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性質、政府補助與企業盈利能力
——基于機械、設備及儀表上市企業的實證檢驗

何紅渠，劉家禎

（中南大學商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產權性質、政府補助與企業盈利能力
——基于機械、設備及儀表上市企業的實證檢驗

何紅渠，劉家禎

（中南大學商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摘要：以我國機械、設備及儀表行業的177家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基于2009—201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借助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不同產權性質視角下政府補助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政府補助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具有“補弱”效應，政府補助強度和政府補助傾向均與盈利能力負相關；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更有可能獲得政府補助，但與非國有企業相比，政府補助對國有企業資產報酬率和盈利可能性的負向影響更強。這一研究結論對拓展企業盈利能力的研究視角，進一步明確政府補助在改善企業經營效率中的作用機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關鍵詞：盈利能力；政府補助；產權性質

一、問題的提出

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適當的干預機制是克服市場盲目性、確保經濟平穩增長的重要手段。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以及全球金融危機余溫未退的特殊背景下，政府補助是我國政府參與或干預微觀市場經濟運行的有效途徑之一。據統計，中國制造業產能自加入WTO以來逐年擴張，其中有將近 20％依靠政府提供的補貼經費，推動其迅速崛起，一舉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國和出口國。盡管中國已成為制造業大國，但還不是制造業強國，《中國制造2025》的出臺將改變資金技術投入不足的現狀。據《中國經濟周刊》最新統計，截止2014年6月底，有2 235家上市公司合計收到政府補助322.63億元，收到補助的上市公司數量占發布半年報公司數量的 88.1％，比2013年同期（獲得政府補助的上市公司數量為 2 183家，政府補助總金額 240.13億元）獲得政府補助的上市公司數量增加了52家，總金額同比增加34.36％。其中，民營上市企業1 182家，國有上市企業（包括中央和地方所屬）846家。另外，中注協發布的2014年上市公司年報審計快報統計顯示，在已披露年報的2 667家上市公司中有90％的企業均不同程度地獲得了政府補助。由此可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利潤中或多或少存在“水分”，政府補助甚至成為部分 ST或*ST企業“扭虧為盈”的救命稻草。作為一種國家干預手段，政府補助在上市企業中極為普遍，對整個市場的調節及宏觀經濟的穩步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然而，如此高的補助比例和補助金額究竟會對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披露質量、財務業績及盈利持續性產生什么影響，已然成為學術界和實務界迫切關注的問題。鑒于此，基于產權異質視角下探討政府補助對上市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機理，本文選取滬深主板上市的177家制造業企業為研究樣本，借助面板數據模型實證檢驗了產權性質差異和政府補助與企業盈利能力之間的關系，以期能夠拓展企業盈利能力的研究視角，對進一步明確政府補助在改善企業經營效率方面的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盈利能力是綜合反應企業的商品營銷、現金獲取、風險回避等經營環節的綜合指標，通常表現為企業獲取利潤的能力，是決定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1］從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企業盈利能力的研究來看，主要集中在企業盈利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和影響企業盈利能力的因素兩個方面。盈利能力評價是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背景下，公司股東進行所有權控制和經營權監控的需要。早期眾多學者對盈利能力評價指標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究，涌現出一系列評價方法和評價指標，例如沃爾評分法、主營業務凈利潤率指標、資產報酬率指標及銷售毛利率指標等，總體上經歷了觀察性的盈利能力評價、統計性的盈利能力評價、財務性的盈利能力評價以及戰略性的盈利能力評價四個階段。［2］在盈利能力影響因素的研究方面，SCP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paradigm）具有奠基性的地位，其思路是由市場特征假說出發，研究由此導致的企業行為，進而考察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3， 4］在此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了可持續利潤假說，從理論層面和實證檢驗研究了市場競爭與盈利能力的收斂性問題。［5-7］國內外學者對盈利能力影響因素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行業層面和企業層面。有研究認為，行業市場占有率大的企業往往憑借規模優勢和討價還價能力獲得更穩定持久的利潤［8］，企業所屬行業的壟斷能力越強，其未來的盈利持續性越強［9］。企業層面的影響因素包括資本結構、企業戰略、企業成長、企業規模、投資規模、股權結構、股價表現及公司風險等。企業的資本結構是否合理直接影響公司的經營業績，企業的盈利能力和資本結構存在倒U型關系。［10， 11］在當前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的競爭戰略中所包含的差異化戰略要素（例如低成本、市場差異化和創新差異化）越多，則更加有助于取得較高的盈利水平。［12］

