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交后中美關系的發展及對話機制的演變

黃　俐

(中國政法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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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后中美關系的發展及對話機制的演變

黃俐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北京100088)

[摘要]在中美建交的三十多年歷程中,兩國關系大致走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89年)，兩國建交第一個十年,雙邊關系得到初步的穩定發展,初步建立經貿、科技領域的合作機制；第二階段(1990—2001年),中美關系第二個十年,兩國關系起伏不定,甚至大起大落,雙邊合作機制有限發展,能源、法律人權等領域的對話合作機制逐步建立；第三階段(2001年至今),兩國建設性合作關系得到全面推進,各領域的對話合作機制全面建立與發展。

[關鍵詞]中美關系；對話機制；合作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4.239

1第一階段：1979—1989年中美關系穩定發展階段

首先,在政治領域,中美兩國首腦保持了密切的互訪、會晤,建立高層互訪機制。在尼克松總統開啟中美關系破冰之旅、第一位中國國家領導人實現訪問美國后,中美兩國的首腦之間會晤逐日漸多,實質性對話也越來越多。*在第一個階段的十年里,中美兩國首腦互訪頻次增加,分別是：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國總統福特訪華；1979年1月29日至2月6日,中國鄧小平副總理訪美；1979年8月26日,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訪華；1982年5月5日至9日,美國副總統布什訪華；1984年1月10日至16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對美國進行訪問；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國總統里根訪華；1985年7月21日至31日,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對美國進行訪問；1989年2月25日至26日,美國總統布什訪華；1989年10月28日至10月1日,美國總統里根訪華。1984年,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美國總統里根進行了互訪,增進了中美兩國領導人的相互理解,擴大了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1985年,國家主席李先念訪美,與美國領導人進行了會談,也和美國的企業、科技、經濟等人士進行了密切的接觸。1985年10月,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布什來華訪問,指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快速進程為美國投資構建了良好的環境。至此,中美兩國已經建立了牢固的、友好的雙邊關系。中美兩國首腦多次的密切互訪以及交流,逐步穩定了中美雙邊關系,也奠定了日后中美關系平穩發展的基礎。

其次,在軍事領域方面,中美兩國的軍方有了較多的交流合作,集中在軍方高層之間的互相訪問,武器出售和軍事教育等方面。1980年,美國國防部長布朗以及副部長威廉·佩里相繼來華訪問,為中美商討戰略性問題創造了良好的機會,并發展了對于中美雙方均有利的關系。*“美國防部副部長將率代表團訪華”,《人民日報》,1980年9月6日,第6版。1983年,美國溫伯格訪華,1984年的6月份,我國國防部長張愛萍回訪,我國的國防部長也是首次訪美。也是在這次訪問時,雙方簽訂了軍事技術合作的相關協議,此協議中包含了向中國出售反飛與反武裝武器,并確定了雙方軍事交流合作原則。1985年10月,美國國會批準中國包含大口火炮生產設備的對外軍事銷售*馬偉寧,“中美軍事合作:演變及其主要影響因素”,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11月10日,第178-181頁。；1986年4月8日,里根政府與國會向中國出售了航空電子器,近5.5億美金,這是在1972年之后對我國最大的軍售,中美軍事高校合作項目也隨之開啟。*同上。1986年10月,美軍代表團來我國火炮軍學院與解放軍武裝訪問,參觀了聯合軍培訓。*同上。1987年5月,我國國防大學校長張震率國防大學代表團到美訪問*“美國防部長溫伯格會見張震”,《人民日報》,1987年5月14日,第6版。,并邀請美國國防大學校長布雷德利·豪斯邁空軍中將于11月來華訪問,進行了友好的交流談話。

