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自治政治體制和揚棄異化(1950
—1965)

[南斯拉夫]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Mihailo Markovi)李元同　譯

(國防大學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南斯拉夫自治政治體制和揚棄異化(1950
—1965)

(國防大學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要]1948年蘇南沖突后，南斯拉夫開始放棄蘇聯模式，尋找符合自身國情的改革發展之路。通過重新閱讀和闡釋馬克思主義，南斯拉夫批判了蘇聯意識形態，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會自治理論，并在社會各領域開展自治實踐，建立了各級各類自治組織。南斯拉夫自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在政治體制領域，揚棄異化主要是指政治解放，即公民生活質量的改善。自治有助于揚棄異化，雖然南斯拉夫的自治政治體制改革并不充分，但它使人們更加了解中央集權與分權的局限性、聯邦主義的優缺點、如何實現沒有政黨的政治多元化、如何使民主計劃與商品市場相適應、如何建立一個強大的自衛機構而不是職業軍隊，以及非專業人士如何有效管理現代社會等，最終使公民的生活質量和人權的實現程度得到了顯著提高。

[關鍵詞]南斯拉夫；自治；政治體制；揚棄；異化

在現有的文獻中，自治幾乎總是被歸納為一種社會微觀層面的社會組織和決策形式：存在于工作機構和地方社區內部。異化與工作聯系在一起，往往被簡化為“異化勞動”。因此，人們經常將揚棄異化視作“工作生活質量”的改善。在本文中，我們將自治作為一個宏觀概念、作為一種整個社會的組織形式來研究。研究重點是政治異化。揚棄異化將被理解成政治解放，或者如果我們堅持用一個相應的術語，可將之理解成公民生活質量(QCL)的改善。

一

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在從微觀到宏觀的層面上，歷史上從未有社會實現完全自治。然而，社會民主化每邁出重要一步，也就意味著自治程度更進一步?！懊裰鳌币辉~指的是人民治理，這與自治理念相一致，即在每個層次的社會組織中，人們自己承擔“治理”的全部責任。民主和自治這兩個概念都拒斥個別暴君(獨裁者)、寡頭精英(貴族)、職業官員(官僚)的統治。這兩個概念，在它們的現代詮釋中，并不否認對專業知識和執行能力的需要。它們不僅需要采取合理措施使社會各部分分權和自治，還需要在自治區之間進行必要的協調。它們把直接民主和代議民主結合起來。雖然所有個體直接對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共同問題進行決策，但是他們必須讓渡出一部分權力來協調、規范和指引更加普遍的利益問題。因此，在對專業知識、代表權和中央權威的認可程度上，自治與傳統的“統治”(以及從目前不完善的議會或國會民主形式中充分發展出來的激進民主)之間沒有區別。真正的區別是對植根于意圖統治國家的政黨的職業的政治領導階層的否定或者肯定。自治與政治多元化兼容，即存在多個政治組織，其功能是政治教育、表達和調解特定利益、制定長期的政治綱領、動員群眾支持它們。自治不適合由科層制和寡頭政治構成的政黨，因為它們的功能是贏得和保持政治權力。與這一組或另一組職業政治領導人掌握基本權柄的所有政治體制相比，自治的特點是，它的所有高于工廠或社區委員會的社會層面機構，都是由代表組成，代表們經自由選舉產生，權力有限，對選民負責，可以被輪換，可以被罷免，沒有任何物質上的特權。我們可以說，這些情況實現的廣度和深度代表了一個社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是社會的自治程度。

在這些介紹性的理論評論之后，讓我來分析一個特別的實例，在這個實例中，我們在實現綜合的政治體制的自治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步伐。要討論的實例是1950—1965年間的南斯拉夫社會。我們將會看到：(1)這一過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可能發生；(2)在走向自治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制度變革是什么；(3)這些變革是如何幫助南斯拉夫人民揚棄異化的；(4)從這些情況中我們可以得出什么樣的普遍經驗。

二

對任何民主化都構成強大障礙的，是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壟斷。解放戰爭(1941—1945)摧毀了南斯拉夫各省資產階級的經濟權力、政治統治勢力的政治權力和皇家王朝的政治權力。到了1945年，建立自治社會的所有先決條件都已經具備。一個由人民委員會組成的網絡覆蓋了整個國家；這個網絡的更高級別機構，即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有可能直接發展成為自治委員會。向舊的權力結構的逆轉已不再可能。一支非常積極的、具備專業技能的(但不是職業的)軍隊已經準備好保衛革命果實。

