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循吏觀構建與實施

趙麗

摘要：司馬遷《史記》首創《循吏傳》，班固《漢書》承襲此體例。司馬遷筆下的循吏注重守法敬法，而班固筆下的循吏更注重教化及事功能力。在之后的史學發展中，學者多承《漢書》之法，在于班固“循吏觀”更符合傳統社會對循吏的要求。但其《循吏傳》均是對真正具有政治執行力官員的記錄，就兩種“循吏觀”的實質而言，他們皆是站在國家角度對官員政績的考察，皆是以樹立政治典范，規范國家統治，最終維護封建國家統治為根本目標。從《史記》《漢書》中《循吏傳》探究傳統循吏觀的構建、實施。

關鍵詞：《史記》；《漢書》；循吏；循吏觀

一、《史記》《漢書》中的“循吏”

（一）《史記》中的“循吏”

《史記·循吏列傳》列舉楚相孫叔敖、石奢、鄭相子產、魯相公儀休、晉文公的禮官李離五人，事簡言略，贊語亦較為簡略。五個循吏為政各有特色：孫叔敖“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佞，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采，春秋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北憩F出其“施教導民，政緩禁止”的特點；在記載鄭相子產時，突出政績和去世后百姓的悼念之意；公儀休“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能取小?？陀羞z相魚者，相不受?！逼渥龅椒罘ㄑ?，清正廉潔。食茹美而拔園葵以棄之，見其妻子織的布較好，就將妻子休掉，且燒毀織布機，司馬遷認為其是為防止官吏與百姓競相逐利，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是出于奉法循理的作為；石奢“豎直廉正，無所阿避，代父受死，忠孝兩全；李離“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今過聽殺人，罪當死?！狈鼊Χ?。司馬遷評述他們的治政已經達到一種“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1]的境界。司馬遷記述各“循吏”的事跡及為政特點，表現在施教政緩、導民便民，為政仁德、民之所望，遵奉法理、不與民爭利，忠孝仁義、豎直廉正，法不阿私、以身伏法等方面，此也就是其“奉法循理”的具體內涵[2]。

（二）《漢書》中的“循吏”

班固《漢書·循吏傳》記載文翁、王成、朱邑、黃霸、龔遂、召信臣6人，《漢書·循吏列傳》中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蔽奈踢x吏受業博士，修學官，設教令，化蜀蠻夷風，政績卓著，百姓愛戴；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美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余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內關侯，秩中兩千石?！逼湔冏恐?，受到天子褒獎；黃霸“簿書正，以廉稱，……為丞處議當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笨梢钥闯鳇S霸政績卓著，清正廉潔，百姓愛戴，受到天子褒獎；朱邑“廉平不苛，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身為列卿，居處儉節，”其政績卓著，清正廉潔，受到百姓愛戴天子褒獎；龔遂在“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并起……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靻诬嚜毿兄粮?，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逼湟詫嶋H行動證明正直盡責，勤政愛民；召信臣“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逼湟宰吭秸兪芴熳影?，以為民興利得到百姓愛戴。由此看出班固選擇入傳循吏的標準即政績卓著，有所作為，勤政愛民，清正廉潔，天子欣賞，百姓愛戴。

二、司馬遷、班固“循吏觀”

（一）司馬遷的“循吏觀”

《史記·循吏列傳》中：“法令所以導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表達出司馬遷認為“奉法循理”之外，循吏也應堅持“奉職循理”，而非崇尚威嚴。簡言之，司馬遷強調道家式清靜無為的“循吏”。

（二）班固的“循吏觀”

班固作《循吏傳》持“宣漢”目的。他認為循吏“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以實現封建社會的理想之治。在新儒學時代，思想實質變為“外王內圣”，班固受其影響，筆下循吏的政治策略即與“霸王道雜之”不謀而合。也因此班固以儒家觀念為參照提出了禮治為主，法治為輔，禮法結合，德行相參的思想，所以出現班固贊揚循吏約法省禁，執法公道，以身守法的現象。也就出現班固筆下儒家式奮發有為的“循吏”。

三、傳統“循吏觀”的形成及本質

（一）傳統“循吏觀”的形成

官方意識形態對“循吏觀”的要求與選擇司馬遷主要生活在漢武帝治政社會大變革時期，之前文景時實行黃老政治；而漢武帝大刀闊斧改革，“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文化沖撞激烈，形成以道家為根基，有儒家思想痕跡夾雜法家思想的“奉職循理，奉法循理，重視教化”的循吏觀。簡言之，司馬遷的政治思想基本傾向于倡導儒家的“仁政”為本，輔以道家的“無為”的一體，其強調道家式清靜無為，守法敬法的“循吏”，而未強調其政績及事功能力。

