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婚姻穩定性問題研究綜述

張劉嫵曄子,伍兆祥

(安慶師范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　安慶　24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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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婚姻穩定性問題研究綜述

張劉嫵曄子,伍兆祥

(安慶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安慶246133)

[摘要]離婚率是度量婚姻穩定性的重要指標。自1980年以來,我國的離婚率一直走高,這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綜合現有研究文獻發現,現階段我國離婚率具有女性提出離婚的比例大、離婚率的區域差異明顯、離婚率一直保持穩定小幅度增長趨勢和離婚年齡集中等特征,影響離婚率的主要因素有：人口流動性、家庭形態和孩子、女性的獨立意識等社會因素,GDP、房價等經濟因素,同時文化的多元性也有影響。進一步分析婚姻法調整對離婚率的影響發現：婚姻法調整和離婚率之間存在相關性,但這一論斷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持。

[關鍵詞]離婚率；婚姻穩定性；《婚姻法》調整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4.255

婚姻穩定性,是統計某群體的婚姻經營狀況是否穩定,它一般是通過百分數的表現形式來客觀顯示婚姻的穩定程度,計算方法是確定婚姻關系人數減去離婚人數后的總人數的百分比,來統計有多少人一直沒有離婚。其實婚姻穩定性的實質就是當事人對婚姻狀態的主觀意見,即對當前婚姻狀態是否滿意,是否想要離婚。如果沒有發生過離婚念頭,那么這段婚姻處于相對穩定狀態。所以我們可以通過離婚率這個數據來判斷我國當前的婚姻穩定狀況。當然除了離婚率以外,度量婚姻穩定性的指標還有很多,例如婚姻質量等。離婚表明這個家庭夫妻關系從不穩定走向徹底破裂,離婚率表示離婚對數占人口數的比率,是一項客觀真實指標,因此,這個指標的大小可以很好地度量整體婚姻不穩定狀況,在多數實證研究中均采用離婚率作為度量整體婚姻穩定狀況的指標。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社會思潮多元化進程加快,人們的婚姻觀念和態度也發生巨大變化,由此帶來整體的離婚率持續上漲的趨勢,特別是2006年以來,離婚人數越來越多,離婚率不斷上升,離婚率的年平均增速高達7.8%,見下表。

2006—2014年中國離婚率表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當前我國婚姻狀況如何,婚姻穩定性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婚姻制度的變遷對婚姻穩定性有何影響,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強烈關注,并形成了大量研究文獻。

1關于離婚率指標的解釋

離婚率是度量婚姻穩定性的最重要的指標。確定婚姻關系的雙方在法律途徑下(協議、訴訟)結束婚姻關系,也不再受到夫妻權責的約束,即為離婚。我國的《婚姻法》規定了婚姻當事人的法定離婚程序,離婚的首個負責主體是有關部門或者人民法院,在無法挽回離婚局面后,為婚姻當事人辦理離婚手續。

我國用離婚率顯示婚姻經營情況,但是目前學界沒有統一的計算方法。根據胡衛《離婚率計算探討》一文,國內主要有以下四種解釋。

1.1解釋一：《人口學辭典》

劉錚(1986)通過計算一年中離婚對數的百分比來表示離婚率?？傠x婚率是在一年以內,按離婚對數除以年平均人口數計算的,因為人口基數較大,所以一般用千分數來顯示該比例。計算公式如下：

總離婚率=(離婚對數/平均人數)×1000‰(一年內)

1.2解釋二：《常用人口統計公式手冊》

翟振武(1993)認為離婚率是某一段時間以內每一千人中有多少離婚件數。

1.3解釋三：1998年民政部下的《離婚率計算方法研討結果的報告》

文件建議離婚率計算方法為離婚的次數與總人口的比率,即在某個時期內以一千人為計算單位,他們中的離婚對數。用公式表示為：

某年離婚率=(離婚人數/平均總人數)×1000‰(調查某年度內)。

同樣,國際上也沒有形成統一的離婚率計算方法,主流的算法有兩種。一是,聯合國在計算全球人離婚率時的方法,即離婚對數占總人口數的千分比。二是,國際人口學會在《人口學詞典》里的定義,離婚率計算方法是離婚件數除以平均人口。

