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土司研究的突破點

李良品　彭福榮

[摘要]隨著2015年中國土司遺址申報和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土司研究已成為學界熱點。但如果忽略紛繁復雜的事件、浩如煙海的史料和各具特色的個案，土司研究的理論突破和學術創新就難以實現。因此，學界在未來的土司研究中要尋找新的突破點，只有在事件剖析、史料挖掘、個案研究上下足功夫，才能更加深化土司研究。

[關鍵詞]事件；史料；個案；土司研究；突破點

中圖分類號：C95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91（2016）05-0001-07

隨著2015年“中國土司遺址”申報和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土司研究已成為學界熱點并有望成為“顯學”。2015年全國的土司問題研究計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項目3項，發表與土司相關研究的論文達363篇，以“土司”冠名或與土司研究密切相關的博士和碩士學位論文28篇，出版學術專著和論文集17部，諸多方面創下歷史新高，這無疑是令學界高興和鼓舞之事。然而，土司研究對于歷史事件、重要史料及重大個案等方面的研究嚴重不夠。在未來的土司研究中，學界要尋找新的突破點，必須在事件剖析、史料挖掘、個案研究上下足功夫。只有這樣，才能更加深化土司研究。

一、事件剖析

在過往的土司問題研究中，專家學者往往重視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遺址申遺等方面的研究，卻忽略了對重大事件的剖析。在元明清時期，由于政治權利、經濟利益、文化滲透等方面原因的影響，中央政府與土司政權之間經常會出現博弈的現象，當有些矛盾無法調和時，就會發生重大事件甚至戰爭，如明初貴州兩思（思南、思州）戰爭，廣西思恩、田州土司叛亂，云南的五征武定、三征麓川和“沙普之亂”，川黔“奢安之亂”，四川的“平播之役”和平定大小金川之亂等。從現有研究來看，每一次重大事件或者中央政府與土司政權之間發生的大小戰爭，專家學者們往往注重事件或戰爭發生的背景、過程、結果、歷史影響及評價。時至今日，我國的專家學者沒有撰寫出一部諸如《五征武定研究》《麓川之戰研究》《“沙普之亂”研究》《“奢安之亂”研究》《“平播之役”研究》《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之亂研究》以及《明清西南地區改土歸流研究》等剖析與土司正相關或密切相關的重大事件的專著，這無疑是土司研究重大的缺憾。筆者認為，對涉及土司問題重大事件的剖析至少要注意三個問題：

（一）重大事件剖析應有全局把握

筆者以“金川之役”為例予以說明。迄今為止，關注“金川之役”的專著有阿壩州地方志編纂的《乾隆金川之役》（1998年版）、鄭剛的《乾隆金川土司與帝王的對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彭陟焱的《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周遠廉的歷史小說《金川歷史文化叢書：金川風云》，但真正對“金川之役”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的無疑是張羽新，有很多涉及“金川之役”古籍的校注均出自他之手。彭陟焱是研究“金川之役”的專家，她在《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中有三大創新。一是史料創新，作者除了充分利用檔案和文獻資料外，還善于在文集、方志和調查中尋找相關資料，并借助這些史料對“金川之役”進行概述和總結。二是觀點創新，作者通過全面系統概述“金川之役”發生的原因、經過及結局，確定“金川之役”的性質，探索乾隆皇帝對大小金川地區認識過程及其平定金川的真正原因。三是方法創新，作者綜合應用歷史學、民族學、宗教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不僅把檔案、文獻資料與調查資料有機結合，而且充分運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對“金川之役”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1]。王惠敏博士論文《清軍難以攻克大小金川之原因探析》運用歷史文獻與田野考察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清軍“金川之役”難以攻克大小金川的主客觀原因進行深入剖析[2]。此外，其他研究者還有齊德舜、旦正加、曾唯一、潘洪鋼、李濤、張昌富、王惠敏、黃清華等學者。他們對“金川之役”的研究雖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但就研究來看，卻缺乏對該次戰爭的全局把握。只有在深入、系統、全面閱讀《清史稿》、《清實錄》、《金川案》、程穆衡《金川紀略》、王批《蜀檄紀聞》、李心衡《金川瑣記》、鄭棲山《平定兩金川軍需例案》、《年羹堯奏折專揖》、張羽新《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志匯編》、趙翼《平定兩金川述略》、指嚴《金川妖姬志》、魏源《圣武記》、昭鏈《嘯亭雜錄》、來?！镀蕉ń鸫ǚ铰浴?、阿桂《平定兩金川方略》、張其勤《清代藏事輯要》、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賴福順《乾隆朝重要戰爭之軍需研究》及地方志書的基礎上，加上長時間的田野考察，才能產生《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之亂研究》的劃時代的成果。

