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由秦城向羅城轉變中的禮制關系探究

余　添

(西南交通大學, 四川成都 610000)

?

成都城由秦城向羅城轉變中的禮制關系探究

余添

(西南交通大學, 四川成都 610000)

禮制思想是我國古代重要的禮法制度。它全面深刻的影響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等，是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的禮法依據和行為準則。而城市選址則是一個集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地理、氣象、防災、美學等多學科、多領域的復雜問題。面對城市選址這一復雜的問題，文章從禮制視角入手，分析成都城由秦城向羅城轉變過程中的存在的人文影響因素。

禮制；城市選址；成都城

1　什么是禮制

1.1禮制的含義

“禮制”在辭海中的釋義為：禮儀制度。禮儀，即是指禮節和儀式。制度則強調將相應的禮儀標準化、程式化。禮制是我國古代重要的禮法制度，它全面深刻的影響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等，是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的禮法依據和行為準則。

1.2禮制的特征

1.2.1表演性、象征性

禮學家沈文倬先生認為：“禮是現實生活的緣飾化?！彼^緣飾化，即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陳戍國先生明確提出體現“禮的緣飾化”的三要素：禮物、禮儀和禮意。禮物，即體現差別的器物；禮儀，指使用禮物的儀容動作；禮意，由禮物和禮儀所表達出來的內容、旨趣和目的?！爸挥挟斈稠椈顒泳邆涠Y的三要素，即通過禮物、禮儀恰當地表示出禮意的時候，才能說合禮。 ”所謂恰當，即符合當事人的身份地位，符合二者的關系，并得到社會的認可，既無過分，也無不及。

由此可以看出，由禮制所表達的緣飾化生活，是具有強烈的象征性和表演性的。象征性是由禮物所體現出的，以反映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不論是服飾、器物，還是建筑、城市空間，都會通過貴賤、大小、高下、文素的不同來反映出不同的象征符號，可以明確的反映出一個時代政治等級化的程度和權力中心強大的支配能力。

1.2.2制度化、標準化

所謂禮制，一定是有著嚴格的標準和確定的程序的。通過將禮制度化，確立禮物所代表的階級與地位。不同階級之間所遵循的儀式套路，最終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不同階層依照相應的禮制各行其是，以達到社會秩序穩定的目的。

禮制的發展需要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漸的完善。最初的禮儀總是帶有散漫、隨意的成分在里面。在不斷的發展演進過程中，禮儀越來越多，要求越來越嚴格，儀式與規范也越來越繁復。這也就是為什么隨著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不斷加深，禮制會變得越來越發達，禮制的標準和程序會變得越來越臃腫。

禮制也是禮物、禮儀產生權威性和震懾性的源泉。被統治者通過遵循種種禮制的規定，約束自己的行為，使得自己以小心翼翼的姿態映襯統治者高高在上的權威。如果沒有禮制對行為規范的強制力約束，那么皇權的威嚴也就很難建立起來。所以禮的制度化與標準化，是顯示君威官威，強化尊卑等級的重要環節。

2　成都城轉變過程中的禮制關系

2.1秦城與羅城

自戰國末期秦國統一巴蜀地區以來，成都城的發展經歷了兩個不同階段——秦城時代和羅城時代。

秦城時代是指戰國末期至隋代這一段時期。這個時期成都城的主要形態以雙城并列的城市形態為主，即大城在東，少城在西倚傍大城西垣。

羅城時代是指唐代至清代這一段時期。這個時期成都城的主要形態以重城制為主，即宮城、少城、羅城的形式出現。

2.2秦城向羅城的轉變

秦城向羅城轉變的過程發生在唐代晚期，其最顯著的特點是城市形態由雙城并列制向重城制轉變(圖1)。

圖1　秦城向羅城轉變的過程

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高駢出任川西節度使。次年六月，向僖宗上表請求修筑羅城。僖宗同意高駢的請求以后，高駢立即開始著手對成都城的營建。他任用僧人景仙為羅城作總體的規劃與設計。規劃以秦大城為核心，并向四周擴展。整個羅城大致呈方形，但其方位并非正南正北?！俺墙乔?，逸迭攻而勢勝”[1]，將城四角做成曲角，以便向外發射箭矢或石炮，以加強城墻的防御能力。城門外增設壅門，形成甕城。羅城周長25里，壅城約8里，合33里，城垣高2.6丈。整個城垣外墻砌以磚甓，不再以泥土版筑。