收稿日期：2015-12-03；修回日期：2016-02-28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上市公司策略性信息披露的實驗與實證研究”（71372209）

作者簡介：何紅渠（1964-），男，湖南長沙人，中南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戰略與財務會計；劉家禎（1992-），男，內蒙古包頭人，中南大學商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財務會計

縱觀已有的相關文獻，國內外學者不僅從理論上對企業盈利能力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探討，也針對具體行業或企業的微觀特性進行了大量的實證檢驗。然而，這些研究大多關注行業因素和企業因素，鮮有文獻在考察企業的盈利能力時將政府干預因素納入其內，考察政府補助行為對不同產權屬性企業產生的經濟效應。據此，本文試圖彌補這一空白，在分析和揭示政府補助動機的基礎上重點考察政府補助與企業盈利之間的關系。

(一) 政府補助與企業盈利

最新企業會計準則對政府補助做了明確界定，即企業從政府無償取得貨幣性資產或非貨幣性資產，但不包括政府作為企業所有者投入的資本。政府補助是政府干預經濟的重要工具，本質是為了實現既定的政治和經濟目標，其理論依據可以追溯至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庇古稅”是在市場競爭中為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政府干預市場競爭中外部性問題的典型代表。在我國，按照具體的資金支出形式劃分，上市公司獲得政府補助的項目主要有財政貼息、研究開發補貼、政策性補貼以及無償劃撥非貨幣性資產等。不同的項目會對上市公司財務產生不同的影響，例如財政貼息將使企業的資金使用成本降低，會產生明顯的財務杠桿作用，刺激投資產生顯著的乘數效應；政策性補貼會導致企業直接獲得現金流，增強了企業的購買力。

國家對上市公司進行政府補助具有復雜的深層次動機，具體可以概括為扶持產業發展、增加就業、鼓勵研究與開發及融資、保牌和扭虧等。政府補助是政府參與企業活動的紐帶，地方政府通常給予轄區內上市公司大量的補助，以期取得證劵市場資源，帶動本地的經濟發展。［13］政府補助作為一項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影響利潤表真實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項收入，對上市企業財務信息質量和財務業績的影響不容小覷。通常政府補助會進一步增強會計穩健性較強的企業，進一步減弱會計穩健性較弱的企業。［14］已有文獻表明，政府補助并不能達到改善企業財務業績的目標，反而容易引發道德風險，企業在獲得補助以后背離政府的初衷［15］，企業內部存在利用政府補助向高管發放薪酬的行為，且并未改善企業績效，政府補助濫用反而降低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16］。政府補助可能會有效改善企業的償債能力，但政府不科學的引導反而會影響企業的規模，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業績提升。［17， 18］由此可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加劇了政府補貼的政策性風險，加之政府難于監管公司的財務狀況，所以政府部門需要設定一系列補助的標準以促進補貼資源更加合理配置。本文認為，政府補助不僅不能有效改善企業的盈利能力，反而會削弱企業的盈利能力。據此，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 1：政府補助對企業的盈利能力表現出明顯的“補弱”效果，即政府補助與企業的盈利能力負相關。

(二) 產權性質、政府補助與企業盈利

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是現代企業的典型特征，而我國企業又區別于西方經濟學中所探討的企業，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私人企業。對上市公司而言，鑒于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們根據“終極產權論”的觀點按照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的區別將其分為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控股、中央直屬國有企業控股、地方所屬國有企業控股、私有產權控股、外資公司控股、金融機構控股、以及高?？毓?。［19］關于產權性質的研究文獻中，通常簡單地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本文后續研究中也試圖承襲這一做法。從二者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來看，國有企業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誕生，并不是單純的為“經濟目標”而服務，還擔負著彌補市場失靈、宏觀調控和優化資源配置的職能；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民營企業以“利益最大化”為首要目標，其企業行為均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

