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地方產業集群升級困境的一個制度解析

方杰

【摘要】產業集群體系是我國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核心力量，其存在的優勢體現在社會關系網絡中關系類型的社會資本和低成本勞動力之間的一種融合，但是該社會資本具有非正式制度的關系特征，在技術發展環境不確定的狀況下可能會對地方產業的升級造成阻礙，文章嘗試從我國地方產業集群升級困境中的社會制度障礙因素展開分析，探討企業網絡中升級的制度途徑，由此將其作為具體的措施來尋找我國地方產業集群升級困境行得通的制度路徑。

【關鍵詞】地方產業；集群升級；制度解析；社會資本

一、我國地方產業集群升級困境中的社會制度障礙因素

（一）產業結構低級化鎖定與價值鏈低端鎖定的困境因素

由于初始要素資源需要專項技術、管理和企業制度三方面的差異性影響，我國在內生型企業網絡中開始呈現和西方國家完全不同模式的產業集群，即傳統類型的勞動密集型為主的集群形式。該種選擇由于產業或者產品生產鏈能夠拆分和簡化特征，以及在當前的社會信用體系中受到傳統資本融資渠道的阻礙，嚴重制約了其自身交易范圍和交易深度。就數量來看，我國很多地區的產品生產量都在全球頂尖行列，但是部分地區的產業集群在分工中還處在單純的加工制造過程中。根據橫向的分工角度可知，集群內部的產品差異性很低，產品的差異性很小，由此會出現同質化惡性競爭的問題，甚至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根據縱向分工來看，我國地方產業集群集中在市場銷售上和供應分工上，缺少研究和開發設計的過程，同時也缺少下游的市場營銷和服務環節，缺少品牌文化建設和經營環節的拓展。因此我國產業結構仍然處在國際價值鏈中分工體系的低端，且該種趨勢可能會長時間存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集群生產過程的分工過于簡單，技術門檻過低，使得同質化現象嚴重。競爭力主要通過價格體現，導致很多生產企業的受到同質化競爭的影響開始實施價格戰，利用低廉的價格開啟惡性競爭循環狀態。

2、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消費需求呈現出層次化、多元化的特點，但是其中缺少的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知識密集產業過度的動力因素，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創新，導致產業集群無法提升自我開發能力，提升生產系統網絡的性能。

3、由于制度和社會信用體系的缺失，形成一種“制度鎖定”的模式，因此產業集群向虛擬組織、戰略聯盟企業網絡前進中，由于缺少制度支撐導致價值鏈展開受阻。內部缺少創新，外部無法整合創新能力的版塊，由此造成集群處在低級產業結構和價值鏈中，無法獲取先進性競爭優勢。

