法加工的策略(Clahsen＆ Felser 2004; McLaughlinet al.2010)。

總體而言，如前所述，影響二語加工的因素如外語水平、外語學習的啟始年齡與L1和L2相似性等因素調節二語加工所引起的ERP成分，二語與母語加工之間的差異在低水平、晚學習外語中的學習者身上會更加明顯，同時L1與L2相似性的程度越小就加大二語與母語之間的差異。但ERP對二語加工的研究存在不少的爭議，例如，晚習得外語的學習者是否能達到類似母語神經加工的模式還是一個仍存在爭議的問題，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研究(Steinhaueret al.2009)。

二語加工研究也受到了兒童語言發展研究的影響。例如，一語習得中的“關鍵期”假設(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Penfield ＆ Roberts 1959;Lenneberg 1967;Chomsky 1965，1972，1986，2000)是否在二語習得過程中有效?大量的二語習得研究也從語音、句法等各個層面去證實(如 Asher＆Garcia 1969;Patkowski 1980)或證偽它(如 Neufeld 1978)。再如，二語語音加工研究中的兩個重要模式如 Bes t的“感知同化模式”(the 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PAM)和Kuhl的“母語磁塊模式”(the native language magnet model，NLMM)均產生于對兒童母語語音發展的研究，它們原有的目的是用來解釋為什么兒童在接觸到母語后很快(通常在一年內)就失去了對其他語言的語音在識別上的敏感性。因為它們都涉及母語對后學語言在語音發展和加工上的影響，所以在二語加工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就研究方法而言，二語加工研究主要依靠有控制條件下的實驗方法。這種研究方法有三個基本特點:

第一，實驗任務的具體性、針對性和多樣性。真實條件下的日常語言使用，即聽說讀寫，往往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許多心理過程。例如說一句話涉及表達意念的生成，詞匯的選擇和提取，句子結構的選擇(例如主動句還是被動句)，詞序的排列，形態上的前后一致，語音的生成和發音。為了有效地了解語言活動心理過程的某個方面，語言加工研究中使用的實驗任務往往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語言活動。這種活動的例子如音素辨認(identification，辨認刺激音素是哪個音)、音素辨別(discrimination，判斷兩個刺激音是否為同一音)、詞判斷(lexical decision，判斷一組字母是否構成一個單詞)、詞語命名(word naming，讀出一個刺激詞的發音)、圖片命名(picture naming，說出圖像中呈現物體的名稱)、語義判斷(semantic judgment or classification，例如判斷兩個詞是否語義相關或一個刺激詞是自然物體或人造物體)、自定速閱讀(self－paced reading，逐詞閱讀句子)、句圖匹配(sentence－picture matching，判斷一個句子是否正確描述了一個圖)。

和自然條件下的閱讀或語言表達相比，這些實驗任務涉及的心理過程相對而言更加具體和單一，便于有針對性地研究某個心理過程。以讀圖和讀詞這兩個任務為例。如果讓一個被試看一幅圖并說出圖中動物的名字，這個讀圖活動至少涉及該動物圖像的識別，與該動物有關的概念的激活，以及該動物名稱的提取和發音。如果讓一個被試看一個詞并讀出詞的發音，那么，這個讀詞任務就不一定涉及概念的激活。所以，比較被試在這兩個任務中的行為就可以了解概念激活這個心理過程。

二語加工研究非常重視在線任務的使用。語言加工實驗中使用的語言活動有在線(online)和離線(offline)活動之分。它們的區別在于數據產生于語言活動進行之中還是語言活動結束以后。在線活動的數據采集在活動中進行，離線活動的數據采集在活動結束以后。例如，在句子加工研究中，我們可以讓被試閱讀一個句子，然后判斷這個句子是否符合語法，記錄他們判斷的正確率。在這個活動中，被試在結束閱讀以后做出判斷，即數據產生于閱讀活動之后，所以它是一個離線活動。我們也可以讓被試進行逐詞的自定速閱讀，看完一個詞以后按鍵取下一個詞，然后記錄被試閱讀每一個詞或者某個詞的閱讀速度。這時，閱讀速度數據的采集是在閱讀活動的過程之中進行，所以它是一個在線活動。在行為研究中，在線活動要求被試盡快完成任務，并且以反應時間為主要數據。有些學者把產生反應時間數據的活動都當作在線活動，所以記錄腦神經活動的任務都是在線任務。

