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德里達的解構翻譯思想

摘 要：解構主義思想與翻譯理論的諸多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并且對翻譯過程中理論問題的理解有著重大意義。德里達通過對“延異”、“印跡”、“撒播”等核心概念的闡述，創造性地構建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本文對在解構主義觀照下的翻譯本質、標準和譯者任務做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和評析。德里達的翻譯觀顛覆了之前的翻譯思想，取得了革命性的影響。

關鍵詞：德里達；解構主義；翻譯研究

作者簡介：牟瑩瑩（1991-），女，壯族，廣西南寧市人，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翻譯學。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21--03

1.前言

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是20世紀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國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法國著名的哲學家。作為解構主義哲學的代表人，他的思想在上世紀60年代后掀起了巨大波瀾，成為歐美學術界最具爭議的人物?！秾懽髋c差異》、《論文字學》、《播撒》是奠定他一生學術基礎的三部著作。德里達的理論動搖了整個傳統人文科學的基礎，在文學、哲學、美學和文藝批評等領域產生了轟動性的影響。翻譯是與上述領域密切相關的新興學科，當然也深受影響。

解構主義思想與翻譯理論的諸多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并且對翻譯過程中理論問題的理解有著重大意義（Gentzler，2004：146）。德里達自己也認為解構主義思想和翻譯是緊密相連的。德里達的所有寫作，都持續圍繞著與翻譯可譯性或不可譯性相關的問題。對于德里達，所有哲學都以翻譯概念為中心：“翻譯或可譯性問題即哲學的起源”（Derrida，1985b：120）。傳統的翻譯思想向往一個統一的原本，將原文和原作者看做高高在上的權威。德里達通過對“延異”、“印跡”、“撒播”等核心概念的闡述，化解了二元對立的暴力等級關系，也創造性地構建了一種新的新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德里達的翻譯觀顛覆了之前的翻譯思想，取得了革命性的影響。本文將主要闡述德里達的解構翻譯思想，并加以評述，以及分析其現實意義。

2.理論溯源——對結構主義的挑戰

德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on）概念衍生于海德格爾的Destruktion（解構）概念。該詞在德文中具有從本質上、結構上進行毀滅、摧毀、搗毀之義。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解構本體論的任務”，試圖利用Destruktion來克服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尼采一直占統治地位的形而上學?？墒?，雖然海德格爾提出了“解構”的概念，但只是觸及了對傳統本體論進行解析過著批判的可能性。受尼采、胡塞爾、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思想的啟迪，德里達成為一個反叛傳統，解構舊解構，創造新體系的思想家。

德里達認為，西方人學科長期被“邏各斯中心論”、“聲音中心論”、“在場的形而上學”所主宰。解構的基礎是結構。索緒爾在其結構主義語言學中強調語言是一個完整的符號系統，各成分之間存在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關系，正是這種關系構成語言的結構。有序的結構主義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都是主流。解構主義在與結構主義的抗爭中，試圖以解構消解結構，以書寫抵抗語言，以缺席代替在場，以互文性代替模式，以差異代替同一，以無中心反中心，以游戲攻擊縝密系統，顯出自己的特性。這樣，以前許多對立的概念，如概念與感知、直覺與理智、必然與偶然、內容與形式、現實與虛構、中心與邊緣等就都被顛覆了。解構主義對立的差異和概念的不確定性回到本源，革命性地指出結構存在不穩定性、不對應性和假定性，打破了從康德到索緒爾以來的“概念的牢籠”。

邏各斯中心主義是一種語音中心主義的體現，即表音文字的形而上學（Derrida， 2005：3）。傳統的觀點認為，聲音先在與文字，因為聽到聲音時人是在場的，而閱讀文字的時候，作者并不在我們身邊，即不在場。聲音是優于文字的，文字是位于第二級的附庸。但德里達認為，說話者的在場并不能保證言語意義的穩定性，而文字書寫著的不在場恰恰給文本提供了無限可能性。聲音與文字的地位應該顛倒。德里達看來，邏各斯中心論作為結構主義的核心概念，是認為的假設，不存在的。結構主義屬于核桃式，外層是桃，中間有核；解構主義屬于蔥頭式，層次打開，無核無心，或由一層層蔥皮組成（劉軍平，2009：2）。簡言之，解構主義及解構主義者就是打破現有的單元化的秩序。運用現代主義的語匯，卻顛倒、重構各種既有語匯之間的關系，由此產生新的意義，用分解的觀念，強調打碎，重組，疊加，重視個體，部件本身，反對總體統一而創造出支離破碎和不確定感。