羅城修筑之時，改郫江水道，繞城墻西側和北側，北側水道沿城墻東南方向伸展，與南面城墻外的外江匯合，形成完整的護城河體系。并將郫江故道引入城中，由西北向東南穿越，與城內的解玉溪和金水河相連，為城內的飲水與防洪提供渠道。

2.3成都城轉變過程中的禮制關系

2.3.1營建目的中的禮制體現

城市營建在我國古代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建設工程，它往往都伴隨著一定的政治目的。通過宏大的城市營建來體現封建帝王的威儀，展示統治者“天授君權”的宏偉形象，以達到震懾一方的目的是封建統治者們常用的手段。

唐代成都城作為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對維護西南地區穩定，宣揚唐王朝威嚴壯麗的形象有著重要作用。原有城市格局無法滿足經濟發展、軍事防御之需。南詔軍隊的進攻，也使得成都城大受其害，國家威嚴亦遭到打擊。在這種情況下，擴筑城垣便成為了當務之急。高駢在給僖宗的奏書中寫到：“今欲與民防患，為國遠圖，廣筑羅城，以示雄閫，將謀永逸”[2]。新筑成都城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翰林學士王徽對新筑羅城作出這樣的描述：“甃甓涂塈，既麗且堅……其上建樓櫓廊廡凡五千六百八間?！盵3]

2.3.2“擇中而立”與城市擴張

擇中而立，是我國古代城市選址非常重要的觀念之一。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4]；“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5]；“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6]。

這種“擇中”觀念，實際上是來源于古人對日月星辰的觀察，進而總結出一定的規律來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發現北極星的方位是恒古不變的，其他的星系均圍繞著北極星旋轉。于是就有了北極星是宇宙的中心這樣的概念，“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辈⒂纱擞吧涞浆F實生活中，中心這一方位，便顯得極為尊貴了?？鬃釉唬骸盀檎缘?，譬如北辰其所而眾星共之?！盵7]

由此可見，“擇中而立”是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的。將宮城置于城市的中央或中軸線上，通過高度、體量、建筑組合關系來凸顯其最高地位，從而保證整個城市規劃系統中的貴賤尊卑的等級差異。利用這種辦法，鮮明的體現出君主帝王的絕對權威，這便是“以剛處中，得其位，居九五之尊?！盵8]的意思。

唐代筑羅城，是以原有秦大城為核心，向四周擴展的。因為秦大城是位于武擔山至赤里這條傳統的城市軸線上，這是非常符合“擇國之中而立宮”的思想的。利用秦大城作為新筑城池的少城，既能夠節約資源以快速筑城，又能夠維護城市的政治功能不受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少城便成為成都城的政治中心，唐代節度使署便位于少城內。利用少城的政治中心地位，來強化王者之尊，體現禮制秩序，將封建等級制度的尊卑觀念體現得淋漓盡致。

2.3.3“天人合一”影響下的城市形態變化

在我國古代，“天”代表著宇宙中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疤臁笔怯钪嬷磷?，而在人世間，“君”是至尊。因此，古代帝王也都愿意將自己同“天”聯系起來，自稱“天子”，是“受命于天”的。所謂“上天元子，代天君臨萬民”，便是這個意思。

漢代董仲舒，利用儒家思想，建立起一套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哲學體系，通過這種方式，將“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思想理論化，他認為“人者，天之象征也”，“以類合一，天人一也”[9]。利用這樣一套思想，君主便具有能夠與“天”感應，“代天君臨萬民”的崇高地位。

