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規模對腐敗程度的影響分析——基于靜態面板模型與面板門檻模型的實證

程琦，劉艷華

（安徽工業大學商學院，安徽馬鞍山24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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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規模對腐敗程度的影響分析——基于靜態面板模型與面板門檻模型的實證

程琦，劉艷華

（安徽工業大學商學院，安徽馬鞍山243002）

[摘要]采用1998—2013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運用靜態面板模型研究了政府規模與腐敗程度的關系，實證發現：政府規模的擴大能有效地降低腐敗程度。隨后采用的面板門限模型表明二者間存在非線性關系，政府規模處在不同水平范圍對減少腐敗具有差異化的作用。綜上，現階段政府規模的擴大并不是導致腐敗高發的組織原因，并且政府規模擴大的有利方面，如治理能力的增強、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等可以有效抑制腐敗。

[關鍵字]政府規模；腐敗程度；靜態面板模型；面板門檻模型

1　　引言

腐敗被稱為“政治之癌”，是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過程中面對的嚴峻挑戰。據初步估計，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元之間，占全國GDP總量比重在13.2%—16.8%之間[1]。World Bank將腐敗定義為“為了個人利益而濫用公共權利的行為”。在中國，腐敗意指“官員或黨員的各種不法行為”，主要包括：經濟犯罪，如貪污、受賄；非經濟犯罪，失職、瀆職或生活作風問題等[2]。有學者利用跨國數據研究發現收入增加會減少腐敗，經濟開放度和FDI也會對腐敗產生影響；完善的法律制度或采取“高薪養廉”的公務員工資制度有助于降低腐??；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也能有效遏制腐敗行為的發生。上述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但本文希望從政府規模這一視角入手，研究政府規模對腐敗程度會有何影響。

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由于政府采用科層體制的架構，所以其有不斷擴充人員，提高部門預算的激勵，并試圖從經濟發展中獲取最大化收入。政府規模擴張后，具有行政審批權和管制權的腐敗官員或政府部門便有了更多的尋租空間；各組織機構間關系錯綜復雜，政府部門競相設租，加速生成官僚裙帶主義；大量擴充人員勢必會增加冗員，人浮于事，加劇官僚作風，形成滋生腐敗的土壤，但是也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與之相反，如Fishman（2002）研究認為大規模的政府對降低腐敗程度會發揮積極作用[3]；有學者通過對83個國家的抽樣調查研究發現腐敗程度隨著政府預算占GDP的比重的擴大反而有所下降[4]；在高收入國家，腐敗程度和政府規模二者呈負相關[5]。國內學者對政府規模與腐敗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是近幾年才開始的，因此相關的文獻并不多。部分學者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會增加地區腐敗案件的發生率[6-7]；但也有實證表明政府規模越大，腐敗水平越低[8-9]；還有學者發現在采用不同的估計模型時，政府規模對腐敗程度的作用系數的正負符號并非是一致而顯著的[10]。

綜上所述，政府規模擴張與官僚腐敗之間的實證檢驗結果并不一致，研究結論仍存在較大爭議，其原因可能是所構建的指標體系不同，未能有效控制外生因素或未考慮數據的穩健性。本文在吸收過往文獻精華的基礎上，對相應的指標體系進行了重新構架，使其更加合理，并且盡量擴充數據年限，采用了1998—201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從微觀層面對腐敗程度和政府規模進行實證檢驗，可以避免因各國文化差異和制度差異導致的數據異質性問題，并且對于研究中國的腐敗問題更具針對性。此外，為了保證估計結果的準確性，本文將采用更多的控制變量。明確了政府規模對腐敗程度的影響后，在同類文章中，本文將首次構建面板門檻模型，檢驗政府規模對腐敗程度的作用是否具有非線性。