（二）關系型信任鎖定

就不同的社會制度環境和文化環境來看，經濟主體行動和聯系的本質在于其整體的邏輯和原則上存在差異，因此擁有共同價值觀的部落會集中在一起，其內在資源和吸收外部資源的能力是不同的，能力的差異性的決定企業發展的特定性，軟資源和硬資源的獲取性和企業系統的匹配性等意味著資源載體和資源之間關系的一種親密關系，在關系網絡之中的資源類型可將其看作是系統層面的一種資源，其具有不完全轉移的特征，同時也是企業維持經濟優勢和保持競爭力的主要來源。我國浙江省“塊狀經濟”產業集群開始發展的時候面臨著“正式規則”制度供給嚴重不足的社會環境，也沒有完善市場交易和治理體系的金融體系。期間，傳統文化中包含的血緣、親緣、地緣等作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絡和關系型的信任在固定的范圍內演變成一種替代性的機制，降低了企業和企業的交易成本花銷，利用半封閉的關系網絡和集體懲罰的機制來實施壓力，降低社會非道德行為的產生，由此構建起依賴于社會關系的一種資產網絡體系，由此對分散的私人資本進行整合，將“小企業，大產業”、“小商品，大市場”的生產模式集合起來。就非一體化縱向分工的視角來看，網絡內部從事于產品生產鏈和價值鏈的環節在獨自的生產設備和資產投入中都是生產鏈形成的必要環節，由此形成固定資產和生產設備在生產體系內部形成一種專項“鎖定”模式，該種形式基于網絡組織環境成為一種相對平衡且相互聯系的專用資產鎖定狀態。換句話說，基于該網絡的任何一家獨立經營的小型企業都不能利用自身和對方交易的單邊壟斷實施“敲竹杠”，不具備機會主義行為能力，由此將單邊壟斷的模式轉變成雙邊或者多邊的一種壟斷形式，能夠在一定程度緩解由于投資不足出現的博弈均衡狀況。相反來看，以上意味著可能不會有一個獨立的企業能夠控制或者推動產業集群的發展，主動創新和激勵機制的作用力被降低。一定程度來看，關系型的信任機制屬于一種隱性社會資本，興起于浙江地區，由此幫助了該地經濟進步，屬于一種內在社會制度因素。但是關系型的社會資本對企業網絡的影響具有雙面性，就產業集群企業網絡發展的早期來看，關系型信任機制在其中起到推動作用。不過隨著企業網絡面對產業升級或者技術升級步伐的加快，卻成為重要阻礙。關系型的信任在進入社會關系網絡的時候是社會制度層面的一個范圍，其具有依賴性的路徑特征，且該種關系社會資本如果和社會經濟體中的具有內生比較優勢的物質資本相結合的話，將會成為企業經濟租金的核心競爭因素，受到系統組織能力和強化能力的作用形成一種“產業結構鎖定”模式。關系型信任只能存在于具有特定社會關系網絡當中，由于其天然封閉性和排他性的限制阻礙了外部信息、外部技術和人力資源的涌入，導致模仿戰略成為集群企業的最好舉措。該種鎖定分割效應在政府上表現出來的地區經濟保護主義、行政區域劃分鎖定、經濟區域分割等主要特征，除此之外，外部信息和技術創新等受到“連環鎖定”的阻礙，形成內部僵化，資源的進入渠道受阻。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外部復雜環境的加劇，加之競爭環境快速、動態和柔性變化，企業網絡需要具備強大的技術能力、信息能力、研發能力、設計能力和營銷能力等，但是基于社會關系網絡中關系型信任體系依賴性很強的產業集群其面臨很多無彈性的制度阻礙，因此技術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作用力被顯著降低，最后可能會朝向“制度鎖定”的方向。

二、對我國地方產業集群升級中制度建構的初步思索

企業網絡構建的外部特點及其升級都會受到社會制度結構和社會信任、信用體系等因素的制約。我們無法否認各種要素資源的結構差異、技術能力差異、政府導向等對一個完整的社會體系中產業集群升級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社會信任類型在某種程度上正相關于企業網絡現實層面的升級和路徑，是否能夠從原始的家庭信任、關系信任轉變成公共信任和人格信任等的制度類型信任模式，將隱性社會資本顯性化直接決定了社會經濟體制中企業網絡升級或者進一步發展的整體脈絡。

信任是被物質和人力資源決定的一種決定國民經濟增長和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資本類型，信任表面主要是對文化價值觀的一種繼承，其本質是市場機制提供的一種重復交易的博弈機制造成的最終結果。在長時間的重復博弈條件下，出于對時間、效率和成本的多重考慮，遵守信用是市場機制發展的一種自然結果。但目前就淺層次上來看，當前我國社會結構中傾向于家庭信任和關系信任能夠展現出低水平的信任，由此呈現出鄉土文化和市場經濟的契約文化發生斷層造成的一種沖突。就深層次而言，其主要原因是社會交往和社會資本參與缺少，加之市場交易機制不夠發達，參與主體缺乏，由此限制了市場博弈機制的作用發揮，甚至對其進化博弈的有效運行造成阻礙。市場機制缺位或者不完善的社會表現呈現出信任程度較低的社會文化，或者有限的關系型信任、地域性信任和機構參與度低的一種社會文化。市場機制很完善的社會表現出高信任的一種社會文化，或者可以說是制度型信任中包含了自覺遵守承諾、遵循契約精神、機構參與度高的社會文化。