現階段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國家對企業的補助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扶持之手”。［20］鑒于產權性質差異，對比分析政府補助帶給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效益成為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課題。后金融危機時代，國家對企業的補助力度進一步加大，王建紅等人實證研究了金融危機背景下上市公司為獲取政府補助而采取盈余操縱的動機，發現負向盈余操縱的企業會獲得更多的政府補貼；通過進一步對比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發現，國有企業更有可能故意盈余操縱至虧損狀態以獲取更多的政府補助，政府補助的邊際價值大大降低。［21］進一步證實產權性質對公司獲得政府補貼數量具有重要影響［22］，政府補助需要提高科學性，降低政策性風險。此外，大量文獻探討了產權性質與企業盈利能力的相關性問題。國有企業中，由于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作為國家股的投資人容易出現所有者缺位的情形，國有控股與零售企業績效呈現出顯著負相關關系，反而民營企業的績效較高。［23］學者們從產權明晰、股權結構等多角度對比分析了國有上市企業與非國有上市企業的績效，均得到類似的結論，即非國有上市公司要明顯優于國有上市公司。［24， 25］可見，與非國有企業股東的“利潤導向”相比，國有企業的股東存在產權主體缺位，對企業的監督動力和監督能力有限，表現出行政上“超強控制”和產權上“超弱控制”的狀態。［26， 27］本文擬對比研究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考察政府補助對不同產權性質上市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谝陨戏治黾凹僭O1，提出假設2：

假設 2：相對于非國有企業，政府補助對國有企業盈利能力的負向影響更加顯著。

三、數據與模型

(一) 數據描述

《中國制造2025》指出，未來十年中國將以推進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以促進制造業創新發展為主題，大力推動機械裝備等重點領域突破發展。2014年中國的裝備制造業產值突破了20萬億人民幣，位居世界之首，超過全球比重的1/3。作為制造業中的一個主要板塊，機械設備制造行業面臨重大歷史機遇。本文結合中國證監會的行業分類標準及上市公司行業分類結果，以制造業中的機械、設備及儀表行業（行業代碼C7）為研究對象，選取該行業滬深主板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考察企業產權性質與政府補助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本文共統計到包括普通機械制造業（C71）、專用設備制造業（C7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C75）、電器機械及其器材制造業（C76）、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C78）在內的 646家上市企業。為了盡可能地得到一個相對干凈的樣本，本文對異常值進行了如下處理：①為了避免企業上市對企業經營及盈利狀況的沖擊，盡可能使研究樣本的經營狀況相對穩定，剔除了2006年以后上市以及被ST、PT的企業；②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剔除了財務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③剔除了在觀測期間企業的產權性質發生變化的樣本，亦即在國有企業和其他類型企業之間不斷變化的上市公司。經過上述處理之后，本文最終得到的平衡面板數據包括177個有效樣本，樣本期間為2009—2014年，樣本觀測值為1 062個。

此外，本研究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http：//www.gtarsc.com/），有關上市公司產權屬性的數據通過巨潮資訊（http：//www. cninfo.com.cn/）獲得，并由作者手工統計獲得。本文借助EViews7.2軟件進行數據處理。

(二) 模型設計

根據已有關于盈利能力的實證文獻，我們需要分別考察政府補助和產權性質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鑒于本文利用的是短面板數據（T=6）進行估計，為了保證模型設置恰當，有效控制回歸結果與經濟現實之間的偏差，建立面板數據模型的第一步便是對模型形式進行假設檢驗，即隨機效應模型或固定效應模型檢驗。本文沿襲常用檢驗方法，先對隨機效應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根據H統計量的伴隨概率判斷應該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模型設定形式檢驗的結果表明，本文應該建立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

于是，我們建立基于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回歸方程設定如下：

其中：yit為被解釋變量總稱；Xit為解釋變量的總稱，也是本文重點關注的核心變量；Controlit為控制變量的總稱；μit為隨機擾動項向量；αi為回歸系數，α1是本文著重關注的對象，代表自變量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i=1， 2， …， 177；t=2009， 2010， …， 2014。

(三) 變量選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設定如下：

1. 被解釋變量

本文借鑒池國華等［28］、鄭海英等［29］的做法，分別將資產報酬率和企業是否盈利作為反映企業盈利能力的指標。之所以不將企業的利潤總額這一絕對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而選取資產報酬率這一相對指標，主要考慮到該會計指標具有極強的概括性，能夠涵蓋企業的盈利水平、銷售效率及生產效率。同時，借助定性指標企業是否盈利輔助考察企業的盈利能力。