2　變量選擇和模型設定

2.1被解釋變量的測定方法

具體測度某一國家的腐敗程度時，常用的有如下三個指標：“職務犯罪立案數”、“每萬名公職人員的腐敗立案數”和“每萬人中腐敗案件數量”。

“職務犯罪立案數”來源于歷年《中國檢察年鑒》或檢察院年度工作報告。按照當前我國對于腐敗犯罪的界定，用“貪污賄賂立案數量”和“瀆職立案數量”的總和予以表示?！懊咳f名公職人員的腐敗立案數”取職務犯罪立案數占公職人員總數（萬人）的比例做替代變量。因為統計口徑發生變化，我國1998-2002年的公職人員總數用“國家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就業人員”表示，而2003-2013年的公職人員總數則用“公共管理及社會組織城鎮單位就業人員”表示?！懊咳f人中腐敗案件數量”為職務犯罪立案數占地區人口數（萬人）的比值，而地區人口數則采用“年末常住人口”來衡量。綜合已有文獻，考慮地區公職人員基數，本文選取“每萬名公職人員的腐敗立案數”來表征腐敗程度，以“corru”表示變量。

2.2解釋變量的測定方法

（1）政府規模。政府規模主要有兩個衡量維度，行政人員測量標準和資金動員能力測量標準。前者用“公職人員總量占地區人口總數比重”評判，而后者常用“政府消費支出占支出法生產總值比重”或“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占地區GDP比重”表示。參考過往研究，本文采用“公職人員總量占地區人口總數的比重”作為替代變量表示政府規模，以“scale”表示。

（2）受教育程度。官員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強化官員自我約束、明辨是非、拒腐防變的能力。同時，公民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提高自身素質、增強維權意識、自主的對官員和政府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受教育程度用“本地區六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變量名為“educ”。

（3）公職人員平均工資。將公職人員的平均工資水平納入實證分析，可以直觀檢驗“高薪養廉”假說的有效性。工資水平越高，官員進行腐敗活動的機會成本越高，若預期收益小于其被查處后面臨的懲罰，則官員會選擇遵紀守法。統計口徑的變化導致1998-2002年我國公職人員的平均工資用“國家機關、政黨機關以及社會團體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衡量，之后采用“公共管理、社會組織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替代，用“wage”表示。

2.3控制變量的測定方法

（1）經濟發展水平。學者們大量研究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和腐敗程度呈負相關關系。經濟發達的地區往往法治健全、市場完善、民主監督意識較強，能有效地遏制腐敗。本文使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表示經濟發展水平，以“ecolevel”替代變量名。

（2）開放程度。開放程度高的地區通過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可以提高企業效率，將“只有關系，沒有效率”的企業清除出市場。同時，民主思想的逐漸滲透也有利于控制官僚腐敗。本文采用“地區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替代開放程度，用“open”予以表示。

（3）城市化率。將城市化率作為控制變量有助于減少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的異質性。在大刀闊斧地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時，政府投資的擴張會提供官員新的尋租空間，提高腐敗發生率。城市化率等于“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采用“urban”表示。

（4）收入分權。很多學者認為開端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起飛。但吳一平（2008）和潘春陽（2011）則認為中國式的財政分權加重了地區腐敗程度，所以有必要將其引入計量方程，觀察它對腐敗的影響。財政分權的替代變量為“每年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以“incdid”替代表示。

2.4數據來源

本文的腐敗立案件數來源于歷年的《中國檢察年鑒》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檢察院的工作報告，其余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年鑒》或經過簡單計算所得，并進行了相應的平減處理。

2.5模型設定

本文將政府規模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研究其對腐敗程度的影響，同時由于官員的受教育程度和平均工資水平具有內生性，所以將其作為解釋變量。為了控制其他外生因素的影響，采用城市化率、開放程度、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分權作為控制變量。為縮小量綱和減少異方差，對變量均進行了對數化處理。為此，本文將靜態面板模型如下設定。

在該式中，i為省份，t為年份，而μit與?it分別表示非觀測效應和隨機誤差項。

3　實證分析

3.1單位根檢驗

在回歸前，需要先對總樣本進行單位根檢驗，以避免偽回歸現象。結果發現變量一階差分均不存在單位根過程，則說明是平穩的一階單整，均為I（1）。

表1　單位根檢驗結果

3.2協整檢驗

采取了常用的面板數據協整檢驗方法: Pedroni檢驗和Kao檢驗對各變量間是否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進行了驗證，結果見表2。

表2　協整檢驗結果（由SI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

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Kao檢驗以及Panel PP、Panel ADF和Group PP、Group ADF都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說明面板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