第二，實驗變量的有效操作和控制。二語加工研究在實驗設計上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有重點地觀察二語使用中的某一個或幾個變量的影響，從而了解這個變量對語言加工的影響。變量的操作和控制有時涉及不同的被試，例如比較二語使用者和母語使用者的語言行為，就可以通過測試兩組被試來實現。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變量操作和控制是通過實驗材料來實現。例如，在研究詞匯識別的頻率效應中，詞頻是我們要研究的變量。它的操作可以通過選擇一組高頻詞和一組低頻詞來實現。但是，詞匯的其他特性也可能影響被試的反應，最常見的例如詞長、習得年齡，鄰詞數量等。這些變量需要得到控制，即在所選的高頻和低頻詞中這些參數應該相仿。

有效的變量操作和控制可以減少對結果的不同解釋，使得到的數據能更有效地回答研究問題。例如，要了解中國學生是否能夠像英語母語使用者那樣具有使用復數的能力。這個問題通過觀察學生復數的使用不能得到圓滿的回答，因為他們有時候用對，有時候用錯。使用改錯的方法也有瑕疵，因為改錯的時候他們可以依賴課堂中學習的語言知識，而知識不等于能力。另一種研究方法是觀察中國學生在閱讀任務中是否能對英語句子中的復數錯誤產生反應。這個反應可以用閱讀時間來測量。如果他們在閱讀帶有復數錯誤的句子需要更長時間，就說明他們能自動覺察到復數錯誤的存在，已經內化了這個語言規則。這個方法需要正確和錯誤兩種句子。為了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可以用同一個句子的兩個版本(如下例)。例1和例2的兩個版本的句子都是一個正確一個錯誤，但是其中例2好于例1。因為在觀察反應異同的位置，即下劃線的動詞處，例1是兩個不同的動詞形式，例2是同一個形式，這樣就排除了這個詞的詞形的影響。實驗材料的編寫往往是二語加工研究設計中最為重要的一環。

例1:(a)The word on the screen was very difficult to recognize.

(b)*The word on the screen were very difficult to recognize.

例2:(a)The word on the screen was very difficult to recognize.

(b)*The words on the screen was very difficult to recognize.

第三，數據類型的多元化。二語加工的跨學科性質和實驗任務的多樣性決定了數據類型的多元化。它的數據類型主要分為三類:反應準確率、反應時間、大腦活動記錄。準確率數據大量使用在語音加工研究中，特別是在實驗任務是辨認和區分的研究中。例如，為了了解非母語使用者能否正確識別四個英語元音 /i/、/I/、/ε/和/?/，我們可以向被試呈現包含這四個元音的音節，如/pit/、/pIt/、/pεt/和/p?t/，讓被試判斷每一個音節是四個選項中的哪一個，計算它們的正確率作為主要數據。反應時間是詞匯加工和句子加工行為研究中的主要數據類型。這些研究通常通過比較被試在不同條件下的反應時間來推斷心理活動。例如，我們可以比較被試在詞判斷任務中對高頻和低頻詞的反應時間來了解詞頻效應的大小。在詞判斷任務中，我們可以在呈現目標詞之前呈現不同的啟動詞，比較被試對目標詞的反應時間來了解是否可以觀察到啟動效應，還可以在自定速閱讀任務中觀察被試在閱讀不同句子的速度，而能否得到詞頻效應、啟動效應，是否不同句子的閱讀速度是否相同，都可以為我們推斷語言使用中的心理活動提供依據。每一項語言活動的進行都需要時間，大量的語言活動都可以作為實驗任務而產生反應時間數據，所以反應時間成了語言加工的主要數據類型。此外，在基于腦神經的語言加工研究中，我們可以觀察被試在進行某個語言活動時的大腦活動，例如用腦電圖觀察腦電活動，用核磁共振記錄血氧活動，從而了解被試是否對某個語言現象具有自動的敏感性或者一個語言活動涉及哪個腦區。