2. 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包括產權性質和政府補助兩方面。參照以往文獻的做法［30， 31］，將樣本企業按控股股東的股權差異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若該企業的最終控制人為國有性質的企業、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則被界定為國有性質的企業，否則為非國有企業。政府補助是企業從政府無償取得的貨幣資產或非貨幣資產（不包括政府作為企業所有者投入的資本），主要通過搜集上市公司年報中“營業外收入”中的具體項目，包括財政撥款、財政貼息、政府獎勵、稅收返還與稅收減免等項目。本文吸收借鑒前人研究企業出口行為的方法［32， 33］，分別從相對指標（政府補助強度）和二項離散選擇指標（政府補助傾向）兩個層面來度量。

3. 控制變量

在控制變量選取上參考了趙宇恒［16］、王紅建［21］等人的研究，考慮可能影響公司盈利能力的因素，主要控制以下變量：資本結構、運營能力、財務風險水平、公司成長性、股權集中度、企業規模以及企業年齡，同時控制了表示年份的變量。具體的變量含義及其測算方法匯總于表1中。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中可以看出，樣本企業的平均資產報酬率為 6.82％，有的企業甚至能達到20.78％，考察期間絕大多數企業均能實現盈利。從政府補助指標可以觀察到，政府補助強度的均值約為2％，標準差為0.059。從控制變量的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平均企業規模在1 056 833萬元左右，資產負債率均值為59％，總資產周轉率在71％左右，平均營業收入增長率是41％，表明樣本企業具有較理想的運營能力和成長性。為了更清晰地了解國企和非國企在盈利能力和政府補助等指標方面的差異，我們將國企與非國企的均值進行了對比（見表3）。結果顯示，收集到的樣本中包括74家國企和103家非國企，國有企業的資產報酬率比非國有企業高出了1.8個百分點，且國企的盈利可能性也明顯高于非國企，說明國有企業在盈利能力方面明顯優于非國有企業。關于享受政府補貼方面，國有企業獲得政府補助的強度低于非國企，但獲得政府補助的密度要高于非國企，這說明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更有可能獲得政府的資助。

表1 變量定義表

此外，為了驗證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本文分別進行了pearson系數檢驗和spearman系數檢驗，兩種相關系數的結果沒有明顯差別。政府補助變量（INTEN、SUBSIDY）和產權性質變量（STATE）均與盈利能力變量（ROA和GAIN）表現出較強的相關性。其中，產權性質變量與盈利能力變量間相關系數的顯著性在5％以下，政府補助變量與盈利能力變量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也在10％以下。其他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檢驗也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省略表格列示。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3 國企與非國企主要指標的對比

(二) 假設1檢驗

我們將在模型（1）的基礎上根據需要變換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為了驗證政府補助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我們暫且不根據產權性質區分樣本，分別以資產報酬率和是否盈利為被解釋變量，以政府補助強度和政府補助傾向為核心解釋變量進行分析，模型設定如下：

當式（2）和式（3）中的 Xit分別為政府補助強度（INTEN）和政府補助傾向（SUBSIDY）時，依次得到模型2-1、2-2和模型3-1、3-2。此時，控制變量中包含產權性質變量（STATE），模型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中模型2-1考察了政府補助強度對資產報酬率的影響，其系數（-0.262 1）在5％的水平下負向顯著，說明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越多，反而會降低它的盈利能力。作為對照，模型3-1考察了政府補助強度對盈利可能性的影響，其負向作用程度更大，且在 1％的水平下顯著。二者的一致性結果初步表明，政府補助對企業盈利能力的補弱效應。政府補助強度是一個相對指標，反映了企業獲得補助的多少，政府補助傾向作為一個定性指標更大程度上反映企業從政府手中獲得補助的可能性。為了從不同的視角佐證政府補助與企業盈利能力的關系，進一步選取政府補助傾向為核心變量，對比模型2-2和3-2中該變量的系數及顯著性水平發現，盡管影響程度和顯著性水平均存在差異，但總體趨勢依然證實了假設 1。在控制變量中，除了產權性質、資本結構、運營能力及股權集中度對模型2和模型3具有一致性的影響外，其他控制變量對資產報酬率和是否盈利的影響負向不一致，但在同一被解釋變量模型中影響方向都是一致的。結論給了我們一個啟示，政府補助不是企業維系持續性盈利的良方，雖然依靠政府的扶持可能實現短期扭虧為盈的目的，但要保持持久盈利還需要企業內部因素驅動。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政府補助存在一定的政策性風險，容易引發“道德陷阱”。

