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所載舜“陟方乃死”考
——兼論治古史傳說的方法問題

張榕坤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香港 清水灣 999077）

《尚書》所載舜“陟方乃死”考
——兼論治古史傳說的方法問題

張榕坤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香港 清水灣 999077）

文章以探討《尚書·堯典》中所記載的舜“陟方乃死”為中心，反思了徐旭生與楊寬兩位先生所提出的研究中國傳說時代之歷史的方法，對先秦文獻資料中關于舜崩之事的記載作了詳細考辨。初步結論是，舜氏族在禹氏族興起之后逐漸衰落而南遷，舜氏族在北方最后一位有較大影響力的領袖在南遷后卒葬于南方，其卒葬地很可能就在蒼梧、九嶷地區，但已不可確考；而由于南北相隔千里之遙，造成了北方對此卒葬地傳說的種種模糊和矛盾。

舜；陟方乃死；蒼梧；古史傳說；疑古

一、問題的提出

“陟方乃死”出于《尚書·堯典》最后一段話：“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對于舜崩之事的最早文獻記錄。但由于記載的過于簡單，且先秦史籍中對于舜崩之事還有種種不同之記載，因而此問題便成為歷史上聚訟紛紜的一個問題。劉起釪先生在《尚書校釋譯論》一書中對歷史上的各種解說作了較為詳盡的總結[1]，并將其歸為七種，在對各說進行了分析和評論之后，劉先生得出了一個基本的結論，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要將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分開。舜南巡蒼梧，死葬九嶷，二妃從于后，淚滴成斑竹，死為湘水神是神話故事。但作為歷史人物的舜，一生活動地區全在黃河下游，未曾遠離過此區域。

2.《堯典》作者搜集各種資料，在歷史資料如《竹書》記載中看到帝王之死稱“陟”，自然就采用了，而遇到神話資料要把它歷史化，一些神話色彩強的就不采用（例如蒼梧在當時地理知識之外，在《堯典》作者看來和《山海經》許多神山一樣是虛無縹緲的地方，所以不采用）。

3.司馬遷把神話故事進化成歷史故事，除二妃故事太神化不采用外，蒼梧到漢代已是確知的地方，就把巡狩蒼梧的故事作為史實寫入《史記》中，因而與《堯典》所載相歧異。

總之，神話自神話，歷史自歷史?！把册魃n梧”是神話，應把它擱置一邊；“陟方”是說帝王之死，這是歷史資料，應當認可它、相信它。

我們認為，劉先生的結論基本上是遵循顧頡剛等先生“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而得出的，即：古史傳說之來源，本多由于殷周二系民族神話之分化與融合。時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不特古帝王之傳說為層累地造成，即朝代之傳說亦因時而俱增也[2]104-113。 如果遵循此思路來治傳說時代之古史，推至極端，則自然會有劉起釪先生“神話自神話，歷史自歷史”之說，從而將歷史上關于舜崩之事的文獻資料一筆抹殺，僅僅得到一個空洞的“帝王之死”的“歷史資料”。

誠然，“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為我們指出了古史傳說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規律，但并非是唯一規律。楊寬先生在《中國上古史導論》的前兩篇首先對治上古史的若干方法和原則進行了分析，徐旭生先生亦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的第一章闡述了自己治古史傳說時所遵守的若干規則?？梢?，方法問題是治上古史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首要的問題，故接下來我們將首先對楊、徐二先生治上古史的若干方法原則作一分析，在辨明我們所要采用的方法原則之后，再據之考辨舜“陟方乃死”的問題。

二、治古史傳說的方法問題

楊寬先生在 《中國上古史導論》中首先力斷“信古”之非，繼而詳細論析了“疑古”三說，并謂：“主托古改制者，謂古史盡出諸子臆說；主層累造成者，乃謂古史皆由傳說者輾轉演變；主三方傳說本于民情者，又悉以地域之不同判之?？v觀之，三說若水炭之不相入，實則本相成而不害也?？谡f流傳本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故不獨古史傳說為然也。托古改制之說，此言因人而異；層累造成之說，此言因時而異；三方傳說相殊之說，此言因地而異，皆所見一偏耳。治古史傳說者，能運用此三說而不囿于一偏之見，循環論證，斯為得之！ ”[2]76楊寬先生這里對于疑古三說的綜合分析可謂精審之至，這一結論對于我們深入探討古史傳說的源流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從人、時、地三方面來分析古史傳說資料，理應作為治古史傳說的不二法則。

