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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與“汗”不同角色的抉擇

2016-06-17 22:11何云云何博
西部學刊 2016年9期
關鍵詞:努爾哈赤太子發作

何云云 何博

摘要:努爾哈赤首先立嫡長子褚英為“太子”,但因其心胸狹窄而遭到四兄弟和五大臣的聯合反對,并由此失去乃父對他的信任:當努爾哈赤出征烏拉,決定令褚英留守,并派其他子嗣對其進行監督,褚英因此心懷不滿,遂做出了詛咒乃父的惡行,事泄后被囚禁于“木柵高墻”之中。不過,努爾哈赤并沒有立刻將褚英處死,而是經過兩年多的深思熟慮之后,才最終做出處死褚英的決定,這是努爾哈赤作為父親希望保留父子之情和作為君汗難容褚英危害“國政”思想斗爭的結果。對于繼任“太子”代善,努爾哈赤包容其在“布揚古事件”中的越權,“大福晉事件”中的禮法之失和“住房事件”中的不顧孝道,然而努爾哈赤的遷就使代善越發驕縱,并對“國政”構成威脅,遂在“碩托出逃事件”中,努爾哈赤一反常態,沒有按照其意愿來處置碩托。努爾哈赤對于代善由遷就到否定的變化過程,正是父親愛子,但其子借此越權給“國政”造成威脅后的反映。

關鍵詞:努爾哈赤;太子,褚英;代善;容忍;發作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努爾哈赤先后立有褚英和代善兩位“太子”,以作為汗位的繼承人。但是,兩位“太子”皆因故而被廢黜汗位繼承權,致使努爾哈赤晚年不得不采取“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體制來治理國事,并且規定日后新汗的產生要經過和碩貝勒的推舉才能確立其合法地位,這成為努爾哈赤晚年權力繼承模式構想的重大轉變。學界關于努爾哈赤“太子”興廢的研究,主要是從一位“太子”的視角進行切入,①較少關注到二者之間的聯系,從而忽視了努爾哈赤作為父親對于“太子”過錯的容忍和作為君汗對于“太子”罪惡的難容,這兩種共存的錯綜復雜的內心矛盾。

一、首任“太子”褚英

褚英首先被努爾哈赤立為“太子”是因為,在努爾哈赤眾多的子嗣中,褚英是努爾哈赤第一位大福晉佟佳氏所生的第一個兒子。[1]8966因此,論身份,褚英是嫡子;論齒序,褚英是長子,也就是儒家政治文化中最適合繼承權力的嫡長子。不過,相較于中原正統王朝對于“太子”身份地位的強調,努爾哈赤更看重的是褚英在軍事征戰過程中所立下的赫赫戰功。

褚英初露鋒芒是在萬歷二十六年(1598)正月。是時,褚英與巴雅喇、噶蓋和費英東等人“領兵一千”往征東海女真安楚拉庫。此役,共攻克“屯寨二十處”,而其他屯寨也盡被招服,“獲人畜萬余”?;貛熤篑矣⒈荒烁纲n予“洪巴圖魯”的稱號,[2]可見褚英首次出征即得到了努爾哈赤的肯定。

萬歷三十五年(1607),東海瓦爾喀部斐優城因不堪忍受烏拉部的苦虐,“乞移家來附”,[3]并懇請努爾哈赤“往接”,努爾哈赤遂“令弟舒爾哈齊與長子洪巴圖魯貝勒、次子代善貝勒,與大將費英東、扈爾漢等率兵三千往斐優城搬接”,烏拉為了阻止建州的“搬接”,遂“發兵一萬截于路”,[2]但是卻被打得大敗而歸:烏拉兵“盡棄器械牛馬而走”,[4]“如天崩地裂”。[5]回師建州后,褚英因“遇大敵率先沖擊”而被努爾哈赤賜予“阿爾哈圖圖門”美號,[6]3“譯言‘廣略”。[1]8966

萬歷三十六年(1608)三月,努爾哈赤又命褚英、阿敏“率兵五千,前往圍攻烏拉宜罕山城”,此役不僅攻克其城,而且“斬千人,獲甲三百副?!盵6]5與以往出征時,褚英或跟隨巴雅喇、或跟隨舒爾哈齊的角色不同,此役,褚英是被任命為第一將領而進行軍事征伐的。

