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給 新使命

時間到了2016年，這注定是一個特殊的年份。

2016年，作為“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是繼續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年，又可能是宏觀經濟很困難的一年?；厥?015，GDP增速六年來首次跌破7%，經濟形勢不容樂觀。2016年，乃至接下來的幾年，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

“L型”增長的判斷，既需要勇氣，更需要尊重客觀現實。最高層也已經全面部署，將圍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做好接下來這幾年的經濟工作。

如果說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之初，大家還比較困惑，那么，2016年第一個工作日，《人民日報》對于權威人士的專訪，就已經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詮釋得十分清晰。

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新供給”，是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知的過程。2013年，中央認為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階段，明確了我們對經濟形勢應該“怎么看”，2014年，中央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既進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首次提出要推進“供給側”改革，明確了“怎么干”的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

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組合來理解，我們面臨的改革任務十分繁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亟待解決的“五大重點任務”也十分明確，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正是基于這種判斷，對于財政來說，新使命也必然到來。過去政府在需求側的強刺激，造成了財政的“大開大合”，也就帶來了很多后遺癥，比如土地財政就是典型代表。在加大供給側的背景下，其精髓在于中央與地方關系再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再重構。

因此，財稅改革要以更大助力規范財政行為，厘清政府、企業的界限，促使政府定位由直接投資者轉向市場監管者，放開市場壟斷、營造公平市場環境，通過多元化的投資主體、投資模式實現政府端的供給側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