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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洋貿易研究述評

2016-08-02 12:10聶文靜
卷宗 2016年6期
關鍵詞:研究述評明代

摘 要:研究明代海洋貿易對于進一步認識明代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對明代的海洋貿易進行研究,通過文獻調查發現,當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明王朝的國家貿易政策、制度和機構方面,主要包括海禁政策、隆慶開關、市舶制度、朝貢貿易、海關稅制演進、外貿立法、貿易機構和人員設置等方面的研究;明代海外貿易的發展狀況方面,主要包括貿易進出口產品、貿易口岸、貿易目標地區等方面的研究;明代海外貿易的影響方面,主要包括白銀流入、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資本主義萌芽、海外移民與物種傳播等方面。在分析和歸納了當前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對當前研究進行評述,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促進對明代海洋貿易研究的深入。

關鍵詞:明代;海洋貿易;研究述評

1 明代的國家貿易政策、制度和機構

(一)貿易政策

1.海禁政策

明朝建立初期,為抵御倭寇,維護海疆穩定,統治者制訂了海禁政策。安峰[1]以時間為序,分明前期、明中期、明后期三個階段對明代海禁政策進行論述:明代前期(洪武—永樂)是海禁政策的確立時期,明代中期(洪熙—嘉靖)的海禁政策的發展時期,明后期(隆慶—崇禎)是海禁政策的松動時期。晁中辰[2]研究認為,明代禁止的范圍僅限于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并不禁止外國來華貿易,實質是一種由官府壟斷海外貿易的政策。陳學文[3]研究認為明代海禁最嚴格的時期也是倭寇最猖獗的時期,海禁政策松動的時期匪患也相應較少,倭寇之患在一定程度上是海禁政策抑制了正常的貿易需求。張緒慶[4]以海上走私活動為切入點進行研究,認為明宣德以后,我國東南沿海一帶出現了走私貿易,其貫穿于整個明中期,并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發展起來,在明嘉靖時期,成為了對外貿易的主要形式。這是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的特殊現象,它是明朝社會經濟發展與國家海禁政策相沖突的產物。黃挺指出受海禁影響,潮州社會自正德嘉靖年間發生極大變化,對明代潮州的社會狀況、經濟結構,乃至文化風俗等等方面的變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盧平分析了明代對外政策影響下福建海外貿易的三個階段的發展及其特點。李未醉、李魁海認為海禁嚴重影響中暹經貿關系,弛禁后其得到迅速發展。

2.“隆慶開關”

1567年隆慶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這是明代對于民間私人海上對外貿易的一次重大的政策變革。許多學者對“隆慶開關”進行了專門的研究,王丹認為“隆慶開關”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使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比較全面的開放局面。施瀚文認為“隆慶開關”只是政策和制度上的這種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調整,仍有著諸多管理和限制,開放的月港也只是一處小港口,但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至此畢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就被視為合法經營。隆慶開放使民間私人海外貿易擺脫了走私非法境地,開始有條件地公開進行和較為正常地發展,并迅速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貿易制度機構

1.市舶制度

市舶制度發源于隋唐,確立于宋代。朱元璋在即位的前一年(吳元年1367年),在太倉黃渡設立了市舶提舉司,俗稱“六國碼頭”。洪武三年二月(1370年),因太倉離南京太近,“海夷狡詐無常,迫近京師,或行窺伺,遂罷不設”。張振認為,撤銷太倉市舶司的原因是基于新生政權安全的考慮,將海外貿易由行政機構管理轉為軍事機關管理,原來正常的貿易活動并未被禁止。

到了明成祖時期,明朝國力有所恢復,派鄭和七次下西洋,大力招徠海外諸國入明朝貢貿易,恢復了寧波、泉州、廣州三處市舶司,永樂六年(1408年)六月,又在剛剛平定的安南,設立了交趾市舶司。陳尚勝研究認為明代統治者在“海禁”祖訓的體制下,對恢復和發展市舶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包括增加了市舶司的數量,擴大市舶司的權限,整頓對市舶司的管理,裁撤市舶宦官由海道副使兼領市舶事務,對海外貿易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然而也有不同的觀點,李金明則認為,明代的市舶制度與宋元時期具有顯著的不同,已經成為明朝統治者實行海禁、扼殺海上私人貿易、對外貿實行控制和壟斷的工具,因此不能把市舶司的設置看成是海外貿易的發展,否則就無法解釋明代后期海禁部分開放,準許私人出海貿易后,市舶司反而被停罷或者職能上發生轉變。