二語加工還利用除此之外的其他數據類型。例如在詞聯想活動中，我們記錄和分析被試不同反應詞類型的比例;在眼動跟蹤范式中，我們記錄眼睛觀看不同圖片的比例，或回視的頻率和區域;在發音研究中，我們會讓母語使用者給被試的發音打分等等。

不同類型的數據本身并沒有優劣之分。每一種數據類型都與實驗任務和手段密切相關，而任務和手段的選擇又和研究問題和研究傳統有關。

4.二語加工與二語習得研究的關系

二語習得研究的一個主要目的是了解二語習得的心理過程及其對此過程產生影響的因素(Gass＆ Selinker 2001)。從心理語言學角度而言，語言習得的實質就是與語言有關的心理表征的變化。學會了一個新詞則心理詞庫里儲存了一個新的詞項，一個英語學習者從不知道true和real這兩個詞的區別到逐漸了解它們的不同，其心理基礎是大腦表征的重建，學會了一個語言規則后這個規則成了內化的心理表征的一個部分。

但是，即使以今天的技術、心理活動和心理表征都難以直接觀察，基于人腦的研究手段所直接觀察的也只是語言活動中的腦電活動和血氧流量，而不是語言表征本身。所以，了解二語習得的心理過程和由此產生的心理表征變化的主要手段，是觀察二語使用者的外顯行為。出于研究的目的對這些行為的觀察和描述就變成了研究數據。

研究二語習得的數據多種多樣，例如早期依賴的主要數據是學習者所犯的語言錯誤，這個做法的現代版就是語料庫的建立和使用。也有些人使用有聲思維(think－aloud protocol)來觀察記錄語言行為，并以此推斷學習中的心理活動。

但是這些數據有它們的局限性。其一，自然表達中產生的語料，哪怕是圍繞著某個語言現象(如過去時態或冠詞的某些用法)專門設計的語言活動中產生的語料，并不一定總包含我們所要研究的語言現象。它在提供有效數據的效率方面有相當的局限性。其二，這類表達語料往往不夠具體到足以研究某個具體心理現象的地步。例如，很難想象一種語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復雜詞是整體還是分離儲存的問題，也很難想象僅憑表達語料就可以有把握地確定二語心理詞庫中詞與詞之間的關系。其三，無控制條件下的語言表達活動往往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很難把我們感興趣的變量分離出來。例如，被試回答閱讀理解題時可以依賴自動化的語言能力，也可以依賴課堂條件下學會的顯性語言知識，我們很難把兩者分離出來。

二語加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這些局限。通過采取具體單一的實驗活動，通過針對某一語言現象和心理過程制定的實驗材料，以及通過這些材料進行有效的變量控制，二語加工研究能夠提供更為有效的數據，用以推斷二語表征的狀況，并回答有關二語習得的問題。下面用三個例子來說明二語加工的這個優勢。

第一個例子是二語語音加工。自從Goto(1971)的研究以來，已經有許多研究表明，母語為日語的人在辨別英語的/r/和 /l/這兩個輔音時有很大的困難。因為日語中沒有這兩個音的區分，人們通常都把它當作一個語言遷移的現象，不再做深入的研究，即不去了解母語遷移是以何種方式造成了辨音困難。Iverson等(2003)回答了這個問題。先前的研究表明，英語為母語者在辨別/r/和 /l/這兩個輔音時主要依靠三頻(F3)聽覺線索，三頻低者為/r/，高者為/l/。Iverson等人的研究旨在了解日語使用者是否也依賴于三頻線索。他們合成了18個/ra/和 / la/的音節，這些音節根據F3高低分六階，根據二頻(F2)高低分三階。他們要求日語、德語、英語為母語者反復聽這些音節，并完成辨認和識別的任務。根據先前的研究結果，英語為母語者應該把F3為低頻者辨認為/ra/，F3為高頻者識別為/la/，而F2的高低不應該影響識別。這個研究的結果與此一致。德語為母語者的識別與前者相仿，但是日語為母語者沒有按照F3這個聽覺線索識別這些音節，相反，F2的頻率對他們的影響更大。這個研究表明，日語為母語者的識別困難在于他們不能像母語使用者一樣依賴有效的聽覺線索，他們似乎依賴錯誤的聽覺線索。

