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電影”概念的使用探析

【摘 要】戲劇與電影的關系討論由來已久，電影戲劇化和戲劇電影化的問題也有不少研究和探討，這些都是基于戲劇與電影作為不同藝術門類而進行的。然而，在這些問題的探討中，學者們頻繁使用“戲劇電影”一詞存在概念不清、表達含糊的問題，致使本來就難以理清的關系變得更加模糊。通過對“戲劇電影”一詞的綜合分析，旨在利用“戲劇”與“電影”不同的藝術屬性，辨析戲劇與電影的融合、戲劇化電影、電影化戲劇等問題，引起學者對嚴謹使用學術概念的重視。

【關鍵詞】戲劇化；電影化；融合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3-0120-02

電影《十二公民》是由美國電影《十二怒漢》改編而來，最初是以話劇《十二個人》的形式進入中國。隨后，徐昂執導拍攝了電影公開上映。因為它的形式或者說是表現方式是話劇的表現方式，所以在上映前后備受關注和爭議。幾乎所有的媒體報道和影評人都稱之為“戲劇電影”，甚至冠以“首部戲劇電影”的稱號。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什么是“戲劇電影”？或者說如何理解這一概念？存不存在戲劇電影？存在的話它的藝術本質是戲劇的，還是電影的，還是兩者融合？

一、關于“戲劇電影”的使用及研究

從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目前提及“戲劇電影”的學術研究中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戲劇和電影兩個名詞的合稱表述、二是戲劇電影作為一種理論概念。第一類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戲劇與電影異同的藝術研究，另一種是關于既從事戲劇又從事電影工作的人物研究。

（一）戲劇和電影兩個名詞的合稱表述

1.對從事戲劇與電影工作藝術者的相關研究

中國早期的電影人大多同時從事著戲劇工作，因此對于這批藝術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涉及戲劇與電影兩個藝術領域。但對其生平研究，多數學者使用“戲劇電影”這一詞進行表述，是“戲劇”與“電影”兩個概念的簡單物理相加，是一種簡述、一種合稱。

比如，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員高小健先生的《陳鯉庭的戲劇電影人生》，文章分兩個部分分別講述了陳鯉庭的戲劇之路和電影之路。再如，《洪深與中國戲劇電影》一文中，作者講述了洪深在戲劇理論方面的深厚造詣和卓著成績，同時也闡述了洪深在中國現代戲劇和電影的創造建設上的貢獻，既說明了他是現代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戲劇理論家，也說明了他是一流的電影導演。

2.對戲劇與電影共性藝術特色的相關研究

關于戲劇與電影共性藝術特色的研究的文章很多，有的學者或許是為了簡便將“戲劇”與“電影”兩個概念的進行簡單物理相加來進行表述。比如，《戲劇電影中接受美學的走向》一文中，“接受美學在八十年代初伴隨著西方各種文藝思潮一起涌入中國，它對我國戲劇電影的滲入是由話劇開始，逐漸波擊戲曲并擴展至電影”[1]，作者實質上是分別從戲劇與電影的角度闡述接受美學的走向。更明顯的是，《現代西方戲劇電影中的存在主義研究》一文中，“在西方現代的存在主義主題戲劇電影作品的形式和表達方面，作品有不同體現。戲劇以塑造境遇體現個人選擇，以及徹底荒謬化了的戲劇形式為基木特征；而電影則有的以作者電影個人風格體現，用‘跳接手法體現自由選擇，有的以鏡頭語言和色彩來表達存在主義的情緒”[2]，作者在標題和部分綜述段落中用了“戲劇電影”一詞，而內容表述上嚴格使用了“戲劇與電影”進行表達。

（二）戲劇電影作為一種理論概念

目前，并沒有學者給“戲劇電影”下一個定義，但是不少學者給“戲曲電影”下過定義。在中國，由于戲曲的歷史悠久，話劇興起較晚，很多學者的研究狹義上的戲劇時，偏向于對戲曲的研究。傅謹教授曾在戲曲電影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定義“戲曲電影”是以中國傳統藝術——戲曲為拍攝對象的電影，但他在文章也稱戲曲與電影有各自的美學特征，而“戲曲電影”是在其拍攝過程中將電影技術和戲曲元素進行高度融和。饒曙光在《從戲劇電影到景觀電影》表示戲劇電影是因為電影從戲劇移植了許多敘事的技能而誕生的，是借助戲劇化的敘事語言推動故事的發展[3]。

而在《戲曲電影的發展及其美學特征》中，作者則認為“戲曲電影”是中國傳統戲曲與電影藝術手段相結合的產物，為宣傳、傳播、保留、記錄我國優秀的傳統戲曲樣式、優秀劇目、藝術大師的表演藝術成就提供了一種現代藝術手段[4]。在《戲曲電影的發展及其美學特征》中作者也明確表明“戲曲電影”是一種獨特的電影類型，是一種戲曲舞臺藝術的記錄，也是一種把戲曲作為對象進行進一步創作的藝術行為[5]。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學者們給“戲曲電影”下了定義，但對于其藝術屬性還是模糊的，其定義的說服力值得商榷。畢竟下定義的學者也無意識的表示“戲劇電影”實質上是戲劇與電影的融合。其實，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戲劇電影”這一概念的使用并沒有嚴格的規范，學者在使用這一概念時也并沒有區分好“戲劇與電影的本質異同”，而是用同一個詞表達著似乎相同又不同的意思。