由于褚英身份地位特殊,加之軍功卓著,遂被努爾哈赤任命為“委以政”。[1]8966但是,此后的褚英卻越發驕縱,以至于做出了“結怨于所擢用之身同父汗之五大臣,使之彼此不睦”,并“施虐于聰睿恭敬汗愛如心肝之四子”的越格之舉。于是四兄弟和五大臣“商議”后,向努爾哈赤上告,褚英因此受到了乃父的嚴厲批責。[6]20褚英遭到四兄弟和五大臣的集體反對,是其“想趁父汗在世時,逐漸削奪他們的財富和權力,以便鞏固自己的儲位”[7]的急躁之舉所導致的。由此,努爾哈赤失去了對褚英信任:在萬歷四十年(1612)九月,努爾哈赤第一次親征烏拉時,“命留其同母弟古英巴圖魯貝勒(代善——筆者)守城”;翌年正月,第二次親征烏拉時,努爾哈赤又“命其二弟莽古爾泰臺吉、四貝勒(皇太極——筆者)留守”,[6]22以防止意外事情的發生。褚英因未能參加征討烏拉的戰役和逐漸失信于乃父而心生怨恨,遂做出了更為危險的舉動:詛咒乃父出征烏拉時,為其擊敗,并在“被擊敗時,我將不容父及諸弟入城”的叛逆想法。[6]22事泄后,努爾哈赤“欲殺長子”,但是又怕誅殺長子會造成以后諸子“引以為例,故未殺之”,只是將褚英“幽于木柵高墻內以居”,[6]23兩年多后,“皇長子洪巴圖魯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英薨”。[3]

二、繼任“太子”代善

褚英死后,代善成為當然的“太子”。②代善之所以能夠被選作“太子”,是因為其生母亦是努爾哈赤的第一位大福晉佟佳氏,即代善是褚英的同父同母的親弟弟。因此褚英死后,代善成了“嫡長子”,加之其軍功也很卓著,代善遂成為清太祖朝的第二任太子。

代善首立軍功是在萬歷三十五年(1607),與舒爾哈齊和褚英等“搬接”斐優城歸順女真人時,在烏碣巖大敗烏拉兵所立。是役,代善與其兄褚英面對三倍于己的強敵毫不畏懼,以烏拉部主布占泰乃“為我生擒,以鐵索系頸,收而養之”來鼓舞士氣,[6]1并身先士卒、“直沖入營”,[8]324遂大敗烏拉兵?;貛熀?,因代善于馬上斬殺烏拉主將博克多貝勒,遂被努爾哈赤賜予“有清一代,僅為代善所獨有”[9]267的“古英巴圖魯”稱號,[6]3以表彰其在這次戰役中所立的軍功。

當努爾哈赤得知烏拉布占泰“欲將女查哈量、男綽啟諾及十七臣之子,送夜黑為質,娶太祖所聘之女,又欲囚太祖二女”[8]328后,遂于萬歷四十一年(1613)正月,率領代善、阿敏等人征討烏拉。雖然努爾哈赤對布占泰的背信棄義心懷怨恨,但是面對“相等之國”[8]327的烏拉,努爾哈赤“猶持重”,[1]8972在是否下令發起攻擊上猶豫不決,但是代善等人以“人強馬壯”[8]329一語,堅定了努爾哈赤的信心,遂大敗烏拉兵,布占泰“脫身北走”[10]逃奔葉赫,烏拉部從此滅亡。因此在消滅烏拉的過程中,代善、阿敏等人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尤其是代善,在此役中,代善在努爾哈赤率領的諸位將官中位列首位。

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征明,但時逢陰雨,努爾哈赤“欲旋師”,[11]2088不過代善以“興師已至其境,若回兵,吾等更與大明和好乎,抑為敵乎?且興兵之名,誰能隱之,天雖雨,吾軍有雨衣,弓矢各有備雨之具,更慮何物沾濡乎?且天降之雨,乃懈大明之人,不意吾進兵,此雨有利于我,不利于彼”[8]340為由進行勸進,努爾哈赤聽取了代善的意見,“夜將半,遂進?!盵12]2因此,撫順能夠被攻克,是代善為其父分析敵我形勢、堅定其進軍信心的結果。

由于代善有勇有謀、“雄鷙非?!?,[13]428所以在薩爾滸大戰中被努爾哈赤任命為“副手”,其指揮權也在其他和碩貝勒之上,[14]取得了僅次于努爾哈赤的地位。但是,正當人們認為努爾哈赤死后,“貴盈哥(代善——筆者)必代其父”[15]474時,代善卻因與繼母關系過于密切、與父親爭奪府宅和不顧親情執意要斬殺自己的兒子碩托等事件的相繼發生,最終于天命五年(1620)九月,被廢黜了“太子”之位。[16]

