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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高等教育透視及其借鑒

2016-05-11 11:24呂玉輝
高教探索 2016年4期
關鍵詞:高等教育新加坡

呂玉輝

摘要:新加坡的國家治理是李光耀哲學思想的具體體現,而李光耀思想則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結晶。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是李光耀治國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學而優則仕”和西方“精英主義”的理念。受西方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新加坡的教育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高度契合。高等教育滿足優質學生,實施精英教育;職業教育發達,為新加坡經濟社會培養大量技術工人和“準白領”管理人員。本文從三個角度透視新加坡的高等教育特點,并結合國情,對國內高等教育發展提出可借鑒的策略。

關鍵詞:新加坡;高等教育;借鑒策略

一、新加坡概況及教育成就

新加坡地處東南亞,位于馬來半島南端,國土面積僅710平方公里,是一個島國,也是一個城市國家。常住總人口為547萬,其中有334萬人屬于新加坡公民,53萬個“永久居民”,務工、留學等外籍人士為160萬(截至2014年6月數字)。

在新加坡的教育體系中,目前基礎教育階段的學校有365所,在校生人數約47.3萬人,教師人數約3.3萬人。職業和高等教育方面,有1所工藝教育學院(按地理位置分三個校區),5所理工學院,2所藝術學院,在校生人數近11萬人; 6所大學(含5所公立大學和1所私立大學),在校生74955人。[1]還有一些其它注冊的教育機構。

由于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教育,新加坡的教育在亞洲甚至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2015年5月14日的報道,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的一項最新教育素質全球排名中,新加坡名列榜首。排在前五名的國家和地區是新加坡、香港、韓國、日本和臺灣。英國排在第20名,美國排在第28名(中國不屬于OECD成員國,因此不在排名內)。這項號稱全球最大規模的教育排行榜的前五名都是亞洲國家和地區,其表現超越歐美國家。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也有不俗的表現,根據英國教育市場咨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簡稱QS)所發表的2015年度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除了排名第22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排名第一)和排名第39的南洋理工大學外,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兩個科目(會計與金融、商業與管理學)也在排名中進入全球前50強。

新加坡作為一個領土狹小、資源匱乏的袖珍國家,教育何以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績?

二、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幾個視角

(一)宏觀視角:威權政治下的新加坡高等教育

新加坡是議會民主制國家,由李光耀長期任秘書長的人民行動黨從1959年至今一直保持執政黨地位,在國會議席中長期占多數席位。這使得政治領袖李光耀的政治藍圖能很快獲得國會的通過,上升為國家意志,并由人民行動黨組閣的政府組織實施。這樣的政治體制安排使得領袖的治國方略能夠高效地實施,避免了時間的浪費,當然前提是領袖對時局研判的正確,制定措施的正確。由于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的遠見卓識及政府執政以來取得的巨大的經濟社會成就,使得人民行動黨及其領導人李光耀在民眾中建立了極高的威望,取得了民眾的信任,這也為人民行動黨的治國方略實施贏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減少了政策執行的摩擦,進一步提高了執政效率。

新加坡的國家制度設計體現了李光耀的思想,同樣,新加坡的教育也深深地打上了“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烙印,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即是其教育思想的體現。[2]

首先,他認為新加坡缺乏天然資源,唯一的資源就是人才資源,這是新加坡的富強之路。李光耀曾說:“對新加坡人來說,不論種族、宗教或語言,我們必須讓有天賦才能的年輕一代接受最高的教育,使他們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毙录悠聦逃闹匾暿紫润w現在對教育的財力投入上。在新加坡與教育界人士接觸,他們談的最多也最為自豪的是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新加坡每財年的政府支出中,有25%用于國防,20%用于教育,教育僅次于對軍費的投入。[3]參見表1和圖1。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education statistics digest 2014。

其次,李光耀是精英主義的推崇者,在教育領域提倡精英教育,其理念是,讓優質教育資源首先滿足優質學生,以使教育效益最大化。為達到這一目的,新加坡學生從小學到大學要經過四次分流,小學、中學各有兩次,將學生按成績分為不同等級。學生在中學結束后參加劍橋“高級水準”(A水準)會考,成績優異者方能升入大學(只有25%的學生能進入大學學習,參見圖2)。精英教育也暗含了因材施教的思想,對成績不理想者,安排其進入工藝教育學院或理工學院就讀。與學生的天賦、能力相適應,由此形成了新加坡的職業和高等教育體系。同時為了讓在職業教育中成績優異的學生能接受更高級的教育,實現上大學的愿望,在職業教育和大學之間還搭建了立交橋,適應于學生選取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再次,在威權體制下,決策者的意圖能很快得以付諸實施,行政效率很高。例如,盡管飽受爭議,李光耀政府還是堅決推行雙語政策,即以英文為主,母語為輔,調整雙語教育比重的政策,英文成為所有學生的第一語文,這便于工作、各族之間的溝通,便于學習西方科技,而母語便于文化傳承。此項政策使得新加坡的教育能很快與國際接軌,打通了與西方世界交流的無障礙通道。