然而楊寬先生在通過對“疑古”三說的詳細論析之后，又極力反對王國維“傳說與史實相混而不分，史實中故不免有緣飾，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的說法，謂：“據史料以批判，古史傳說之全出殷周東西民族神話之分化與融合，已鐵案如山，無可動搖?！盵2]117這樣，一個“全”字便幾乎將有關殷墟時代之前的遠古時期文獻記載的史料價值否定殆盡。雖然楊寬先生亦承認這些“神話之來源有純出幻想者，亦有真實歷史為之背景者”，但這些也僅僅是“原始社會之史影”，并不能從中推出“三皇五帝唐虞夏等朝代之古史系統”[2]70。因之，楊寬先生之論傳說時代的歷史，著力點即在于將相關的文獻資料還原為“神話”而非“史實”。

我們認為，楊寬先生之所以有上述較為極端的疑古 （主要指對傳說時代古史資料的懷疑）傾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楊先生有一個基本假定，即：“古者南方文化較低，又宿好鬼神，神話怪說在中原已潤色為人話史說者，而南方尤能保存其原樣?！盵2]113這里楊先生所說的 “南方尤能保存其原樣”主要是指《山海經》《天問》等淮楚之作保存了大量神話傳說而言的。我們認為，楊先生的這一基本假定是很難成立的，楊先生的上述假定等于是說，首先南北雙方有一個共同的神話原型，這個神話原型在人文氣息較濃的北方逐漸被潤色為人話，而在神怪文化較濃的南方卻能一直保持其原型。我們知道，不管北方文獻資料中所保留的人話傳說，還是南方文獻資料中所保留的神話傳說，基本上都是以北方的史跡為中心的。那么，參照楊先生的意見，這些神話原型應該產生于人文氣息較濃的北方，之后又傳播到了神怪文化較濃的南方并在南方得以保留。神話故事最初產生于人文氣息較濃的北方而非神怪文化較濃的南方，顯然是有悖情理的。而且楊先生的這一研究思路似乎是在為了探尋某種“神話原型”而研究歷史資料，對于造成“神話”之“史影”卻未給與應有的重視。我們認為，更為合理的情況應該是，在殷墟時代之前相當長的時期里，我國北方文明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這也是為考古資料所證實了的），產生了一些給人們留下較深印象的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開始只是口耳相傳，在傳播過程中肯定會因人、時、地等條件限制而有所訛誤，特別是有所夸大，甚至有一些神話色彩，但在人文氣息較濃的北方，歷史事件大多是作為人話傳說而流傳的。而隨著南北文化的交流，這些人話傳說逐漸傳播到南方，并且在神怪文化較濃的南方逐漸被神話。因此，我們認為，《山海經》《天問》等淮楚之作所保存的大部分神話傳說一般要比北方同時期的文獻資料中所保存的古史傳說史料價值更低，而非相反，因為北方的文獻資料是直接由北方地區所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口耳相傳而來，而南方的神話傳說則是這些歷史事件先由北方傳播到南方，然后又在南方經過不斷地增飾從而演化為神話。以上是我們對楊寬先生古史傳說皆來源于神話之說的一個反思。

其實，徐旭生先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的第一章就已對《古史辨》派的研究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作了較為詳細的總結，如他們“太無限度地使用默證”，“看見了不合他們意見的論證，并不能審慎處理”，對先秦諸子之間的矛盾和歧異進行夸大，“對于摻雜神話的傳說和純粹神話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等等[3]26-31。在這種反思的基礎上，徐先生提出了他在治傳說時代的歷史的過程中的八條原則：我民族出入歷史時是復雜的、非單純的，綜合材料比未經系統化的材料價值低，要注意史料的原始性及其等次性，引用古書時必須忠實原文，不可急遽地斷定同我們解釋有矛盾的觀點為不正確或偽造，注意小心使用文獻中的人名、地名甚至族姓名，古人所用地名、氏族名、個人名常常不分，文獻所載三代或四代的制度或禮俗可能出自其后裔，等等[3]26-41。徐先生雖然在初稿中將討論治古史傳說的方法的一章稱為“論信古”，但我們認為這種“信”并非楊寬先生所批判的盲信，而是在充分注意到了古史傳說演變的復雜性之后的審慎的“信”，其實在廣義層面它仍是一種疑古。