自治發展缺少一種合適的政治文化。自治是一種歷史選擇，但是人們幾乎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主流政治文化的特點是相信過渡時期，相信建設一個工人的國家，相信一支強大的職業軍隊，相信國家所有制和國家計劃。人們認為蘇聯是第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必須仿效它的經驗。

只因1948年與蘇聯的沖突，南斯拉夫領導階層才得以尋找其他的替代方案。到那個時候，負責經濟工作的基德里奇連續報告了嚴格行政計劃中日益增長的困難，并呼吁有必要尋找另外一些可能性。領導層的結論是，國家對經濟和文化的過多控制導致官僚制；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五年(1948—1953)，國內外走向絕對權力的官僚制是蘇聯向南斯拉夫施壓的主要原因。

對意識形態來源的重新閱讀引致了對馬克思思想的重新發現，包括他關于調節生產的“生產者的聯合體”的思想，關于“失去政治屬性的公共權力機關”的思想，關于“作為一種異化領域的職業政治”的思想，以及關于巴黎公社通過對所有官員實行選舉制、罷免制、工人工資制等方式來遏制官僚化的經驗的思想。

在舊有的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從來沒有被徹底鏟除，并且在1972年后還恢復了一部分)之外，南斯拉夫于50年代初產生了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其特點是：批判所有形式的教條主義意識形態、中央集權制、官僚制、職業政治，以及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和藝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面的教條的官方學派；主張自治理念、經濟和文化的多元化、對資產階級文化更加包容、對世界更加開放、共產黨不干涉文化事務、讓各種公共生活徹底民主化等。

就南斯拉夫走向自治的最終結果而言，在被證明起決定作用的政治條件中，有一條主要的制約因素：那個能夠恢復自治的政治力量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斯大林主義特征，是一個具有清晰等級和權威結構的政黨。這支自1921年以來被粗暴地視為非法組織、在1921—1941年間被鎮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法西斯軍隊大加屠戮的政治力量，決定在1945年勝利后建立完全的領導權，承諾到1950年建立國有經濟和國家計劃經濟。不管怎么說，有利的情況是，很少有人例外，包括鐵托在內，黨的干部非常年輕，仍處于二十多歲或三十出頭的年齡，他們真心革命，致力于實現解放、平等和社會正義的偉大理想，還能夠學習。同樣重要的是，領導層似乎認為，自治與持久的權力是兼容的。十多年后，這種信念會變成一種幻想。然而，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發展這個非常重要的大規模實驗，以證明它的優勢，并揭示其問題。

三

研究南斯拉夫自治的歷史學家主要關注工人委員會和競爭性市場經濟的出現。很多人對整個政治體制的制度變遷知之甚少。50年代早期，國家機構急劇減少。成千上萬的國家雇員被轉移到工業、服務業和教育領域。人們必須仔細區分異化的國家權力之純粹的分權與真正的取消和廢除。這二者都發生在官方許可的非國有化計劃(program of de-etatization)和建設自治社會主義計劃中。

然而，贊同南斯拉夫發展的觀察家們沒有注意到相當數量的聯邦國家權力只是簡單地轉移到六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的國家權力機關里。然后，這些機構又將相當一部分自己的權力轉移到公社(作為基本行政單位，一個公社包括數千人口，通常是具有農業環境的城鎮)的地方當局。在50年代，卡德爾，以及其他一些領導人，產生了將南斯拉夫轉型為聯邦公社的想法。但在60年代后期，在與將南斯拉夫作為一個松散國家聯盟的設想的較量中，國家官僚制占了上風。這一發展的經驗表明，自治絕不可與分權相混淆，而且不能簡單地變成分權。后者是前者的必要但不充分的條件?；蛟S能有一個分權的但是完美的中央集權官僚社會。異化的職業政治權力現象產生了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即，事實上，分權機構中的官員是按任命制組成的干部隊伍，官員由上級領導任命和更換，他們決定成為職業政客，其動機主要來自行使權力而帶來的樂趣，以及享受相當多的物質特權。

在隨后的70年代，這種分散的中央集權制像癌變一樣擴散。在我們所考察的這一段時間，也就是從1953年憲法到1964年召開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LCY)第八次大會期間，它雖然在結構上存在，但是處于休眠狀態，無力阻止自治機構的發展——在社會各個層面，包括聯邦。