當然,隨著民眾對民主的期望越來越高,新加坡的威權政治正受到挑戰,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的支持率走低即是明證。精英教育體制固然為新加坡培養了大量人才,但也給學生和家長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李光耀倡導的精英教育體制,近年已被“發掘每個人才能的教育”所取代。新的教育理念是,幫助學生發現他們的才干,并最大限度的激發他們的潛能和今后對學習的持久熱情。

(二)中觀視角:與經濟緊密契合的高教結構

新加坡的教育體現了李光耀的實用主義思想,教育為經濟發展提供需要的人才,或緊扣經濟發展結構來布局教育結構,新加坡的教育關注未來5~10年的發展方向,培養的學生與未來經濟發展高度契合。[4]

其一,重視職業教育。

政府認為,每個人的天賦不同,且大學資源有限,未來需要大量有生存技能的工人或創業者,只有分流教育才符合學生個人才能的發揮,符合國家發展的需要。為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新加坡政府對職業教育的投入不遺余力(參見圖3)。職業教育學校校舍精美,極具現代化氣息,擁有的教學設備往往比企業更先進,使學生能接受最先進的職業技能培訓,增強其就業競爭力。

圖3新加坡2013-2014年度教育開支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education statistics digest 2014。

新加坡的職業教育主要包括1所工藝教育學院(分為東中西三個教學園區),5所理工學院。從圖1可以看到,在普通水準考試以后的學生分布中,只有25%的學生有機會進入大學深造,而65%的學生分布于工藝教育學院和理工學院。工藝教育學院開設的課程與市場緊密相關,其中,實踐性課程占總課時的70%,理論課時占總課時的30%,學生在畢業前必須有3個月的工廠實習。通過兩年的學習,學生可獲得國家高級技工資格證書或國家技工資格證書。理工學院的辦學理念是“教學工廠”和“教學企業”,即塑造一個工廠或企業環境和教學環境緊密結合的辦學模式,為學生提供一個與企業相似的教學和科研環境,以及為他們提供一個實際的學習經驗,讓學生參與實際工業或企業項目來開拓實踐應用能力?!敖虒W工廠”的核心環節是提供學生參與企業項目開發的機會,體驗項目開發的全過程,使學生在校學習之時就能夠切身體會到企業工作的流程和工作要求。學生在三年的學習中,猶如處在一個大企業的各個部門,既接受完整的理論知識教育,又接受來自于“教學工廠”的實踐技能培訓,“是為了使職業院校畢業生能夠盡快適應實際工作崗位的需求”(南洋理工學院林靖東院長語)。

其二,根據國家發展戰略,提前布局教育。

新加坡的產業發展是超前的,貿工部認真研判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決策新加坡未來的產業發展方向,然后教育部提前布局教育,培養5年后需要的人才。例如為配合建成未來一流的世界航空樞紐,新加坡政府從世界范圍內廣延人才,在南洋理工大學新開設宇航專業,在理工學院開設飛機維修專業,這都為航空樞紐培養需要的人才。

又如生物科技作為新加坡未來重點發展的產業,招商部門最初向醫藥巨頭們推介的時候,也沒有人愿意來,可是將信將疑跑來一看,基礎設施、研究機構、工程師等人才都已經準備好了,專家也被吸引來了。因此,一些世界醫藥巨頭相繼進入新加坡,還帶動了當地一大批具有世界前沿研究水平的中小制藥機構,短短10年就成為世界重要的生物醫藥基地,產值達到新加坡工業產值約十分之一,并且還在快速增長。

這些都體現了新加坡政府的功效主義思想,未來重點發展什么樣的產業,則要求大學提前開設什么樣的專業,培養所需人才,使大學教育為國家戰略服務,與經濟社會緊密契合,提高了教育的效率。

(三)微觀視角:以人為本的高校管理

學校管理的前提是大學的自主化改革。2005年底,《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司化)法案》、《南洋理工大學(公司化)法案》獲國會審議通過,總統簽署,2006年4月1日,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成為自主性大學。

大學的公司化不是商業化,主要是管理上的公司化,政府繼續給75%的資助,同時大學也要積極向外爭取捐款,籌募辦校資金。政府(教育部)的職責是制定教育總體發展政策并指導大學發展,制定大學責任框架并給予指導,任免大學董事會成員,向大學提供經費支持并對其管理使用情況進行檢查;政府通過政策協議、績效協議、質量保障體系來指導和管理大學。大學通過與教育部簽訂協議確立自主地位,每年提交發展報告,要向利益相關方和社會公布其財務狀況,大學處理其全部資產等需政府批準等。大學自主化使大學在人事、財務上有更大的自主權 。