二、關于“戲劇電影”的涵義辨析

我們通常把戲劇和電影當作極為相近的兩種藝術門類，甚至有的學者將這兩者混為一談。但是，無論是從藝術起源、內容形式還是本質屬性來看，這兩者是有明顯區別的。首先，它們的起源就是截然不同的，戲劇起源于古代的祭祀儀式，而電影則是由于照相技術的發展影響。在文學劇本的創作上，兩者的敘事方式和語言表達區別很大。在表演形式上，戲劇的劇場性完全不同于電影的銀幕表演。

由此，根據戲劇與電影的本質屬性，我們可以將學者使用“戲劇電影”表達的意思分為三種。一種是指直接從舞臺上搬移到銀幕上來的戲劇，實質上就是戲劇，只不過經過攝像機的鏡頭和銀幕上的再現之后，多少產生一些變化，它所制造的基本上是舞臺的效果[6]。第二種是指戲劇中融入電影中常用技術的特色表現手法，比如舞美燈光等技術的引用。這兩種又都可以稱為是電影化的戲劇。第三種是用傳統的戲劇化的敘述方式和形式來展現一個生活故事，自然而然地它被看作是一種具有“戲劇化”傾向的電影，也就是所謂的戲劇化的電影。

我們再來談談“化”這個詞。從語言學角度來說，詞尾“化”的意義是“轉變成具有某種事物、性質、狀態、動作”。也就是說，戲劇電影化、電影戲劇化是指戲劇具有電影的一些特征、電影具有戲劇的一些特征，區別在于戲劇與電影的融合程度不同。從這個角度來講，戲劇電影化其藝術本質還是戲劇，電影戲劇化其藝術本質還是電影，電影化戲劇是基于戲劇藝術，研究戲劇的電影化傾向，講的是戲劇與電影的融合。戲劇化電影則是以電影藝術為基礎，研究電影的戲劇化傾向，講的也是戲劇與電影的融合。按照現有的理論內容來看，“戲劇電影”這一概念的使用就顯得極不嚴謹。因為“戲劇電影”說來說去的實質就是在表達兩個內容：影像版的“戲劇作品”或戲劇化的“電影作品”。

大家都知道，我國第一部影片是1903年，北京豐泰照像館拍的由譚鑫培主演的京劇武打無聲短片《定軍山》，這被稱之為所謂的“戲曲電影”，也叫“影戲”。鄙人認為，“影戲”更準確些，因為這只是用影像技術記錄了戲劇表演，其本質藝術特征還是戲劇。就算是之后我國第一部有聲片——張石川導演的《歌女紅牡丹》以戲曲唱腔念白為主，中間插入了不少《四郎探母》之類的名劇片段，這也還是借用影像技術來展現戲劇。

而所謂的昆劇電影《十五貫》、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黃梅戲電影《牛郎織女》、評劇電影《小姑賢》、晉劇電影《打金枝》等等，稱為“戲劇電影（或者說戲曲電影）”是沒有任何藝術屬性意義的，這些影戲都是依托于戲劇，并不是去展現電影本身的特性，在這些影像的拍攝過程中，攝影機擔任的角色只是作為一個客觀記錄的工具，嚴格來說應該是影像版的戲劇作品。

至于，文章一開頭提到的《十二公民》之類的影片是不是“戲劇電影”呢？其實不然，只是媒體和影評人隨意使用“戲劇電影”這一概念罷了，這部作品只是借了一個劇本，恰好這個劇本是戲劇原作，跟小說原作改編是一個意思，是戲劇與電影的結合，是借助了戲劇敘事方式，融合戲劇元素的電影。

“戲劇電影”是什么仍值得我們探究，但對于不嚴謹的混淆的概念隨意使用，不應該是學術研究的一種態度，更不應該把不嚴謹、甚至不存在的概念引用入文。拿英國奧利佛劇院和英國國家劇院聯合制作發行的舞臺劇《弗蘭肯斯坦的靈與肉》來說，盡管國內對其研究多稱為“戲劇電影”，但發行方始終稱之是影院版的戲劇《弗蘭肯斯坦的靈與肉》）。在國內學者看來“影院版的戲劇”和“戲劇電影”似乎就是一回事，實質發行方明確了這一作品的藝術屬性，從學術角度來講，也不會顯得不倫不類。

由于電影與戲劇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所以我國的電影與戲劇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問題，不同領域的學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但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隨意使用學術概念。在當前商業氣息越來越濃厚的社會環境下，傳統的戲劇文化的發展遇到很大瓶頸面臨多重挑戰，而電影的創作也面臨著藝術、市場、政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這電影與戲劇發展的十字路口上，電影在不斷尋求新的發展途徑的過程中，戲劇化的表現是必然。戲劇在保持自身特性的藝術發展中，吸收利用電影化手段也是值得提倡的，這樣既保存和傳承了中國戲劇文化，也豐富了電影藝術形式。但是戲劇化電影就是戲劇化電影、電影化戲劇就是電影化戲劇，學者在研究中需要厘清戲劇與電影的關系，辨清作品的藝術本質，嚴謹使用學術概念。

參考文獻：

[1]陶琴.戲劇電影中接受美學的走向[J].藝術百家，1992（02）.

[2]譚鈺千.現代西方戲劇電影作品中的存在主義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4.

[3]李菁.戲劇電影：在戲劇、電影與政治的交界處[J].戲曲藝術，2012（03）.

[4]饒曙光，陳清洋.從“戲劇”電影到景觀電影——電影敘事策略的位移與派生[J].華中學術，2011（2）.

[5]朱廣平.淺析中國戲曲與中國電影[J].戲曲藝術，2006（02）.

[6]丁雅琳.戲曲電影的發展及其美學特征[J].神州，2012（21）.

作者簡介：

徐雪亮（1992-），男，漢族，山西長治人，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