與國家分權相比，真正的超越國家的過程(國家的“消亡”)開始于1950年。根據當年通過的一部法律，國家放棄了對經濟企業的部分控制權。在所有企業中都成立了工人委員會，一開始，它們與國家任命的管理層共享權力，沒過幾年，它們被賦予選舉和罷免管理層的權利。因此，工人委員會成為所有工作組織中的最高權力機關。繼在工業企業實行之后，工人委員會被介紹到農業合作社、服務業、教育和文化機構等領域?，F在，集體所有制的概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家所有制轉化為社會所有制：工作組織能夠利用土地、自然資源、建筑和其他生產手段，也可以自由地處理它們的工作產品——后來它們會納稅，從而滿足一般社會需求。然而，在原則上，不可能轉讓(出售或遺贈)財產的任何部分。(個人和團體后來找到了侵吞大部分社會財產的方法?，F在南斯拉夫新貴的財富就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期間形成的。)這當然不是想要的結果，這是嚴重道德危機的后果，在自治社會主義方案實現的可能性幻滅之后，南斯拉夫沉沒于此道德危機。

國家不再控制企業不僅影響了集體所有制的性質，還影響了計劃的性質。南斯拉夫只有一個嚴格的行政五年計劃，此計劃從1947年開始到1951年結束。早在50年代初期，這種計劃方法就被拋棄了。自那時起，只有總體經濟的比例是確定的。經濟手段(投資、稅收、對外貿易、關稅約束)的政策，而不是政治強制的政策，被用來達成理想的增長趨勢。正如我們隨后將看到的細節那樣，在靈活的總體計劃指導全國整體發展的時期，南斯拉夫的經濟狀況非常好，然而，在計劃的相容性與自治之間出現了一個關鍵的和令人誤解的問題。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完全將計劃從國家中分離出來，使它成為中央自治機關的一種功能，是有可能的。然而，將自治降低到微觀層面工人委員會的那些人將計劃與中央集權制混為一談，并且將市場競爭與自治混為一談。由于這一觀點也表達了最發達共和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到1965年，它最終占了上風。隨著聯邦機關權威性的下降，中央計劃只承擔了一個預測功能，任何中央投資政策都會消失：它進入了一大批新創建的地方和地區性銀行手中。

從對南斯拉夫50年代和60年代初發展情況的描述中，人們會形成一個總體印象，即這場用自治取代中央集權制的巨大努力包括以下三個不同的方面：(1)在社會微觀層面(即在工作組織和主要的現存公社)建立自治委員會；(2)以分權的形式(即以共和國和自治省的形式)堅持中央集權制；(3)分解一些重要的國家功能，特別是整體協調和全局規劃功能。同時，還有與我們的主題相關的第四個方面。一些新的自治機構被引入到整體社會層面，一部分要取代異化的國家權力，一部分與它們并存。

人們用一種新的自治方式重組整個教育、文化、科學研究、健康和其他社會服務領域。聯邦委員會協調地區和共和國在這些領域建立自治共同體。在該領域的所有工作組織中選出的代表將構成共同體大會。大會負責教育或文化等領域的基本政策，它將選出一個執行機構來處理日常的技術和行政事務。這種自治共同體既不靠國家也不靠政府預算獲得資金支持，而是直接依靠來自公民個人收入的稅金。在每一種(教育的、科學研究的和衛生服務的)特殊情況下，法律將確定稅收的百分比，稅收將被作為社會服務事項的專門基金。由于個人收入不斷增長，所有這些社會和文化活動的資金會不斷增加，它們獨立于國家行政部門的資金。根據共同體大會制定的規則，資金被分配給特定的工作機構。每一個工作機構都有按照自己的規定分配資金份額的自治權。它們根據學生、教師和專門教育項目成本的數量來分配資金。學校委員會將制定一個章程，規定各教師之間的分配規則——考慮他們的技能、教學時數、各種專門職責、過去的工作量等。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從事社會服務的教師、學者、科學工作者、演員、醫生和其他雇員既沒有國家職員的身份，也不以任何方式依賴政府的同意或不同意——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期間，南斯拉夫出現了極大的學術自由和藝術創作自由。

但是在70年代，這些自治共同體開始以兩種方式衰退。第一，因為擔心對人才失去控制，官僚勢力改變了自治共同體的結構。以“同樣需要消費者代表”(這基本上是一條有效建議——人們發現只有這些途徑能把民主選舉產生的消費者代表送進大會里)為掩飾，自治委員會充滿了黨的忠實成員，他們不一定精通科學、藝術或醫學，但總是渴望實現政治指令。第二，真正的自治思想以大量自愿工作為前提，但是與之相反，這些共同體雇傭了許多執行者和管理者，一旦官僚化，他們就變成了尚未充分發展的經濟體上的沉重財務負擔。

另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是由整個國家成年公民組成的自衛組織。它沒有取代職業軍隊，而是與其共存。盡管如此，它指明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解決最棘手的“國家消亡”問題，即不由國家強制性的專業機構提供安全。二十年的游擊戰經驗充分表明，一個國家，當其所有公民，而不是職業士兵，準備捍衛社會的獨立和基本價值觀時，國家可以享有最大可能的安全性。

