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視野下人民法庭功能定位之重構

胡道才

司法制度研究

司法改革視野下人民法庭功能定位之重構

胡道才*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民法庭設立之初的“兩便”功能定位已日趨式微,人民法庭的作用也正在受到質疑。但人民法庭作為基層法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化解糾紛、維護社會穩定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司法改革的“試驗田”,人民法庭應當先行先試,其功能定位和司法技術等也應當隨著司法改革的潮流有所轉變。文章以東部地區人民法庭現狀的實證分析作為基礎,逐一剖析人民法庭當前功能定位存在的問題,并嘗試提出東部地區人民法庭改造的基本路徑,即以提高司法效率為基礎,核心定位于解決糾紛,對案件進行類型分流和繁簡分流,并輔之以人的分流,以年長法官和年輕法官搭配的方式,緩解現在人案矛盾激化的現實狀況,并將人民法庭作為培養鍛煉員額法官的實踐課堂,為法官梯隊持續、穩定的發展貢獻力量。

人民法庭;案件繁簡分流;案件類型分流;年長法官;年輕法官

人民法庭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是我國司法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法庭在設立之初,主要目的是“便于當事人訴訟、便于人民法院審判”,是司法群眾路線主要載體和集中體現。長期以來,直接面對最基層的社會矛盾,在化解糾紛、方便訴訟、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司法理念的更新、城市化的大規模推進以及交通改善、信息化技術進步,人民法庭設置之初的制度、經濟、技術條件等均已發生了顯著變化,在相當地區,設立人民法庭“兩便原則”的前提,即妨礙人民群眾參與訴訟和法院審判的障礙已經消除,因此,人民法庭的功能定位、司法技術等也應隨之轉變。

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強調,要把人民法庭作為司法改革的“試驗田”,推進司法改革要從人民法庭改起。①周強:《人民法庭審判機制改革有條件地區可先行先試》,http://legal.people.com. cn/n/2014/0708/c42510-25255650.html,下載日期:2015年9月10日。筆者認為,就東部發達地區的人民法庭而言,隨著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社會、基礎設施等的飛速發展,法庭轄區內的人口結構、經濟規模、社會交往方式等均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如果仍然固守陳舊的“兩便”原則以及由此而生發的一系列司法理念、功能定位及工作方法,人民法庭的合理性將甚值疑慮。因此,必須結合訴訟制度改革、法院人員分類管理、當下法院受理案件的類型和數量,對東部地區人民法庭的功能進行重新定位,在案件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將人民法庭改造成小額、速裁法庭,以有效緩解法院的訴訟壓力。同時,將具有一定審判經驗的初任法官作為人民法庭的主要辦案主體,以遵循司法規律,逐步培養并向上級法院遴選、輸送優秀法官。本文擬從歷史與比較法的角度,以實證數據為基礎,論證此一方案的可行性。

一、人民法庭的歷史回顧

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的頒布,標志著人民法庭制度的正式建立。在1954年之前,人民法庭更的地是作為一個臨時性的行政機構而存在的,其任務主要是革命性、階段性的任務,重在行使政治性職能,同時面向城市和鄉村社會。而在《人民法院組織法》頒布以后,人民法庭開始走上了規范化的道路,它正式從行政機關分離出來,成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同時也是一個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常設機構。主要面對鄉村社會(包括農村和城市郊區),是國家司法權下延輻射鄉村社會的唯一司法機構。自1954年法院組織法對人民法庭的設置作出規定以后,其后歷次法院組織法的修訂均未再對人民法庭進行修改。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大背景下,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創建人民法庭的熱潮,甚至提出了“鄉鄉建法庭”的口號。在此期間,我國人民法庭數量呈逐年增加的態勢。截止到1992年,全國人民法庭數量多達18000個。②高其才、黃宇寧、趙彩鳳:《基層司法——社會轉型時期的三十二個先進人民法庭實證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頁。1993年至1997年5年內,全國人民法庭共受理一審案件10074984件,占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案件總數的50.27%。其中一審民事案件占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總數的56.97%;經濟糾紛案件占全國法院受理一審經濟糾紛總數的36.36%;刑事自訴案件占全國法院受理一審刑事自訴案件總數的33.43%。③任鳴:《我國人民法庭工作面臨新的挑戰》,載《法律適用》1999年第1期。