表4 假設1檢驗結果

表5 假設2檢驗結果

(三) 假設2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產權異質視角下政府補助對企業盈利能力影響的差異，我們將樣本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樣本，以資產報酬率為被解釋變量，分別以政府補助強度和政府補助傾向為核心解釋變量，類似于模型（2），只是控制變量中不包含產權性質變量。表5列示了模型檢驗的結果。

從表5中模型4-1可以看出，政府補助強度對國有企業資產報酬率的負向影響在 5％的水平下顯著；與此對照，模型4-3中政府補助強度對非國企存在同樣的負向影響，顯著性水平略低。從政府補助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程度大小來看，政府補助強度對企業資產報酬率的負向影響（|-0.7566|）大于其對非國有企業的負向影響（|-0.0754|），這一結果從政府補助強度方面初步證實了假設2。模型4-2和4-4從政府補助傾向對假設2作了驗證，結果與政府補助強度一致，且顯著性水平更高。其他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關系如表5所示，此處不再贅述。于是，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相對于非國有企業，政府補助對國有企業盈利能力的負向影響更加顯著。

(四) 進一步檢驗

在假設2檢驗中，我們根據產權性質差異使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進行回歸分析，為了避免兩個子樣本因為樣本量和標準差的差別而給估計結果帶來誤差，本文根據是否是國企的虛擬變量，在模型中加入政府補助強度與是否是國企的交互項、政府補助傾向與是否是國企的交互項，使用所有樣本進行回歸分析，模型5-1、5-2、5-3及5-4的結果見表6。結果與表4和表5一致，說明政府補助確實對企業盈利有著負向影響結論具有穩健性。

表6 進一步檢驗結果

五、結論及政策啟示

在本研究中，使用國泰安數據庫2009—2014年有關機械、設備及儀表上市公司的數據，基于研究假設，借助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政府補助和產權性質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研究表明：①國有企業獲得政府補助的強度低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更有可能獲得政府的資助；②政府補助對企業的盈利能力具有補弱效應，政府補助強度和政府補助傾向均與盈利能力呈負相關關系；③與非國有企業相比，政府補助對國有企業資產報酬率和盈利可能性的負向影響更強。本文的研究結論告訴我們，由于企業存在道德陷阱，政府補助產生的經濟效應違背了國家扶持企業的真實動機，政府補助存在政策性風險。

針對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啟示：第一，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政府補助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均具有扶持和導向作用，政府應該轉變觀念、遵循市場規律，尤其是在資本市場全球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政府應從保護投資者的視角出發，減少行政干預，營造一個相對公平的市場環境。第二，“十三五”期間是我國從工業大國邁向工業強國的關鍵時期，目前仍然面臨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核心技術缺乏、增長方式粗放等問題，企業克服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減少對政府的依賴，自身不斷提高生產率、降低單位成本，確保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獲得比較優勢、提升獲利能力；同時，國家應該更多地在政策上對民企和國企給予同等的政策傾斜。第三，政府補助是政府援助之手的直接表現，政府補助是國家預算體系的重要板塊，國家應該提高該項資金的使用效益，企業需要充分發揮該項資金的效應，獨立第三方進行審計時應慎重對待政府補助對企業盈利質量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Darush Y， Mattias N. The bankruptcy determinants of Swedish SMEs ［J］. Institute for Smal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 2008，11（5-7）： 1-14.

［2］ 王元芳. 我國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行業差異的實證研究［D］. 黑龍江： 哈爾濱工業大學， 2007.

［3］ Bain J S. Relation of profit rate to industry concentration：American manufacturing， 1936—1940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1， 65（3）： 293-324.

［4］ Brozen Y. Bain's concentration and rates of return revisited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2（14）： 351-396.

［5］ Muller D. The persistence of profits above the norm ［J］. Economica， 1977（44）： 369-380.

［6］ Baumol W， Panzar J， Willing R.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7］ Maruyama N， Odagiri H. Does the “persistence of profits”persist？” ： A Study of Company Profits in Jap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2（20）： 1513-1533.

［8］ Jacobsen R. The persistence of abnormal return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9（5）： 415-430.

