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花月痕》研究述評

摘 ?要：《花月痕》作為狹邪小說的代表作，曾經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小說之一，其地位甚至在一段時間內超過《紅樓夢》。自其出刊以來，備受文壇內外的廣泛關注，對它的文學解讀也因為衡量文學的價值標準的異同表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本文將從作者生平及成書過程、文本的分析及解讀等方面，對近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花月痕》的研究進行整理研究及總結，并附有筆者自己的看法，力求窺探此中研究的不足并探尋出《花月痕》研究的新空間，豐富《花月痕》的研究。

關鍵詞：花月痕 ?研究 ?評述

時過境遷，評判衡量文學的價值標準也發生著變化，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與進步，思想學術界也隨之改變，面對那些曾經在文學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品，研究者企圖用歷史的標準和當代人的角度對這些作品進行重新的闡釋與解讀，并試圖在解讀的過程中，力求歷史標準和當代人的標準的和諧，以達到全方位的認識了解這些文學作品。清代同光年間的小說《花月痕》就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花月痕》，一名《花月姻緣》，存十六卷原題“眠鶴主人編次”[11]。小說主要講述了韋癡珠與劉秋痕、韓荷生與杜采秋兩對才子與名妓的情愛故事?！痘ㄔ潞邸纷云鋯柺酪詠?，爭議頗多，對它的評論及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的生平考證及小說的成書年代;對文本的解讀，在這一點上，由于小說本身描寫的內容題材，褒貶不一，甚至出現了年代分層現象，主要經歷了：晚清民國時期的多樣評價，有棲霞居士、弱水漁郎二位先生對其所作點評時，“以妙筆善墨寫之，而又令其先帶反映，旁見側出，若在有意無意之間”較為高度的評價，也有符雪樵的“詞賦名家，卻非說部當行，其淋漓盡致處，亦是從辭賦中發泄出來，京感頑艷而具此仙筆，足證情禪，擬諸登徒好色，沒交涉也”的保留;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集體貶低[12];直到改革開放之后，學術界開始對其進行歷史重讀，尤其是在九十年代新的研究理論的引入，《花月痕》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一、作者的生平及成書過程

（一）魏秀仁的生平

早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先生就對其生平做出過簡單的敘述“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負文名，而年二十余始入泮，即連舉丙午（1846）鄉試，然屢應進士不第，乃游山西陜西四川，終為成都芙蓉書院院長，因亂逃歸，卒，年五十六（1819-1874），著作滿家，而世獨傳其《花月痕》（《賭棋山莊文集》）。秀仁寓山西時，為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收入頗豐，且多暇，而若無聊，乃作小說，以韋癡珠自況，保偶見之，大喜，力獎其成，遂為巨帙云（謝章鋌《課余續錄》一）”[1]（P230-231），這是魯迅先生根據《賭棋山莊文集》《賭棋山莊詩集》等資料所得出的結論，他的研究結論以及他所引用的資料成為歷年來研究《花月痕》的重要文本資料。關于其中對魏子安生卒年時間的判斷，在改革開放之后，有的學者沿襲這一觀點，其中尚達翔1988年在他的《魏秀仁和他的哀艷小說<花月痕>》一文中明確指出“所以在無確證之下還是將秀仁的生年定在1819年為宜?！盵2]（P189），另有田劍光1994年在其《花月痕考證》上根據謝章鋌的《魏子安的墓志銘》，“又據道光時刊的福建通志，卷百六十四·選舉，頁二十三·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黃羅岳榜的舉人隊里，確有魏子安的名字。下又注：魏本唐子?！薄皳?，我們可以斷定魏子安確是生于嘉慶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而卒于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但是，隨著《魏子安先生年譜》等新資料的發現，1980年楊殿先生確定魏秀仁“生清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正月二十二日”，卒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3]（P355）隨后在陳新先生《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4]、官桂銓《讀<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5]、曾憲輝《魏秀仁年譜》[6]等文中都肯定了“將魏秀仁生卒年定為1818-1873”這一觀點。至此，關于魏子安的生卒年的爭論也基本劃一斷落。