因此，“天人合一”的思想作為統治者解釋自身權利合法性的理論工具，是禮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古代城市規劃思想中的重要基石。古人認為天象體系中也有一套等級有序，秩序井然的“王朝”，“官者，星宮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盵10]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人將國家體制、人事政治以及城市建設也與之相比擬，王權至高無上的地位，有序的等級制度，便會在城市建設中反映出來。具體到成都城的營建，主要是由雙城制向重城制的轉變。

在唐代以前，成都城均是以大城少城并列的雙城制形態出現。這種形態主要是通過“城”與“郭”相連結的形式，將大城以外的功能放置于少城之中，從而達到大城政治功能的的獨立，以區別與其他城市功能在地位上的不同，最終達到強調君主權威、等級森嚴的禮制思想。

至唐代高駢筑城，成都城以少城為核心，羅城將其包圍起來，由雙城制變成重城制的形態。在這種形態下，羅城將少城包圍起來，對少城形成拱衛之勢，更加突出少城的核心地位，而宮城又位于少城之中。這種層層拱衛的形態，凸顯了“擇中而立”、“天人合一”的禮制思想。

2.3.4“天下大同”的現實表達

唐代羅城的擴筑，既有軍事防御的需求，也和當時的禮制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作為一個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期征戰、胡漢文化持久在沖突中逐漸走向融合后形成的大一統國家，唐代在文化政策、民族關系上都有著極強的包容性。因此，“天下大同，聲教遠被”的觀念，在禮制思想中占據著很高的地位。在這種觀念下，國家層面的禮制體系和開放的社會風氣均體現了唐代禮制思想的開放與包容。反映到城市建設上，則表現為大規模大尺度的城市營建。

營造更大尺度的城市空間，可以表達包羅萬象氣度，并能夠為“象天法地”城市意象提供足夠的布局空間。相較于前代，這種規劃選址的思想在唐代表現得尤為突出。如隋唐長安城，便是在“天下大同，聲教遠被”的禮制思想的指導下來設計的。因此，長安城的規模和體量，遠遠的超越了前代的都城。在這樣一種體量之中，“象天法地”的城市布局和“天下大同”城市意象便有了足夠的空間來展示和體現。

唐代羅城周長25里，約等于現在公制13.95 km；秦代成都城周長12里，約等于現在公制5 km。(唐宋時期一里約等于58 m，秦漢時期一里約等于415.8 m)可見唐代成都城相較于秦代，拓展了近3倍左右。城市規模的擴大，是唐代禮制思想中“天下大同”的重要體現。利用更大的城市規模來表達唐人的天下觀和更加宏大的禮制思想，是這一時期成都城址變化的重要體現。

3　結束語

禮制思想作為論證統治者獲得絕對權力的合理性，維護統治者的至高權威，宣揚統治者統治繼承權力的正統性的禮法制度，在古代城市營建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對成都城城市形態的轉變有著明確的指導意義。為成都城在羅城時代的不斷發展提供了重要推動力。

[1]唐·僖宗.賜高駢筑羅城詔[M].

[2]唐·高駢.請筑羅城表[M].唐全文·卷801.

[3]唐·王徽.創筑羅城記[M].全蜀藝文志·卷33.

[4]秦·呂不韋. 呂氏春秋·慎勢[M]. 陸玖,譯. 中華書局,2011.

[5]戰國·荀子.荀子·大略[M].方勇，李波,譯. 2版.中華書局,2015.

[6]清·顧炎武.歷代帝王宅京記[M].

[7]春秋·孔丘.論語·為政[M].張燕嬰，注.中華書局，2006.

[8]西周·姬昌.周易·履卦[M].楊天才，張善文，譯.中華書局，2011.

[9]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為人者天[M].張世亮，譯.中華書局，2012.

[10]西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M].韓兆琦，譯.中華書局，2012.

余添(1990～)，男，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歷史、城鄉規劃。

TU984.2

A

[定稿日期]2016-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