3.3靜態面板

常見的靜態面板模型有混合效應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三種。經過BP檢驗和Hausman檢驗，表明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模型設定的準確性和參數估計的有效性最好。

無論是采用混合效應模型、固定效應模型、抑或是隨機效應模型都可得出政府規模的擴大能減少腐敗程度的結論。同時該結論具有穩健性，三種模型的估計系數都一致為負，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估計效果最好的固定效應模型表明政府規模每增加1個單位，則腐敗水平會下降約0.650個單位。

表3　靜態面板數據模型估計結果

從研究結果看，政府規模擴張并不是導致腐敗程度加劇的組織誘因。雖然我國政府規模不斷擴大，但是通過一系列政府機構改革，有效地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以國務院為例，改革開放以來，經過6次機構改革，其組織結構更加合理、干部隊伍結構得以優化、人員精干、靈活高效。大規模政府一般具有較強的治理能力，往往能在反腐敗斗爭中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短時間內即可嚴厲高效打擊腐敗，樹立政府權威。由此看來，簡單地縮小政府規模并不能降低腐敗水平，相反保持適度的政府規模有助于打擊腐敗。

為對結果的穩健性進行檢驗，同時也采用了衡量政府規模的財政指標，“政府消費支出占支出法生產總值計算的GDP的比重”和“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占地區GDP的比重”，分別對腐敗程度進行回歸，發現回歸系數一致為負，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結果表明，政府財政規模與腐敗程度也是負相關關系。政府財政規模的擴張標志著其治理效能不斷改善、公共服務質量不斷提高。政府財政支出規模大的地區一般更有能力強化政策執行的力度，并且政府規模擴大有利于規模經濟，這也有助于反腐敗，從而降低腐敗水平。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于減少腐敗的作用尤為顯著，在所有的變量中對被解釋變量具有最大程度的影響，其系數絕對值最大為1.776。提高政府官員的受教育水平，對他們進行“拒腐防變”的思想教育，在官員心中樹立反腐敗的“高壓線”，有助于反腐敗工作卓有成效的開展。同時，公民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樹立信法、守法意識，而不是依靠人際關系辦事，能減少主動尋租的行為；社會活動參與度也會提高，通過輿論民意的途徑對官員的腐敗行為起到一種軟約束。

通過將公職人員的平均工資水平納入回歸方程，也對“高薪養廉”的假說進行了驗證。其回歸結果揭示了腐敗程度和政府雇員工資呈負相關的關系，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確實能有效地降低地區腐敗程度，遏制官員的腐敗行為。

正如前文所述，在我國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會新建大量的基礎設施和保障工程，這無疑給腐敗分子提供了尋租的渠道和空間，在未來的建設中，要尤其注意對建設項目進行有效地監管。

加入WTO后，我國的開放程度顯著提高，為將市場制度、競爭規則與WT O規則逐步接軌，需要進一步建立符合國際慣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開放程度的提高，無論是從吸引外資倒逼政府提高行政透明度，還是從吸收西方民主監督思想精華上來看，都能對遏制腐敗程度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國各級地方政府近幾十年來都積極置身于經濟改革，這也給地方官員設租、尋租、索取賄賂提供了機會、動力和條件。經濟發展水平與地區腐敗呈正相關，表明腐敗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自我減少。反之，若監督機制不完善，在經濟發達地區的官員會擁有更多的尋租空間。

財政分權導致各地方政府相互競爭流動性資源，從而能夠自動地約束地方官員的腐敗行為，也可以壓縮地方政府的尋租空間。

3.4面板門檻

Hansen（1999）提出了門檻回歸法，主要優點有:不需具體形式的非線性方程，而是根據數據自身特點可以內生地劃分區間;運用漸進分布理論構建待估計參數的置信區間，同時采取Bootstrap方法估計門檻值的顯著性。前文雖然表明政府規模與腐敗程度間為負相關關系，但是政府規模對腐敗程度的影響是否會因為政府規模處于不同水平而具有非線性，即政府規模處在不同的區間對腐敗程度進行回歸所得的系數值是否不同。在研究政府規模與腐敗程度的同類文獻中，本文將首次建立以下非線性面板門檻回歸模型。