（二）重大事件剖析應有理論高度

司馬遷“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的名言對于土司問題研究或許十分有用。他想用歷史來研究人類社會的關系，通曉從古到今的不斷變化并形成自己的學說或理論?！巴了緦W”的理論是靠無數研究者深入研究、逐步建設和不斷發展而來。所謂“重大事件剖析應有理論高度”，主要強調要從諸如平定兩思戰爭，廣西思、田叛亂，云南“沙普之亂”，川黔“奢安之亂”，四川“平播之役”和平定大小金川之亂以及明清改土歸流等重大事件中探尋出明清中央政府與地方土司政權之間關系變化的因果規律。這種普遍而帶有邏輯聯系的因果規律是從一個個具體的、特殊的土司重大事件中分析歸納出來的。否則，明清時期土司重大事件就變成了一個個按時間順序排列、毫無因果聯系的具體事件堆砌。無可否認的是，因果規律在抽繹過程中也不能忽視明清中央政府與地方土司政權之間關系的復雜性，最終形成普遍性與特殊性相互統一的因果關系也就是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的相關理論。

從宏觀角度來講，從土司制度到改土歸流，反映的是制度變遷與國家治理；但從微觀角度看，每一個具體的重大事件又會因時因地的不同，抽繹出來的因果規律和學術理論或存在些許具體差異。明代征討思恩、田州土司叛亂，這有利于邊疆治理、穩定人心，其理論在于突出邊疆治理。明末“平播之役”和“平奢安之亂”，這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地方穩定，其理論在于突出王朝國家“大一統”；20世紀上半葉，清朝中央政府在川、滇、藏、青實施的“改土歸流”，這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西南地區治理，其理論在于突出國家轉型——中國從傳統的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因此，研究土司時期的重大事件，必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堅持宏觀與微觀研究并重、整體歷史背景與個體重大事件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只有這樣針對明清時期中央政府與土司政權發生的重大事件展開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才能從重大事件抽象出具有理論高度的因果規律。

（三）重大事件剖析應有學理意識

所謂學理，通常是指科學上的原理或法則。有學者將“學理”歸入“純學術”的范疇，認為學理意識是一種遠離社會的“純學術”意識。大凡剖析土司時期重大事件而不注重學理的認識無助于歷史學、民族史學等學科學理的建設。筆者認為，剖析土司時期重大事件時將傳統文化與學理結合起來考慮，有助于具體的歷史事件的探討。改土歸流既是土司殘暴統治和內部紛爭導致的必然結果，也與明清中央政府實現“大一統”以及國家治理密切相關，可以說，土司地區實施改土歸流，無疑是最重大的事件。如果說過去的專家學者們主要探討改土歸流的背景、原因、目的、措施、影響、評價等基本內容，那么，現在的研究逐漸向改土歸流前后的社會變遷、改土歸流后的善后處理、改土歸流后的社會重構、改土歸流后的邊疆治理、改土歸流后的社會轉型等具有學理性的方向轉變?？梢?，如果將傳統學術內容與學理的探討越深入，對于重大歷史事件的剖析也就越深入。包括歷史學、民族史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是專門化的學科，而包含土司時期重大歷史事件在內的土司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研究領域。專家學者在研究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應努力揭示重大事件背后的利益關系以及一系列密切相關的價值選擇活動。研究土司時期的重大事件，結合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的實際，其重大理論問題主要有五個：一是在土司制度實施過程中不同地區、不同階段性的變化，二是土司制度與之前的羈縻制度以及改土歸流的辯證關系，三是土司制度與北方以及東北、西北等邊疆治理制度之間的異同及成因，四是土司制度與國家統一、國家治理以及地方治理的關系，五是土司制度、改土歸流與土司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筆者認為，只有樹立專門學的學理意識，才能使研究達到一定的學理深度。