最后,在經貿科技方面,中美開展了機制性的合作。中美于1980年構建了最早的協調對話機制,中美雙邊財經協調始于華盛頓的舉辦的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中美聯合經委會首次會議結束”,《人民日報》,1980年9月21日,第4版。1983年5月,陳慕華時任我國國務委員兼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與美國的商務部長鮑德里奇共同參加了中美商務貿易聯合委員會的首次會議,雙方經協商簽訂了關于投資保護以及工業技術合作方面的協議。*“中美商務貿易聯委會首屆會議開幕”,《人民日報》,1983年5月24日,第4版。第二個紡織品貿易協議也在會議期間達成。確定了兩國紡織品貿易3%的年增長率,雙方都做出了一定的讓步,較中國6%的要求要低,較美國1.5%～2%的要求要高。自1983年成立了中美商貿聯合委員,便被稱之為中美之間發生貿易摩擦后的滅火器,就加強中美經貿合作互利、促進雙方了解以及對雙邊經貿關系的健康發展進行維護意義重大。也是在5月,中美科技合作聯合委員會的第三次會議上由美國總統科技顧問以及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喬治·基沃斯率20名美國專家參加。*“方毅宴請中美科技合作聯合委員會美國代表團”,《人民日報》,1983年5月10日,第4版。此次會議,我國科委主任方毅和基沃斯各自代表了中美政府簽訂了4項聯合研究合作協定,即生物醫學、運輸、核子學以及航空學。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聯合商貿委員會以及科技合作聯合委員為兩國間經貿往來做出了突出貢獻。

2第二階段：1990—2000年中美關系的跌宕起伏期

在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格局改變非常大。1989年發生“北京政治風波”后,美國朝野出現了嚴重反響,美國政府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政府施壓也開始對我國實施制裁,而中美關系也降至冰點。我國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中美差距越來越小,更加深了中美在政治上的隔閡,由于入世以及最惠國待遇等問題,經貿關系非常緊張。受政治風波影響,中美在軍事安全方面以及高級政治方面的合作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但是美國較為熱衷的人權法律上,卻明顯地加強了兩國之間的對話?？肆诸D執政時,美國發展戰略是參與和擴展,主要是經濟、民主和安全作為支柱,而當時美國的政策也是經貿、安全以及人權這三方面著手制定。從整體上來看,雖然我國的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中美差距日益變小,而隔閡卻日益加大,并在經貿和法律及人權領域合作明顯加強,但雙方在高級政治領域,如軍事安全領域的合作卻受到嚴格限制。

首先,在法律與人權方面中美開展了機制性的合作。1990年12月,理查德·希夫特訪問我國(時任美國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標著著中美人權對話的開始。1991年,貝克訪問我國(時任美國國務卿),也正式達成了中美兩國人權對話機制并簽訂了協議。但后來因為美國對臺軍售以及邀請李登輝訪美事件,這一對話機制被迫中斷,雙方真正在人權問題取得突破性合作是在1997年江澤民訪美期間。中美兩國首腦針對人權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對話。除人權領域以外,在法律領域中美也有了一系列成效較大的合作。在1994年,中美兩國為了加強經貿法律的理解與溝通,召開了法律交流研討會,推動了兩國經貿關系的發展。江澤民訪美后的一年里,中美兩國就法律領域不斷展開各種合作交流,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中美建立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雙方將于年內討論具體合作方式”,《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7月15日,第6版。、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協定談判*“中美簽署刑事司法協助協定”,《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6月20日,第4版。以及中美元首法制計劃*“‘美國法律文庫’翻譯研討會召開”,《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年1月16日,第4版。這三項重要的合作機制也逐步建立,涵蓋了翻譯美國法律著作、開展刑事司法協助以及打擊跨國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各種活動。

其次,經貿合作機制日益健全,雖然中美兩國在政治領域分歧不斷,但雙方在經貿關系上具有高度互補性,這是使中美兩國得以避免走上全面沖突對抗道路的重要原因。10年間,中美兩國在中美聯合商貿委員會、科技合作聯合委員以及聯合經濟委員會這三會的基礎之上,建立全方位、機制化的合作,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及不同地區成立了大量的貿易、投資以及技術合作協調和促進機構。另外,1995年,兩國成立了中美電信高層會議,增強了中美電信產業的合作和監管。*http://www.ccsa.org.cn/article_new/show_article.php？categories_id=c27b3978-c711-fd09-4dc7-44b1bf43caab&article_id=cyzx_af420213-f6fa-e5ef-f148-449240295918。中美經貿合作雖然逐漸增多,但美方對于我國的入世、人權以及最惠國待遇等方面的問題仍然在不斷施壓,兩國間的爭斗與較量日益激烈。經過13年艱苦談判,到1999年我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