［9］ 張景奇， 孟衛東， 陸靜. 我國企業盈余可持續性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 EBO模型的我國上市公司實證數據［J］. 管理評論，2010（3）： 122-128.

［10］ 楊遠霞. 現金持有量與盈利能力關系的實證研究［J］. 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6）： 22-28.

［11］ 許玲麗， 張復杰. 房地產上市企業盈利能力與資本結構的異質性關系研究——基于動態面板分位數回歸視角［J］. 上海經濟研究， 2015（5）： 119-127.

［12］ 莫長煒. 競爭戰略要素及其組合與企業盈利能力的關系［J］.經濟管理， 2012， 34（12）： 40-50.

［13］ 唐清泉， 羅黨論. 政府補貼動機及其效果的實證研究——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金融研究， 2007（06A）： 149-163.

［14］ 崔也光， 于鵬， 付明巖. 政府補助會影響會計信息穩健性嗎？［J］. 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5， 36（3）： 127-135.

［15］ Bernini C， Pellegrini G. How is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in private firms affected by public subsidy evidence from a regional policy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9（41）：253-265.

［16］ 趙宇恒， 孫悅. 政府補助： 補助了企業還是高管［J］. 現代財經，2014（10）： 15-25.

［17］ Beason R， Weinsteinllo D E. Growth. Economics of scale and targeting in Japa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5）： 286-295.

［18］ Van Tongeren. Microsimulation of corporate response to investment subsidies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1998（20）：55-75.

［19］ 劉芍佳， 孫霈， 劉乃全. 終極產權論、股權結構及公司績效［J］.經濟研究， 2003（3）： 51-62.

［20］ Frye T， Shleifer A. The invisible handand the grabbing hand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2）： 354-358.

［21］ 王紅建， 李青原， 邢斐. 金融危機、政府補貼與盈余操縱——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管理世界， 2014（7）：157-167.

［22］ 孔東民， 劉莎莎， 王亞男. 市場競爭、產權與政府補貼［J］. 經濟研究， 2013（2）： 55-67.

［23］ 安維東， 張莉艷. 產權性質、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分析——基于零售行業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商業經濟研究，2015（14）： 92-94.

［24］ 董梅生， 李致平. 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J］.安徽工業大學學報， 2005， 22（1）： 76-80.

［25］ 王鳳榮， 羅光揚. 產權所有制與公司績效的實證研究［J］. 山東大學學報， 2006（5）： 78-85.

［26］ 張維迎. 所有制、治理結構及委托-代理關系［J］. 經濟研究，1996（9）： 3-16.

［27］ 白重恩， 劉俏， 陸洲， 等. 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證研究［J］. 經濟研究， 2005（2）： 81-90.

［28］ 池國華， 楊金， 鄒威. 高管背景特征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研究［J］. 會計研究， 2014（11）： 67-74.

［29］ 鄭海英， 劉正陽， 馮衛東. 并購商譽能提升公司業績嗎？——來自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會計研究， 2014（3）：11-17.

［30］ 楊興全， 張照南. 制度背景、股權性質與公司持有現金價值［J］.經濟研究， 2008（12）： 111-123.

［31］ 陸正飛， 王雄元， 張鵬. 國有企業支付了更高的職工工資嗎？［J］. 經濟研究， 2012（3）： 28-39.

［32］ 蔣為， 顧凌駿. 融資約束、成本異質性與企業出口行為：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的實證分析［J］. 國際貿易問題， 2014（2）：167-176.

［33］ 吉黎， 林志威. 出口貿易與企業盈利：基于中國工業企業的實證研究［J］. 中國經濟問題， 2015（5）： 88-96.

［編輯： 蘇慧］

中圖分類號：F8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6）02-0076-08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Empirical study on listed companies in machinery,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ation

HE Hongqu， LIU Jiazhen
（Business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Taking as samples China's 177 listed companies which belong to machinery，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ation industry， and using panel data fixed effects model based on time-series data from 2009 to 2014， 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profitabi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under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property.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weakness-filling” effec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that the intensity of trend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both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fitability，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more likely to obtain government subsidies than other enterprises， an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enterprise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OA and profit possibilities is stronger. This conclusion expands the perspective of profitability and offers important guidance in improving business efficiency.

Key Words:corporate profitability； government subsidies；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