該式中，i為省份，t為時間，Cit和μit分別為控制變量和隨機誤差項，ζ則表示特定的門檻值。該式僅表示單一門檻模型，雙重或三重門檻模型以此類推。

門檻回歸分析要首先對門檻效應進行檢驗，包括了門檻變量的門檻值以及門檻個數，從而方可確定模型形式。本文采用Stata軟件逐一估計了單一門檻、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效應，F值則是利用Bootstrap方法反復抽樣500次后計算所得，相應的P值和臨界值可見表4。

表4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

由門檻個數的檢驗結果發現，政府規模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檢驗，說明政府規模的門檻效應存在。但是其拒絕了三重門檻檢驗，所以本文選取了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進行門檻效應回歸，結果見表5。

表5　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效應的回歸結果

表5表明，在采用單一門檻模型進行回歸時，當政府規模的對數值低于門檻值（-3.871）時，政府規模對地區腐敗程度的影響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值為-0.104；而當政府規模的對數值跨過門檻值之后，其影響系數變為-0.427，同時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結論表明，政府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對減少腐敗的作用得以增強，即政府規模擴大帶來的有利因素有效地降低了腐敗程度。

當采用雙重門檻模型進行估計，政府規模的對數小于第一個門檻值（-4.667）時，政府規模對腐敗程度的影響相較單一門檻模型大了約7倍，同時其樣本數為181個；政府規模對數值在第一個和第二個門檻值之間時（-4.667，-3.840），系數的絕對值較之前大了約4.35%，說明在此范圍內政府規模的擴大對減少腐敗的作用是正向促進的；但是，當政府規模的對數值大于第二個門檻值后（-3.840），其估計系數迅速變小，比上一階段下降了約20%，說明此時政府規模的擴大對減少腐敗程度的效果在減弱。

對比門檻模型中其他變量的參數估計結果與前文采用靜態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發現符號相同，數值相近，基本一致，說明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

4　基本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借助1998至2013年的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利用靜態面板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的估計方法實證檢驗了政府規模與腐敗程度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近年來政府規模的擴張并不是導致腐敗程度加劇的組織原因。并且，與經驗認識相反，政府規模擴大的有利因素，如治理能力的強化，可以短時高效地打擊腐敗行為；提供公共服務能力的增強，也有效地縮小了尋租空間。政府自身也勇于進行組織機構改革，不斷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規范自身行為、簡政放權、致力于建設服務型政府。以上種種，都有助于反腐敗，降低腐敗水平。

同時，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和公職人員平均工資水平的提高對于減少官員的腐敗行為具有顯著而積極的作用；全面貫徹落實的城鎮化戰略提供給腐敗官員以建設公共基礎設施為代表的項目腐敗機會；經濟發達地區具有更多的尋租空間，往往腐敗水平更高；對外開放深化和財政分權從制度上抑制了地方官員的腐敗水平。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有針對性的提出如下反腐敗制度設計建議:第一，繼續深化政府機構改革，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加速轉變政府職能，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縮小官員的尋租空間。強化政策執行力度，持續高壓的打擊腐敗行為、懲治腐敗官員。第二，明確政府權力邊界，加大市場化改革的力度，限制權力對資源的動員能力，從根本上鏟除以尋租設租為手段的經濟型腐敗現象。第三，提高官員和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對官員進行思想教育使其知法、守法、有所敬畏；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夠增強其權利意識、民主監督意識、社會參與度，可以有效制約政府的違法行為。第四，提高公職人員的平均工資水平，貫徹“高薪養廉”政策，提高違反犯罪的機會成本，使其三思而后行。第五，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程度、深化財政分權體制可以遏制地方官員腐敗。同時需注意對城鎮化戰略中基礎建設工程的監督管理和經濟發達地區官員的監督約束，杜絕隱匿化腐敗行為的蔓延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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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芳]

作者簡介：程琦（1991-），男，安徽馬鞍山人，安徽工業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產業經濟學研究；劉艷華（1979-），男，山東泰安人，安徽工業大學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金融與財政。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203001）。

收稿日期：2015-08-28

DOI:10.13420/j.cnki.jczu.2016.01.013

[中圖分類號]F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102(2016)01-00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