在1958年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南斯拉夫共產黨決定轉變成一個基本教育政治組織，取了一個叫作“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新名字?；镜淖兓悄纤估蚬伯a主義者聯盟將不再是一個執政黨，將不再作基本政治決策及對自治機關施加影響。這是一個由所有領導人認真獨立思考后作出的重要決定。一些干部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將其理解成一個臨時的戰術措施，認為它基本上是無害的，因為沒有其他政黨抓住權柄。一些領導人可能認為，他們的名聲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一定程度的解放將無法從實際上挑戰他們的魅力權威。

大多數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認真地對待這一變化，這是南斯拉夫社會真正走向自治社會主義的另一個證據。而事實上，這一決定的主要原因，是執政黨與基于自治原則的政治制度之間存在的不相容性。如果當選的自治委員會代表們真正對國家政策負責，那么他們就不能接受自身所屬政黨的具體命令，這不排除他們從現有的政治選擇中進行選擇，這些現有的政治選擇受他們所屬政治組織的價值標準和長遠目標引導。而在后一種情況下，政治組織的功能是產生一種政治文化，提高人們的政治意識，制定選擇的標準，而不是選擇自己、作決定和進行統治。這是處理自治委員會和政黨之間關系這一難題的實質一步。與議會相比，自治委員會里沒有執政黨和反對黨。其成員并不代表政黨利益，而是直接代表公民、聯邦機構和各勞動部門。他們對自己的選民，而不是他們所屬的政治組織負責。在這些條件下，政治組織不再是政黨，因為后者的基本職能是贏得和維護政治權力。

如今，政治多元化在兩種意義上變得可能。第一，入選自治委員會的同一組織成員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釋組織的綱領性目標，他們之間或許有爭論，并且作出不同的選擇。從1958年開始，此種意義上的多元化已經存在于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里了。第二，公民和自治團體成員原則上應該能夠在一些無黨派組織之間進行選擇。南斯拉夫從未容忍這種多元化。因此，共產主義者聯盟在政治體制中非常低調地存在了14年后，有可能回到1972年的一黨統治，甚至包括黨首次進入國家體制的正式結構。(根據1974年憲法，聯邦和共和國委員會由三個議院組成。其中之一是社會政治組織代表議院，這些社會政治組織都處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保護下。)

1958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通過后的早期經驗值得注意。從公社委員會到聯邦委員會，在這所有的政治團體中，真正的辯論開始了，人們更自由地表達不同的利益，開始通過不同意見的斗爭、談判和妥協來解決問題。

1958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它宣稱反對官僚制和職業政治是每名成員的職責。在那個時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根本目標明確表述為“將一切國家機關變為自治機關”。

在官方文件中，這一真正激進的口號的意義并沒有被完全闡明。但是，從1958年到1963年間的政治實踐給生活帶來了確鑿無疑的基本趨勢。越來越多的政治職業人士被從非政治職業人士中聘用的積極分子所取代，他們由選舉產生，在有限的時間段內提供政治服務。共和國和聯邦委員會的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除了由職業政治干部組成的兩個議院之外，還新建了三個自治議院：一個負責經濟政策，一個負責社會服務，還有一個負責教育文化。它們的成員都是企業、醫院、大學、文化和科學機構選出的代表。他們不像干部那樣享有任何官僚特權，只有在離開本職工作去從事委員會工作時，才能獲得適度補償。

到了1963年，為了將聯邦和共和國的委員會轉變成真正的自治機構，以及取得對官僚勢力的歷史性勝利，很明顯應該采取決定性的戰略手段。有必要把剩下的兩個議院也變成自治體。在實際意義上，這意味著兩個議院的近三百名職業政治干部必須與其他候選人競爭，進行真正的自由選舉，當選的人將不得不放棄奢侈的物質特權，并同其他所有非職業成員一樣，受同樣的規則約束。這樣的民主地構成的委員會將享有道德和政治權威，以擔當對整個南斯拉夫社會基本政策的領導。

為了使即將到來的大選處在非常寬松的條件下，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控制下的一個群眾性政治組織，包括工會、青年團和所有其他政治組織)提供了平臺，這是一個轉折點：每個職位可以有多位候選人，除了由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支持的正式候選人名單外，選民可以另外提名候選人。候選人提名的產生過程表明了南斯拉夫人民政治上的成熟。人們提名的絕大多數候選人都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或者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在戰后活動中表現出色。因此沒有理由擔心1963年南斯拉夫的自由選舉會破壞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然而，存在著很好的理由去害怕這樣的自由選舉會破壞整個仍然存在的任命體制(system of nomenclatura)。