因此，推進全面、有效的市場機制，將社會關系網絡機制嵌入非正式制度的社會機制向法治契約機制嵌入市場經濟化的社會制度轉變，積極提升市場交易行為中的制度型信用水平，引導社會各類機構主體和資本參與信用交易，實施有利于市場交易重復博弈的措施，是提升社會信用、帶動產業集群升級發展的關鍵。

首先，科學的市場機制是產業集群升級發展的后盾保障。市場機制存在的作用在于能夠提供長期且相對穩定的交易市場，能夠為重復博弈提供規則，為市場交易過程中產生的重復博弈機制的開展提供有力幫助，為產業資本進入和退出提供公允的場所，促進渠道對接的有效性和便捷性。

其次，豐富的參與主體和交易內容規范是化解產業集群升級障礙的有效途徑。在支持區塊產業發展的同時，由于結構低級化鎖定、價值鏈低端鎖定和關系型信任鎖定等體系障礙，外部社會資本進入的難度較大。隨著不同交易目的的參與主體加入，能夠加快制度型信用領域交易模式的完善和創新，彌補關系型信任區域性的局限，逐步推動產業資本與信用產業化發展。

最后，適度的競爭政策和完善的法治環境有利于市場交易行為中重復博弈機制的拓展，有助于拓展博弈范圍，促進制度型信任的成功建立。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是市場交易博弈過程中的制定和操控者，也是過程參與者，政府在社會信任網絡體系中占據重要的基礎地位和中心地位。如果政府將自身定位在利益集團或者公共利益的功能會出現內部沖突的情況，導致政府行為過程中的制度信任受到質疑和挑戰。更嚴重的問題是，如果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在實質上造成了市場重復交易博弈運行機制的阻礙和損壞，導致制度信任中產生“可信承諾”與“可信威脅”信號同時顯示的狀況，導致二者和信號甄別分離機制無法自我完成，由此造成市場重復博弈的交易機制無法制造出受到全社會信任的一種體系，由此體現出我國政府必須將實施“憲政”作為根本目標，為市場博弈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參考文獻

[1]姜文杰，張玉榮.制度資本、關系資本對集群制造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J].管理學報，2013，11：1641-1647.

[2]馮德連.全球價值鏈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升級的研究綜述與趨勢[J].銅陵學院學報，2013，06：9-13.

[3]馬中東.區域治理模式與產業集群升級困境分析——基于全球價值鏈視角[J].山東社會科學，2014，04：130-134.

[4]陳雪梅，陳雯雯，余俊波.政策推動產業升級的重要性及可行性[J].商業研究，2013，01：53-60.

[5]陳曉峰，邢建國.集群內外耦合治理與地方產業集群升級——基于家紡產業集群的例證[J].當代財經，2013，01：102-110.

[6]邢夫敏.FDI主導型產業集群特征與本土企業產業升級對策——基于蘇州筆記本電腦產業集群的經驗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3，02：79-83.

[7]胡大立.我國產業集群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的誘因及其突圍[J].現代經濟探討，2013，02：23-26+36.

[8]金利霞，李郇，張虹鷗.廣東清遠市再生有色金屬產業集群成長動力機制[J].熱帶地理，2013，03：314-323.

[9]盧萬青，羅清洋.中國產業集群升級的困境與對策——基于中國與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比較研究[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12，01：38-42.

[10]李佳佳，傅建祥，丁云.中原農業區內生型產業集群的升級困境分析——以龐村鎮鋼制辦公家具產業集群為例[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5：440-444.

[11]曾麗萍.基于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視角的產業集群升級困境及對策探討[J].企業活力，2012，07：15-19.

[12]劉曉麗.GVC條件下“俘獲型”產業集群升級的路徑[J].經營與管理，2012，11：89-91.

[13]李亞林.基于區域品牌視角下的產業集群升級路徑及對策研究[J].經濟與管理，2012，12：79-83.

[14]姚春序，朱亞梅.焦點企業網絡對產業集群升級的影響[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01：55-60.

[15]馬中東，韓曄，梁樹廣.DMI框架下的青島家電產業集群升級實證研究[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6：11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