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地區的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交通、辦公等條件的不斷改善,原來過于分散的人民法庭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大大分散了審判力量。199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了首屆全國人民法庭工作會議,并于2009年6月發布了《關于人民法庭若干問題的規定》,首次提出人民法庭“規?；?、規范化、標準化”,提高了人民法庭設立的標準和要求,逐步實現了正規化,并開始了人民法庭的適度撤并,人民法庭的設置逐步由“一鄉(鎮)一庭”的設置方法過渡到“中心人民法庭”。2009年我國人民法庭數量銳減至9835個,①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09年)》,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頁。比最高時期減少了45.1%。撤并后,人民法庭在大規模減少數量的同時,也加強了人民法庭的人員配置和物質裝備,使得審判資源配置更加合理。自2009年以來,我國人民法庭的數量大體上處于穩定狀態。截至2013年年底,全國共有10162個人民法庭,2006年至2013年間共審結各類案件1929.5萬件,占同期全國法院辦案數的23.76%。②《周強談深化司法改革:人民法庭要當改革“試驗田”》,載《人民日報》2014年07月09日第11版。經過這些年來的司法規范化改造,人民法庭也已日益規?；?、專業化和科學化,硬件設施及法官待遇均得到相當程度的改善。

二、東部地區人民法庭的現狀和問題

人民法庭是中國司法的一大創造,中國幅員遼闊,農村地區尤其是廣大中西部地區人口密度較小、經濟水平相對較低、交通等物質條件長期以來也較為困難,因此,扎跟于農村的人民法庭在滿足鄉村基層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上可以說居功至偉,一定時期內,人民法庭在解決農村告狀難、方便農民訴訟、及時調處糾紛、參與綜合治理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由于中國客觀存在的中西部差別和城鄉差別,人民法庭“兩便原則”的功能價值在不同的地區所能發揮的作用有著巨大的差異。就當前東部地區人民法庭而言,由于近些年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民法庭原有的轄區基本已經發展成交通便利的新城鎮、新農村,從人口構成、案件類型、公民法律素養、交通通信等物質條件各個方面來看,這些地區人民法庭原來“不便于當事人訴訟”“不便于法院審判”的問題已經不復存在。

(一)東部地區法庭的現狀

東部地區人民法庭大多類似“小法院”或基層人民法院的“分部”,其與院本部沒有案件類型和程序上的明顯區分,人民法庭往往擁有自己的宿舍、食堂,審理自己所轄2～3個鄉鎮或者街道的案件,自審自執,較院本部有一定的獨立性。其次,人民法庭各種程序混合,法官人均辦案數量較多,適用程序混雜,速裁、簡易、普通程序混合。2014年南京全市人民法庭簡易程序適用率為71.31%,調撤率為59.95%,與院本部無區別。再次,人民法庭的法官承擔了大量審判事務性工作,如送達難、執行等,據統計,送達的工作量約占法庭審判工作量的40%,送達問題也成為法庭工作的一大難題,如何找到人,如何依法官職權送達、是否有效送達,以什么樣簡便的方式送達都成為法庭送達工作的疑難問題。最后,案件類型繁雜,繁簡案件沒有有效分流,人民法庭受理的案件類型與基層法院相關業務庭無異。以南京市某基層法院為例,其院本部專設6個民事業務庭,分別處理傳統民事糾紛、商事糾紛、醫療與交通事故糾紛、不動產糾紛、金融類糾紛、少年家事糾紛。同樣是該基層法院所轄的某人民法庭,除醫療與交通事故類糾紛由院本部業務庭專門審理外,其他案件糾紛只要在該法庭轄區內發生,均由法庭管轄,導致法庭案件類型復雜,達到“一對五”的狀況(該法庭具體收案類型詳見圖1)。其他如標的大、案情復雜、程序要求高以及影響大的涉眾性、群眾關注度高的案件類型,人民法庭同樣審理,與院本部審判業務庭并無差異。如2014年南京某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最大標的額高達4000多萬元,基本已經到達基層法院受理案件的上限。人民法庭的法官既不能高效處理簡單案件,也不能集中精力專門審理復雜案件,流于“流水線作業”。正是由于人民法庭的案件類型過于復雜,從“高大上”的證券、票據保險糾紛到“雞毛蒜皮”的家事糾紛、相鄰關系糾紛,由于轄區的原因由法庭統一管轄,一些法官由于能力、精力問題,一些本可快速高效處理的簡單案件與復雜案件混雜在一起,久拖不決,引發當事人的不滿和法院公信力的減弱。

