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綜合收益的列報會提高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嗎？

王艷++劉小英

摘 要：其他綜合收益與凈利潤一起構成企業的綜合收益，綜合收益觀是收益報告的主流趨勢。通過分析，我們認為列報其他綜合收益，有利于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提升會計信息質量，抑制企業盈余管理行為，幫助委托人了解受托責任履行情況和財務報告使用者預測企業未來收益做出決策。這與財務報告目標的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也是一致的，進而提高投資者對公司股票的信心，促進上市公司市盈率的提高。

關鍵詞：其他綜合收益；決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市盈率

一、其他綜合收益及列報現狀

其他綜合收益（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是指企業根據會計準則規定未在當期損益中確認的各項利得和損失，只有企業的資產或負債在未來處置或攤銷時，才能從其他綜合收益轉入到當期損益中來。

對其他綜合收益的列報最早起源于FASB在1997年公布的SFAS130號，SFAS130號要求企業在財務報告中列報其他綜合收益，并允許企業在利潤表或單獨的股東權益變動表中列報。 在這份公告里，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明確了其他綜合收益的內容，其內容包括按公允價值對特定證券進行調整、外幣兌換調整、養老金費用組成的損益以及其他類型的未實現損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在2007年開始要求在利潤表或者股東權益變動表中列報其他綜合收益。隨著財務報表使用者對會計信息含量要求的進一步提高，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分別在2011年發布會計準則更新和修訂，要求進一步列報其他綜合收益并按是否能重分類計入損益項目進行列報。至此，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對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列報趨同。

基于金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發展需要，近年來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逐步接軌。為保持與國際趨同趨勢，2006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借鑒了國際會計準則綜合收益概念，但并未要求在財務報表中列示。2009年實施的《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3號》正式引入了“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概念，明確要求在利潤表中凈利潤后面增列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并在附注中披露其他綜合收益各項目及所得稅影響。然而這份解釋準則沒有規定其他綜合收益的具體內容，導致準則實施當年其他綜合收益的列報存在多列或少列的情況（毛志宏，2011），在實際應用中給上市公司帶來困擾（陳昌娟、唐俐，2013）。為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提升企業財務報告列報質量和會計信息透明度，財政部在2014年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30號—財務報表列報》增加了其他綜合收益這一新的會計科目，并明確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開始在資產負債表中列報其他綜合收益。

二、其他綜合收益研究文獻回顧及理論基礎

基于受托責任觀，財務報告應恰當反映企業過去的經營活動和財務成果，向委托人報告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由于委托人并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活動，財務報告作為溝通的橋梁，其會計信息質量就顯得尤為重要。凈利潤僅列報已實現的收益，綜合收益則全面反映了企業資產、負債的變動和企業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收益。從理論上分析，列報其他綜合收益能有效提高財務報告的會計信息質量。那么，包含其他綜合收益在內的綜合收益列報真的有更高的會計信息質量和價值相關性嗎？不同的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分析，提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Biddle et al.（2006）通過美國上市企業1994-1998年的數據分析，發現SFAS130定義的綜合收益概念比凈利潤對股票收益率的解釋力度更高。胡燕（2011）、賀宏（2014）認為，相比凈利潤，綜合收益與股價有更高的信息含量。王鑫（2013）以2009-2011年A股市場非金融企業為樣本進行分析得出研究結論，認為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各部分內容都與股票收益率顯著相關，并且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與股票價格顯著正相關，相比于傳統的凈利潤，綜合收益具有更高的價值相關性。唐國平、歐陽平（2011）則比較了其他綜合收益與股票價格的相關性和凈利潤與股票價格的相關性，通過價格模型檢驗分析發現，其他綜合收益對股票價格的解釋力度低于凈利潤與股票價格的解釋力度。這是否意味著包括其他綜合收益在內的綜合收益的列報的信息含量低于凈利潤的信息含量？賀宏（2014）認為利潤表中的其他綜合收益信息含量高于所有者權益變動表中的其他綜合收益。Bamber et al.（2010）認為不同的列報形式也會對投資者產生影響，與股東權益變動表相比，企業利潤表中的其他綜合收益受到的關注度更高，對股價的敏感性也更加顯著。但是Chambers et al.（2007）認為，隨著投資者對SFAS130號的熟悉，投資者會從關注收益報告中的其他綜合收益信息轉而更加關注于權益表中其他綜合收益的信息。本文認為出現結論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研究者采用了不同時期的樣本，其他綜合收益實施列報初期還存在諸如列報不規范等問題，導致出現的結論不一致。