我們認為，徐旭生先生所提出的若干治傳說時代歷史的原則是極具建設性的，因此我們在下文對“陟方乃死”的考辨中將主要參考徐先生所提出的上述原則，并充分參考楊先生對“疑古”三說的精彩總結，注意古史傳說發展的復雜性，審慎地討論問題。

三、“陟方乃死”考辨

舜崩之事在先秦典籍及之后的秦漢文獻中都有較多記載，可以說在遠古帝王中有關舜崩的文獻記載是最多的，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舜崩之事必與某個受人關注的歷史事件有聯系，否則舜崩之事不可能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根據徐旭生先生所提出的研究傳說時代歷史的若干原則，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先秦典籍中關于舜崩之事的記載，同時考慮到我們上文所談到的南北方古史傳說發展途徑之異，我們首先來看北方的文獻資料：

《國語·魯語》：“舜勤民事而野死?！?/p>

《孟子·離婁下》：“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p>

《墨子·節葬篇》：“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 ”

唐人劉賡《稽瑞》引《墨子》佚文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象為之耕?！?/p>

《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p>

宋代朱熹《四書或問》：“舜卒于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舜）南巡不反’，《禮記》有‘（舜）葬于蒼梧之說’?！保ò矗航癖尽吨駮o年》沒有朱熹所言的“南巡不反”語，則朱熹所據當為古本《竹書紀年》。 ）

在上述文獻中，對于舜葬之地的記載相當模糊和矛盾，《國語》只是說舜“野死”，則非在國中壽終正寢。朱熹所引《竹書》則說舜“南巡不反”，至于具體的卒葬地亦未指明?！睹献印贰赌印?、劉庚所引《墨子》佚文、《呂氏春秋》分別說舜卒于鳴條、南己、蒼梧和紀市。在上述地名中，南己與紀市當為同一地方，于省吾先生等已辨之[4]，唯其所指何地，我們現在還不能確切地知曉?！睹献印匪缘摹傍Q條”我們同樣也不能確切知曉其所在之地。惟《墨子》佚文所說之“蒼梧”，合于《山海經》，當在論析過《山海經》的相關問題之后再辨之?？偠灾?，由北方文獻資料我們基本可以認定，舜非卒于國中，然其具體的卒葬地則眾說紛紜，似不可考。

接下來我們再看 《山海經》對舜崩之事的記載：

《海內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p>

《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p>

《大荒南經》：“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p>

又：“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p>

《海內東經》：“湘水出舜葬東南陬?！?/p>

徐旭生先生曾提到，帝舜在《山海經》共“九見八事”[3]76，然則其中一半以上都涉及舜卒葬之地。我們知道，《山海經》并非一人一時所完成，但對于舜之卒葬地的記載卻如出一人，大都肯定舜之卒葬地在南方蒼梧之九嶷山（或作九疑）。我們認為，《山海經》的記載應事出有因，徐旭生先生曾分析說，舜是繼顓頊之后的大宗教主，其聲威在這一地區異常顯赫，是人們競相攀附的結果，而非事實如此[3]99-117。然而，傳說中的上古帝王有很多，南方地區的古人為何僅僅“攀附”舜，且這么強烈地“攀附”其卒葬地？且如果舜沒有到過南方，而是卒葬于北方，那么這種“攀附”何以能獲得極為廣泛的流傳，甚至掩蓋了舜的真實卒葬地？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將《山海經》的記載與北方文獻進行了比較，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舜的卒葬地很有可能就在南方地區，因此在《山海經》中，舜所葬之地甚至被當作一個地理坐標反復稱引。正是由于舜晚年卒葬于南方，因此關于舜的神話在湖南地區就顯得特別豐富。從這一點出發，我們還可以較為有效地解釋北方文獻中對舜卒葬地記載的模糊與矛盾。首先，因舜卒時在南方而不在中國，故《國語》說舜“野死”，而《竹書》則說舜“南巡不反”。其次，由于舜之卒葬地在南方，距離北方地區千里之遙，在當時的條件下北方對于南方之地理情形尚未有清晰的了解，故當舜卒葬的信息從南方傳至北方時會有種種錯誤或者訛變，因而造成北方對于舜卒葬之地的傳說有種種不同。近年有人考證孟子所說之“鳴條”為古“荊州”之代名詞[2]，而《墨子》所說之“南己”比《呂氏春秋》之“紀”多一“南”字，或許說明《墨子》是想強調此地為南方之地，至于《墨子》佚文所言之“蒼梧”則可能是更晚的時候由南方傳來的信息，故而與《山海經》中的說法吻合。

