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的司法救濟及行政保護研究

何興安

[摘 要]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必須掌握先進的知識才能成為經濟強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目的就是為知識的發展進步提供保障，也必然成為衡量各國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自加入WTO后，知識產權保護成為當前司法行政的重點內容。我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采取司法救濟及行政保護的“雙軌制”模式，本研究旨在分析“雙軌制”模式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其完善措施。

[關鍵詞]知識產權；司法救濟；行政保護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4.211

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逐漸完善，加入WTO后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開始與國際接軌，并逐步向前發展，實行司法救濟與行政保護的“雙軌制”一直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特點。[1]

1 行政保護、司法救濟兩種保護模式的對比分析

1.1 兩種保護模式的聯系

相對于一種保護模式而言，雙軌制的實施并非僅僅增加一種保護模式，本質上而言，行政保護與司法救治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交叉關系，但又不能實現相互替代，因此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就需要行政部門及司法部門的有機配合。具體來講，兩者之間的聯系可從以下方面分析探討。

首先，要遵循“司法終局決定原則”，即知識產權司法部門有權對其行政部門進行監督審查；其次，對于行政保護與司法救治兩者的交叉的部分，應當采用行政裁決及行政調解進行處理。

筆者將知識產權的糾紛用兩個橢圓表示（見下圖），一方面，司法救濟可以處理所有的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一旦當事人認為自己的知識產權被侵害即可向法院起訴，用左邊橢圓1+3進行表達；另一方面，行政保護也可以處理所有的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用右邊的橢圓3+2表達，而實際的知識產權糾紛又可分為兩個方面的內容，一類是只能由行政主管部門處理的，用橢圓2表達；一類是只能通過司法救濟進行處理的，用橢圓3表達。但從實際的圖形我們也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又都有自己各自的管轄范圍，盡管互相交叉，卻不可替代。

1.2 兩種保護模式的區別

首先是性質不同。行政保護的重點是保證知識產權使用秩序的合理性，一旦發現違法行為立刻給予糾正，是一種主動保護；[2]司法救濟則是依據當事人的要求進行保護，需要當事人主動向司法部門尋求司法幫助。其次是法律依據不同。行政保護除依據基本的知識產權法律外，還需依靠相關的行政管理法規；司法救治除依靠知識產權法律之外，還需依靠刑法、民法等相關法律。最后是監督力度不同。行政保護的措施一經提出必須付諸實施，即便在訴訟期間也必須執行；司法救治的措施僅限于停止侵權、賠償等，這些措施并不具備強制性。

2 實施“雙軌制”保護模式的必要性

2.1 行政機關介入的必要性

知識產權法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質，其保護客體——知識產品具有雙重屬性，既是一種私人商品，又是一種公共商品，其侵害行為不僅影響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也會影響公共利益。[3]有形財產的物權保護模式與知識產權相比，其社會功能對社會公眾的影響相對較小。鑒于此，在進行知識產權保護時，除要考慮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外，還應當兼顧社會公共的利益，并尋求兩者之間的利益的結合點，因此我國行政機關介入就十分必要。由于知識產權與社會公眾利益緊密相關，因此行政機關介入知識產權保護的必要性十分明顯。

2.2 行政保護與司法救濟之間存在相輔相成的關系

如果一個案件直接進入司法程序，則其就屬于民事訴訟案件；如果要經過行政程序后進入司法程序，則其就屬于行政訴訟案件，兩種案件的訴訟客體、審查程度等均存在一定的差別。[4][5]知識產權侵權案件要經過行政程序才能進入司法程序，可以有效促進依法行政，可以實現對行政決定的司法審查。從本質上來講知識產權的司法救濟是由當前生產力決定的，當前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知識產權制度已不能完全滿足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其侵權行為屢屢發生，因此實行司法救濟與行政保護的“雙軌制”保護制度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 當前“雙軌制”保護模式存在的問題

3.1 專利商標確權機制存在問題

目前我國專利確權及商標的糾紛案件的審理要通過三到四個審級，盡管其中也包括行政保護和司法救濟，但這種程序設置并不能完全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同時造成工作效率低下，造成國家的行政、司法資源浪費，導致產權及商標確認時間過長，嚴重影響知識產權人的合法利益。這種冗長的確權過程給非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其多利用這段時間從事侵權活動，進行非法競爭，給知識產權人造成嚴重的損失。[6]

確權程序冗長僅是專利商標確權機制中存在的一個方面的問題，其機構設置也存在一定的問題。由于這些弊端的存在，造成商標、專利確權的工作效率低下，不利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不符合國家鼓勵發展創新的政策，已經嚴重阻礙社會主義國家的法治化進程，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3.2 商業秘密保護存在問題

