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黨的事業 維護中央權威

蔡釗利

摘 要：作為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戰的出發點，陜北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是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共產黨人對黨忠誠、自覺維護中央權威，為長征勝利和黨的團結統一樹立了典范。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的確立，則為推進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根基。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大力弘揚陜北革命精神，忠誠黨的事業，做政治上合格的共產黨人。

關鍵詞：長征；陜北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對黨忠誠

中圖分類號：D2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6）11-0004-04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歷經苦難走向輝煌的不朽史詩。長征不僅鑄就了中國共產黨永恒的精神豐碑，而且成功實現了中國革命重心的轉移，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新紀元——延安十三年這一偉大的時代。長征也因此被視為影響中國革命乃至人類歷史進程的大事件而載入史冊。綜觀歷史，黨中央及中央紅軍之所以最終把長征落腳點放在陜北，這既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戰略抉擇的結果和長征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以劉志丹、習仲勛為代表的陜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陜甘邊和陜北）共產黨人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自覺維護中央權威的結果。正因為有陜北革命根據地作為黨中央和紅軍長征可靠的落腳點，中國共產黨才得以浴火重生，中國革命才得以轉危為安，中華民族才得以鳳凰涅槃。這是陜北革命根據地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的最大貢獻。

一、陜北革命根據地在客觀上為紅軍長征提供了堅實可靠的落腳點

首先，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存在與發展，為黨中央和紅軍的戰略轉移提供了客觀條件。在大革命失敗和三次武裝起義失敗后，針對黨內存在的消極悲觀情緒，毛澤東從中國的特殊國情出發，指出中國革命存在并且能夠發展的五個條件，即第一，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決定了紅色政權能夠利用白色政權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而保存和堅持下來；第二，紅色政權存在的地方一般都是受到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第三，全國革命形勢的繼續發展；第四，相當力量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1]上述五個條件，不僅決定了中國革命能夠繼續存在和發展，而且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存在與發展除了具備上述五項條件外，尤為重要的是根據地的領導人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人與毛澤東在推動中國革命發展思想上不謀而合，能夠在革命實踐和探索中，實事求是地將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結合起來，在遠離國民黨統治中心的偏遠山區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在經過數十次武裝起義和兵變失敗后，劉志丹認為，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把軍事運動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尤其是沒有建立鞏固的根據地。[2]此后，圍繞根據地建設，在陜甘游擊隊和陜北游擊隊的基礎上，陜北根據地先后成立了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等正規紅軍，組建了工農政權，開展了土地革命，頒布了各種革命法規、政策，對農民進行了廣泛的宣傳與動員。在受到黨內“左”傾錯誤路線干擾導致紅二團南下失敗和陜西省委被破壞時，陜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能夠根據客觀情況適時作出戰略調整，將根據地的中心從靠近國民黨統治區的照金轉向南梁，并以南梁為基礎劃分為陜北、關中和照金三路游擊區，將根據地進一步發展壯大。在包括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內的全國大部分革命根據地相繼喪失的情況下，這就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長征戰略轉移提供了客觀條件。

其次，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形勢決定了革命的中心必然要向西北轉移。大革命失敗后，東南沿海地區是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統治力量最強大的地區，“剿”滅共產黨和紅軍是其“戡亂”的既定戰略。早在發動對中央蘇區大規?！皣恕敝H，蔣介石即聲言：“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內匪，則決無以御外侮，亡明覆轍，殷鑒不遠?！氈M匪不清，國亡無日，吾人分心，則覆亡隨之?！盵3]在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下，革命中心不可能長期位于敵人勢力厚重的東南地區；西南地區長期處于滇系、桂系、川系等傳統軍閥絕對控制之下，革命基礎非常薄弱；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后，日本繼占領東北后實際上控制了京、津、冀、熱河、綏遠等華北要地，東北和華北的革命活動因此受到重創。在全國范圍內，唯有西北地區相對是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控制較弱的地區（青海、甘肅、寧夏因有馬步芳、馬鴻逵、馬步青等地方民族勢力的控制，革命力量也極為薄弱，紅軍西路軍的兵敗即是重要證明），并且西北特別是陜甘自辛亥革命以來一直持續開展著革命運動，革命基礎較好。也正因為如此，在大革命失敗后，鑒于東南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堡壘，陳獨秀在中共五大政治報告中即提出過關于把革命重心轉向西北的構想，建議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應放在西北方面。但“西北學說”因被批作“投降主義和逃跑主義”而拋棄，甚至連正式印發的《中共五大政治報告》也只字不提“西北”，完全推翻了陳獨秀在會議上所做的報告內容。[4]而紅軍長征從東南輾轉二萬五千里一步步被壓縮到西北，包括后來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恰恰體現了這一革命的客觀形勢。