決策有用觀認為企業的財務報告應該向報告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謝獲寶、劉波羅（2010）認為，財務報表中列報綜合收益正是基于這一理論基礎。斯科特（2012）認為，在非理想環境下，投資者無法直接從報表中了解公司的價值，那么財務報告應當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以幫助投資者做出決策。財務報告對投資者而言是一個重要且成本較低的信息系統，投資者通過財務報告中提供的關于公司盈利能力和現金流量信息，預測未來收益，從而決定是否繼續持有該公司的股票。其他綜合收益是企業當期未實現的損益，反映了資產和負債在當期的公允價值的變動，只有在未來處置或攤銷時才能計入當期損益。如果不在財務報表中列報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那么財務報表無法完整反映企業在當期活動帶來的所有實現和未實現損益，破壞了會計信息的及時性和相關性，影響投資者對企業未來收益和企業價值的評估。這與財務報告目標的決策有用觀是相違背的。因此本文認為，對其他綜合收益進行列報，可以有效降低投資者信息成本，提升決策有用性。

三、其他綜合收益與盈余管理及市盈率的關系

金成隆、曾小青（2015）認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當局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運用會計政策（含判斷）或采取某些實質性行動（如交易安排），以影響所報道盈余的行為。盈余管理并不是不好的行為，斯科特（2012）認為，由于企業經營的專業性，代理人將復雜專有信息傳遞給委托人成本較高，而盈余管理恰好可以作為減少這種溝通障礙的工具。盈余管理也存在一定弊端，管理者可能會基于薪酬制約或者意欲在發行新的股票資本時最大化其發行收益，進行投機性盈余管理。投資者決策質量的高低依賴于財務報告的有用性和可靠性，當財務報表有太多的盈余管理時，會降低向投資者提供的財務報告的有效性。盡管存在投機性盈余管理，但是盈余管理作為溝通內部信息減少溝通障礙的信息機制和工具，不能否定盈余管理存在的積極作用。通過增加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如將其他綜合收益從資本公積中單列出來，披露其他綜合收益等低持續能力項目，減少“壞”的盈余管理，可以幫助投資者更好了解所有者權益構成和企業的核心盈余。因此本文通過分析認為，披露其他綜合收益，可以提高會計信息的透明度，減少上市公司的“壞”的盈余管理行為。

根據有效市場假說，在有效證券市場中，股價被認為能夠反映當前所有的已知信息，當企業在財務報告中披露其他綜合收益時，這一信息也將反映在股票的價格中。市盈率反映的是股票價格與每股收益的比值，通常每股收益的計算為凈利潤與流通在外的股票股數之比。這種計算方法只考慮了凈利潤的影響，沒有考慮到企業未實現損益的影響，未全面反映企業所有損益的情況。胡燕、盧宇琴（2011）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每股綜合收益相比每股收益指標，對股票價格的解釋力度更高。賀宏（2014）通過對利潤表中的其他綜合收益進行實證研究也發現，在利潤表中披露其他綜合收益可以提高股票價格的解釋力度。進一步思考，披露其他綜收益能否通過影響股票價格進而影響公司的市盈率？本文認為，列報其他綜合收益可以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減少利潤操縱機會，當凈利潤質量越高時，投資者對公司越有信心對未來的盈利期望越高，股價上升，市盈率因此也得到提高。此外，市盈率是股價與每股收益的比值，而每股收益只考慮了凈利潤沒有考慮其他綜合收益的影響，當凈利潤一定時，列報其他綜合收益相當于向投資者預告了未來的部分損益情況，有利于提高投資者對未來盈利能力的信心，進而提高市盈率。通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認為其他綜合收益的列報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上市企業盈余管理行為。

四、結論和建議

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列報是收益報告的國際主流趨勢，披露其他綜合收益有利于提升會計信息透明度，提升會計信息質量，抑制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提升市盈率。由于其他綜合收益披露歷程短，準則中對其他綜合收益的格式列報等做出了規定，但其他綜合收益的內容不明確，毛志宏（2011）通過對2009年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分析發現，在實際應用中存在多列或少列其他綜合收益的情況。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上市公司和注冊會計師對其他綜合收益項目不重視，認為不會影響財務報告的質量；二是有關部門對其他綜合收益的列報缺乏明確的指引和適當的宣傳。因此，建議有關部門對其他綜合收益的具體內容和重分類明確規定，加強上市公司和注冊會計師對其他綜合收益影響財務報告質量的重視程度。

參考文獻：

[1]陳昌娟，唐俐.2013.“其他綜合收益”實務應用及披露.企業經濟，1：74～76.

[2]賀宏.2014.信息披露制度與其他綜合收益的價值相關性.財政研究，1：73～76.

[3]胡燕，盧宇琴.2011.每股收益與每股綜合收益的信息含量分析——基于滬市2009年上市公司年報數據的檢驗.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68～74.

[4]Bamber，L.S.，J.Jiang， K.R.Petroni， and I. Y. Wang. 2010. Comprehensive income： Whos afraid of performance repor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85 （1）：97-126.

[5]Biddle，G. C.，and J.-H. Choi. 2006. Is comprehensive income usefu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 Economics 2 （1）：1-32.

基金項目：本文是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2015年度學科共建項目（GD15XGL09）、廣東省教育廳課題（2014GXJK08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