盡管走向自治的趨勢巨大而壯觀，但是主要的職業干部基礎網絡幾乎完好無損。它保持低調，像一只安靜的看門狗，暫時滿足于安靜地觀察事件進程，主要關心事件不要失控，不要超出某些預先設定的限制。

然而，在1963年到1965年這關鍵的幾年里，最高領導層顯然認為自由選舉的要求太過分了。根據人民意志而不是上級領導層意志選舉出來的積極分子將不需要像職業干部那樣順從和屈從，因為職業干部的事業和福利完全取決于他們的政治老板們。因為門徒們不再需要老板們的支持和物質供給，所以老板們也不要再指望個人的忠誠和絕對服從，停止當老板吧！整個任命體制崩潰了。

因此，決定繼續依靠權力的領導層知道有必要阻止自由選舉和整個民主化進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進行了一個高度復雜的操作，向人民提供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社會契約。新的社會契約里相對具有吸引力的基本要素是：突出強調特定的國家利益，市場競爭，號召“能者”致富，所謂的“對世界開放”(這意味著從西方銀行貸款，進口商品自由流動，任意消費，自由旅行和在資本主義西方工作)。這種新的社會契約分化了工人階級，迅速產生了一個新的中產階級，引起了深刻的經濟和道德危機，給整個自治計劃帶來了幾乎致命的打擊——它拯救了任命體制，恢復了政治官僚。(如有必要，1965年后的轉變細節會在另一篇文章里面講述。)我現在的目的是研究1965年之前發展解放的后果是什么，以及可以從這次經驗中學到什么。

四

有一個有力的證據來支持這篇論文，即在1950年至1965年間，南斯拉夫發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揚棄異化的過程。揚棄異化是這一時期漸進的、持續的民主化的直接結果。

所有公民在他們的工作組織和生活社區里都有權參與決策。

1948年，農民被迫加入農業合作社，直到1952年，農民才不受任何政治或經濟條件控制，被允許收回土地、自由生產，以及在市場上銷售產品，購買機械、化肥和雜交種子。

知識分子能夠日益自由地表達自己，并控制自己工作的文化機構。1958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明確提出黨不能在學術和藝術問題上進行評判，思想的真理只能建立在各種意見和觀點自由斗爭的基礎上。結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南斯拉夫活躍著多種思想學派和藝術思潮。一種對西方文化顯著寬容的精神盛行。在這一時期，一些重要期刊出版或創辦(《看法》[Pogledi]，《觀點》[Gledi?ta]，《哲學》[Filozofija]，《實踐》[Praxis])。一種強烈的反教條主義精神以這樣一種方式占據了主導地位，結果不出幾年，所有引自斯大林文化的支柱都被打碎：哲學中的“辯證唯物主義”，社會科學中的“歷史唯物主義”，藝術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大眾媒體從來沒有完全從官僚控制中解放出來，然而它們的批判思想卻有一段明顯自由的時期。直到1962年和1963年，盡管存在經濟蕭條、官僚特權，以及領袖自大的偶爾爆發，但是南斯拉夫大部分人的總體印象還是國家正朝著更大的自由、社會正義和繁榮這一正確方向前進。

從“異化-揚棄異化”這個概念連續統(conceptual continuum)角度預測這些變革后果的任何嘗試，都必須考慮到40年代和50年代這20年間南斯拉夫歷史的巨大搖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南斯拉夫社會高度專制和腐敗。在納粹的攻擊下，它于1941年4月分裂。然后，為了抵御外侮、國家解放，以及建設一個更加自由，更加和諧、公正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它動員了巨大的力量。由于大量揚棄異化的、有意義的、自由的、在道德上具有高度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活動，這些目的達到了。

從1945年到1950年，大多數人應該是懷著喜憂參半的心情度過的。戰爭結束后立即建立的蘇聯體制翻版與期望大相徑庭——太多的獨裁、中央集權，太多的不平等、不民主和不公正。從主觀上說，大多數人并沒有感到異化，他們將意想不到的情況合理化，試圖相信，為了克服戰爭的破壞，為了抵御敵人，為了動員所有力量建設未來將出現的新社會，一個過渡時期是必要的。然而，所有客觀異化的方面都存在。人們不能支配自己的產品，對政治決策沒有影響力，他們變成了大規模思想教育的對象。不管給勞動多少贊美，勞動完全是實行定量計算，而且由于缺乏先進技術，他們甚至比戰前更加機械。尤其是農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不利待遇：他們要交付高定額的產品；他們在政治上越來越弱勢；他們在1948年被迫加入勞動合作社。盡管存在這些情況——對于許多南斯拉夫人來說——生命在偉大的社會事業方面是有意義的；自我必須服從集體。并不是所有人都經歷過自我異化，但客觀上這種集體中的個性消亡是自我異化的一個方面。