在長征機動轉移背景下，黨中央首要目的就是盡快找到一個可靠的大后方。在得到陜北革命根據地存在的確切消息之前，中央曾先后六次改變落腳點，分別是：1934年12月18日黎平會議決定停止去湘西，而改向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決定建立川西蘇區根據地，與紅四方面軍會合；1935年2月16日，中央軍委決定創造云貴川蘇區；1935年4月29日，中央軍委再次決定建立川西蘇區；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建立川陜甘蘇區；1935年9月11日俄界會議決定在中蘇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向東發展。但上述落腳計劃沒有一個變為現實，究其原因，除了這些地方缺乏良好的革命基礎和根據地發展的基本條件外，主要受制于革命的客觀形勢。因此，直到1935年9月20日，毛澤東在甘肅宕昌縣哈達鋪從報紙上得到陜北革命根據地存在的消息（并從與賈拓夫的談話中得到證實）后，中央在榜羅鎮會議上最終決定將黨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陜北。而“能夠在陜北找到一處立腳點，這對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來說，確實可謂是喜從天降?！盵5]關于中央走進長征落腳點，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曾給予評價：“一年來，他們南征北戰，含辛茹苦，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克服了重重障礙，在大半個中國傳播了紅軍和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他們不再是一伙在蔣介石的精銳部隊面前衣衫襤褸、爭吵不休和狼狽逃命的人。他們將把長征轉變為勝利。長征已不再是退卻，不再是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東躲西藏?！盵6]353-354顯然，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存在與發展，正是黨中央和紅軍長征以來苦苦尋覓的最佳落腳點。

毛澤東曾高度評價陜北革命根據地：“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盵7]297所謂落腳點，即為中央和紅一、二、四方面軍長征提供了堅實可靠的大后方；所謂出發點，即為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轉變創造了條件。這“兩點”充分體現了陜北革命根據地在長征勝利中的重大作用。

二、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共產黨人對黨忠誠，自覺維護中央權威，為全黨的團結與統一樹立了典范

紅軍長征之所以能夠勝利走進陜北革命根據地，并且開創了黨中央在陜北領導全國革命的新局面，關鍵離不開以劉志丹、習仲勛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顧全大局，對黨忠誠，尊重和擁護中央權威。

長期以來，從思想上建黨始終是黨的建設的第一位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幼年時期，大量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是宗派主義思想對黨的影響很大，是黨內產生嚴重分歧的重要思想根源。土地革命時期，為了革命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我們黨領導創建了眾多農村革命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在遠離中央、分散和彼此間互不統屬、互不接觸的情況下，又自然地滋生出一種帶有小團體主義和宗派主義性質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往往交織在一起，是長期影響黨內團結、削弱中央權威的兩大因素。然而，這種情況又是歷史和現實原因造成的，是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對此，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內戰時期，有蘇區有白區，在蘇區之內又有這個部分那個部分，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離開了這個實際，中國革命就看不見了?！@種狀況好不好？我說很好，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這些就沒有中國革命。所以這是好事情，不是壞事情。壞的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而不是山頭?！盵7]363可見，毛澤東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是在尊重歷史、承認現實基礎上為了最終肅清山頭主義作出的選擇。但從革命事業的發展和全局來看，山頭主義畢竟有損于黨的團結統一，其嚴重者甚至會分裂中央，破壞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權威。這其中最典型的教訓莫過于張國燾分裂中央事件。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川北蘇區后，按照兩河口會議的精神，原本可以在川陜甘三省交界建立根據地，但是由于張國燾的軍閥作風和山頭主義思想作祟，個人野心膨脹，公然對抗中央的決議，甚至妄圖危害中央，致使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不得不撤離川北蘇區，從而使在川陜甘落腳的計劃流產。

