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的八位特殊智囊

丹尼·羅德里克

國際貿易已經成了美國政治辯論的核心話題。美國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和唐納德·特朗普同時將反對貿易協定作為自身競選活動的一個重要支柱。而從其他候選人的宣傳口徑看來，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鼓吹全球化簡直就是選舉自殺。

關于貿易的民粹主義言論可能相當出格，但也沒什么人能否認底層民眾確實受了委屈。全球化并沒有讓所有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許多工薪家庭都在其他國家的低成本進口商品的沖擊下一蹶不振。而大贏家一直是金融家以及那些因市場不斷擴大而得益的專業人才。雖然全球化從來都不是推動發達經濟體內部不平等的唯一（或是最重要）力量，卻一直在為此助力。

桑德斯大力呼吁重新修訂各項貿易條約以便更好地維護美國勞動人民的利益。但這樣的論點立即激起了一片反對之聲，因為貿易協定的任何停滯或逆轉都將損害世界上最貧窮的人群，因為這些人失去了利用出口導向型增長來擺脫貧困的希望。正如較受歡迎且一貫理智的Vox.com新聞網頭條所言：“對于其他國家的窮人來說，沒有什么比伯尼·桑德斯的言論更可怕了”。

但發達國家中對社會和公平問題更敏感的貿易規則其實并非天然就會與貧窮國家的經濟增長發生沖突。全球化的鼓吹者們把這個議題套進了一個死框架，仿佛人們只能在現有貿易安排和全球貧困現象的持續存在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并最終對全球化議程產生了反作用。這些進步主義者們多此一舉地強迫自己做出一個不愿接受的抉擇。

首先，關于貿易如何惠及發展中經濟體的標準敘事忽略了過往經驗中的一個關鍵點。即那些設法利用全球化達成增長的國家（如越南等）會采用一些混合策略，一方面鼓勵出口，另一方面又實施各類違反現行貿易規則的政策。像補貼、國內制造比例，投資管制以及經常設置的進口壁壘等政策，對于其國內新的更高附加值工業的建立是相當關鍵的。而那些只能依靠自由貿易的國家（立刻浮現在腦海的是墨西哥）已經陷入了困境。

這就是為什么收緊規則的貿易協定，實際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實是有好處的—比如對其國內工業的發展。如果中國在1980年代～1990年代期間受到WTO式規則限制的話就無法實現其非常成功的工業化戰略。而在TPP框架下，越南得到了關于持續進入美國市場（美方現有障礙已然相當低）的一些保證，而作為回報，該國必須服從針對補貼，專利規則和投資規則的限制條件。

其次，沒有什么歷史記錄表明，貧窮國家只有在先進經濟體采取極低或者無壁壘的情況下才能從全球化中受益。事實上，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出口導向型增長經驗—來自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都是在美國和歐洲設置的進口關稅處于中等水平時發生的，而且那時的關稅比現在要高。

因此對于那些既擔心富國不平等又憂慮世界其他地區貧窮的進步主義者來說，好消息是全球化確實是有可能兼顧這兩個方面的。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用某些較為劇烈的方式來改變達成貿易協定的手段。

世界貿易體系目前由一種特別重商主義的邏輯所驅動：你降低壁壘，然后我也降低壁壘來作為回報。這種方式在促進貿易增長方面已經取得顯著的成功，但它幾乎沒有經濟上的正當性?，F在世界經濟已經非常開放，“市場準入交換”導致的問題可比它解決的要多。

因此是時候擁抱不同的邏輯，引入“政策空間交換”，即窮國和富國都需要開拓出更大的空間以追求各自的目標。前者需要調整經濟結構，推動新興產業，而后者必須解決在國內的不平等和分配正義問題。這需要對高速運轉的全球化車輪設置一點阻礙。

對此重新構建體制運作最好的辦法就是重寫多邊規則。例如WTO的“保障”條款可能會被擴大，以允許在進口產品與國內社會規范爆發明確沖突的情況下實施貿易限制（但必須遵從相關程序原則）—具體細節會在我的《全球化悖論》一書中陳述。同樣，貿易協定可以被納入“發展盒子”中并提供給貧窮國家，讓它們獲得追求經濟多元化的自主性。

進步主義不應該采納一個將全球貧困人口和富國中下階層的利益對立起來的，虛假而適得其反的敘述思路。只要有足夠的制度想象力，全球貿易制度可以進行改革，并令雙方共同得益。

（摘自《南風窗》201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