總之，由于“古不修墓”（《禮記·檀弓》），舜是否確實葬于蒼梧之九嶷山，我們暫時也無法得到確證。但從北方文獻記載之模糊與歧異及 《山海經》對舜葬地之重視與敘述上的前后統一，我們認為，舜之卒葬地應在南方。

然而，舜之卒葬地為何會在南方呢？如果考慮到舜當時已老邁，且按文獻記載舜已提前讓位于禹，則舜卒葬于南方之地實不可解。正如劉起釪引林之奇《全解》云：“漢儒遂有舜葬蒼梧之說，至今蒼梧之地有舜廟、冢存焉?！裰岳?，有所甚不可者。夫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既耄期倦于勤，而使禹攝矣，則巡狩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其地在要荒之外，舜已禪位使禹攝矣，豈復巡狩于要荒之外而死，死而葬于蒼梧之野，以是禹率天下諸侯以會舜之葬于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 ”[1]345-346

我們認為，上述矛盾的關鍵在于承認堯、舜、禹之間的禪讓制度，但是這種禪讓制度并非史實，這一點徐旭生先生在論古史發展之脈絡時闡述得很清楚，這種所謂的禪讓只是表明氏族部落的相互更迭，而堯、舜、禹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代表的是其個人，更是他們所在的氏族。楊寬先生在《中國上古史導論》中亦指出這種禪讓制度實出于先秦諸子“托古改制”之說。其實，唐代劉知幾在《史通·疑古》中已就舜“五十載，陟方乃死”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懷疑：“蒼梧者，于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畫，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舍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6]

綜合以上材料，我們認為，舜之卒葬于南方實源于舜氏族之衰弱，然舜氏族畢竟曾經極盛一時，縱使衰落之后比起南方落后地區仍為有較大力量之氏族，故其到達南方后能夠在南方有較大影響。此時的舜氏族在北方已屬強弩之末，人們對其所遷之地亦不甚了了矣，然其畢竟在北方發生過重大影響，故而對于舜卒葬之地亦有種種傳說。也正是由于如此，北方文獻對于舜之卒葬地才會有這么多關注以及一些看似矛盾和不可考之處，而《山海經》則將舜之卒葬地視為一個重要且確定的地理坐標反復稱引。

以上是我們根據先秦文獻資料對舜崩之事的一個基本判斷，由這個結論，我們再來看《尚書·堯典》中“陟方乃死”的記載。我們認為，《堯典》為出自北方的文獻資料，故其在記載舜崩之事時與北方其他文獻對舜崩之事的記載很有些相似之處，即顯得比較模糊，對于舜卒葬的具體地點亦無清晰記載?！摆旆健倍炙甘镜?，大抵是如《竹書》所謂的“巡行”之意，而后人又多以“巡狩”釋之，亦屬相近，皆謂舜之卒葬之遠離于中國也。不言“遷徙”而言“巡狩”或“巡行”者，皆“千載之積譽”[2]76使然也。

其實，“陟方”一詞也正可作遷徙至遠方解。偽《古文尚書·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彼侮懹巍独蠈W庵筆記》：“古蓋謂適遠為陟?！稌吩唬骸糈戾?，必自邇’，尤今人言上路也。 ”唐李白 《送黃鐘之鄱陽序》：“乃喬裝撰行，去國遐陟?！苯砸浴摆臁睘檫h行之意。而“方”則可作“邊境”解?！稄V雅·釋詁四》：“方，表也?！蓖跄顚O疏證：“四方，猶言四表?！薄妒酚洝ば⑽谋炯o》：“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薄逗鬂h書·孝和帝紀》：“文加殊俗，武暢方表?！苯砸浴胺健睘閲吘郴蜻呥h之地。由此，則 “方”之意即略同于“遐”，“陟方”則可釋為“陟遐”，即遠行，乃記舜氏族之徙于南方邊遠之地也。