第二個例子是二語詞匯加工。在二語詞匯識別研究中的一個課題是，母語翻譯是否在二語詞匯識別中被激活，它們的激活是二語詞匯識別的副產品，還是對二語詞匯識別有影響。大量的語言遷移研究表明，二語使用者在使用二語詞匯時受到母語的影響，例如中文為母語者在表達時會混淆hat和cap這兩個英文詞，在閱讀理解中也可能把standard理解成criterion，因為中文不作這兩者之間的區分。這種證據也有其局限性。其一是它的可靠性較差，這種錯誤有時候出現，有時候不出現;其二是這種錯誤本身不能說明這是概念層面還是詞匯層面的遷移，不能說明中文翻譯在二語使用中起到什么作用。最近有些研究表明在二語詞匯識別中有母語的自動激活。例如，Thierry和Wu(2007)讓母語為中文者判斷兩個英文詞的相關性，實驗材料包括了中文翻譯共享一字的英文詞對(train－ham，火車－火腿)和非共享字的英文詞對(apple－table，蘋果－桌子)，以便了解中文翻譯在英文詞匯識別中的影響。他們發現，被試的行為結果，即反應時間在這兩類刺激中沒有差別，但是腦電結果顯示，當兩個英文詞的翻譯共享一個中文字時，N400腦電指標會下降。他們認為母語詞匯會在二語詞匯識別中自動激活。但是這個研究的結果不能說明母語詞匯的激活起到什么作用。在另一項研究中，Zhang等(2011)發現母語為中文的被試在識別目標英文詞thing的時候會受啟動詞east的影響，他們認為這個影響是通過漢語詞的激活而實現的，即母語為中文者在識別英文詞的時候經歷了一下過程:east(東西thing)。但是他們的實驗材料包含了許多語義相關的詞對，例如father－parent、number－math、idea－opinion，這些詞對之間的啟動效應可以是一種語義啟動效應，而不一定是由中文翻譯的激活引起的。

為了回答母語翻譯在二語詞匯識別中的作用，我們(Jianget al.2013)設計了另一個實驗。我們找到了兩種英文詞，其頻率、詞長相仿，但是其中文譯詞的頻率有很大差別。例如雖然 revolution和signature這兩個詞的頻率都比較低(每百萬詞12和3)，詞長相當(12個字母)，但是前者的翻譯“革命”的頻率是每百萬1963次，后者的翻譯“簽名”的頻率是3次。如果二語詞匯的識別不受母語翻譯的影響，那么這兩組英文詞匯在詞判斷任務中的反應時間應該相仿。不會中文的美國學生的實驗結果表明這兩組詞匯的反應時間相仿，而母語為中文的中國學生在判斷譯詞頻率高的那組英文詞時的反應時間要顯著快于另一組。這個結果說明，母語翻譯影響了二語詞匯的識別。

第三個例子是句子加工。二語習得中是否存在一些難以習得的結構，例如英語的復數、時態標記，這是個長期以來有爭論的問題。傳統的研究方法是觀察二語使用者在判斷有誤和無誤句子的正確率，或者觀察被試在自動表達中的正確率。但是這些方法有兩個缺點。一是被試在判斷和語言表達中可以利用顯性知識(DeKeyser 2003;Jiang 2007;Ellis 2002)，而顯性知識不等于已經形成的自動運用的能力;二是當被試的正確率在80%的時候，我們很難得出明確的結論。有人可以說這個高于隨機正確率的結果表明被試已經掌握了這個結構，這個低于母語使用者的正確率是因為他們在運用這個已經掌握了的結構時還不夠自動化(如Prévost＆White 2000)，而另一些人則說，這個低于母語使用者的正確率說明他們還沒有掌握這個結構，而正確率高于隨機準確率是因為他們使用顯性知識的結果(Johnson＆Newport 1989)。