1950年之后的變革遠沒有消除所有異化的形式。然而，幾乎沒有任何疑問，異化現象在1950年到1965年間逐步大量減少。

工人委員會成員由民主選舉產生，在選舉經理和決定生產什么、如何生產、賣給誰、以什么價格出售、如何分配收入、如何使用盈余、是否批準經理的工作或者罷免他們、制定什么樣的規則來規范工作組織生活等方面，他們有一些真正的權力。同樣，大學教師自主決定教什么課程，對學生的錄取和分級、教授的選舉和晉升采取什么樣的標準，選誰當院長和校長，以及如何分配來自自治共同體的教育資金。所有這一切都有助于理解自治，理解區別于國家官僚機構的獨立性，理解他們偶然工作于其中的社會單位的權力。在這期間，人們的主動性、對公共事物的興趣及在共同體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意愿肯定是增加了。

工作積極性更高的客觀指標之一是南斯拉夫社會物質發展的加速。從1952年到1963年這一時期，南斯拉夫的經濟增長率超過10%，僅次于日本。誠然，發展初期的經濟增長率是會高一些，50年代西方適量的援助也確實起了很大作用。然而，事實是，在特定時期，與發展水平相似的國家相比，南斯拉夫確實要好得多，而且那時候比后來從西方國家獲得更多貸款的時期都要好得多。唯一的解釋是南斯拉夫工人更高的積極性和更好的工作士氣，他們當時準備為祖國的未來努力工作。

與中央集權制時期(1945—1950)相比，有一個從個人服從社會的禁欲主義到強調個人自我實現的轉變。在轉向極端享樂主義消費文化(1965年之后)之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在一定范圍內實現了平衡。消費品生產的數量比前一時期多；自由選擇職業和工作地點替代了國家機關對勞動力的強制分配；嚴格的紀律變得寬松；所有的規則變得更加靈活多樣；根據工作實績，允許具有更大能力的人獲得自我實現的更高層次薪酬。更大的旅行自由和自我表達自由，對不尋常的甚至是離經叛道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更大寬容，都對這一轉變做出了巨大貢獻。所有這一切發生在一個基本適度的物質生活限度范圍內。但是隨著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引入(這是1965年經濟改革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南斯拉夫走向了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社會。

這種“異化-揚棄異化”的連續統的另一個重要客觀維度，則關注人類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性質。我們在這里很難把這個故事講完整。南斯拉夫是一個動蕩不定的社會，有差不多兩千萬居民，有各種國家團體和宗教團體。南斯拉夫的種族沖突和宗教沖突是眾所周知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撫平內戰的傷口。二戰期間超過一百七十萬南斯拉夫人死亡，其中死于“兄弟”手里的肯定超過一半。

但是我們所談論的這一時期是一個明顯穩定的民族和平、宗教和平的時期。教會(天主教，東正教，穆斯林)與國家和解，彼此并沒有發生沖突。每一個共和國及省份都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聯邦的這種安排似乎或多或少滿足了所有的民族利益。(人們后來知道，一些民族沖突在國家官僚精英中秘密爆發。)在70年代以后，分解民族同盟的過程給了那些共和國精英無限的權力，造成了八個國民經濟體，南斯拉夫被迫再次面對民族問題，這次沒有任何真正的超民族權威來解決它。

話又說回來，與早期和之后的時期相比，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期人際關系處于更高的道德水平。團結互助和幫助弱者、老人、病人的情況越來越多；社會更加關心孩子，沒有失業，給他人更多的關心，以及為他人犧牲奉獻。這些都是在游擊戰中大規模發展起來的集體主義道德的特點。在1965年后，在競爭性經濟恢復的過程中，這種集體主義道德“淹沒在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冰水里”。

通過比較個人異化現象數據，可以得出一條顯著規律：酗酒、吸毒、自殺率、破碎家庭和被遺棄兒童的統計數據、青少年犯罪、街頭危險、賣淫、強奸、破壞、曠工、精神和心理疾病，所有這些比率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期都下降了，但是，到現在又都穩步上升了。

五

一開始我們就介紹了“公民生活質量”概念。這種質量從未太高，南斯拉夫各地區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傳統相當薄弱。此外，當提到政治解放時，一黨制就施以嚴格限制?？墒窃谶@一過程中，在整個政治體制實施自治的過程中，公民生活質量得到了提高，這是沒有疑問的。