圖1 東部某城區法庭2014年收案類型圖

(二)“便于當事人訴訟”定位弱化

1.交通便利度大大提高。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地區間的交通日趨便利化,使得以前一直影響當事人參加訴訟的交通不便因素得到大大的改善,而人民法庭的轄區一般在2～3個鄉鎮,轄區內派出法庭與院本部的距離也全部不超過30公里。江蘇省人口稠密、地域較小,全省已經實現了“村村通公路、村村通公交”的目標。江蘇省各區縣的人民法庭距離法院本部基本不超過20公里。如圖2所示,南京市所轄人民法庭的(如鎖金村法庭、孝陵衛法庭、紅花法庭、南湖法庭、邁皋橋法庭、棲霞法庭等)與院本部的距離都不超過10公里。而且,公交路線的設計以縣城為中心呈放射狀,人民群眾到基層法院參加訴訟往往比到相鄰鄉鎮的人民法庭更加快捷、更加便利,花費的時間、費用也相差無幾。在公共交通網絡如此發達的當下,訴訟不便的問題已不再需要依靠人民法庭專門解決,當事人對于人民法庭地理位置的就近性依賴已經不存在。

圖2 南京地區派出人民法庭與院本部交通距離圖

另外,人民法庭的設置主要集中在中心鄉鎮或者城郊,對于所在鄉鎮、街道來說確有便捷高效之功能,但對相鄰鄉鎮來說,便利性則大大弱化。而且城區法庭的“經常居住地”經常被有心人利用,成為逃避管轄的一種手段。

2.訴訟需求的重點發生變化。過往民眾到法院提起訴訟往往追求絕對公正,案由集中于離婚、宅基地糾紛,現在則側重于財產權等,公民的司法需求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便捷高效是現在當事人追求的重點。同時,人口的相對集中和規模的增長也帶來了各類資源的相對集中,法律服務供給日趨充分,民眾獲取法律服務也更加便利。隨著法院信息化建設的推進,民眾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取訴訟服務,使得空間距離感進一步弱化。如以南京市法院為例,在整合實體訴訟服務中心功能的同時,加強網上訴訟服務中心建設,開通訴訟服務互動平臺(提供網上立案、案件查詢、文書送達、材料轉接等服務)、法官工作平臺(提供網上送達、法官約見、判后答疑、視頻接訪等)及非訴訟類服務平臺(提供訴訟指南、連線社區、法律咨詢等服務),實現各類訴訟服務“線上線下”的無縫鏈接。推出“南京法院網上訴訟服務中心”APP等信息系統,開通了手機APP的訴訟服務應用。開通12368訴訟服務熱線,安排20名座席員接聽訴訟服務熱線,大力推行手機立案、自助立案等便民利民新舉措。還在互聯網上開通“法官工作郵箱”,拓展了法官與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直接溝通交流的渠道。

(三)“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功能弱化

1.案件數量激增。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高度集中,隨之而來的就是案件數量的高速增長和法官人均辦案數量的增加。隨著立案登記制和法官員額制的實行,在案件數量增長和法官人數減少的雙重作用下,法官的壓力進一步增加。由于人民法庭管轄的都是所在地區的新區,新建商品房和拆遷安置房較為集中,可供出租的房源相對于主城區更多,而租金則更便宜,因此,相對生活成本比主城區要低一些,再加上新區內的生產企業較多,工作機會因此也更多一些,因此,人民法庭轄區聚集了大量的外來人口,人民法庭事實上承擔了所屬基層法院的大部分審判任務。但從人民法庭法官與院本部民商事法官的人均結案數對比來看(詳見圖3),法庭法官的結案數要明顯高于院本部民商事審判業務庭的法官,這也表明法庭法官工作負荷過重。