在一個系列的研究中，我們(Jiang 2004，2007; Jianget al.2011)使用了心理語言學里研究句子處理的最為常用的方法之一，即使用自定速逐詞閱讀來研究這個問題。實驗所用刺激一個句子的正、誤兩個版本，如:

例3:(a)The word on the screen was very difficult to recognize.

(b)*The words on the screen was very difficult to recognize.

被試逐詞閱讀句子，我們記錄他們的反應時間。這樣的任務，因為不要求表達，因為不是整句出現而是逐詞出現，因為強調閱讀速度，可以減少被試對顯性知識的依賴。同時，我們可以通過觀察被試在關鍵部位(即下劃線的詞)的閱讀速度，來了解被試是否形成了自動化的對復數錯誤的敏感性。如果他們已經形成了這種自動化的敏感性，那么他們就會下意識地意識到第二版本的錯誤，導致他們在閱讀b句中的下劃線部分產生一個短暫的停頓。這樣，閱讀兩種句子的速度就可以提供被試是否已經掌握這個結構的證據。這些研究的結果表明，英語為母語者確實在閱讀錯誤句子的時候表現出停頓，但是母語為漢語的被試沒有出現這個停頓，說明后者沒有掌握有關復數的自動化的能力。

這三個例子都說明了二語加工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即選擇一個特定而具體的語言任務，如語音音素識別、詞判斷和自定速逐詞閱讀，圍繞著某個語言現象編寫專門的實驗材料，如圍繞著兩個音頻合成的音節，譯詞頻率不同的二語詞匯，一個句子的正、誤兩個版本，并通過這些材料控制無關變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實驗室研究可以幫助我們解答傳統的研究方法所不能解答的二語習得和二語加工的問題。所以，二語加工研究是探討二語習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正因為二語加工對二語習得的重要性，一些大學的二語習得和應用語言學專業開設了二語加工的研究生課程，例如馬里蘭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夏威夷大學、亞利桑那大學、喬治敦大學、佐治亞州立大學等等。

5.結語

二語加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這個時期出現了第一批對后來研究產生長遠影響的二語加工研究，例如Flege(1987，1988)的二語語音加工研究、Koda(1989)的二語詞匯加工研究以及在競爭模式中進行的大量的二語句子加工研究(例如Gass 1987;Harrington 1987;Kilborn 1989)。在雙語加工研究中，80年代Kirsner等(1980，1984)以及Potter等(1984)的研究都是開創性的。

但是，二語加工研究在傳統上都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學科。從事二語加工研究的學者通常只關注某一個方面，或語音，或詞匯，或句子，他們討論問題很少超出本語言層面的范圍。二語加工的成果也沒有一個專門刊物或會議交流發表，而是分散發表于認知科學、心理語言學、語音學、二語習得等學科的期刊和會議中。

不過，越來越多的二語加工研究表明，不同層面的二語加工研究涉及一些共同的問題。例如，二語的可習得性問題(即是否存在一些二語習得者無法習得的語言結構或方面)在語音加工和句子加工研究中都是重要的課題，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二語習得對母語表征的影響也是語音加工、詞匯加工、雙語加工需要關注的課題，這些領域都產生了一些二語對母語表征產生影響的研究證據(語音:Chang＆Mishler 2012;Flege 1987;語義:Pavlenko＆ Malt 2011;雙語:Ivanova＆Costa 2008)。此外，二語水平、習得年齡等是二語加工研究的不同領域共同關心的因素。所以，二語加工研究的不同領域之間的交流有助于各自領域的進展，也是二語加工成為一個統一而獨立的學科的必要條件。

Asher，J.＆G.Garcia.1969.The optimal age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J］.Modern Language Journal38:334－341.