（二）《花月痕》的成書時間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先生關于《花月痕》的寫作時間并沒有給出明確的交代，只是說“咸豐戊午年（一八五八）序，而光緒中始流行”[1]（P228）。關于《花月痕》的成書時間，學界至今仍舊沒有達成共識，陳新先生、官桂銓先生、顧峰先生等都肯定《花月痕》的前四十四回和后八回完成于不同的時間，他們幾乎都同意前一部分完成于1858年，而關于后一部分，他們提出了1866年、1868年、1873年等不同的看法，并給予自己的依據。然而筆者認為，在沒有確切的資料表示《花月痕》的成書年代的情況下，我們也只能對其做大致的推測，而最好不要妄下結論。

（三）《花月痕》的寫作原因

關于魏子安寫作《花月痕》的原因，學界所能依據的材料大致如下：首先是在《花月痕》的第一回中，“我們原不必做理學，但今生今世，做今之人……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7]（P1）;其次在謝章鋌的《魏子安墓志銘》里說“君見時事多可危，手無尺寸，言不見異。而亢臟抑郁之氣，無所舒發，因循為稗官小說，記于兒女子之私，名其書曰花月痕。其言絕沉痛，閱者訝之”。再者，《小奢摩館脞録》說“子安早歲負文名……乃托名眠鶴主人成花月痕說部十六卷?！钡?。田劍光先生就據此總結到“綜合以上各條，我們便可以知道魏子安撰花月痕的幾個要點：1、身經喪亂，又懷才莫展，故作花月痕以發舒其牢騷抑郁之氣。2、敘述他自身之境遇。3、收納年青時所作的香艷的詩詞”。楊萬里先生在《花月痕及其作者》一文中也對花月痕的寫作原因做出過類似總結。

二、對文本的再分析及重新解讀

（一）《花月痕》藝術成就及影響的持續關注

《花月痕》能夠在文學史上產生足夠的影響，關鍵在于其具有的藝術成就，而其中最受研究者關注的還是它塑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改革開放以后，研究者們將對人物的關注點主要放在其“真性情”所帶來的“悲劇性”上。很多學者對《花月痕》中的韋癡珠、劉秋痕、韓荷生和杜采秋等人物形象的“真情”予以明確肯定：笑萍曾經就提到“作者寫韓杜之交，重在寫其發達富貴之中的‘真意氣，寫韋劉之交，則重在寫其歷經磨難之中的‘真性情?！盵8]（P90）他認為，雖然韓杜、韋劉兩對的結局有著明顯的升沉對比，但是至少他們的感情是真的，這才是他們最幸運的事情?？墒撬麄兯幍沫h境畢竟是在沒落而腐朽的封建社會，名士和妓女之間能夠突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兩性的滿足，將感情擺在了突出的位置，他們之間的感情，早就超越了嫖客與妓女的關系，如劉琦的《名士與名妓——<花月痕>與<青樓夢>中的情性交流》等就這一點論述了情在文章中的體現。

在《花月痕》中，韓杜、韋劉都是付出真實感情的，在同樣的一個社會背景里，同樣是名士與名妓之間的情感交流，為什么兩對的結局呈現如此巨大的差別，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這也在改革開放之后的研究中體現出來：學者周芳曾經提出，“現實與理想在癡珠的心中交織糾纏，互相拉扯，使韋癡珠既不愿安于現狀，甘做亂世的庸人，又無力實現心中的抱負”，他認為現實和理想的差距夠成了韋癡珠性格的矛盾，但是“韋癡珠的性格矛盾，實際上是傳統文化里的理想人格和現實社會之間的矛盾”。[9]（P40）封建社會中，企圖沖破禮教而結合，違背了社會的倫理道德要求，這本身就是一個貿然的開始，而韋韓、杜劉表現出來的是極為相對的性格，所以很多學者都認為韋劉的愛情悲劇即是二人性格的原因，又是封建社會的悲劇，類似的研究還有：李科的《<花月痕>中韋癡珠和劉秋痕愛情悲劇淺析》、龍瑩瑩《論<花月痕>中人物形象的互補性》等。

先前的研究認為，《花月痕》作為狹邪小說的代表作，曾經是中國最具影響的小說之一，其地位甚至在一段時間內超過《紅樓夢》。受它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清末民初，這是當時的社會轉型所要求的。其實，《花月痕》所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在清末民初，袁進的《連接古今的過渡小說——論<花月痕>的影響》和涂蘭娟的《晚清小說<花月痕>現代性探析》幾乎一致的說道“其實不僅是民初小說家受到《花月痕》的影響，五四新文學作家也受到《花月痕》的影響”，同時也說明“只是這種影響的程度不如民初小說家，而且他們往往不愿承認”。