相較于張國燾山頭主義及其對中央權威的蔑視，陜北根據地的黨組織自始至終對黨中央有著高度的尊重。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精誠團結，反對分裂，尊重中央和上級派來的領導。在西北工委成立之前，陜北存在兩塊根據地，分別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陜北革命根據地，分屬不同的上級領導。盡管如此，兩塊根據地之間聯系緊密，相互團結、攜手并進，為后來的統一創造了條件。尤為可貴的是，兩塊根據地都尊重中央和上級領導。謝子長（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高崗（陜西省委破壞后派駐紅四十二師黨代表）、朱理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駐西北黨代表）、聶洪鈞（任滬局與北方局派駐陜北蘇區代表）等同志作為上級代表在根據地內或作為主要領導、或擁有極大的權力，即使他們與根據地內的同志產生過矛盾，根據地主要領導人仍然注重維護其權威，從來不搞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的一套；紅二十五軍到達陜北后不久即與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改編為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和政委分別由紅二十五軍的徐海東和程子華擔任，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最高軍事領導人劉志丹只做了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這顯然是對紅二十五軍尊重與讓步的結果。二是在失去與黨中央聯系的情況下，主動派人去中央請示和匯報工作。如，賈拓夫在1934年1月代表陜西省委赴中央蘇區參加六屆五中全會，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中央匯報陜北革命根據地的情況；劉志丹在入獄前曾寫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動請求得到中央的領導和指示。[6]358三是顧全大局，服從中央指示和工作安排。對紅二十五軍反客為主、參與肅反擴大化、傷害陜北根據地的同志等以怨報德行為，當時根據地內一些人議論紛紛，為此，劉志丹、習仲勛做了大量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保證了軍隊的穩定；在陜北“肅反”事件中，劉志丹等在明知“左”傾領導人會逮捕自己的情況下，仍然顧全大局，服從上級的命令，決心據理力爭，盡可能抵制“左”傾錯誤。對此，李維漢曾評價說：“劉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關起來，自己也會被捕，他有槍桿子，有群眾，要干就起來了，那就打起內戰了，結果是分裂，給敵人造成一個大缺口。他明知個人會有危險，但還是顧全大局，服從紀律?！盵8]陜北“肅反”雖然被及時制止，但當時對在“肅反”中受到迫害的同志還沒有給出明確的結論，包括劉志丹、習仲勛在內的根據地領導人實際上仍然受到“肅反”牽連，被降級使用。但劉志丹、習仲勛等毫無怨言，他們相信黨中央、毛主席來了，一切事就好辦了。[9]在奔赴東征前線的途中，劉志丹對前來送行的習仲勛說：“向受過整的同志都說說，過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盵10]四是積極擴紅支前，全力以赴保衛黨中央和陜甘寧革命根據地（中央到達陜北后將根據地擴展到以陜甘蘇區為中心的陜、甘、寧三?。?。為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新一輪軍事“圍剿”，陜甘邊區動員一切力量投入革命戰爭。1935年冬，邊區黨政軍民積極響應毛澤東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提出的“大量消滅敵人、猛烈擴大蘇區和擴大紅軍”的三位一體的號召”，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擴紅”運動。據馬文瑞回憶，黨中央要求陜北省委擴大紅軍7000人，周恩來親自到陜北省委作了動員布置，并派李維漢指導陜北的擴紅工作，不到一個月即完成了擴紅任務，接著在（1936年）3月底前又超額完成擴紅2400人的任務。[11]由于動員工作扎實，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紅軍人數就翻了近兩番，總數由原來的1.1萬人發展到2.8萬多人。這還不包括2.3萬名游擊隊、赤衛隊隊員。[12]與此同時，邊區努力實行增產節約，籌集了大量的糧食及其他物資，源源不斷地支援前線，保證了紅軍的充裕供給，進一步鞏固了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這不僅為紅軍東征、西征和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提供了強大的后方和戰略基地，而且也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策源地。