圖3 2014年人民法庭法官與院本部法官人均結案數對比圖

2.案件程序類型混雜。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民眾維權意識的增強,人民法庭轄區內的民事糾紛復雜程度也在逐步增加,如前所述,人民法庭審理的案件中,相當部分已不再是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簡單民事糾紛。簡易程序適用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案件的復雜程度。2014年,南京全市人民法庭共受理各類民商事案件23863件,審結22569件,審結率為98.3%,簡易程序適用率為71.31%,小額程序適用率僅為1.3%。從圖4可以看出,人民法庭的簡易程序適用率和小額程序適用率雖略高于院本部,但人民法庭在簡便、快速上并未體現出明顯的優勢。

圖4 人民法庭與院本部程序適用對比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東部地區人民法庭基于“兩便”原則的功能定位,已基本失去存在的意義,那么,是不是東部地區人民法庭就可以撤銷了呢?筆者認為,東部地區的人民法庭仍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應對其基本定位和功能進行再造。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在新民訴法及刑訴法的框架內,人民法庭與基層人民法院應當進行再次分工,通過案件篩選機制,將訴爭標的較小,事實相對清楚、法律關系較為明確的案件交由人民法庭審判。通過這種分工模式,不僅可以有效解決糾紛,同時也可以大幅提高司法效率。

三、東部地區人民法庭功能改造的基本路徑

分工提高效率,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率與分工有關,分工是有助于生產力提高的最重要條件。①關于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可參見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20頁。社會分工的發展以及以分工為基礎的合作,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效率不斷提高的重要驅動力。各級法院在審判職能上的合理分工和協作同樣也是有效提高司法效率的基本前提。但是,從分工協作這一角度來看,中國各級法院之間在功能定位上尚不清晰、職能運作方式也較單一,四級法院在審判權的具體運作上呈現出“同一化”傾向,“上下級法院的審理模式高度‘同質化’……至多是開庭或不開庭的區別”②何帆:《論上下級法院的職權配置——以四級法院職能定位為視角》,載《法律適用》2012年第8期。。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我國訴訟法并不區分事實審和法律審,無論在一審、二審還是再審程序上,均要求貫徹全面審理原則,因此,在審判職能上,我國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上訴法院,只有上級法院與下級法院之分。各級法院的相互關系主要是政治的和管理的,而不是功能的和分工的。①蘇力:《道路通向城市:轉型中國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頁。由于上下級法院缺乏職能分層,各級法院在不同的訴訟環節反復進行事實認定,事實不清者,又發回重審……無法實現案件自下而上的有效分流。②何帆:《論上下級法院的職權配置——以四級法院職能定位為視角》,載《法律適用》2012年第8期。

因此,為提高司法效率,首先應在職能定位上對四級法院進行明確的分工,最高人民法院除了承擔終審職能以外,還應承擔起參與政治決策、制定司法政策、統一全國范圍內司法尺度之功能。高級人民法院除了承擔上訴審和少量的初審任務,還負有司法指導和司法監督義務,中級人民法院作為主要的二審和初審法院,其主要功用在于案的定分止爭,并通過個案的審理來具體指導基層法院的審判工作,而基層法院,作為初審法院,其核心定位解決糾紛。人民法庭作為基層法院的派出機構,其核心司法職能也與基層法院相同,但是,即使在解決糾紛這一共同的核心定位下,人民法庭也應與基層法院之間進行進一步的分工,否則,在實行法院人員分類改革和員額制改革以后,面對洶涌而至的案件,基層人民法院必將不堪重負。③2015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調整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標準的通知》,顯然,最高人民法院希望通過提高中基層法院一審民商事案件的標準來進一步強化各級法院的分工,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導和司法監督的功能,強化中基層法院的糾紛解決功能,應該說,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做法,有利于科學地界定各級法院在審判職能上定位。但在客觀效果上,基層人民法院的訴訟壓力必將進一步加大。