（二）女性意識和憂患意識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社會進步，平等成為文學研究討論中的一個重點，尤其是男女的平等，女性批評家認為，在中國的幾千年歷史中，女人一直處于從屬性的地位，即是表現在文學作品中也是如此，為了解構男性主義，達到平等的狀態，他們提出女性主義，試圖在文學中挖掘女性意識，所謂女性意識，就是指女性對自身作為人，尤其是女人的價值的體驗和醒悟.對于男權社會，其表現為拒絕接受男性社會對女性的傳統定義，以及對男性權力的質疑和顛覆;同時，又表現為關注女性的生存狀況，審視女性心理情感和表達女性生命體驗。表現在對《花月痕》的研究類，閆月英通過《被敘述的性別——從杜采秋人物分析看女性生命》《意義與性別規訓——透視<花月痕>對女性的再表現》和《晚清中國男性欲望的自畫像——解讀<花月痕>中的劉秋痕》三篇文章，運用敘述學理論和性別理論，分析敘述者的心理結構，從而提出“父權文明下，對女性的邊緣化建構”。

在《花月痕》的研究中，就韋癡珠的性格，有學者提出韋癡珠是一個充滿憂患意識的形象，如羅曉沛的《韋癡珠的憂患意識》。

（三）結構主義的新闡釋

改革開放之后，新的文學研究理論的引入，為《花月痕》的研究打開了新的思路，其中從結構主義的視角研究頗受學者歡迎，孫丹虹和王枝忠的《<花月痕>雙重含義的闡釋》就通過行動與價值的關系分析了《花月痕》主人公的不同性格表現及命運，認為“只有行動與價值的完美結合才有美好的未來”，另外，他們還就“個性與金錢、權勢的關系”總結得出“個性決定了配偶的選擇，決定了權勢與金錢的獲得，而情感與權力、金錢沒有直接的關系，也可以說沒有權利與金錢的保障，感情就會變得微乎其微，毫無用處。所以，美滿的人生=個性+智慧+權力+金錢”。[10]（P25-28）

三、筆者的研究想法

經過查閱相關資料之后，關于《花月痕》的研究，筆者正在嘗試以下幾個研

究方向：首先是關于花月痕的藝術成就的深度挖掘，另外，在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中，筆者發現，關于《花月痕》的部分內容仍舊存在爭議，比如《花月痕》的成書時間等問題學術界仍舊未能達成統一;近年來學術界對花月痕的研究雖然呈現相對活躍的趨勢，但是仍舊沒有形成系統完整的研究，對它的評論，無論是贊揚，還是批判，都還是相對零散的，所以對《花月痕》評論的研究整理也是極其重要的。

注釋：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2]尚達翔：《魏秀仁和他的哀艷小說<花月痕>》，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4期。

[3]楊殿：《中國歷代年譜總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0年版。

[4]陳新：《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文學評論叢刊》（第十三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5]官桂銓：《讀魏秀仁生平及著作考》，文學評論，1983年，第3期。

[6]曾憲輝：《魏秀仁年譜》，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4期。

[7]魏子安：《花月痕》（花月姻緣），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08期。

[8]笑萍：《十九世紀言妓小說的情愛旨趣》，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

[9]周芳：《論花月痕主人公韋癡珠的悲劇成因》，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0期。

[10]孫丹虹，王枝忠：《花月痕雙重含義的闡釋》，廈門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11]魏秀仁（1818-1873），字子安，又字子敦，號眠鶴主人、眠鶴道人，又號咄咄道人、不悔道人，福建侯官縣東門外（今福州市鼓樓區洪山鎮東門村塔頭）人，清朝作家。據《魏子安先生年譜》，他生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

[12]北大中文系1955級學員編寫的《中國小說史稿》中評價《花月痕》“宣揚封建主義的功名前程和‘美滿姻緣”;劉大杰在其《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指出“文格不高，并時雜穢語，有害人心”等。

（劉歡 ?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 ?61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