3.德里達對意義觀的解構

3.1延異（différance）

延異是德里達解構主義翻譯觀的切入點。它是德里達自造的一個新詞，指示不在場的東西（語言），借此質疑任何基于在場（presence）來決定存在（Being）的本體方法論。法語詞Différance衍生于拉丁動詞differre，既可表示時間意義上的推遲、拖延，也可表示空間意義上的差異。然而德里達故意將其遵循語法規則衍生的名詞形式différence寫成différance，改變一個字母，但法語發音仍然相同。意味著不同形卻同音的兩個詞的區別在言語中無法體現，只有書寫出來才能顯現其差別，意示語音和修辭表面一致下的形式和理論的混亂、脫節，意味著無聲的信息或意義的丟失。這暗示了言語優先權的消失，并給予了書寫相當重要的地位。

德里達提醒道，Différance不是一個概念，甚至不能算通常意義的一個詞，我們不能將它定義為什么，因為它是確定意義的條件，它的運動或游戲的結果便是意義。延異代表著延宕（deferring）和差異（differing），一個沒有盡頭，無確切指稱或特定功能的游戲。這不是一種有限的差異，是一種無限的差異，是差異的游戲（play of difference）。德里達用“游戲”一詞表示一個能指最終可表達任何事物，即有無數種意義的可能。Play并不僅表示意義是頑皮的，還表示這過程是種運動和語言表達的過程。所有語言，都通過該系統的運動（或差異的游戲）而產生。因為意義必誕生于延異之后，正如巴別塔的故事警示的那樣，意義不可能誕生于純凈的，完全統一的源頭中（Davis，2004：15）。語言持有差異，差異保持語言。文本和語言的意義因差異而存在。延異否定了意義的普遍性，文本的恒定意義讓位于流動的意義，由此翻譯是一個修改、置換、推遲原文意義和命名的過程。德里達認為，詞語的多義性證明翻譯是一種延異運動，翻譯本身就是實踐著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差異，彰顯和揭露這種差異就是翻譯。不能翻譯出來的語義就是差異，語義的本質只有在具體語言之間的差異中才能把握，翻譯就是呈現這些被隱藏的差異。

3.2印跡（Trace）

與延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的另一重要概念便是印跡。任何“呈現”的意義元素都必與除了自身外的其他事物相聯系，因此自身意義中都帶有與過去相聯系的痕跡，且也將被有關未來元素的蹤跡所削弱。這些與過去和未來的關系常被稱為“保留特性”和“未來特性”。而印跡就是意義元素與其他事物的這種保留/未來關系（retentive/protentive relationship）留下蹤跡的地方（Derrida，1967a/1974：47，轉引自Davis，2004：15）。德里達認為所指只是一個符號，主張把所指與意義分開，其意義要在上下文中確立，沒有一成不變的意義。所指或意義所表示的不是固定不變的存在物，而是一種“印跡”，它既存在，又不存在，像幽靈一樣，既顯現，又隱藏。這里所說的印跡是永恒變化的意義中一個相對靜止的“位置”，它并非絕對的空間上的在場，且與它相聯系的其他元素往往是缺席的。如：漢語“江南”蘊含著多種意境，讀者對它的理解取決于對它在不同語境的體驗，如江南如畫的風景、美人或煙雨蒙蒙那種傷感的氣氛，這些關聯元素都是不在場的。將其譯成“Jiangnan”或The South和South of China，這些都只能作為原文的暫時印跡。Jiangnan讓人聯想到中國的南方，但又不是“江南”的在場，翻譯也未能全部將其蘊意傳達出來，這就體現了一種差異的意義，它暴露了意義的蹤跡。德里達試圖借助印跡概念，強調意義的不確定性。印跡隨著語境的變化而變化，意義也隨之發生變化。語義差異的出現即印跡的出現，它保留過去和現在。由于印跡隨著上下文變動不居，意味著翻譯的意義也由上下文來決定。譯者追尋意義并不是要發現原來就隱藏在那的東西，而是通過永無止境的差異的游戲來不斷地追尋意義。