雖然國內外存在多種多樣的離婚率計算公式,但是目前使用最廣的離婚率計算方法,還是某個時期內離婚對數占該時期內平均人口的千分比。由于這個分母是包含了兒童和未婚成年人的年平均人口,所以這一離婚率也稱作粗離婚率。

1.4解釋四：《中國統計年鑒》

通過用一年內平均總人數中離婚人數的比例來計算離婚率,計算公式如下：

離婚率=(離婚總人數/平均總人口數)×1000‰(一年內)

2當前我國離婚率的主要特征

通過研究目前我國內與離婚率相關的理論研究成果,總結出離婚率的特征。

2.1女性提出離婚的比例大

張敏杰(1997)根據全國性的統計資料,分析第三次離婚高峰在性別特征上和前兩次有較大變化,即婦女提出離婚的比例很大。付紅梅、李湘妹(2008)根據2001—2009年民政部門公布的統計數據,對我國離婚態勢進行了研究分析,發現女性(特別是知識女性)提出離婚大于男性。楊萱(2008)認為女性維權意識目前在不斷增強,離婚案中有高于70%的案件是女性提出的,而男性主動提出離婚的比例不到30%。

2.2離婚率的區域差異明顯

張敏杰(1997)認為我國離婚現象在地區分布上是不平衡的,例如一線城市如北京離婚率較高,東北三省等重工業密集地區的離婚率也比較高,西北地區回民或者伊斯蘭教信徒集中的地區離婚率也相對較高,我國西北地區的維吾爾族居民聚集地,離婚事件特別多?？傮w看,我國離婚率“南低北高”,華東、華南地區低于西北、東北地區。此外,離婚率包括其增長情況在城鄉分布上也并不平衡,付紅梅、李湘妹(2008)認為城市要高于農村。

2.3離婚率一直保持穩定小幅度增長趨勢

根據張敏杰(1997)的分析,我國離婚高峰第一次歷時3年,第二次2年左右便不再發展,而第三次從1980年開始始終逐年上升,至今離婚率都沒有明顯下降的跡象[2]27。未來六年中離婚率由0.7‰上升兩個千分比,而自80年代以來,除了1987年與1995年的離婚率較前一年上升0.2個千分點之外,剩下的十八年中離婚率一直保持每年增長一個萬分點的穩定增長速度。付紅梅(2008)通過我國近25年的離婚對數來計算離婚率的變化情況,從20世紀80年代到2005年離婚對數從約32萬對上升到約179萬對,離婚對數保持每年增長5.6%的速度,離婚率平均每年分別增長0.04‰。

2.4離婚年齡集中

張敏杰(1997)調查人口普查數據和離婚人數年齡分布情況,發現中青年人離婚率最高,即30～39歲,而20世紀80年代初離婚人數年齡比這早5～10歲。楊萱(2008)對比2000年北京、上海兩地的離婚數據后,也發現離婚年齡多集中在中年。

3當前影響離婚率的主要因素

3.1社會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不斷深入,現代化不斷發展,我國處于巨大的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婚姻觀念、價值觀、行為模式、生活習慣等都隨著時代變遷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寬松的社會態度,人們婚姻觀念的變化,導致我國出現又一離婚高峰期(張敏杰,1997),婚姻穩定性下降。主要影響離婚率的有以下幾方面具體原因。

3.1.1人口流動

自20世紀80年代對外開放以來,一方面,經濟蓬勃發展的大中城市大量需求勞動力；另一方面,城市改革逐步推進,戶籍制度等制度性條件出現較大松動(徐傳新,2010),因此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到城鎮中尋找工作。大量流失了青壯年勞動力的農村也發生了變化,農村家庭結構改變了,家庭的基本功能暫時性地失去了(疏仁華,2009)。高夢滔(2011)基于我國2003—2009年村莊面板數據,研究出農戶外出就業對于離婚率影響的結論是,外出就業和農村離婚率有顯著影響關系。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導致農村離婚事件越來越多。