2.朝貢貿易

在“海禁”的條件下,國家官方壟斷海上對外貿易,形成了來自海上的朝貢貿易制度。趙軼峰研究認為朝貢制度下的官方貿易機制,主要體現出當時中國并非孤立立國,進一步指出明代中國不是封閉的社會,應歸納為有限開放的社會,這種有限開放性是當時中國帝制農商社會基本特質在對外關系方面合乎邏輯的體現。魏華仙從機構設置的角度出發,研究認為為了適應朝貢貿易的需要,明代政府專門設立了會同館,對于貢使從吃、喝、穿、住到看病、交易等方面給予照顧,以體現天朝大國“懷柔遠人”,其目的是彼此相安。同時明朝統治者也對海外諸國朝貢貿易作出了限制,采取封閉自守政策,從而妨礙了中國人對海外世界的認識。戚暢從“海禁”和朝貢貿易的關系出發,歸納出當前研究中關于二者關系的兩個主要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明朝實施朝貢貿易與海禁的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持這類觀點的學者并沒有將朝貢貿易和海禁聯系起來詳加分析。第二種觀點認為明代朝貢貿易政策的建立主要是為了配合明朝海禁政策的實施。從這個角度來說,朝貢貿易只是明王朝海禁政策的補充。晁中辰在其研究中也特別指出,朝貢貿易的實質是明廷推行海禁政策的一部分。

3.海關稅制演進

明代對于海外貿易的稅收征收標準也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完善。晁中辰研究發現:明朝初年設市舶司,后設督餉館,實際上是近代海關的前身。隨著西方勢力的東漸和世界市場的逐步形成,明朝海關從無稅到有稅,從實物稅到貨幣稅,不僅反映了明朝海外貿易政策的變化,而且反映了典型的封建性海關向近代海關的過渡。

4.外貿立法

無論是官方的朝貢貿易還是私人海外貿易的開展,都需要制度和規范,逐步形成了明代外貿法律體系。張振通過研究明代市舶立法認為,明朝的市舶立法內容主要包括三個部分:朝貢貿易部分、以嚴禁私人海外貿易為核心的海禁部分以及中后期有限度的開放私人海外貿易的部分。其立法體系可分為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兩大部分,各有不同的側重點。凌文峰的研究將明前期外貿經營管理法主要分為三塊,即外貿經營主體管理法,貨物進出口管理法,進出口貨物交易管理法。并從中總結出了明前期外貿法的不穩定性、不平等性的特點。郭婕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并結合明王朝外貿政策的階段性,將明代的外貿法歸結為朝貢貿易制度、市舶司制度、海禁政策和明代后期的餉稅制度。

5.貿易機構和人員設置

明代海外貿易的管理機構不斷地發展演化。從市舶司到設立的督餉館,反映出了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上層建筑設置的不斷調整。牙行是明代開展對外貿易的重要中介機構,高葉華研究發現,明代對外貿易過程中其主導地位的是官牙,官牙對海外貿易的壟斷使明朝政府從中獲取了高額利潤。但這種行政管理權和經營管理權集于一身的管理模式,其弊端也顯而易見的。除此之外明代為適應朝貢貿易需要,還設立了商務服務機構會同館,負責為外來客商提供各類服務。張云飛研究認為,明代會同館的設置,促進了明朝與周邊各國的交往,也促進了明代的海外貿易,有利于明朝政權的穩定與經濟發展,它還有助于增進周邊地區對明朝禮儀文化的了解等。但是明朝會同館設置的局限性,它由于受當時明朝對外政策的影響,職能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2 明代海外貿易的發展狀況

