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義的理論轉向

李從然

1978年薩義德《東方學》開啟了后殖民主義的源頭，后殖民研究的浪潮逐漸形成。人們開始意識到東方主義的存在，帝國文學中出現的東方他者形象都是殖民主義的產物。然而，薩義德的這本書只討論了“東方主義”，并沒有涉及到“后殖民”。在《“后殖民理論經典譯叢”總序》中，趙稀方提出：“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僅僅梳理了西方殖民宗主國的東方主義話語，并沒有涉及東方自身，《逆寫帝國》則恰恰論述了殖民主義陰影下的殖民地文學?！彼_義德的《東方學》主要分析西方歷史、文學文獻中的東方主義話語，沒有涉及所謂的東方，斯皮瓦克則在其著作《屬下能說話嗎？》等中斷言東方無法說話，霍米·巴巴在《后殖民與后現代》《紀念法儂：自我，心理和殖民條件》等文中強調不能說話的東方在模仿西方人的過程中存在著"變形"等?？傮w來看，薩義德等人展開的是話語分析，而阿?？寺宸蛱氐热藙t主要研究殖民地文學挪用、反抗宗主國英文策略的理論，這些屬于反話語范疇?！赌鎸懙蹏烽_啟了這一理論轉向，后殖民理論從對于殖民宗主國的東方話語、被殖民者話語權的研究，轉向在當代理論背景下系統的討論后殖民文學的理論及文本。

薩義德在《東方主義再思考》一文中明確表示：“東方主義首先是指歐洲和亞洲之間不斷變化的歷史和文化關系，一段具有四千年歷史的關系；其次是指發端于西方19世紀早期，人們據以專門研究各種東方文化和傳統的學科；最后是指有關世界上被稱為東方的這個目前重要而具有政治緊迫性的地區的意識形態上的假定、形象和幻想?！庇纱丝梢?，薩義德對于東方主義的定義是殖民者對于東方的研究，而不涉及東方本身，東方不是歐洲的對話者，而是其沉默的他者。

霍米·巴巴在《后殖民與后現代》中提出，后殖民批評旨在揭露以下三種“社會病理”：一是，在爭奪現代政治權威和社會權威的斗爭中，文化表象之間不平等和不均衡力量對比關系；二是，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話語是如何為不同的國家、種族和民族設定一個霸權主義規范的；三是，揭露現代性的“理性化”過程是如何掩蓋和壓抑其內在矛盾和沖突的。在他看來，在后殖民和后現代的語境中，真正的學者必須質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階級民族立場，甚至性別為何？自己究竟是以怎樣的思維方式、話語方式、言說方式來展示自己的聲音？任何抹平差異的做法，隱藏了一種話語暴力、意義誤讀和更大的文化危機，只有承認這種危機和矛盾，才能促使雙方達到真誠的理解和對話的可能。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強調，被壓制的、非主流的"弱勢文化"完全可以對占主導地位的殖民文化進行改寫，這種改寫不僅是話語權利和文化策略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經濟、文化和價值批判方面的，這種改寫也許是第三世界文化獲得自己合法性，使自己的邊緣生活方式、話語方式不至于過分惡化的重要前提。他的關注點聚焦于文化定位，第三世界對第一世界進行改寫時要注意它所具有的邊界，一切忽視文化差異的結果，一切抹平少數話語立場的做法，其最終結果都可能是復制老牌的帝國主義的政治、文化使得全球性的文化喪失差異變成一塊模塊。

斯皮瓦克在《屬下能說話嗎？》中用大段篇幅論述"屬下"即殖民地人民，女性沒有話語權。在屬下階級主體被抹去的行動踐線內，性別差異的蹤跡被加倍抹去，問題不在于女性對叛亂的參與，或性別勞動分工的基本規則，這二者都有據可查。相反，既作為殖民主義歷史編撰的客體，同時又是叛亂主體，性別意識形態構建一直是以男性為主導的。在殖民生產的語境中，如果屬下沒有歷史、不能說話，那么，作為女性的屬下就被更深地掩蓋了。

不同于這三人的后殖民理論，《逆寫帝國》論述的是殖民主義陰影下的殖民地文學。歐洲帝國主義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層面長期維持文化統治，不過與此相伴的是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抵抗，后殖民文學正是這種帝國文化和本土文化斗爭的結果，作為結果，后殖民理論是用來描繪這個現象的，當被殖民者開始反省和表達由帝國語言與本土經驗競爭而有力的混合所帶來的緊張時，后殖民理論就形成了。其中"后殖民"術語意指"從殖民時刻直至今日，所有受帝國進程影響的文化"。

《逆寫帝國》一書，首先在緒論中探討了什么是后殖民文學，后殖民文學與英語文學研究的差別，后殖民文學的發展，霸權，語言，地方與移置，后殖民性與理論等問題。后殖民文學不斷發展脫胎于殖民經歷，通過突出與帝國強權的緊張關系，強調自身鮮明的地方特色、表現自我與帝國中心假想的不同。英語文學研究在作者看來是一種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文化性的現象，一種使語言和文學為深刻而又含蓄的民族主義服務的實踐，核心構成中供奉著一種“特權范式”，否定“外圍的”“邊緣的”和“非經典的”價值觀的典范。而后殖民文學的各個階段，與民族意識或區域意識發展的各個階段，以及主要與帝國中心相區別的進程都是相互呼應的。早期的后殖民文本的特點是主題內的顛覆性潛質并沒有被充分認識。后期的文本雖然強有力地抗拒著任何企圖摧毀它的力量，然而英國英語文學傳統在以及被附加的價值觀，其經典性和不可置疑的地位，依然在文化、教育和文學意識形態架構中保持強勢。帝國壓迫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對語言的控制，作者為了集中關注英語在后殖民社會的復雜用法，并揭示它們各自的差異。將帝國傳承下來的“標準”英國英語（English）和后殖民國家的地方英語（english）區別開來。作者明確指出：“實踐中的英國英語和地方英語的區別，存在于權力“中心”與被指定為“邊緣”的大量交叉用法之間?！逼渲?，對于地方與移置的關注也是后殖民文學的主要特征。地方經驗與表述這種經驗的語言之間的差距，構成了后殖民文本經典而普遍的特征。即由于地方經驗是用英語或殖民國家的語言來表述，因此造成了疏離感。因此為了描述后殖民經驗英國英語需要拓展出一種“挪用” 用法，這種語言挪用的特色在于質疑和顛覆了帝國主義文化形式的能力。