具體而言,基層法院和人民法庭的分工應從兩個層面展開,堅持人民法庭審理簡單案件的本來定位,定位于方便群眾快速解決糾紛的效率便利性,而非交通便利;定位于方便行使審判權,方便法庭法官快速地把糾紛處理結束,而不再糾纏在送達、程序轉化、查清復雜事實等問題上。對此,我們建議:一是以案件角度來區分,將小額訴訟、刑事速裁和某些類型化的簡單案件交由人民法庭受理;二是從人的角度來區分,人民法庭的人員配置采取年長法官+“年輕法官”的模式,使人民法庭成為法官成長與積累的基地。

(一)案的角度:案件類型分流+繁簡分流

城區人民法院面對大量的基層矛盾糾紛,常感力不從心,除了人員配備不足外,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案件分流機制,使得各種類型、不同復雜程度的案件涌入人民法院,再加上民間調解和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正當性受到質疑,使得大量本應由民間調解、行政調解處理的糾紛不經任何過濾直接進入司法程序。從法治國家的經驗來看,可靠的案件分流制度能夠有效地緩解訴訟壓力。比如,英美法系國家源遠流長的治安法庭和小額法庭承擔了半數以上的基層社會糾紛;而大陸法系的法國、日本則設有小審法院和調停法庭來分流基層瑣屑案件,而德國法院則通過快捷收債程序(支付令)程序處理了其基層法院80%以上的民事案件。①傅郁林:《以職能權責界定為基礎的審判人員分類改革》,載《現代法學》2015年第4期。我們對案件的分流也應當從基層社會需要的角度,進行有效的案件類型分流或繁簡程序分流,為基層民眾提供便利化、低成本、高效率的司法救濟途徑,充分發揮人民法庭的資源優勢。

1.案件類型分流。案件類型分流是打造專業化審判的前提和基礎,法院現有的民事、刑事、行政等審判業務庭只是粗線條的專業化審判方式。但隨著形勢發展,案件類型不斷增加,現有的粗線條分工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當前訴訟多元化、復雜化的形勢。實行專業化審判分工,統一工作模式和裁判標準,可以為公正司法、提高效率提供平臺。專業化審判也是世界各國發展的主要潮流,如大陸法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德國,其法院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高度專業化。從德國法院設置來看,除了普通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外,還有行政法院、財政法院、勞工法院、社會福利法院。這種多元法院制度適應了社會爭議多樣性、復雜性、專業性的特征,為高質量的司法實踐提供了制度保障。

具體到人民法庭,由于其方便訴訟的作用已經被弱化至可以忽略的地步,因此,在城區人民法庭結合轄區發展及規劃實際,對轄區人民法庭進行功能再定位,將小額訴訟案件和刑事速裁案件統一歸口到人民法庭管理,將人民法庭打造成專業化的簡易法庭。

從目前小額訴訟制度的實踐運行來看,在基層法院和人民法庭未有明確分工的前提下,小額訴訟程序對于提高司法效率的作用十分有限。據統計,南京市在2014年共受理小額訴訟案件只有520件,審結517件,而同期基層法院的民事案件受理數則有80958件,適用小額訴訟收案標的的案件有15320件,小額訴訟程序收案數僅分別占基層法院民事案件數的0.64%和應當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案件數量的3.4%,該程序對于緩解訟累、提高司法效率之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基層法院的各審判部門之間,并沒有專門的歸口單位,民庭、立案庭和審監庭都可以適用該程序,正是由于分工不明,導致小額訴訟程序不被重視,法官也沒有適用的積極性。如果能明確人民法庭是專門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的專門法庭,當可在相當程度上提高此程序的適用率,從而大大提高司法效率。