新加坡大學的校董會主要由20名左右的資深學者、成功企業家和知名商界人士組成,是大學的最高領導,主要職責是引導大學管理層實現愿景和目標,確保大學資源使用得當,參見圖4。

1.課堂教學改革。新加坡政府現任總理李顯龍提倡“少教多學”,為貫徹這一理念,新加坡教育界做出了一系列的變革,主要是以學生為中心,以問題為導向。如課堂教學中老師盡量少些灌輸,主要形式為小組討論、問題導向、啟發式教學,輔之以MOOC、網上學習、合作學習、移動學習、翻轉課堂等多種教育形式。每學期安排學生一周時間不用到校學習,教師則必須通過網絡來實施教學。鼓勵教師利用網絡教學、學生利用多媒體學習,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新加坡大學的教室也普遍進行了配合小組討論的布局安排,每六人圍繞一張六邊形課桌而坐,教室三面墻上有電子屏,可以隨時把學生的討論、發言內容顯示出來。在這樣的課堂上教師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傳統教學中的主導者變為學生自主學習時的指導者,配合學生的自主學習。[5]

2.學生課余學習。新加坡大學的基礎設施一流,使得學生的生活和學習融為一體,分不清課上課下的界限。除了教室、圖書館是學生學習的良好場所之外,提出“整個學校都是圖書館”的概念;大學的餐廳干凈整潔,冷氣充足,環境舒適;校園網絡全覆蓋,經??吹讲蛷d一隅有學生在用筆記本學習,或有學生小組討論;宿舍樓有專門學生討論的會議室、學習的自習室、閱讀室,兩棟宿舍樓之間還建有小禮堂供學生舉辦活動,公共活動區配有沙發、桌子,學生可以方便的學習、討論。

大學校園內學生社團特別多,因此學生活動也特別多,如南洋理工大學就有200多個學生社團。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有10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各類協會、俱樂部等學生組織,校方會提供每個組織一定的經費資助。學生活動大部分由學生自發開展,學校管理部門提供一般的活動咨詢與協助,提供財務與協商募捐活動,只有涉及敏感問題的活動才需要校方批準。

3.從學生管理到學生治理。新加坡高校的管理方認為,學生事務管理應以學生為主體(以人為本)、參與為前提(互動分享),不強調管制而是理性引導,達到管理與服務的協調統一。因此強調發揮學生的主體參與意識,提升自主積極性,鼓勵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我負責,塑造學生自治形象,展現學生自治魅力。以南洋理工大學為例,學校有本科生的學生會和研究生的學生會,學生會的成員完全由學生自己選出,學校涉及學生事宜的決策都有學生會參加,傾聽他們的意見,甚至會因學生會的反對而改變校方的決策。南洋理工大學的本科生學生會有240萬新元(約合1000余萬人民幣,數據來源于南洋理工大學學生事務辦公室)的活動基金,有自己管理的活動場所,可見其自主程度。一些重大的活動也交由學生會主辦,而校方的管理人員則成為這些活動的配合者。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高校校園的科技化程度高,很多學生事務不須通過校方管理人員,學生可以在網絡或多媒體機上自主完成如繳費、各類申請、貸款甚至畢業證書的領取,這都極大地方便了學生的生活,節約了時間,提高了學生的獨立生活能力。

三、可資國內借鑒的策略

新加坡學者談到,新加坡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經不起失誤和折騰。這決定了新加坡要想生存,決策必須慎重。因此,新加坡的政策路徑是:對世情國情的正確研判→正確的決策、措施→高效、廉潔、強有力的執行。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視政策的執行、貫徹,信奉“政策即執行,執行即政策”的理念,認為如果政策得不到迅速的執行,那么政策的制定也毫無意義。

新加坡的教育也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只不過更具體深化、精致化,如有教無類(普及教育)、學而優則仕(精英教育)、因材施教(分流教育),這些在新加坡都得到了很好的理解、深化、發展并執行。對比新加坡的教育發展,國內的教育在大方向上正確,如重視素質教育、大學分類、職業教育,構建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的立交橋,給學生更多的發展機會,推進大學自主化等等。存在的問題或是執行不力,或執行過程扭曲,或效率低下。執行不力在于公務人員缺乏效率精神,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政策執行扭曲在于國土廣大,地方千差萬別,人為干預因素太多;效率低下在于公辦高校缺乏競爭和革新的動力。