學理深度從何而來？一是從批駁他人研究的錯誤觀點體現出來；二是從歷史發展趨勢和必然規律的研究中自然得來；三是從自身研究重大事件中總結出來。筆者研究“平播之役”爆發的原因，總結出“合力論”與“重點論”的統一，外因、內因、遠因、近因的結合，這在研究“平播之役”的學者中還是第一次。這里的“合力論”主要是指在朝廷、地方、轄區以及楊應龍本人綜合性因素共同作用下爆發了“平播之役”。其外因、內因、遠因、近因有四：中央王朝平庸無為，官場腐??；川黔撫按相互傾軋，爭奪播州；轄區內部同惡相濟，矛盾激化；楊應龍本人驕橫殘暴，雄猜嗜殺[3]。其“重點論”是指處于核心圈（歷代統治者及統治階層）和外圈（類似當代少數民族）的播州楊氏土司，在元明中央王朝實施土司制度的過程中，當中央政府與楊氏土司政權結成政治與經濟同盟——利益共同體時，雙方能夠和睦相處[4]；當利益共同體之間的政治信仰相背離、經濟利益不公平，就會促使這個利益共同體破裂，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直至爆發“平播之役”，這就是核心問題之所在。這些均來自于深層次的研究，并在學理層面展開自覺反思，從而總結出來的。

二、史料挖掘

研究土司制度或土司問題，史料顯得極為重要。因此，深入挖掘歷史文獻，對于研究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尤為急迫。土司史料按表現形式分，主要有文獻史料、實物史料、口述史料三種。其中文獻史料是以文字形式記錄的資料，是土司史料中最為豐富的一種，包括官私史書、文書檔案、地方史乘、傳記譜牒、文集筆記、野史日記等。僅以明清檔案來看，土司史料至少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土司制度方面的史料，如土司職官制度、土司承襲制度、土司分襲制度、土司貢賦制度、土兵征調制度、土司獎懲制度、土司撫恤制度等；二是對土司的限制與禁例方面的史料，如劃定土司疆界、嚴禁土司私自延幕、嚴禁土司擅自越境、嚴禁土司置買田產、限制土司應試和報捐等；三是對土司相關問題處理方面的史料，如土司制度的修定與調整、土司職銜升降、土司之間仇殺、土司內部爭襲、土司與土民的矛盾、征伐不法土司、土司地區改土歸流、土流并治、分別流土考成等；四是土司地區的社會生活，如土司地區的土地買賣、物產資源、當年收成、自然災害、賑災措施等。土司史料是研究中國土司問題的基礎，沒有土司史料作基礎，就無法展開土司問題的研究。因此，筆者認為，土司史料的挖掘與利用是土司問題研究和“土司學”學科構建的基石，無論是土司研究者的個人研究還是“土司學”學科發展都應加強對土司史料的挖掘和土司文獻資料數據庫的建設。下面，筆者以明末土司秦良玉為個案，強調土司史料挖掘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土司史料挖掘的全面性

作為明末石砫土司的杰出代表，秦良玉在對明朝社稷的拱衛、國家秩序的維系和領地百姓的護衛及我國明清兩朝的交替都具有較為深遠的影響，因其“援遼”“平叛”“鎮亂”“勤王”等事跡而被人譽為“巾幗英雄”“愛國女將”等，被崇禎皇帝在平臺接見、賜酒贈詩，以其非凡事跡和赫赫戰功而在《明史》有傳，成為中華民族忠貞節義智勇等傳統美德的重要代表。正因為如此，筆者在承擔石柱縣地方志辦公室《秦良玉史料全集·史料卷》撰寫工作的過程中，根據“廣泛收羅，集成全編”的原則，大凡秦良玉生卒年之間與其相關的史料文獻俱屬網羅對象而加以全面收集，具體包括“明清正史”“編年實錄”“紀事本末”“野史別史”“詔令奏議”“人物傳記”“史鈔地理”“地方志書”“家族譜牒”“文獻雜編”等部分。具體來講，在下列各類歷史文獻中均有秦良玉的相關史料。明清正史類有張廷玉《明史》、趙爾巽《清史稿》；編年實錄類有《明實錄》《清實錄》；雜史類有萬斯同《明史》、夏燮《明通鑒》等4種；紀事本末類有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等5種；野史別史有虞山遺民《平蜀紀事》、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等近50種；詔令奏議類有畢自嚴《度支奏議》等5種；人物傳記類有瞿九思《萬歷武功錄》等14種；史鈔地理類有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等17種；地方志書類有劉大謨《四川總志》卷14《郡縣志·石砫宣撫司》、王縈緒《石砫廳志》等24種；譜牒類有《馬氏族譜》、秦山高《忠州秦氏家乘秦太保忠貞侯家傳》等10種；文獻雜編類有彭樨園居士《秦良玉傳匯編初集》等14種。從秦良玉史料的收集整理看，秦良玉成為王朝國家、文人學者、鄉邦親故等珍視尊重、載錄歌詠、紀念敬奉的對象，與其相關的文獻資料、詩文戲曲、影視創作等雖不說汗牛充棟或浩如煙海，但也可謂浩繁紛紜。如果我們不下足功夫，是不可能全面挖掘到這些史料的。