Baker，W.＆P.Trofimovich.2006.Perceptual paths to accurate production of L2 vowels:The rol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44:231－250.

Chang，C.B.＆A.Mishler.2012.Evidence for language transfer leading to a perceptual advantage for non－native listeners［J］.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132: 2700－2710.

Chomsky，N.1965.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Cambridge，Mass:MIT Press.

Chomsky，N.1972.Language and Mind(enlarged edition)［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homsky，N.1986.Knowledge of Language:Its Nature，Origin，and Use［M］.New York:Praeger.

Chomsky，N.2000.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edited by N.Mukherji，B.N.Patnaik＆R.K.Agnihotri)［M］.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hsen，H.，L.Balkhair，J.－S.Schutter＆I.Cunnings.2013.The time course of morphological processing in a second language［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9:7－31.

DeKeyser，R.M.2003.Implicit and explicit learning［A］.In C.Doughty＆M.H.Long(eds.).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Malden:Blackwell.313－348.

Ellis，R.2002.Does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affect the acquisition of implicit knowledge?［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4:223－236

Flege，J.E.1987.The production of“new”and“similar”phones in a foreign language: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equivalence classification［J］.Journal of Phonetics15:47－65.

Flege，J.E.1988.Factors affecting degree of perceived foreign accent in English sentences［J］.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84:70－79.

Foucart，A.＆ C.Frenck－Mestre.2011.Grammatical gender processing in L2: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L1－L2 syntactic similarity［J］.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14(3):379－399.

Gass，S.M.1987.The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among competing systems: A bidirectional perspective ［J］.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8:329－350.

Gass，S.＆L.Selinker.2001.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An Introductory Course(2nd edn.)［M］.Mah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Goto，H.1971.Auditory perception by normal Japanese adults of the sounds“l”and“r”［J］.Neuropsychologica9:317－323.

Harrington，M.1987.Processing transfer:Language－specific processing strategies as a source of interlanguage variation［J］.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8:351－377.

Ivanova，I.＆A.Costa.2008.Does bilingualism hamper lexical access in speech production?［J］Acta Psychologia127: 277－288.

Iverson，P.，P.K.Kuhl，R.Akahane－Yamada，E.Diesch，Y.I.Tohkura，A.Kettermann＆C.Siebert.2003.A perceptual interference account of acquisition difficulties for non－native phonemes［J］.Cognition87:B47－B57.

Jiang，N.2004.Morphological insensitivity in second language processing［J］.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25:603－634.

Jiang，N.2007.Selective integration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J］.Language Learning57: 1－33.

Jiang，N.＆T.M.Nekrasova.2007.The processing of formulaic sequences by second language speakers［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91:433－445.

Jiang，N.，E.Novokshanova，K.Masuda＆X.Wang.2011.Morphological congruency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2 morphemes［J］.Language Learning61:940－967.

Jiang，N.，T.Guo＆M.Li.2013.Translation frequency effect in L2 word recognition: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R］.Vocab @vic，University of Wellington，New Zealand，December 19，2013.

Johnson，J.S.＆E.L.Newport.1989.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The influences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J］.Cognitive Psychology21:60－99.

Kilborn，K.1989.Sentence process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timing of transfer［J］.Language and Speech32:1－23.Kirsner，K.，H.L.Brown，S.Abrol，N.K.Chadha＆N.K.Sharma.1980.Bilingualism and lexical representa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32:585－594.

Kirsner，K.，M.C.Smith，R.S.Lockhart，M.L.King＆M.Jain.1984.The bilingual lexicon:Language specific units in an integrated network［J］.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23:519－539.

Koda，K.1989.Effects of Ll orth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n L2 phonological coding strategies ［J］.Journal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18:201－222.

Li，M.，N.Jiang＆K.Gor.2015.L1 and L2 processing of compound words: Evidence from masked priming experiments in English［J］.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 DOI: http://dx. doi. org/10. 1017/ S1366728915000681.