首先，缺乏完善的商業秘密保護法律。當前我國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多處于分散狀態，其操作性、執行性較低，最終導致商業侵權案件處理難度較大。其他法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于商業秘密的界定也過于原則化，僅對商業秘密的概念、侵權行為等做出了具體的界定，對于商業秘密的價值、權利主體等相關內容并未作具體的規定，最終導致其實踐操作性不強，影響執法效率。其次，訴訟期間缺少商業秘密的保護法律。商業秘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旦被外人知曉，將會給權利主體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因此有必要做好訴訟期間商業秘密的保護工作。但在實際操作中，現行法律并未對如何保護訴訟期間的商業秘密進行規定，且對泄露商業秘密的處罰力度較強，無法實現商業秘密的有效保護。

3.3 行政保護與司法救濟的銜接存在問題

一般而言，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都是以司法救濟為后盾的，但兩者又是如何進行銜接的呢？如果當事人不服從行政部門做出的懲罰措施則向法院起訴時，這是屬于民事訴訟的范疇還是行政訴訟的范疇？當前的知識產權法并未對這一點作出明確的界定，這就給實際的鑒定工作帶來了困難。我們這里以商標侵權為例，對于責令停止侵權的性質一直存在爭議，有人將其認定為行政調節行為，是一種民事行為，因此如果當事人不服從其行政處罰時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法院將原爭議雙方作為訴訟的當事人，并按照民事侵權案件進行處理，最高人民法院也贊同這種觀點。[7]同時即便在司法救濟內部，也存在著形式程序及民事程序銜接不恰當的問題。正是這種不恰當的銜接關系導致“雙軌制”保護模式存在問題，嚴重影響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開展。

4 “雙軌制”保護模式的完善措施

4.1 構建知識產權保護環境

入世后，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挑戰。受新技術革命及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影響，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認知程度的弊端日益凸顯，如不了解經濟與科學技術之間的關系，無法認清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等，這些弊端嚴重影響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因此，我們必須構建知識產權的保護環境，采用利用當前多媒體環境進行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知識的宣傳，提高整個社會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認知程度。

4.2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立法

在進行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中，知識產權立法是最重要的內容，因此其立法應當立足于整體的制度設計要求，擁有明確的價值取向，保證立法為同一目標服務，避免各項立法之間的沖突，保證整體運作效率。在商業秘密保護方面，應當制定單獨的保護條款，同時借鑒Trips的相關原則，并借鑒歐美發達國家關于商業秘密的保護條款，做好國家商業秘密的保護工作?？傮w來講，我國已經充分認識到自身知識產權立法與Trips相關原則之間的矛盾，并認真總結相關經驗，相關的知識產權的立法也在不斷完善之中。

4.3 建立統一的行政執法體系

知識產權在民法中具有其特殊性。入世后，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及國際交往不斷擴大，必然會涉及大量的知識產權糾紛，這就要求相應的執法人員具有較高的素質，因此必須通過教育和實踐培養一批具有較高素質的執法人員，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水平。要想真正提高知識產權執法水平，應當從如下方面進行努力。

首先，完善訴訟的證據制度。做好訴訟前的證據保存工作，原稿提出足夠的證據后，原稿當事人還應當提供有利于原稿的證據，并對證據提供期限、交換期限進行限定，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其次，將知識產權侵權的規則進行界定，確定為過錯及過錯推定，充分利用好全面培養原則。在特定條件下，如果當時人不知或有充分理由不知道自身的侵權行為，則必須責令其返回所得利益；對已經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要求當事人賠償其經濟損失。如侵權行為盜版營業，則可將其營業所得利潤進行賠償。

5 結 論

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立法界、理論界、司法界等各界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建立保護模式時應當充分考慮兩種模式的互補與互助，同時也應當注意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兩者的優勢，做好我國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

參考文獻：

[1]郝思彤.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與行政保護的協調與發展[J].知識經濟，2014，9（18）：27-28.

[2]王樹春.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研究[J].楚天法治，2015，4（8）：89-92.

[3]方海燕.淺析涉知識產權行政權的變化[J].知識經濟，2014，11（23）：32-33.

[4]周逸嫚.上海自貿區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研究[J].理論界，2015，3（5）：98-100.

[5]姜芳蕊.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的沖突與協調[J].知識產權，2014，1（2）：76-81.

[6]李春紅.淺析知識產權三審合一模式的現狀與問題[J].中國發明與專利，2015，5（10）：26-28.

[7]彭向陽，劉玲，關永紅，等.知識產權公益訴訟制度探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5，35（22）：139-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