（二）土司史料挖掘的客觀性

從涉及秦良玉的十一類史料中可見，各地土司史料的側重點各不相同。秦良玉的史料證明：正史主要是對石柱土司和秦良玉事跡的記載；馬孔英、朱燮元、胡平表、王三善、邵捷春等人物的“傳”中多對秦良玉作歷史記錄；編年實錄則以簡短文字，按照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將秦良玉留存在歷史時段的事跡作概略介紹；紀事本末部分是對正史和編年實錄所記歷史事件的補充、豐富和完善；野史別史部分則為完整還原歷史上的秦良玉提供了多維視角；詔令奏議則是從官方公文的角度審視秦良玉及其統治下的石柱地區政治、軍事與社會情況；人物傳記部分則是歷代文人為秦良玉所做的個人傳記，能夠呈現秦良玉主導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史鈔地理、地方志書、家族譜牒、文獻雜編則是分別從地理環境、地方史料、族譜資料和其他相關文獻的角度，對秦良玉在中國歷史上留下的痕跡進行抽絲剝繭、分門別類的仔細收集和整理。這些史料上至明代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李化龍的《平播全書》，下至2012年新出版的古籍文獻，時間跨度為412年，基本囊括了目前關于秦良玉的歷史記載。這些史料從空間范圍看，以記載四川、重慶等地的內容為主，又突破地域限制，不僅從周邊省市，而且還注重對臺灣、朝鮮所藏歷史資料的收錄。如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薄睹鲗嶄洝?、臺灣成文出版社民國五十五至七十八年（1966-1989）影印的《中國方志叢書》等臺灣史料的使用，成大中《華陽洞記》、黃中允《西征日錄》、李廷龜《庚申燕行錄》等朝鮮歷史資料的使用，都是之前未見的秦良玉研究資料?！肚亓加袷妨先返摹笆妨暇怼钡木庉嬚砗褪妨线x取嚴格遵循史料選取客觀性的原則。眾所周知，秦良玉作為明末清初的石砫宣慰司的首領，不同朝代、統治者和民眾對她有著不同的看法。因此，秦良玉“史料卷”注重廣泛收集各方觀點，嘗試將考古學的“多重證據法”引入歷史文獻的研究之中，運用多視角的方法，力爭客觀還原歷史的真實。僅以秦良玉平奢崇明叛亂這一歷史事件為例，這本“史料卷”所收錄的《明史》《明實錄》《明鑒綱目》《明史全書》《明史紀事本末》《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國榷》等史料，分別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記載?；蜉d秦良玉怒斥奢崇明前來拉攏的使節：“賊奴敢以逆言污吾耳耶！”[5]（P.2）之事；或詳細記錄秦良玉“以為永寧土司與石砫司同棣蜀部，實有唇齒之誼，從其請則畔逆之名。罄酉匯之水不能灌，不從其請則血戰之?？邉釉诿冀?，雖然寧傷友誼，勿負國恩，乃斬來使以徇”[6]的曾經動搖；或直錄“良玉發兵克復重慶，并馳往解成都之圍，因得到封都督僉事，充總官兵。然而當時諸將，都是茍安貪祿之徒，見良玉屢勝，既妒且慚，不免時為中傷”[7]的尷尬境地；或贊“已而奢崇明圍成都急，巡撫硃燮元檄良玉討。時諸土司皆貪賊賂，逗遛不進。獨良玉鼓行而西，收新都，長驅抵成都，賊遂解圍去”[8]（P6945）時局中秦良玉的英勇行為。同樣的一件歷史事件，分別從土司關系、心理活動、生存境況、各方勢力等多角度進行了闡釋，這無疑為后續研究秦良玉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這是土司研究史料挖掘者的歷史責任和社會擔當。