(一)貿易主要出口產品與舶來品

1.主要出口產品

一些學者的研究特別關注明代海外貿易中的商品。明代出口的產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鐵器等。朱鵬認為明代前期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主要以絲綢貿易來實現并一直保持出口優勢,通過明代至清前期廣東絲綢貿易的品種、范圍、規模以及組織管理等方面論述了海上絲綢貿易對廣東社會的影響及其自身的不足。許艷青分析了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中、以及殖民者東來后的金屬貿易情況,以此揭示明代中國以金屬商品為媒介融入世界市場的過程及貿易影響。葉文程認為,鄭和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明代對西方的瓷器貿易。章傳政重點研究了明代我國茶葉的外銷問題。鄭麗虹認為“蘇式”工藝依托海外貿易對日本等國家產生深刻影響,同時相互交融獲得自身進步。

2.主要進口產品

明代進口商品的種類也較為豐富。劉軍研究認為,明代進口的產品主要有香料、兵器和銅礦石等。其中作為消費品的香料的進口,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嚴小青、惠富平分析了鄭和下西洋背后香料需求的動因及香料朝貢貿易的影響。李曰強 指出明代中國在東亞貿易中大量進口胡椒,使胡椒由奢侈品變為日常用品。

(二)主要貿易口岸

明代海外貿易所依托的港口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針對這些明代主要港口的研究也比較多。陳自強研究了明代最早的正式對外開放的港口月港,研究了其貿易航線、商品內容和商人結構,并認為漳州月港是我國明代東南沿地區海外貿易的中心。徐曉望從東南沿海港口發展的歷程為切入點,考證出了月港、安平港以及廈門港相繼崛起的過程。魏獻策也是基于這一視角,通過對比研究,揭示了福州港興起并取代日漸衰落的泉州港的原因。王慕民 從朝貢貿易與民間貿易兩個方面論證寧波在明代海外貿易中的地位,并分析了兩種類型的貿易發生轉換的原因,指出海禁政策與明代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矛盾加劇引發了嘉靖“大倭亂”。有謝必震、李金明王元林考證了明代廣東貢舶貿易港的位置。王慕民研究了雙嶼港在明代海上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并考證出雙嶼港的具體位置應在舟山六橫島西側。陳明德從經濟、地理位置、商人構成以及管理等方面探討了市舶司由泉州移向福州的原因及影響。李慶新指出屯門地區是明代廣東海上對外貿易的主要區域,在明代形成了“南頭體制”。樂承耀揭示了在明朝政府輪番實行“通”和“禁”的政策使寧波海外貿易受挫的情形下,寧波地方政府運用行政權力私縱民間海外貿易和與商人權錢交易的史實。周莉萍認為浙江在明代初期海外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對中朝貿易、中國與南洋諸國貿易起了重要作用。劉強、王元林、劉強重點研究了明代潮州地區海外貿易的基本狀況。

(三)海外貿易主要目標地區

從整體角度考察明代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海外貿易的研究主要有:和洪勇通過研究明代時期對東南亞地區的貿易,論述了明朝前期對東南亞以朝貢貿易為核心的開放措施。湯開建、彭蕙研究了明代中國與爪哇滿者伯夷王朝之間的貿易交往及其經濟文化影響。趙中男、于虹 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宣德時期中國與朝鮮、日本和東南亞的朝貢貿易。高艷林論述了中朝兩國長期的貿易聯系和互相了解情狀。田渝分析了明代中國與暹羅的貿易,認為明代中暹之間的貿易具有朝貢與自由貿易并存的特點。李曰強 分析了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認為明代前期以朝貢貿易為主,到了后期則以私人海外貿易為主,這加速了明代白銀的流入和白銀貨幣化進程。何瑞軍研究了明代中日之間朝貢貿易發展狀況。石堅平則重點探討卷入世界貿易體系之后的中菲貿易所呈現出了其不平衡和不穩定特點。

3 明代海外貿易的影響

明代正值歐洲國家在新航路開辟之后對亞洲積極殖民擴張和貿易的時代,歐洲殖民擴張加強了全球經濟聯系,也拖動中國深深卷入了全球性貿易體系之中,對中國經濟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白銀流入與銀本位制