借鑒新加坡的經驗,對于國內大學的改革,可以首先考慮以下三個方面。

(一) 社會參與下的大學自主化改革

在本屆政府簡政放權的大背景下,可以在高等教育領域開展大學自主化的試點改革。首先,政府與試點高校通過本級人大立法或簽署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使雙方今后的行為約束在法律或協議的框架內。其次,在政府的指導下成立各界人士參與的大學董事會。大學要根據政府的要求及自身的發展制定3~5年的發展計劃報政府審批,政府根據大學的發展計劃和目標撥付辦學經費,并鼓勵大學自主籌集辦學經費,政府不再干預大學的具體辦學過程,而是通過雙方的協議,建立質量保障體系以及根據大學的發展計劃進行階段性評估來保證大學的發展符合國家利益。

大學自主化改革使大學不再單純屬于政府,而是屬于大學的利益相關者,如政府、教職員工、學生、家長、校友、捐助者、相關合作企業等等。這樣一方面鼓勵大學利益相關者的主人翁意識,使其更積極地參與到大學的發展方向上來,而不是凡事都依賴政府;另一方面促使大學開門辦學,面向社會辦學,考慮各類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更好地服務社會。

(二)大學教育與社會需求的對接

從外部講,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應加強宏觀規劃、指導,根據國家戰略需要和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發布未來5~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人才需求趨勢,指導高校的專業設置,發布就業指導信息,必要時也可指令學校開設未來需要的新專業。

從內部講,在落實大學自主化改革的前提下,使大學有充分的辦學權自主,自主辦學使大學既有動力也有壓力。為適應社會的需要,提高學生就業的競爭力,大學只有設置社會、企業所需要的專業,培養與企業需求對接的人才才能生存。大學也只有為地方經濟服務,為行業服務,關注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才能籌集到更多的辦學經費。

(三)重視職業教育

社會的發展要求一定數量的科研人員,但大量需求的還是有一定技能的普通勞動者。盡管政府很重視職業技術院校的建設,但由于家長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以及目前技術院校辦學水平不高,很難吸引家長和學生的興趣,每年這些學校的生源大戰、生源不足就是很好的證明。目前幾乎每個地級市都有一所甚至好幾所職業學校,全省這類院校就更多,但大多辦學質量不高或缺乏經費而無法進一步提升。

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每個省可以考慮整合資源,集中力量重點建設一所高水平、高質量、示范性的職業技術學院,面向全國甚至全球招聘,聘用企業一線有經驗的人員任教,采用行業最先進的設備,使畢業的學生能掌握最先進的技術,操作先進設備,增強就業競爭力。通過一流的校舍、一流的師資、一流的就業率和優厚的就業薪酬待遇來吸引家長和學生,也改變整個社會對技術院校的看法,使該類學院成為同類院校的領導者、行業的引領者和家長、學生羨慕的求學之地。

(四)提升學生在學習及學校管理中的主體性

學生作為校園里最大的群體存在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往往被作為管理的對象。提倡學生參與學校管理、自我管理,一方面能夠調動學生積極性,鍛煉其各方面的能力,是把學生看作重要的利益相關方、尊重其主體地位、以人為本的重要體現;另一方面也能夠減輕校方管理負擔、減少摩擦,更好地建設和諧校園。

首先是重視學生組織建設。結合國情,在團委指導下,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讓學生自主選出學生會等學生組織,重在幫助其建立章程、管理制度,在章程、各項制度完善的前提下,讓其自我管理、自我約束。

其次放手學生開展活動。對學生開展的各項活動一般安排其自主進行,對有益于學校、學生的一些活動,學校在學生提出申請并給予審核的情況下可給予經費資助,甚至對于校官方舉辦的一些大型活動也可交給學生組織操辦,校方給予指導和協助,以鍛煉學生的管理才干。借鑒新加坡做法,校方可以對學校設施進行投保,在學生活動中的意外情況,由保險公司給與援助,以減輕校方的后顧之憂。

學校重大決策應邀請學生組織代表參加。對于校方涉及學生利益的重大決策,應吸收學生組織代表參加討論,允許其提出合理闡述并給與吸收考慮甚至可以改變校方決策,這樣使學生訴求有合理的渠道,也使校方決策更加民主,有利于政策的順利執行。

參考文獻 :

[1]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education statistics digest 2014:28.

[2]Kwang H F,Fernandez W,Tan S.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M].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2015:134.

[3]Yeo R K,Li J.Beyond SERVQUAL: The competitive forc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ingapore [J].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2014,25(1-2): 95-123.

[4]Lo W Y W.Think global,think local: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ole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Singapore [J].Policy and Society,2014,33(3): 263-273.

[5]Wong M E.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 Singapore: Considering university publicity materials conveying disability services and support [J].2014(7):78.

(責任編輯陳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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