McLaughlin，J.，D.Tanner，I.Pitkanen，C.Trench－Mestre，K.Innoue，G.Valentine＆L.Osterhout.2010.Brain potentials reveal discrete stages of L2 grammatical learning［J］.Language Learning60(2):123－150.

Meulman，N.，L.A.Stowe，S.W.Sprenger，M.Bresser＆M.S.Schmid.2014.A ERP study on L2 syntax processing:When do learners fail?［J］.Frontier in Psychology5:01072.

Mueller，J.L.2005.Elect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second language processing［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1 (2):152－174.

Neufeld，G.1978.On the acquisition of prosodic and articulatory features in adult language learning［J］.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34:163－174.

Papadopoulou，D.＆H.Clahsen.2003.Parsing strategies in L1 and L2 sentence processing［J］.Studies in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5(4):501－528.

Patkowski，M.1980.The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syntax in a second language［J］.Language Learning30: 449－472.

Pavlenko，A.＆ B.C.Malt.2011.Kitchen russian: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and first－language object naming by Russian－English bilinguals［J］.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14:19－45.

Peltola，M.S.，T.Kujala，J.Tuomainen，M.Ek，O.Aaltonen＆R.N??t?nen.2003.Native and foreign vowel discrimination as indexed by the mismatch negativity(MMN)response［J］.Neuroscience Letters 352(1):25－28.

Penfield，W.＆L.Roberts.1959.Speech and Brain Mechanism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tter，M.C.，K.So，B.von Eckardt＆L.B.Feldman.1984.Lexical and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in beginning and proficient bilinguals［J］.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Verbal Behavior23:23－38.

Prévost，P.＆ L.White.2000.Missing surface inflection or impair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Evidence from tense and agreement［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16: 103－133.

Rüschemeyer，S.A.，C.J.Fiebach，V.Kempe＆ A.D.Friederici.2005.Processing lexical semantic and syntactic information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fMRI evidence from German and Russian［J］.Human brain mapping25 (2):266－286.

Sabourin，W.＆L.Stowe.2008.Second language processing: When are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processed similarly?［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4:397－430.

Steinhauer，K.，E.J.White＆J.E.Drury.2009.Temporal dynamics of lat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J］.SecondLanguage Research25:13－41.

Swaab，T.Y.，K.Ledoux，C.C.Cainblin＆M.Boudewyn.2012.Language－related ERP components［A］.In S.J.Lick＆E.S.Kappen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entrelated Potential Components［C］.New York:OUP.397－439.

Thierry，G.＆ Y.J.Wu.2007.Brain potentials reveal unconscious translation during foreign－language comprehensio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4(30):12530－12535.

Williams，J.N.，P.M?bius＆C.Kim.2001.Native and nonnative processing of English wh－questions:Parsing strategies and plausibility constraints［J］.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22:509－540.

Zampini，M.L.1998.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L2 Spanish Stops［J］.Texas Paper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3:85－100.

Zhang，T.，W.J.van Heuven＆ K.Conklin.2011.Fast automatic translation and morphological decomposition i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J］.Psychological Science22: 1237－1242.

(責任編輯 管新潮)

H319

A

1674－8921－(2016)06－0001－08

10.3969/j.issn.1674－8921.2016.06.001

蔣楠，博士，美國馬里蘭大學。主要研究方向為二語加工、二語習得。電子郵箱:njiang@umd.edu

范莉，博士，北京林業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語言早期習得、形式語言學。電子郵箱:fansong _cn@yahoo.com

喬曉妹，博士，上海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二語加工、英語教學法。電子郵箱:xqiao@ mail.shufe.edu.cn

張輝，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二語加工、認知語言學。電子郵箱:coglinger2011@126.com楊楓，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應用語言學、比較文學與翻譯。電子郵箱: efone1988@163.com

吳詩玉，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二語加工、二語習得。電子郵箱:shiyuw @s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