再次,軍事安全以及政治領域發展受限。與經貿合作領域機制化加強不同,兩國的軍事交流合作受政治關系大氣候影響較明顯,軍事合作交流也處于時斷時續的狀態,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雙方逐步有了有益的合作嘗試。1997年10月,中美國防部長以及副部長防務磋商宣告建立。*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4205.html。1998年的1月份,中美國防部長就加強海上軍事安全協商機制在首都北京簽署了正式協議,建立了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實質上,美國在這一時期與中國的軍事交流受當時政治大環境影響深刻,其目的在于了解和防范,而不是真正的建立雙邊軍事戰略互信與合作。

最后,中美兩國就人權法律方面進行了機制性對話。1990年,理查德·希夫特來華訪問(時任美人權事務負責人與助理國務卿),這是中美人權對話開始的重要標志。1991年,貝克來華訪問(時任美國國務卿),雙方達成人權對話機制并簽訂協議。中美兩國于1994年召開法律交流研討會,加強了經貿法律上的溝通,推動了中美經貿關系的深入發展。20世紀初期,中美法律領域不斷地開展各種合作交流,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協定談判以及中美元首法制計劃這三項重要的合作機制也逐步建立,涵蓋了翻譯美國法律著作、開展刑事司法協助以及打擊跨國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各種活動。*分別見《人民日報海外版》相關報道：“中美簽署刑事司法協助協定”,2000.6.20；“中美建立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雙方將于年內討論具體合作方式”,2002.1.15；“‘美國法律文庫’翻譯研討會召開”,2002.1.16。

3第三階段：2001年至今中美雙邊關系有了全面的發展

當前,中美關系逐漸走向成熟。中國對美國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對美國國內政治運作以及對外決策的把握；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也改變了許多,變得更加靈活與現實。2001年,是中美關系發展轉折的契機。自“9·11”事件之后,美國的首要任務就是反恐,從客觀上看為全面改善中美關系提供了良機。2001年,亞太經合組織上海首腦會議時,布什對中美關系定位用坦誠的、建設性的以及合作的這些語句表達。在此之后,中美兩國的關系在逐步的成長,也走向了新的合作伙伴關系。2005年,即聯合國成立60周年大會、布什和胡錦濤互訪以及系列性的會晤中,雙方均將建設性合作關系的推進作為重要的工作內容來開展。2011年的1月份,胡錦濤訪問美國,中美兩國發表聯合聲明,明確雙方共同建設相互尊重以及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兩國關系也更加穩固。同時,中美經濟方面相互依存的關系也逐漸加深。2012年中國GDP為519470億元,2013年GDP為568845億人民幣,增速為7.7%；美國2012年GDP為156848億美元,2013年為168988億美元年,增速為1.9%。*數據統計來源于中國金融信息網,http://dc.xinhua08.com/。中國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也是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中美雙方相互依賴的這種關系,注定了中美兩國必須有交流合作,也邁向了機制化交往的新階段。

首先,中美首腦加強了外交機制化實現了戰略性對話。隨著兩國關系逐漸升溫,中美首腦的外交往來機制化也越來越明顯,中美首腦歷經35次互相致電通話*劉長敏，張敏.“新世紀中美首腦外交與新型大國關系構建”,《中國浦東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第1-10頁。、10次互訪*這10次訪問分別是：2002年4月27至5月3日,胡錦濤副主席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2003年12月1日至10日,應美國總統布什邀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2004年4月13日至15日,美國副總統切尼訪華；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美國總統布什訪問中國；2006年4月18至21日,國家主席胡錦濤應美國總統布什邀請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2009年9月5日至1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對美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2011年1月18日至21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2011年8月17日至22日,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2012年2月13日至22日,習近平副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根據《中國外交》、人民日報、新華網資料整理。以及至4次會晤見面。中美首腦常規互訪和會晤的機制性對話有效且順利地開展,拉近了中美距離,兩國關系越來越密切。隨著首腦機制化交流的開展,兩國的領導者可相互關切問題并坦率地對某些問題進行討論,中美關系的信任度以及透明度大大增加,注入了中美關系發展的新動力。像習近平主席進行的莊園會晤,小布什的奧運行,打破了常規性會談拘謹的弊端,兩國領導人可以在好的環境下交流,官場的繁復與拘束成功規避,避免了相互之間的猜忌,這是在正式的場合下永遠都無法達到的。