3.3播撒（dissemination）

印跡的游戲將永遠不會在場，因為正如它的本質，若誰試圖終止它的運動并想要抓住它，它就會播撒，分離，并繼續運動，跨越到別的地方去。印跡把文本的意義導向了不確定性，撒播則把意義帶向了四面八方。撒播揭示了文本運動方式的雜亂無序，意義按照不同的方向、速度、大小、能量在播撒，猶如在土地上自由播撒種子一樣。文本的各個部分在播撒，離散，以致文本意義完全被延宕，所指在印跡中徜徉，中心消解后，解構支離破碎，沒有了語境，意義就成了無家可歸的孤兒。播撒瓦解了語義學，因為它產生了無限多樣的語義效果，以碎片的形式呈現，打撒了文本的整體意義鏈，無法形成任何意義的中心地帶。因此，解構主義認為，進入語境，重建和重組語境，如同尋找家園，是文本翻譯的關鍵所在。

經過以上討論，可以總結出解構主義的文本觀認為“文本之外無他物”，這可以說是德里達最著名的一句名言了，后來擴展為“語境之外別無他物”。表明意義無法存在于也無法提取于特定語境之前或之外，文本是語境的產物。文本是敞開的，其所指充滿了多義、非對應性，意義是流動的、延宕的，等待發現。文本的翻譯是一種轉換。德里達解構主義的意義觀為翻譯提供了全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對傳統的翻譯觀也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

4.德里達解構主義下翻譯問題

解構主義與翻譯研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研究成果自然為翻譯研究所青睞，亦或者通過研究翻譯來探討解構主義。德里達將翻譯置于相當高的地位，對于他，所有哲學都以翻譯概念為中心：“翻譯或可譯性問題即哲學的起源”（Derrida，1985b：120）。這也是為什么德里達在他的演講、采訪、著作中經常探討翻譯問題的原因。

4.1翻譯本質的解構

上文討論的“延異”、“印跡”和“播撒”事實上是德里達解構主義翻譯觀的基本思想。在他的解構主義文本觀和意義觀的基礎上，德里達質詢了作為移植、復制、重現或傳達原文意義等翻譯定義。他認為在翻譯過程中，譯語永不停歇地在對原文進行修改，延遲和重置任何可能表達的意義。翻譯猶如一條引領到某個地方的路，從門口到一個花園，或到一個城市，是一種無限擴展和延伸的狀態。從解構主義的觀點來看，翻譯就是一項在不停地掩蓋在場并阻礙一切可能意義的活動。有趣的是，對意義呈現欲望的阻礙又是意義呈現的必要條件?？傊?，翻譯可被視為一場生動的延異的運作，一個重塑原文意義同時又揭示促進且阻礙雙語交流的文本網絡的必要過程。為此，德里達更傾向于將翻譯稱作“有調節的轉換（regulated transformation）”，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將一個語言純粹的所指（即意義）轉移到另一個語言中去：

不存在純粹的差異，翻譯亦然。我們應該用轉換的概念來替代：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一個文本與另一個文本之間有調節的轉換。我們將不會，實際上也從未在兩種語言或同種語言中傳遞過純粹的所指，所指的手段只留下未觸摸的處女地（Derrida，1981：4，轉引自Gentzler，2004：166）。

翻譯是發現文本中潛在的意義，人們應更加注意其邊緣意義、隱藏意義。因此，翻譯不僅僅是意義的傳達，更主要是轉換和調節。由于翻譯意義的多義性，在不停地分解和播撒，而翻譯正是為播撒提供的場所。翻譯不僅要推翻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對應，還要建立一種被忽略了的鏈接，拓展所指的范圍。

德里達以前，翻譯的定義屬于穩定的二元對立：作者與譯者、原文與譯文。作者是主人，譯者是奴仆；原文是中心，譯文是附屬。翻譯的標準建立在后者對前者的忠實上，即所謂的等值。德里達的調節和轉換不僅發生在語際翻譯，也發生在語內翻譯，這意味的原語本身也是一種翻譯。這種翻譯定義推翻了人們對等值的看法，創立了一種新的翻譯理論模式。

4.2譯者的任務

譯者的任務，德里達認為，就是保持語言的生命力。譯者轉換原文實質是在賦予其生命，讓原文得以存“活”下去，獨立于作者“活”下去，且“活”的更長久更好。原本通過改變、轉換而得以生存，從而也在逐漸成長和成熟。在翻譯過程中，不僅原文本，連語言也得到了新生。德里達將譯作翻譯比喻為“孩子”，而非復制的“產品”。沒有譯文，原文就無法存在，原文作為一種靜態文本，只有翻譯的參與，調節和轉換原文，原文才可能投胎轉世，推陳出新，在新的語境中成長、發育成熟和再生（劉軍平，2009：4）。因此，翻譯對于解構主義來說，是個不斷孕育新生命，使語言成長的活動，是極其重要的。譯文甚至比原文更富有生命力，超越原作者的范圍。