又楊筠如先生《尚書覈詁》釋“方”為一地名，并謂：“古之九嶷山或一名方山，但非今之九嶷?！队碡暋酚型夥?、內方，當即其地?！盵7]我們認為，楊筠如先生以“方”為一地名亦可通，如《孟子》以舜卒葬地為“鳴條”、《墨子》以為“南己”、《墨子》佚文以為“蒼梧”、《呂氏春秋》以為“紀市”之例，皆因北方文獻不詳舜之具體所卒葬之地而生出的歧異。惟楊先生以“方”即“九嶷山”，則純屬臆斷也。換言之，“方”可以代表一不可確證之地名，但不必為“九嶷山”也。

四、結語

根據我們以上對舜崩之事的考辨，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舜氏族在禹氏族興起之后逐漸衰落而南遷，舜氏族在北方的最后一位有較大影響力的領袖在南遷后卒葬于南方。

2.舜氏族在南方的宗族墓地很可能就在蒼梧、九嶷地區，但已不可確考。

3.因為舜氏族曾在北方有極大影響，所以北方亦對舜氏族在北方最后一位領袖之卒葬地有種種傳說，但由于南北相隔千里之遙，北方對此卒葬地的傳說有種種矛盾，但可以推斷這些地名均為南方地名，至于它們與蒼梧的關系則不可確考。

4.與北方的其他文獻資料相似，“陟方乃死”亦是對舜氏族南遷之事的一種模糊描述，至于 “陟方”之意為巡狩或巡行，或是遷徙至遠方，或是遷徙至“方”這個地方，都可以從文字學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證明，但已經不可確考。

另外，我們可以發現，本文所考辨的舜崩之事有一個很大的特殊性，即此傳說背后的“史影”發生的原始地點是在南方，因此南方的文獻資料對此事的記載就顯得更為確切，而北方的文獻資料對此事的記載則顯得相對模糊一些。而我們知道，目前所流傳的傳說時代的歷史大多是發生在北方的，因此南方的文獻資料對這些事情的記載就常常會有許多模糊甚至張冠李戴之處，這些情況我們在楊寬先生和徐旭生先生考辨此一時期的古史傳說時就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也是我們在上文討論治古史傳說的方法時所特別指出的。但通過我們對舜崩之事的考辨，我們卻得到了與之相反的結論，《山海經》對于舜卒葬地之記載應當比北方相關文獻有更高的史料價值。由此，我們應該對

古史傳說發展的復雜性有更為深入的認識，注意審慎地使用任一或許可被普遍應用于大多數古史研究的規律或原則，具體靈活地分析原始文獻。這可以作為我們在考辨舜崩之事之后對研究方法的一個反思和總結。

[1]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5:339-351.

[2] 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G]//古史辨：第7冊上編.民國叢書第四編第70冊.上海:上海書店,1993.

[3]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4]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551.

[5] 劉俊男,王豐富.鳴條為古荊州考[J].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4(3):55-65.

[6] 劉知幾.史通通釋[M].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85.

[7] 楊筠如.尚書覈詁[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5:46.

責任編輯：羅清戀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hun’s“Zhi Fang Nai Si”(陟方乃死)”in the Book Shangshu—Additional Study on the Introspection of the M ethods of Researching on the Chinese History in Legendary Times

ZHANG Rongkun
(Division of Humanities,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learWater Bay Hong Kong 999077,China)

The essay center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hun’s “Zhi Fang Nai Si”(陟方乃死)”in the book Shangshu Yaodian and reflects on themethods of researching on the Chinese history in legendary times,which was brought up by Xu Xusheng and Yang Kuan.Also,it elaborates on the death of Shun by investigating the Pre-Qin classics.The preliminary conclusion is:the gens of Shun gradually declined and migrated to the south China while gens of Yu sprang up.Themost influential leaderwho was the last one in the north China was buried in the south China after themigrating.The burial place cannot be explored butwas probably the area of Cangwu or Jiuyi.Just because the far distance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it became ambiguous and paradoxical about the certain place for the people of the north China.

Shun;“Zhi Fang Nai Si”(陟方乃死)”;Cangwu;Chinese history in legendary times;suspecting ancienthistory

K21

A

1673-8004（2016）03-0032-06

2015-11-12

張榕坤（1987— ），女，山東齊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及中國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