3.1.2家庭形態和孩子

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新生人口減少,人口流動性增大,家庭結構開始變化。家庭人數減少,規模減小,人們更加關注個人未來發展狀況(古德,1993)。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家庭不愿意要小孩,我們通常稱這種沒有小孩的家庭為“丁克家庭”。

在城市,由于丁克家庭沒有孩子,也就缺少了婚姻的黏合劑,在婚后愛情的“危險期”里更易發生婚變,這也是重要的離婚率上升原因(張慧彬,1997)。另據統計,近年來協議離婚的比重不斷上升,離婚者在辦理離婚手續時愈加理性和文明,包括對孩子的撫養權問題。孩子的“黏合”作用逐漸被削弱,離婚也就逐漸顯得簡單。在農村,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數量、子女性別比例等對于各個地區的農村離婚率都具有影響(高夢滔,2011)。有的農村人離婚原因僅僅是因為妻子生不出來男孩。

3.1.3女性的獨立意識

隨著社會觀念的變化,女性不再需要依附男性生活。她們從傳統落后的婚姻觀念中解放,希望得到幸福,能在婚姻里感到滿足,并且開始敢于向家庭暴力等不良婚姻關系做斗爭,特別是農村婦女。另外,由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婦女成為家庭的“一片天”。她們可以自主決定家庭經營活動和對外社交,代替丈夫參與村民組、村委會或者鄉里舉行的活動,決定家庭的經濟支出項目,這種參與權、支配權讓農村婦女的獨立意識和自主意識不斷增強。同時,她們由于要負責維系家庭,負責解決老人、孩子的生活問題,負責進行農業生產活動,獨立承擔起原本應是夫妻共同承擔的家庭義務,她們希望丈夫能夠分擔這些壓力,一旦期待落空,就會產生抑郁情緒、悲傷情緒甚至敵對情緒,從而影響了婚姻穩定(許傳新,2010)。

3.2經濟因素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但是經濟的繁榮程度存在地域差異,優先開放的城市和開放區以及擁有良好工業基礎的地區經濟水平高,它們的離婚率變動幅度較大,主要呈現上升趨勢,其中上升速度最快的就是上海(徐安琪等,2002)。張峻榮(2008)在調查我國中部地區的離婚率情況時發現,在調查的十個省市中,經濟水平狀況會影響離婚率,比如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離婚率高于河北、安徽等城市,而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也會讓離婚率上升。趙燕、孫紅兵(2013)基于VAR模型對我國經濟發展和離婚率關系進行了計量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即離婚率不會影響國內生產總值,而國內生產總值對離婚率的影響呈正相關關系。

范子英,胡賢敏(2015)運用向量自回歸殘差方法來測量未預期到的房價波動,然后再估計未預期波動對離婚率的影響,發現未預期到的房價沖擊會增加離婚率,房價每意外上漲10%,該城市的離婚率則增加4%。再通過區分正向和負向沖擊,發現房價越高,離婚人數越多,而房價下降對離婚率影響不大。為證明這一觀點,他們選取了40個大中城市的樣本進行檢驗,結果表明房價波動越大、上漲越快的城市對離婚率的影響也越大,大城市既是房價上漲更快的地方,也是離婚高發的地方,這兩者之間有緊密聯系。

但是,統計數據表明,廣東、海南、福建等經濟發達地區離婚率卻較低,徐安琪、葉文振(2002)通過多元回歸模型得出了這樣的解釋：家庭結構,尤其是子女,強烈作用于父母婚姻的穩定性。高夢滔(2011)認為農村人口的轉移使農村家庭結構不斷變化,導致農村離婚事件越來越多,但是他的研究也表明這種影響程度不受發展程度的影響,即不同發展水平的農村地區差別不大。所以說,經濟因素雖然會導致離婚率不斷變化,但是并不是根本原因。

3.3文化因素

改革開放擴大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多元性的文化沖擊了舊婚姻觀里落后封建的部分,表現在一方面是婚姻目的的改變,另一方面就是對離婚態度的改變。