由此，譯者的角色從模仿復制原文，提升到了確保和延續原文生命力的重要角色。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原文的指意方式通過譯者傳遞到譯文中，促使其與目標語中不同的指意方式相互碰撞，在這種碰撞中，語言的新苗也在慢慢地生根、發芽。譯者要體現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而不是抹殺這種差異。只有語言間存在差異，各種語言才會相互吸收，各自成長，得到生命的延續。由此，譯者的創造性和主體性獲得了充足的發揮空間，譯者的地位也得到相當高的認可和很大提升。

4.3確當翻譯（relevant translation）

對于翻譯的標準問題，德里達提出確當翻譯，即譯文與原文實現最確當的對等（relevant equivalent），譯文所使用的語言是最正確，最貼切的，最中肯的，最適當的，最恰到好處的，最明確的，最地道的，等等（Derrida，1999/2001：177，轉引自Davis，2004：99）。交流資源被最優化，也就是語言達到最大可能的確當。實現最佳確當性意味著對原文的解讀要以最少話語就能夠產生適當的語篇效果。要達到這樣的標準，德里達指出要遵循經濟原則，需要同時實現翻譯的質和量，但這兩個要求往往是相互矛盾的?！百|”要求用盡量貼切的語言和最恰當的表達，最適宜的意思將原文信息轉換到譯文中。這樣，翻譯才有可能全然地、徹底地解釋原文的一切意義、內涵和外延等。然而這樣就違背了“量”的要求?！傲俊币笞g文和原文實現等量對等，包括所有的轉述、解釋、闡述、分析等?！百|”和“量”往往很難兩全。如要對原文中的某一晦澀難懂的文化術語加以注釋分析，以填補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該翻譯實現了確當表示意義，但違背了同等數量的要求。因此，譯者只能盡量在注意“質”的同時，盡量控制篇幅字數。

他和其他一些后現代理論家一樣，不相信絕對準確的翻譯，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對于另一些事物的，正如上文所討論的，任何譯者都不可能窮盡原文的所指。所以，在他開來，絕對“確當的”翻譯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如果盡了最大努力，相對“確當的”的翻譯還是有可能的。不難看出，德里達并不反對標準，他所規定的上述翻譯標準顯然是一種很高的甚至是理想化的標準。按照解構理論的原則，真理是不可窮盡的，你盡可以說你已經接近了真理，但卻不可說你已經掌握了絕對的真理。毫無疑問，這種真理的相對性也為譯文的不斷修改和更新鋪平了道路，為文學名著的重譯提供了理論依據（王寧，2005：46）。

5.結語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思想跨越語言和文化疆界，質疑了意義不變的神話，我們用解構的方式閱讀文本和翻譯文本，文本的意義就會打開，里面的東西不斷溢出，外面的東西不斷加入，意義相互交織，原文獲得新生，語言也增添了活力。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思想沖擊了傳統的翻譯研究，促使人們對包括解構理論在內的既定理論模式持有一種批判和質疑的態度，最終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建構。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德里達的解構思想在建構方面明顯不足。在意識到了意義的多義性和不確定后，對原文進行解構之后，德里達并沒有給出具體實際的翻譯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事實上，他的解構翻譯理論也是高度的抽象化，雖然讓人們有了新的思維方式，重新審視原文和譯文，重新理解和對待翻譯問題，但其理論，如“延異”，“印跡”等概念還是建立在一個相對理想化理論化的狀態，他帶領我們發現了翻譯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卻又沒有給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和方法。

因此，無論是什么樣的翻譯理論或者是別的什么學說，都很有必要以批判的態度對他們加以分析，而不應該毫無懷疑地加以接受，使自己成為傳聲筒。翻譯理論的建設還是應該立足于我們自身的文化起點，才會出現成長的希望（蔡新樂，2001：61）。在翻譯界，德里達解構主義翻譯觀的價值和在翻譯實踐中的應用意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需要被充分消化和吸收。

參考文獻：

[1]Davis，K.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FLEP， 2004.

[2]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Shanghai： SFLEP， 2004.

[3]蔡新樂. 從德里達的翻譯思想看理性主義的翻譯理論建構[J]. 中國翻譯.2001（4）：61.

[4][法]雅克·德里達著，汪堂家譯.論文字學[M].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5]劉平軍. 德里達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六個維度及其特點[J]. 法國研究. 2009（3）：2-5.

[6]王寧. 德里達與翻譯理論的解構——悼念一代翻譯理論宗師德里達[J]. 中國翻譯.2005（1）：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