因為南斯拉夫經濟自治比政治自治層次高，所以與公民權利相比，南斯拉夫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建立和維護得更好，包括工作權利、充分的社會保障(帶薪病假，免費健康服務，退休保障，為每個孩子提供保障)、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權利，以及從工作機構獲得公寓的權利。

談到公民權利，直到1950年，南斯拉夫公民無權發布未通過審查的文本，無權向國外發布先前未在國內出版的內容，無權成立“人民前線”(the People's Front)以外的組織，沒有內務部門的批準無權示威，沒有安全機關的簽證無權出國旅游，無權待在國外超過允許的時間，無權持有任何外幣，無權向權力機構發批評信和集體上訪，無權兼有公職和教會身份。更糟糕的是，一個公民可能被逮捕并在見不到他的律師、甚至不被帶到法庭的情況下進行不限時間的調查。

直到今天，一些公民權利都沒有實現，或者還沒有充分實現。一些批評性的文本不能出版，即使印刷也不能發行。除非受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管控，否則不得成立任何公民組織。只有由官方來組織的街頭示威才會被允許。一些公民“因為國家安全和國防利益”而拿不到護照，且得不到任何解釋?；谛谭ǖ涞哪：龡l款，言語犯罪(délits d'opinion)仍然可以被起訴為所謂的“敵對宣傳”犯罪(定義為“虛假和惡意描述南斯拉夫社會”)。盡管如此，在與蘇聯陣營決裂之后，南斯拉夫發生了重大的政治自由化進程。

對大眾傳媒和出版社的審查制度被廢除。在國外出版亦被允許。一旦獲得批準成為社會主義聯盟的一部分，一個文化組織可以實現很大的自主權(例如，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哲學和社會學協會，塞爾維亞作家協會)。除了少數例外，南斯拉夫人現在可以自由出國旅游。他們有五年期的護照，不需要任何簽證。他們可以將任何外國貨幣帶回家，并存在銀行賬戶里。他們可以自由地待在國外，而不用冒著失去公民身份的風險。他們可以向當局發出任何批評請愿書，根據憲法有權得到一個答復(這一點在實踐中幾乎從未實現)。在不允許會見律師和法官的情況下，安全機關有權拘留公民的時限降到了24小時——只是最近增加到了72小時。

以上描述的公民生活質量還遠未達到理想狀態。從社會經濟權利的角度看，它甚至超過了一些西方民主國家。從公民權利的角度看，它仍然不如西方民主國家，但是遠超“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之前研究得出的一般結論不一定是對自治與揚棄異化之間因果關系的強有力的說明。還要考慮一些其他因素：文化傳統的特性，工業化程度，民族、種族或宗教統治，地緣政治地位和社會環境的影響，等等。但是，自治與揚棄異化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一結論是合理的。更具體地說：一個傳統國家向自治政治體制的部分轉變提高了公民生活質量和人權實現程度。

六

從南斯拉夫1950年到1965年這段時期的經歷中，可以得出以下的一般經驗教訓：

第一，即使是一個有限的、不完善的自治結構也有一些有益的作用。它提高了工作和公民生活的質量，帶來了個人對特定團體和整個社會的認同感，使公眾的參與積極性更加高漲，加速了物質發展，形成了文化創意的良好氛圍。

第二，政治體制中即使只引入有限的自治形式，也會顯示出全面發展的整體自治能夠擁有的超越傳統政治民主代表形式的優點。代議民主如果不與直接參與式民主相結合，那么其政治體制就會過于集中，并且背負龐大的官僚機構。因此，其政治決策是緩慢的、代價高昂的、抽象的，因為它發生在離相關領域相當遠的一個地方。為了進行更加明確具體、及時有效的決策，合理的分權措施是必要的(雖然不是充分的)條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適度分權是自治的一個基本特征。然而，今天的南斯拉夫是分散的地區官僚制的鮮活證據，基本上處于現代自由文明的水平線之下。因此，官僚制國家的問題不能僅僅通過分權過程來解決。它要求超越異化政治。后者只能意味著，不僅要取消任命體制，而且要取消任何形式的政治“頭領”。政治職能必須是一件令人自豪和榮耀的事，而不是行使個人權力的劇場。這是一種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多元化，即思想、價值、程序、運動、無等級、非意識形態組織的多元化，而不是為政黨領導人爭取個人權力的寡頭政黨的多元化。

當然，有限自治在某些方面可能會遜色于傳統的代議民主。這僅僅因為它是一個有限的初始形式，不是成長在現存的已經充分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基礎上，而是由典型的專制政黨自上而下推動的。