從班固開始，雖承襲循吏傳體例，但目的，宗旨及選擇入傳標準發生很大變化。這與政治需要有很大關系，漢武帝時“獨尊儒術”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儒士步入政治舞臺成為可能。而循吏是經濟建設復興的必然要求，在此種情況下地方官員個人素質、行政風格得以表現。我們必須注意到循吏作為朝廷命官這一政治角色，其與一般官員在文化職能上的不同不應掩蓋了某些本質的內涵。他們的文化職能與政治角色一起發揮作用。統治者要在整個社會內形成統一的思想基礎，“王道”的策略至關重要。出于“王化”的考慮，各循吏只有選擇“安民”而非“勝民”，如此他們才會得到帝王的賞識。但我們要意識到，循吏以“愛人以德”的觀念，貫徹“德治”“禮教”與“仁政”的施政理念。這一理念既已得到上層統治者的認同，那么他們為民興利，實施教化的原動力也只能來自于皇權政治系統中的意識形態。

所以，“循吏”的實質是“吏”而非“師”。楊建祥在《評循吏的亦“官”亦“師”》中提到：“由于中國歷史和政治的特定傳統，循吏肩負了一種特定的“官”之職責，有扮演了一種獨特的“師”之角色。在地方行政活動中，循吏通過其“官”與“師”的角色互動，積極推進了地方風化?！蔽覀儜撘庾R到循吏首先是“吏”，必須遵循朝廷的法令，以保證地方行政的正常運作。其崇尚德治，重視教化，從思想上感化人民，使百姓接受統治，是一種長治久安的執政策略，這種觀點來自儒學“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

（二）傳統“循吏觀”的實施

1、傳統“循吏觀”的實施

之后的二十二史中多承《漢書》之法，“循吏”入選標準基本以“政績可紀者”為準，“循吏”都以完成統治者交給他們的任務為最終目標以期得到上層認可而制定治理政策，其教化亦是為統治階級服務。據統計，《漢書》、《后漢書》、《南史》、《北史》、《隋書》、《宋書》、《金史》、《明史》都載有《循吏列傳》。后《晉書》、《魏書》、《宋書》、《梁書》、《舊唐書》、《新唐書》、《元史》改《循吏列傳》為《良吏列傳》，《南齊書》、《遼史》則分別有《良政列傳》、《能吏列傳》，其記載實質相同，所以“二十四史”中共有19史載有循吏列傳[4]。19史《循吏傳》中所涉及循吏共240人左右。而其對“循吏”定義的界定各有不同?！妒酚洝贰稘h書》前文已介紹過，《后漢書》中與《漢書》中的標準，循吏品質，特點相差無幾?！稌x書》、《魏書》、《北齊書》、《北史》、《宋書》、《南齊書》、《梁書》、《南史》此八部正史中《循吏傳》擇吏標準基本相同，都是政績卓越，清廉、愛民，為百姓所愛戴。[5]《舊唐書》、《新唐書》則以政術有聞政績卓著者?！端问贰?、《元史》擇吏標準為政績卓著者并且在為政期間有所作為，為民興利除害，清廉，愛民，且為百姓愛戴者?！睹魇贰?、《清史稿》是中國古代正史中的最后兩部，所以其載循吏的人數也最多，最為典型和全面，為整個中國古代正史《循吏傳》做了一個很好的總結。

由上述可知，各代正史《循吏傳》在入選循吏選擇時都有一個標準，但其基本標準都是“政績可紀者”，其政績體現在經濟、文化、理訟等方面，也包括個人清廉，正直等素質。各代正史《循吏傳》所記載的“循吏”因所處時代不同，必定存在差異，但我們仍能找到他們所具有的許多共同點，如：大多數都為地方官，守令居多，親民勤政；有所作為，為朝廷褒揚，百姓愛戴；仁愛百姓，清廉奉公等。

2、傳統“循吏觀”的本質

綜上可知“循吏”的實質是“吏”。循吏為民興利，而后教化，通過教化節制人民欲望，規范人民行為，維護社會安定，從而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不可否認，循吏積極宣揚德治，推行禮義教化，在客觀上產生一種“師”的作用。但要認識到這種“師”的作用是基于“吏”的本質之上的，“吏”是“師”的前提和基礎”[6]，而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得以實施，也是憑借“吏”的身份[7]。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班固對于“循吏”標準不同，循吏觀亦有差異，但其根本出發點都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前面說到，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是通過著史表達自己思想，闡述自己的治國主張，希望引起統治者的關注，達到社會長治久安的目的；而班固宣揚論證東漢的正統地位，為其提供歷史經驗教訓，以期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更加明確。傳統循吏觀多承《漢書》之法，但是包括《史記》在內二十四史關于《循吏傳》設置的根本目的都是樹立政治典范，規范國家統治，最終維護封建國家統治。（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

參考文獻：

[1]（漢）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李大明.史記·循吏列傳與歷代正史循（良）吏傳的設置[J].中華文化論壇，2013年第8期.

[3]（漢）班固.漢書·循吏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程遂營.“二十四史”‘循吏‘酷吏列傳與中國古代監察官的選任[J].北方論叢2001年第1期.

[5]史祥榮.正史循吏傳研究[D].長春：東北師大碩士論文，2012.5.

[6]王博.循吏與兩漢社會[D].南昌：江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0.6.

[7]朱良璞.循吏與兩漢政治[D].渤海：渤海大學碩士論文，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