其次,兩國展開了反恐合作機制。2001年在APEC峰會上海會晤中,中美首腦就兩國的中長期反恐情報交流以及執法合作、金融監控等相關問題達成了一致,也建立了中美跨機構的反恐磋商機制。*“中美在京舉行反恐磋商”,《人民日報》,2001年12月07日,第4版。雙方會談時就反恐的情報交流、執法合作以及金融監控等問題交換了各自的意見,并確定日后每半年舉行正式反恐磋商一次,使彼此行動更加協調。同時,兩國還專門成立金融反恐工作組磋商,有效監控恐怖主義的金融活動。2002年10月,美國聯邦調查局決定在北京成立辦事處并在2004年4月21日開始正式掛牌,雙方在情報領域保持著實質性非正式的一種合作關系。*孫晉忠：《反恐合作與中美關系》,載《國際問題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18頁。2005年11月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了中美首次防擴散與反恐聯合磋商會議,防擴散磋商與第五次反恐磋商也分別如期舉行。*詳見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1854/61969/4295319.html。

最后,全方位開展各領域的合作。中美關系正?；呀涀哌^了三十多個春秋,在環境、能源、教育、文化、農業等方面加深了合作,也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各層級交流合作機制。在環境、氣候變化以及能源方面,建立了能效論壇環境合作聯合委員會、中美能源政策對話、中美能源政策對話以及石油天然氣論壇等多項雙邊合作機制。*中美能源政策對話始于2005年6月28日、中美能效論壇始于2010年5月26日、中美清潔能源務實合作戰略論壇始于2009年10月22日、中美天然氣論壇始于1998年11月、中美環境合作聯合委員會始于2005年10月18日、中美氣候變化聯合工作組會議始于2013年4月13日。伴隨兩國合作領域的擴寬,中美的農業合作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中美農業聯合委員會于2004年成立,就中美關注的農產品貿易以及農業合作問題交換了各自意見。2012年召開了中美農業高層研討會,為兩國農業方面未來的合作構建了全方位、寬層次以及多領域的空間。*“習近平出席中美農業高層研討會并致辭”,《人民日報》,2012年2月18日,第1版。中美雙方政府就兩國社會文化關系簽署了相關的協議,也制定了諒解備忘錄,為中美文化以及教育方面的合作交流創造了好的條件。2008年中美制定了高層定期磋商內容,舉行了雙方副部級教育磋商會議,雙方就高層人才聯合培養、合作科研、基礎教育以及語言推廣等方面的合作交換了各自的意見。在中美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大批中美文體工作者以及留學生跨國學習,為中美社會文化交流發展增添了活力。

4結論

回顧中美建交三十多年來兩國的合作與交流,雖然經歷了許多風雨,但總體來說是向前發展的。作為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戰后70年間中美兩國始終是波瀾不斷且起伏跌宕的關系。在戰后的初期,因社會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的分歧,中美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盟友逐步轉變成為了冷戰的對手。20世紀70年代美蘇的戰略調整當中,兩國的國家關系有了戲劇性的改善,也進入了新的交往時期。冷戰過后,伴隨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美就崛起國與守成國如何相處的歷史性問題進行了艱難的徘徊和抉擇,并逐步發展為戰略合作國。進入21世紀之后,在長期探索后,美國政府回應了我國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主張,雙方關系發展則主要是對話和合作。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雖然有合作卻仍然存在著一定的沖突,也可以說合作當中包含著沖突,并能夠將沖突的努力與成功反映出來,基歐漢指出,無沖突便不可能有合作。中美之間的關系實踐,使這一理論得到了驗證。雖然中美既存在矛盾又存在沖突,但是差異性較大卻存在著共同利益,即便不和諧卻依然需要雙方的合作。中美雙方出于追求和維護共同利益的目的,建立了對話合作的眾多機制。從各種機制的建立和發展看,充分反映了中美關系存在的復雜性,顯示出了化解矛盾和解決沖突對于兩國關系的重要性以及加強合作與戰略協調的必要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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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長敏,張敏.新世紀中美首腦外交與新型大國關系構建[J].中國浦東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14(4):1-10.

[5]教育部網站[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694/200804/7303.html.

[作者簡介]黃俐,女,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國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