不過,“大福晉事件”、“住房事件”和“碩托出逃事件”等,只是努爾哈赤廢黜代善“太子”之位的導火索,真正導致代善儲位丟失的原因是:代善僭越行使乃父“生殺予奪之權”[17]11而不知收斂。在天命四年(1619)三月之前,有努爾哈赤參與的戰爭,代善的軍事行動均需獲得乃父的同意方可進行。如在消滅烏拉的戰役中,雖然代善等人認為此時消滅烏拉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在沒得到努爾哈赤進軍命令的時候,也只能心懷忐忑、“惟恐不戰”[8]329而別無他法。又如在征討撫順的行軍途中,面對努爾哈赤回兵的打算,代善也只能對其父進行形勢的利害分析,而最終做出“傳令軍士”[8]340征討撫順命令的還是努爾哈赤??v然在薩爾滸大戰中,代善獲得了僅次于努爾哈赤的戰爭指揮權,但是仍需“待父汗之命”,才敢“迎敵”。[6]78但是,到了天命四年(1619)八月,在圍攻葉赫布揚古城時,代善卻在未請示努爾哈赤的情況下,竟然“以刀劃酒”許諾布揚古兄弟二人以不殺之恩,侵奪了努爾哈赤的“絕對權力”,[18]16從而給代善“太子”之位的被罷黜埋下了隱患。其后,代善不知收斂,不顧倫常禮法、侍親孝道、父子親情,才最終喪失了“太子”之位。

三、努爾哈赤兩廢“太子”的矛盾內心

努爾哈赤在任命褚英為“太子”之前,對于褚英“心胸狹窄”的性格缺陷是了解的:“若令長子當政,而長子自幼心胸狹窄,并無治國寬大之心懷”,并且也曾考慮過選擇“令其弟當政”的模式,但是“棄其兄而令其弟”的執政方式也存在著嚴重弊端。所以努爾哈赤在權衡利弊之后,還是決定選擇嫡長子褚英為“執政”,并且寄希望于褚英被任命為“執政”后,可以“棄其偏心而存公誠之心”。[6]19-20這是努爾哈赤在確定第一任“太子”時所反映的內心矛盾。

最終決定處死褚英,努爾哈赤也是經歷了內心的反復掙扎。褚英因不滿乃父的處理而心生怨恨,詛咒建州兵在出師烏拉時為烏拉兵所敗,事泄后褚英被努爾哈赤幽禁于“木柵高墻”之中。褚英自萬歷四十一年(1613)三月二十六日被囚禁,到萬歷四十三年(1615)八月二十二日“薨”,在這兩年多的時間里,對于如何處置褚英,努爾哈赤的內心是矛盾的:開始時,努爾哈赤認為處死褚英會開辟日后骨肉相殘的先例;但是后來發現褚英“拒不反省”,[6]23有“敗壞國家”的危險,遂經過“三年的深思熟慮”,努爾哈赤“始下最大的決心,將長子處死?!盵19]30可以說努爾哈赤最終做出處死褚英的決定,是兩年多內心矛盾斗爭的結果。

對于代善的處置,努爾哈赤內心的矛盾體現得更加明顯。受到所立第一任“太子”不成功的打擊,對于第二任“太子”代善,努爾哈赤寄予厚望。在消滅葉赫的戰役中,雖然代善僭越行使乃父之權,但是努爾哈赤僅僅是以葉赫布揚古對己不恭為借口而將其處死,[6]114而沒有牽扯代善。努爾哈赤的這一做法在維護其絕對權威的同時,也是對代善越權的溫和提醒。但是,在隨后發生的“大福晉事件”和“住房事件”中,努爾哈赤對于代善的遷就,使代善越發驕縱。

天命五年(1620)三月十日,努爾哈赤的小妻塔因查借上告“閑散侍女”秦太與納扎發生“口角”之機,向其奏稱:大福晉曾經兩次“備辦飯食”給代善、一次給皇太極,其中代善將飯食“食之”,而皇太極卻是“受而未食”;不僅如此,大福晉還“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貝勒家”,并且自己也“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之多”,經過調查,情況屬實。但是因為事涉“太子”代善,努爾哈赤遂以“我曾言待我死后,將我諸幼子及大福晉交由大阿哥撫養。以有此言,故大福晉傾心于大貝勒,平白無故,一日遣人來往二三次矣”為由,為其開罪。不過在“汗屋聚筵會議時”,大福晉仍然“以金珠妝身獻媚于大貝勒”,努爾哈赤得知此事之后,仍然是“不欲加罪其子大貝勒,乃以大福晉竊藏綢緞、蟒緞、金銀財物甚多為詞,定其罪”。[6]134在“大福晉事件”中,努爾哈赤兩次為代善開脫,可見對第二任“太子”的保護與遷就。