當前婚姻主要目的是雙方為了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不再是為了生孩子而必須獲得的法律許可證。所以,當婚后生活品質下降,婚姻當事人之間矛盾就會增加,一旦不可調和,就會通過離婚結束這段低品質的婚姻(邵清清,2011)。

易松國(2005)認為深圳離婚水平較高的原因之一就是文化的多元性。多元性文化氛圍造成深圳人離婚自主性較高,社會也對離婚抱著更為寬容的態度,家庭不再一味地反對離婚。我國東北地區居住了多個民族,各種不同文化交融形成了相對包容、開放的社會氛圍,多元化、開放性的文化導致了離婚率偏高(李雨潼、楊竹,2011)。

文化多元性不僅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影響。我國傳統、優良家庭美德也受到挑戰,頻發的婚外情和婚姻替代資源的增加,都在威脅婚姻穩定性。社會網絡的調整與擴大有利于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更具現代性。另外,也可能加劇婚變因素的形成(疏仁華,2009)。

20世紀中期我國法律體系不斷完善,1950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橐龇鞔_廢除了封建婚姻包辦制度,規定了新時代下的婚姻是自由平等的,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受到新的婚姻關系制度的影響,很多飽受封建包辦婚姻制度壓迫的人大量離婚,離婚人數大大增加,出現了第一次離婚高峰。1960年左右我國出現了離婚率的第二次高峰,這主要是由于1958年以來錯誤的經濟發展方針和政治上反右派斗爭擴大化有關,整個國家經濟遭遇較大打擊,政局也一片混亂。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人們思想觀念日益得到解放,我國政治環境、社會條件、文化格局都在不斷變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逐漸在20世紀90年代顯現,傳統婚姻家庭觀念受到極大沖擊,婚姻家庭關系明顯變化,第三次離婚高峰出現(張敏杰,1997)。我們可以從國內學者的研究里得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婚姻法立法制度不斷完善,離婚糾紛時的處理也有了更公正、更統一的法律依據。但是婚姻法的變革和離婚率的變動是否存在相互關系還缺乏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也是后面的研究方向。

綜上,中國離婚率不斷上升是受到社會、經濟、文化三方面因素綜合影響,其中的社會因素起根本作用。一方面,正是由于巨大的社會變革,帶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多樣,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人口組成不同的地區、文化交流頻繁地區和文化元素單一地區的離婚率水平有差異；另一方面,社會的變革也改變了個人的婚姻行為和婚姻觀念,特別是女性群體,她們的獨立意識和自我意識大幅提升,導致了當前女性提出離婚比例遠高于男性。

4研究述評

我國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化,離婚率也持續上升。雖然在世界范圍來看,離婚水平較低,但由于人口基數大,離婚人數龐大,婚姻是否穩定引起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本文通過離婚率這個數據來度量我國的婚姻穩定性。通過描述離婚率的狀況,發現我國離婚率走勢存在三次高峰,并對第三次高峰,即現階段離婚率,總結出四點特征：一是女性提出離婚的比例大；二是離婚率區域差異明顯；三是一直保持穩定的、較小的增長趨勢；四是離婚年齡集中。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的變革,同時也受經濟、文化方面的影響。

分析我國離婚率歷年變化,發現離婚率攀升的年份有兩次都是婚姻法出臺或修訂的時候。從2001—2011年,最高法針對離婚案件里的突出問題和婚姻法里未明確事宜先后出臺了三條司法解釋,而我國離婚率這期間也持續上升。兩者是否存在相關性需要實證分析,由于目前缺乏相關的經驗研究,尚不能給出明確的結論。

總之,社會整體文化素養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意識不斷進步,他們更加注重追求高品質的婚姻生活。馬克思曾說過“離婚幫助人們擺脫已經不具有生命的婚姻生活的桎梏”,可見,離婚對于社會以及個人是有益的方面。但同時，離婚也帶來了家庭的離散。如果是因為不道德的原因或者不道德的手段導致的離婚,還會造成家庭倫理關系的解體,沖擊社會主流價值觀。因此,應當正確審視離婚現象,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法制,弘揚優良傳統的婚姻觀念和家庭美德,既要保障離婚自由,又要反對不理性、不道德的離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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