在第一章中探討后殖民寫作敘事模式的發展涉及到后殖民文本挪用和呈現語言文化素材的方式。作者將后殖民文學的批評模式歸納為四種：一是，民族和地區性模式，民族文學及其文學批評的發展是后殖民研究進程的基礎；二是，兩個或更多地區之間的比較模式，這種模式必須打破以英國為參照標準的模式，為思考殖民地共有的文學和文化模式提供空間，依靠民族主義傳統的力量；三是，基于種族的模式，尤指黑人寫作模式，這種類別的寫作基于種族觀是經濟和政治歧視的主要特征的理念；四是，更為廣泛的比較模式，主張雜糅性和交融性是所有后殖民文學的構成元素。

作者認為前殖民地區"逆寫帝國"的方式，一是重置語言，二是重置文本。在第二章中，作者以具體文本為例分析后殖民寫作的語言重置策略。挪用和重構帝國中心語言是后殖民寫作中最常見的策略，是一個獲得并重新塑造語言新用途的過程。而棄用是對帝國文化類別的拒絕，包括其美學、規范性和“正確”用法的虛擬標準，以及它對滲透在文字中的傳統和固定含義的假設。后殖民社會的語言以地方英語為主，被稱為地方英語的世界是一個“相互交集”的連貫題，在這個連貫體里，不同群體的說話習慣彼此干涉，重構語言。后殖民寫作憑借語言變型有助于在占有語言的同時，又不被它改變或覆滅。這可以被視為對“英國英語文本”的隱喻性文化侵入。典故、注解、未被翻譯的詞語、交匯語言、句法融合、語符轉換和俗語音譯都作為后殖民寫作的手段被運用，證明了英國英語文化與被殖民地文化之間的間隙。這種間隙在跨文化文本中的保持，對于發揮其種族功能具有深刻的重要意義。對于間隙的探索并接受間隙，這對于后殖民作家的挪用策略至關重要。

在第三章中作者分析了文本重置在后殖民寫作中的作用及意義。通過對寫作權力的挪用，后殖民話語抓住了強加于己的邊緣性，使雜糅性和融合性成為定義文學和文化的依據，并提出交叉"邊界"的合體是經驗的真正實體。對后殖民文本進行癥候式閱讀，可以描述后殖民寫作的三大重要特征：后殖民聲音在帝國中心的失聲和邊緣化；對文本內部帝國中心的廢棄；以及對中心語言和文化的積極挪用。作者通過分析路易斯·尼柯西的《配種鳥》得出國家對交流手段的掌控是鉗制個體聲音的辦法，小說置身于反抗和摒棄的話語之中，提供了通過靜默進入南非殖民意識的例子。通過對奈保爾的《模仿者》的分析得出由于否認后殖民經驗的自身價值又阻止后殖民文本書寫那種特定類型的經驗，后殖民作家陷入了模擬和仿效的世界，因為他被迫去寫那些與后殖民重要經驗有隔離感的素材。而米歇爾·安東尼的《桑德拉大街》表明依據中心授權的真實性來對經驗進行分類，這一過程以犧牲那些被貶到帝國邊緣的經驗為代價。為了實現對闡釋和交流手段的掠奪和掌控，許多后殖民文本通過“重寫”經典故事的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使用對抗性論述的策略，重新進入西方認知論的最原始基本點，把帝國話語強加于世界其它地方的行為合理化的理念和過程結構了。

語言和文本的挪用，導致理論的論述。因此，在第四章作者探討了后殖民地區的本土理論構建。每個地區都具有各自獨特的特點，因此所采用的理論都有所差異。然而它們在抵抗殖民時，首先都要尋找自己的文化。印度本土文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其本土理論早在殖民入侵前就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后殖民理論家們所困惑的是如何將本土美學傳統運用到現代批評上。非洲地區塞薩爾及森各等人建立的"黑人性"概念，強調非洲的文學、文化傳統的特性成為黑人文學的基礎。美國、澳大利亞等歐洲白人僑居地區在本土理論建構上還必須處理殖民地的本土居民和外來殖民者的關系。然而，后殖民經驗在與當代理論進行結合時，出現斷裂和不符合的現象。作者認為非洲文化的引進直接啟發了歐洲現代主義，這種啟發不僅僅是提供了材料和靈感，而是打破了歐洲中心的藝術的普遍性，使得歐洲藝術家開始質疑歐洲藝術原則。

當代后殖民文學及理論不再是對歐洲模式的簡單模仿和運用，而是充滿了互動和挪用，并且質疑和顛覆歐洲中心話語。由于后殖民文學的雜糅性，它的重構只能在中心與邊緣的關系中獲得。后殖民理論由此轉向對后殖民文學的關注和研究，挖掘后殖民文學如何在中心和邊緣的力量中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