通過上述這些事跡，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劉志丹、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忠誠于黨、自覺維護中央權威的崇高品格和風范。在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思想較為嚴重的背景下和在長征的關鍵時刻，這既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勝利走進陜北革命根據地提供了重要的主觀條件，也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樹立了光輝典范。

三、對黨忠誠，維護中央權威，做政治上合格的共產黨人

紅軍長征走進陜北落腳點，這是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重大轉折。撫今追昔，我們在為腳下這片紅色土地曾經創造的輝煌而感到驕傲和自豪時，更應該時刻牢記歷史和現實所賦予我們的使命，大力弘揚陜北革命精神，努力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產黨人。

第一，必須牢牢堅持黨的領導，自覺維護中央權威。從政治發展的視角來看，實現國家統一特別是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首先必須要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威。馬克思主義者向來追求民主和自由，并且以之作為人的解放的重要標準，但馬克思主義者也從來不諱言在國家、社會發展過程中樹立權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的必要性。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曾指出：“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盵13]在《集權與自由》中，恩格斯還強調：“集權有其存在的歷史的和合理的權利！集權是國家的本質、國家生命的基礎，而集權之不無道理正在如此?！盵14]以此觀之，近代中國之所以四分五裂長期不統一，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中央權威，晚清政權如此，國民黨政權亦如此。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陜北實現全黨的團結和統一，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并成為近代以來最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央權威，關鍵在于全黨的擁護和支持，特別是陜北革命根據地的黨組織在政治立場上堅定地和黨中央站在一起，自覺維護中央權威。經過九十五年的發展，我們黨團結和統一的基礎更加穩固，中央權威更加穩定，這是實現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勝利的首要保證。在實現民族復興大業的關鍵時刻，全體黨員更應該緊密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對黨忠誠，一切向中央基準看齊。

第二，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自覺為人民做實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盵15]在近代以來的中國，真正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偉大并且真正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政黨和團體，只有中國共產黨。這是黨的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陜北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夠成為長征時期碩果僅存的根據地，根本原因就在于黨的群眾工作做得好，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護。因為群眾工作出色，所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陜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才獲得了“群眾領袖”“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和“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的最高評價。中國共產黨95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堅持人民立場，始終和人民保持血肉聯系，這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因此，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產黨員，對黨忠誠就必須首先對人民忠誠，堅持人民立場，一切以人民為本，踏踏實實地為人民干實事，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成敗得失的根本標準。

第三，必須牢牢堅持黨的紀律觀，自覺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作風作為一個政黨階級本質和核心價值觀的集中外在體現，是判斷一個政黨軟實力強弱的重要標志。而有無良好作風、能否發揚良好作風，不僅取決于政黨的路線是否正確，而且更取決于政黨有無嚴明的紀律做保證。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發揚黨的優良作風，從根本上講是與根據地有著鐵的紀律分不開的。根據地在政權建設過程中，把嚴懲貪官污吏、樹立清正廉潔作風作為政權建設的頭等大事。邊區政府成立后專門設立了工農監察部，履行維護紀律的重要職責，并制定法令規定：“凡一切黨政軍干部，如有貪污十元錢以上者執行槍斃。對于負責干部，要求更為嚴格，犯了紀律，有了錯誤，都要施以相應處分?！盵16]劉志丹經常告誡大家：“群眾最痛恨反動政權的不廉潔，無官不貪。我們一開始就要注意這個問題。窮要有骨氣；要講貞操，受凍受餓也不能取不義之財?！盵17]陜甘游擊隊第一支隊支隊長趙連碧（劉志丹表弟）搶劫老百姓財物，在三嘉塬被公開處決；從蘇聯回來的干部潘志遠順手采摘了群眾的香椿，受到習仲勛嚴厲的批評；即使高崗這樣的領導干部，因違反群眾紀律也被撤銷了紅四十二師政委……正是由于嚴明了黨、政、軍紀，當時陜甘邊根據地“從政府主席到區、鄉干部，廉潔奉公，弊絕風清”，因而深受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凹訌娂o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被歷史反復印證了的真理。在我們黨遇到“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挑戰的現實背景下，要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產黨員，就必須嚴守黨的紀律特別是嚴守黨的政治紀律，牢固樹立規矩意識，自覺踐行“三嚴三實”，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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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