在“住房事件”中,代善因屢次與乃父爭奪府宅,迫使努爾哈赤最終決定:“若嫌彼處狹小,則我仍居我整修之地。既然以為爾所整修之地優佳,爾可攜諸幼子于該優佳之地,裝修居住?!盵6]138努爾哈赤以不惜委屈自己來成全代善。但是,在“碩托出逃事件”中,努爾哈赤卻沒有再一味的遷就代善了。碩托因其父代善受制于繼妻之言而對自己不好,遂有叛逃明朝的打算。代善得知此事后,曾“五六次”懇請努爾哈赤將碩托交給自己斬殺,[6]157卻遭到了回絕,努爾哈赤并提議:“碩托愿隨其父則罷,不愿則來依祖父我可也?!盵6]158這是努爾哈赤在“布揚古事件”、“大福晉事件”、“住房事件”中,屢次遷就“太子”代善后的內心矛盾的爆發,而這一內心矛盾爆發的結果正是代善“太子”之位的喪失。

結語

努爾哈赤對于首任“太子”褚英的處罰由囚禁到處死,和對第二任“太子”代善的過錯由遷就到爆發的變化過程,正是努爾哈赤身居“父”、“汗”雙重角色難以抉擇的內心矛盾的反映:從父親的角色來講,褚英的叛逆還沒有發展到實際發作的階段,于親情而言有可回旋的余地,但是從君汗的角度來說,褚英拒不悔改的態度,始終會對“國政”的安全構成威脅,遂經過兩年多的思想斗爭,努爾哈赤最終決定將褚英處死,這一矛盾心理在天命九年(1624)四月,努爾哈赤在定都遼陽后決定將“景祖顯祖孝慈皇后,及皇妃、皇伯父、皇弟、皇子諸陵墓”遷于東京時依然存在,在這次陵墓的遷移過程中,即包括“皇子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英櫬”,[3]這體現出的正是努爾哈赤對褚英難以忘懷的父子深情;而對于代善,其“太子”之位的喪失,與努爾哈赤作為一名父親對其過錯的一再遷就不無關系,從努爾哈赤不顧代善向葉赫布揚古許下的不殺“的言”而將布揚古縊殺的溫和提醒,[8]358到“大福晉事件”中對代善過失的有意開脫,再到“住房事件”中努爾哈赤不惜委屈自己以成全代善對于豪宅的需求,這是一名父親對于兒子關愛的表現,但是這種關愛換回來的卻是代善的越發僭越,以至于在“碩托出逃事件”中代善竟然不顧與碩托的父子親情,而五六次懇請努爾哈赤將碩托交給自己斬殺,代善這一反復奏請誅殺己子的行為,顯然有強迫努爾哈赤聽從己愿的目的,從這一點上來說,代善已經對于“國政”構成了威脅——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努爾哈赤看出了這一苗頭,遂不再遷就代善,做出了有違代善意愿的選擇。因此,在處置褚英和代善的過程中,“父親”和“君汗”的雙重角色,使得努爾哈赤左右為難。但是從努爾哈赤最后所作出的選擇來看:在“國”與“家”發生矛盾時,努爾哈赤作為有清帝業的締造者,他選擇的是“國”,這也是為什么努爾哈赤能夠在明朝末年,諸多女真豪酋并起的時代背景下異軍突起的原因所在。

注釋:

①關于“褚英”的研究主要有:李景蘭的《關于努爾哈赤長子褚英之死》(《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閻崇年的《清太祖斬子之謎》(《紫禁城》,2004年第4期)等;研究代善的主要有:陳涴的《論代善的歷史地位與作用》(《社會科學輯刊》,1984年第5期)、周遠廉的《太子之廢——清初疑案之一》(《社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1期)等。

②參見周遠廉:《清太祖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6頁。值得注意的是:努爾哈赤在批評褚英虐待四兄弟和五大臣時提到:“使你同母生的兩個兒子執政”一語。(廣祿、李學智譯注:《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第一冊荒字老滿文檔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第27頁。)由此可知:代善與褚英當時是一同執政的。這一權力分配符合女真人“二元政長”制的規定。只不過在褚英與代善兩個“政長”中,褚英權力要高于乃弟。也就是說,在褚英被廢之前,代善雖為“政長”,但“太子”之位并不突出,直到褚英被廢以后,其“太子”之位才得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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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何云云,女,河南鶴壁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

何博,男,遼寧沈陽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

(責任編輯: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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