梅新育認為明代在對外貿易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明代中期貿易順差和套匯使大量白銀流入,為建立白銀本位制提供了必要條件。

(二)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

馬崇坤研究了中日之間的茶葉貿易,帶來的茶文化的交流。劉玉靜從農業發展史的角度出發,研究了明代海外貿易過程中中外農業科技文化交流。鄒云保以菲律賓為例,研究了明代中國與東南亞地區貿易往來過程中的文化交流。張廷茂以明代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澳門為研究視角,研究了明代海商貿易與東西方文化交流。王冬青探討了西方人在明代朝貢貿易體系下入華策略的調整和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影響。明代海上對外貿易開展的過程,也是西方宗教積極向海外擴張的過程,西方傳教士來華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和貿易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王薇研究了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國情的調查,使西方對中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譚雅昕以利瑪竇為例,研究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跨文化傳播宗教和西方文化。同時,中國農耕文明的傳統文化也在積極向外傳播,對西方的文學藝術和審美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資本主義萌芽

明代海外貿易的開展,在農耕文明為主體的經濟體制中,催生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唐力行以明代徽州海商為對象展開研究,認為嘉隆年間的“倭寇”不同于萬歷年間的真正倭寇,所謂倭寇海盜實際上是不顧封建地主階級的海禁,出海從事正常貿易的無以為生的農民、市民及各階層的人民?!百量芎1I”是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已經生長的重要體現。晁中辰分析了明代海外貿易發展,白銀大量流入,對于私人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重要作用。晁中辰研究了隆慶開放后與中國資本萌芽的關系,認為隆慶開放后,私人海外貿易得到迅速發展,海外市場得到拓展,白銀流入促進資本原始積累,催生資本主義雇傭生產關系。

(四)海外移民與物種傳播

海外貿易促進了人口的跨國流動和物種的傳播。李金明闡述了由于明代后期月港部分弛禁,私人貿易發展而形成一股海外移民浪潮。郭麗珍研究認為明代后期南洋華僑在中國海商、南洋土著和歐洲殖民者之間的貿易中充當中介,而這個群體的壯大也與明代海外貿易發展密切相關。劉重日指出自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進入澳門打破傳統海上絲綢之路傳統格局,促進澳門繁榮和明中后期海外貿易發展。

明代也是海外物種傳入中國的重要時期。王雙懷研究發現明代中后期,華南地區與海外諸國的聯系較為密切。在這種情況下,海外的一些作物也逐漸傳入華南。明代從海外引入華南的糧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這些作物的引進,是華南農業史上的大事,對華南農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并進一步影響到整個中國農業。黃福銘具體研究了明代番薯傳入中國并擴大種植的過程,以及產生的重要影響。曹玲研究了美洲高產糧食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傳入、傳播及其影響。

4 結語

綜上所述,當前我國學者對于明代海上對外貿易的研究比較全面,各個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涉及,取得了一些列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還存在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是研究思路與渠道單一,研究只結合我國的相關歷史資料,并未結合外國的相關研究成果;第二,重視對出口的研究,對進口的研究較少,比如在對明代進出口商品的研究中,對出口產品的研究較多,對進口產品的研究較少;第三,對于明代海上對外貿易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方面的研究不夠深入,很多研究只停留在淺層次,研究的視角單一;第四,對明代海上對外貿易目標地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周邊地區,而且這些地區都是朝貢貿易與私人貿易并存,而對與西方的海上貿易研究較少,也不夠深入。

參考文獻

[1] 安峰. 明代海禁政策研究[D]. 山東大學, 2008.

[2] 晁中辰. 論明代海禁政策的確立及其演變[A]. 中外關系史論叢(第三輯)[C], 1987.

[3] 陳學文. 明代的海禁與倭寇[J].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83(01).

[4] 張緒慶. 試論明中期的海外走私貿易[D]. 云南師范大學, 2007.

作者簡介

聶文靜(1989-),女,山東濱州人,中國海洋大學2014級碩士研究生。專業方向: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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