（三）土司史料挖掘的后續性

從史學界的情況看，大凡史料工作做得很久，做得很深入的專家學者，學術研究的生命就得到相應地延長，這充分體現了土司史料挖掘的后續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講，土司史料的挖掘、收集、整理、考辨等工作花時間越長的專家學者，其學術研究生命周期就會得到相應的延長。土司史料的挖掘與土司問題研究的互動，有助于將土司史料與土司研究、土司學理論構建有機聯系起來，使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的學術生命無限延長。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員擔任首席專家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土司制度史料編纂整理與研究》將推出大型工具書《中國土司制度史料集成》，這不僅為土司研究工作打下堅實的史料學基礎，而且也為李世愉老師自身的后續研究提供便利，為他本人延長學術生命提供可能。筆者認為，如果土司研究的專家學者能夠另辟蹊徑，將土司職官制度、朝貢制度、賦稅制度、征調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史料進行全面、系統的挖掘、整理，除了可能帶來相關研究的突破和學術創新、改變和糾正過往土司研究中的錯誤判斷之外，還能為土司學界的后續研究奠定堅實的史料基礎。

三、個案研究

近十年來，筆者在研究水西安氏土司、播州楊氏土司和石砫馬氏土司等一個個具體的土司時，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新發現和新收獲。如果說水西安氏土司屬于叛服不常的代表，播州楊氏土司屬于先忠后叛的典型，那么，石砫馬氏土司則是忠于朝廷的象征。鑒于此，筆者越來越覺得對元明清時期的“大土司”研究不夠，需要下更多的功夫做深入細致的個案研究。

（一）個案研究的可能性

元明清時期實施的土司制度，前后延續近700年。有的土司家族承襲了數十代，時間最長的甚至有40代以上。四川金川縣西北觀音橋綽斯甲宣撫司，前后承襲41代。筆者根據整理出的“中國土司家族承襲18代以上者一覽表”統計，全國承襲18代及以上的土司家族計148家，即湖廣10家，四川13家，云南28家，貴州47家，廣西31家，甘肅19家；其中承襲18-29代有144家，30-39代2家，40代以上2家。如果按照封建社會每代人25年計算，18代人就是400年。大凡一個土司政權在當地延續達400年以上，對當地的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有的土司家族雖然承襲沒有達到18代以上，但由于該土司職級較高，對地方影響較大，也可作為個案研究，諸如今四川丹巴縣的巴底宣慰司（承襲10代）和巴旺宣慰司（承襲9代），今四川西昌市的建昌府土知府安氏（承襲16代）。有的土司由于在歷史上發生過重大事件，如今云南開遠縣的阿迷州土知州普氏，雖僅承襲11代，歷史上發生過“沙普之亂”；四川播州宣慰司宣慰使楊氏在元明兩代雖然僅承襲14代，卻有著名的“平播之役”；今四川敘永縣西南的永寧宣撫司奢氏雖僅承襲10代，卻爆發了赫赫有名的“奢安之亂”，這些土司家族均可作為個案深入研究。有的土司積極參加抗倭、援遼、“征蠻”和“征賊”等方面的軍事征調，且立下赫赫戰功。如容美宣慰司田氏，雖僅承襲17代，在明代嘉靖年間，面對倭寇在東南沿海的燒殺劫掠、破壞社會生產的嚴峻形勢，容美土司帶領轄區土兵毅然決然地參加了抗倭戰爭，在三年多的抗倭戰爭中多次取得重大勝利[9]，這無疑可以作為個案重點研究。在今云南的一些土司，如蘭坪縣境內的蘭州土知州羅氏（承襲7代），元陽縣猛弄寨土寨長白氏（承襲10代），姚安府土知府高氏（承襲15代），建水縣納樓茶甸長官司土副長官普氏（承襲16代），巍山縣的蒙化府土知府左氏（承襲16代）。雖然這些土司家族承襲時間或長或短，但其土司衙署至今尚存，對當地文化影響極為深遠，也可作為個案加以探討。另外一種現象是，雖然該土司承襲時間不是很長，但卻保留了大量豐富的歷史文獻，且具有獨特價值。如云南耿馬縣的耿馬直隸宣撫司罕氏雖然統治該地僅15代，但該土司在清末用傣文編寫的《耿馬宣撫司禮儀課賦底薄》共十六大類，其主要內容有禮儀規定（含禮物種類及內容，還禮禮物，還有感恩禮、謝情禮、請兵禮、說親提親迎親禮、問候病人禮、吊喪禮等禮物禮品和還禮禮物禮品的地方性禮儀規定）、祝賀辭及答謝辭（包括土司官登基、執政、結婚時的祝辭答謝辭，土司官提親、迎親嫁娶、叩拜雙親時的提親辭、迎親辭、祝賀辭及答辭，臣民百姓向土司叩送雞蛋禮或朝拜、謝恩時的祝辭和答謝辭、土司及親屬死亡時的悼辭和答辭、勐與勐之間友善往來時的問候辭和答辭等）、書信格式（包括問候信、試探聯婚信、提親信、迎親信、安撫信等）、課賦底簿（包括耿馬司署轄區的九勐十三圈及勐簡、孟定景信兩陶孟轄地、耿馬城29個村寨的門戶銀、門戶稻谷、繳納貢品的底簿，還有數量、質量和時間的具體規定，并有向繳納呈貢者的還禮規定）、織土布和耕種衙門的徭役夫差規定、祭地方神（色勐）和滴水獻齋的規定、記載耿馬土司世系宗譜、記載土司娶親時禮物實錄、宣撫司署份田登記底簿、全勐實收銀課登記等。[10]（P4-5）僅禮儀規定就有十五項之多，可謂傣族土司社會禮治之大全，在我國可能也是絕無僅有。因此，將這些土司作為個案來深入研究完全是可能的。