2.以適用程序為標準,實現案件繁簡分流。案件的繁簡分流可以將復雜案件和簡單案件分類處理,既可以提高簡單案件的處理效率,又通過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資源。案件繁簡分流機制構建,最重要的是繁簡分流標準的確定。嚴格來說,“簡單案件”并不是一個內涵和外延十分確定的概念,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是基層法院確立一審民事簡單案件的標準,但此規定較為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筆者認為,案件繁簡分流機制的構建,應當從案件標的和案件類型雙重角度予以分流,既要限定案件標的額上限,又要將某些較為復雜或者專業化程度較高的案件類型分流出去,人民法庭以快速處理糾紛為第一要務,將復雜的案件留給基層法院本部的審判業務庭解決,簡單案件則由人民法庭快捷審理。如果人民法庭在適用簡易程序或小額訴訟程序審理案件的過程中,發現該案并不屬于簡單案件的,則可以交由基層法院本部審理。法庭與本部在繁簡案件上的分工類似于社區醫院和三甲醫院之間的關系,人民法庭只處理事實簡單、法律關系清楚的案件,而“疑難、復雜”案件則由基層法院本部集中經驗豐富的資深法官審理。

(二)人的角度:年長法官+年輕法官

1.年長法官。法官員額制的實行意味著法官制度正朝著職業化、精英化、正規化道路前進,但由此帶來的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很多原本具有審判職稱的人員無法進入法官員額。以某區法院為例,其現有法官人數為75人,按照江蘇省司法體制改革試點方案的規定,法官員額不超過39%的比例,將最多只有44人可以成為員額法官,不入額的比例高達41.3%,必將有一批年齡較大、難以勝任高負荷工作或專業知識相對欠缺但實踐經驗豐富的年長法官無法入額,這樣的人才如果流失出法官隊伍對于法院而言是巨大的損失。如果這些不能入額的年長法官今后一段時間內只能從事一些相對簡單的審判輔助性事務,則不僅有損其職業尊榮感,不利于形成正面的激勵機制,而且也是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如果能對不能入額的前審判人員進行進一步的分門別類,利用好年長法官對于事實的判斷能力和對當事人訴求把握能力,讓其在人民法庭處理簡單案件,即可以承擔一些相對簡單案件的審理工作,可以有效緩解員額法官不足的問題,而且也可以大大提高這些暫時不能入額的年長法官的工作積極性,同時還能對年輕的候任法官進行傳幫帶,將其長期積累的司法經驗傳承下去。

2.年輕法官。法律是一門實踐性科學,在具備了邏輯起點之后,更需要的是經驗。年輕法官精力充沛,但往往缺乏足夠的社會經驗。將年輕法官配置在人民法庭,可以在較短時間內通過大量案件的磨煉,使年輕法官盡快熟悉社情民意,累積社會經驗。另外,從現行立法和司法實踐來看,我國傳統意義上的法官包括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其中審判員是經過各級人大常委會任命并賦予審判職權,助理審判員是由本院經院長任命授權后代行審判員的職權,助理審判員雖然未經人大任命,但其在審判職權上與審判員幾乎完全沒有區別。在法官員額制實行后,所有法官必須通過人大任命產生,這就意味著助理審判員這一法律職務即將成為歷史。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將部分未能入額的年輕助理審判員任命成“候補法官”。人民法庭作為接觸各類社會矛盾糾紛的第一線,理應成為培養鍛煉員額法官梯隊的天然課堂。通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學習,讓候補法官們快速提升司法能力和審判資歷,迅速成長為合格的員額法官。在人員的分工協作上,基層法院的審判工作由員額法官承擔,而人民法庭的工作則主要可以交由年輕法官及已符合初任法官條件、等待遞補為員額法官的人員承擔。候補法官在員額法官及年長法官的監督和指導下對民事小額訴訟、刑事速裁等簡單行使判斷權?！昂蜓a法官”崗位的設置可以在對現在審判人員的基本結構不作根本性變動下實施,既能滿足法官精英化的要求,又能緩解基層法院辦案力量嚴重不足的問題?！昂蜓a法官”享有部分案件類型的裁判權和全面的調解權,可以在基層法庭將所有的案件先過濾一遍,優先解決大量的簡易或者爭議不大的案件,將相對復雜的案件交由基層法院本部的法官來解決。

結 語

人民法庭是中國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在人民司法的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疾烊嗣穹ㄍサ乃痉ㄊ?無論是在司法理念、運作模式還是設置規模上,一直處于變革之中,人民法庭的歷史是當代中國司法史的一個側面。隨著制度環境和物質條件的變化,人民法庭理應保持與時俱進之態勢,實現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功能重構。

* 作者系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