南斯拉夫擁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學，但是它的公民沒有權利選舉委員會成員，這當然是荒謬的。一般而言，這樣的悖論表明，歷史產生的混合體勝于概念設計的完美實現。更具體地說，相對于我們的主題，這說明了即使是有限自治(不管它的所有局限)也指出了舊民主進一步發展的道路。

第三，南斯拉夫的經驗教訓是，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從已經建立的中央集權走向充分發展的自治也是極其困難的。南斯拉夫有一個真正的機會，在被另一種國家秩序凍結之前，其進步力量形成了一個運動。有必要找到一種方法創造性地解決想要完全集中權力的列寧主義先鋒黨與由人民委員會和人民解放軍組成的具有廣泛民主性質的運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們所研究的期間里，南斯拉夫革命一直致力于解決這一矛盾，但最終沒能戰勝內部障礙，因而深深陷入連續性危機。

第四，在1963年至1965年左右，南斯拉夫有可能把握進一步發展的具體可能性，有可能抓住更好的機會實現物質文化更發達的社會。在用南斯拉夫理論的概念正確地重新解釋南斯拉夫經驗后，“議會民主”的具體含義，以及如何闡述“超越國家”的設想，都變得更加清晰。

人們現在可以看到直接民主如何與代議民主相結合。所有個體直接參與具體問題的決策將由適當高一層的自治委員會處理。具有能力、正直和實踐智慧的人將被選出，他們將被授予必要的權力處理這樣的公共問題。當然，選舉自由、不受執政黨操縱是至關重要的。委員會可以由若干個辦公室組成，需要考慮代表不同的利益，協調和指導不同領域的問題。不同經濟部門的特殊利益，可以由聯合勞動辦公室代表，它將處理整個地區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不同省份(聯邦制多民族國家內部的各個共和國)的特殊利益可以由聯邦機構代表，它會使各聯邦成員具有平等的發展條件。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可以由一個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辦公室來表達和維護。

今天，有可能用一個復雜的、高度明晰的理論來代替“生產者聯合體”“國家消亡”“不具有政治性質的公共權力機關”等烏托邦式的短語。我們不僅更加了解中央集權與分權的局限性，而且更加了解聯邦主義的優點和缺陷。更清楚的是，如何才能實現沒有政黨的政治多元化，如何使民主計劃與商品市場相適應，以及如何能有一個強大的自衛機構而不是職業軍隊。最后但同樣重要的是，現在該回答這個關鍵問題了：在所有決策都需要高水平專業判斷的現代社會，非專業人士如何能進行有效管理？我們發現決策過程中的分析、政治和技術階段之間的區別是答案的關鍵所在。自治機關可以組織自己的分析服務，它獨立地向自治機關提供技術管理方面的信息和評判。當然，自治機關可以購買現有科研院所的服務。在重要的情況下，可以比較兩個或更多不同來源的分析。

與從事經營管理的技術專家相比，一個信息靈通的自治機關可以尋求多種可供選擇的技術解決方案，每一方案都伴有成本效益分析。當然，專業知識并不賦予任何人領導能力。專業知識并不需要給人們帶來解決專業知識以外的問題所需的總體文化的、明智的和理性的方法，更不需要帶來對于具有道德要求和合理政治目標的社會的總體需求的認知。技術專家的特點在于其工具理性的性質，其所關心的不是實現目標的決心，而只是最合適手段的發現。因此，技術專家完全可以與自治機關的政治領導和諧共存。關鍵在于，前者必須始終服從后者。自治在這方面(指由非專業人士管理社會——譯者注)的唯一革新在于，這里的政治領導是不異化于人民的；而在其他所有已知的政治組織形式中，或多或少都存在這種異化。

因此，原本反對自治的最保守觀點完全不成立了。專家們不能統治——恰恰因為他們是專家?，F代性絕非與自治不相容，它需要自治來完成其人類解放運動。這個運動到底能否完成仍不確定，南斯拉夫經驗只能證明這種不確定性。沒有強大的集體自由意志，自治就不可能復蘇。但是人們不能機械地確定集體自由意志，也無法預測它。

〔責任編輯：余明全〕

[收稿日期]2016-05-15

[基金項目]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Mihailo Markovi，1923—2010)，男，南斯拉夫人，教授，博士，哲學家，南斯拉夫實踐派代表人物之一，從事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辯證法等研究。本文英文題為Self-Govern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De-Alienation in Yugoslavia (1950-1965). 譯自Praxis International, Vol 6, No 2(July 1986), pages: 159-174. 摘要、關鍵詞、

[作者簡介]李元同(1982-)，男，山東濟寧人，博士研究生，軍事交通學院講師，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 均為譯者加。

[中圖分類號]D754.3；D03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6-00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