（二）個案研究的必然性

個案研究是通過對現象的描述、事實的敘述、問題的解釋和類型的比較，來實現理論建構。從研究方法上講，個案研究是一種實證研究方法。如前所述，元明清時期全國土司承襲18代及以上的土司家族有140余家，再加上前面提到的10余家比較特殊的土司家族，也就是說，全國有近160家土司可以作為個案來研究，這就給土司研究的專家學者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換言之，如果把全國近160家土司均作為個案來研究，這無疑使個案研究成為一種必然。土司個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對某個具體土司各方面情況的闡釋和深入的研究來建構某種理論，這種社會理論應成為連接微觀認知與宏觀理論、特殊個案與一般理論的橋梁，土司個案研究的魅力和生命力也因為理論的建構得以延伸和擴展。

土司個案研究應該注意三個問題：第一，土司個案研究應從理論出發，通過對土司現象的描述、事實的敘述、問題的解釋，再回到理論建構的過程。在具體研究過程中，應將土司個案研究與社會歷史背景的整體認識與土司學學科理論建構置于一個共同體中來理解。二是將土司個案研究及理論建構建立在深度田野觀察的基礎上，土司個案選擇須除了具有理論依據之外，還應該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第三，土司個案研究所得出的理論或觀點應該具有概括性，理論論證過程也須通過精確的語言來清晰表述。只有這樣，學科理論的建構才能成為土司個案研究的標志性意義。[11]

（三）個案研究的系統性

土司個案研究應該遵循系統論的思想。按照系統論的思想，土司個案研究就要把研究的某個具體土司當作一個總系統，深入研究該土司的結構與功能；主要研究該土司的各個子系統、各個要素、各種環境的相互關系和變化規律，并從中提煉出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在筆者掌握的一些土司個案中，無論是湖北咸豐唐崖覃氏土司、湖南永順彭氏土司，還是貴州大方水西安氏土司、廣西忻城莫氏土司，其內容均有某土司的概述、政治統治、土地關系、社會經濟、土司兵制、土司教育、生活習俗、文化藝術、改土歸流、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利用等內容。筆者《播州楊氏土司研究》一書計十章，也非常注重內容的系統性。該書不僅研究了播州楊氏土司概況、權力運作、家國博弈、民眾生計等內容，而且還探討了訓兵備戰、文治教化、藝文彰顯、鋌而走險與播州終結等問題[12]。但該書最大的遺憾是原計劃要總結元明時期中央王朝與播州楊氏土司在土司制度下互動與和諧、認同與調適、博弈與沖突的歷史啟示（諸如順應潮流是前提、改土歸流是手段、社區重構是重點、政權下鄉是目的、國家統一是根本等內容），以揭示在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與和諧框架下加強民族團結、促進區域發展和維護國家穩定的規律，指導民族地區構建和諧社會，后因時間原因而未能書寫該內容。

總之，土司制度在中國大地存在了近七百年，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研究土司問題，雖然相關概念、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遺址申遺等內容十分重要，但如果忽略紛繁復雜的事件、浩如煙海的史料和各具特色的個案，就很難有理論突破和學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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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6-10責任編輯：許瑤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