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李昌科

摘 要：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當代黨和政府的歷史重任，也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心愿。但由于受到西方經濟文化的腐蝕以及政府法制不健全，導致當代許多民眾出現了重利益輕德行的現象，發生了許多道德淪喪事件。本文以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為核心探討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關鍵詞：荀子；隆禮重法；中華民族；復興

“服章之美為之華，禮儀之大謂之夏”[1]，華夏就是我們民族的稱謂，整整五千多年，我們華夏民族一直像巨人一般屹立在東方文明世界。在那消逝的時間長河里，我們有過輝煌大氣的漢唐風采，也有過黯然神傷的百年殖民屈辱，但我們依然還存在，依然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生活在這片孕育了我們五千多年的大地上。在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局面下，我們黨經過艱苦奮斗最終取得了的民族勝利，帶領我們繼續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道路上前行。但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國際間交流聯系的不斷增強，西方的拜金享樂主義通過各種新興媒體傳播到中國不斷腐蝕中國人的淳樸觀念，導致社會上了許多道德問題和法制缺陷，這都將制約了中華民族的迅速崛起。本文通過以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來討論如何加快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荀子“隆禮重法”思想的內涵

荀子，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活躍在戰國末期。這是一個舊的秩序趨于崩潰的邊緣，而新的社會秩序尚在孕育之中的新時代。圍繞著“稱霸爭雄”的時代主題，戰亂紛飛爾虞我詐，要求停止戰爭實現全國統一的呼聲油然而生。荀子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完善自己的學術思想，而隆禮重法正是他主要思想的其中之一。

“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2]，這主要論證了隆禮重法思想在治國理政中“禮”和“法”的辯證關系?！岸Y”，是普世化的意識形態，是國家和個人世俗評價的標準，有利于明確和維系社會成員的分工和等級制度，規范和約束社會成員的思想行為，保證社會安定團結。而“法”，則是制度化的國家法令，強制規范社會成員的個人行為不得違反國家法令，具有權威性和暴力性。簡而言之，“禮”和“法”的關系就猶如電腦中軟件和硬件的關系?！岸Y”對于社會成員就好比軟件對于電腦，是核心思想和靈魂，是社會生存規則在社會倫理秩序的具體折射，是可以辨別一個種族文化特征的關鍵所在。而“法”則是“禮”在制度上的延伸和拓展，將觀念化的存在制度化書面化，使得治國理政更加具有操作性，更加便于社會管理。對于每一個社會成員，“禮”是靈魂，“法”就是身軀，有禮無法，對個人的道德要求過高，整個社會管理成本代價高昂，國家治理隱患嚴重；有法無禮，國家治理教條化，社會整體活力停滯，不利于發揮個人對國家的熱情貢獻。簡而言之，禮是社會行動的最高標準，法是社會行動的最低標準。一個人想要健康發展，既要有完整的靈魂，也要有強健的身軀，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荀子正是基于這種思考，通過兼采儒家的禮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形成了隆禮重法思想。這種思想平衡了禮治的高要求和法治的教條化，不僅有利于社會成員的個人價值訴求，還有利于實現國家制度的運行和平衡，為后世的國家治理提供了具體的思想理論武器，對中華民族的偉大文明復興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困境

放眼環球綜合國力，美國為尊，歐盟次之，中國正在崛起。但在這個世界上民族崛起的道路沒有捷徑，只有靠血和汗去澆筑。無論何時何地，一個人的能動作用是有限的，再如何偉大睿智的領袖也無法遙控一個民族的命運。只有每一個渺小的普通人都參與進去共同奮斗，才能推動民族的進一步發展壯大。這都離不開大家知禮守法的行為。所謂“知禮”，就是公民的道德教育建設。而“守法”，就是依法治國制度在現實社會的全面落實。如果說人生是一場游戲，那么“禮”代表等級制度，而“法”則是是游戲規則。只有既懂得利用游戲規則又等級高的游戲玩家，才能取得人生的最終勝利。這都充分說明了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西方的“現代化陷阱”不斷束縛著中華民族的崛起，尤其是西方的拜金享樂主義逐漸掩蓋住了道德和法律的雙重威懾力，特別是體現在法律的教化作用出現錯位和缺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畏，使得罪犯的犯罪成本都較以往時期的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使得社會上出現了大批為了追求物質享受而道德淪喪的事件。

（一）法律的教化錯位——南京彭某案

在2006年11月20日上午，66歲的老太太行至彭某所乘坐的那輛車的后門附近位置跌倒。彭某將老太太從地上扶起后又送入醫院，后經醫院鑒定，根據老太太的傷勢嚴重需要進行手術。隨后老太太便向彭某索賠醫療費，在雙方協調失敗后，老太太就向鼓樓區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索賠13.6萬余元。值得注意的是，判決書稱如果不是彭某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院，而可以“自行離去”，但彭某并未做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所以以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好一個“以常理分析”，筆者不禁拍案叫絕，如果按照判決書的說法，我們國家為什么還要在社會上大力提倡“雷鋒精神”，我們喊了近千年的尊老愛幼豈不是一句笑話。我們要明白法律不是簡單的推理證明，既需要嚴謹講究證據的，又要考慮到社會的輿論風氣的影響。

在這高度信息化的時代，一件極其微小的社會事件都會導致社會風氣的急轉直下。由此可知，在“彭某案”后，以“助人為樂”的中華民族到底遭遇了多么嚴峻的道德考驗！而自“彭某案”后，普通民眾更是患上了扶助老人恐懼癥，形成了“摔倒不敢扶，扶了必然要吃官司”的社會主流意識。由此可證，“禮”與“法”的單純割裂必然會導致社會風氣的直轉急下，社會成員的道德底線突破社會底線，導致大量的社會不公平正義現象的產生。

所以，當權利和利益誘使人放棄為人處事的基本界限時，法律就應該拿起“大棒”敲醒那些喪失理性的小人，普通大眾對于那些道德詐騙行為也要采取零容忍的態度，而不是隨波逐流的漠視躲避。

（二）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過于空泛，缺乏具體的實踐操作

中華民族是一個極為重視“禮”的民族，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禮教文化，并將維系政治穩定的法律條文參雜于禮教文化之中，使得“禮”中有“法”，“法”中有“禮”。直到近代西方列強入侵，西方基督思想傳入，封建禮教由于腐朽落后跟不上時代的腳步遭到社會的無情淘汰。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并大力宣傳社會主義思想，中華民族才得以煥發青春再次崛起。

建國六十余年，在各位領導人的帶領下，中國已經形成基本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雛形。但是整個思想體系過于書面化，缺乏具體的操作流程，對社會成員的束縛力度不強，無法對普通百姓的生活產生深層次的影響。在這一點上，中國與美國就形成鮮明的對比。美國表面上是一個民主大國，但其本質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宗教國度。西方文明有兩個來源，一為古希臘文明，二為古希伯來文明。前者是通過文藝復興釋放，后者則通過宗教改革釋放。而之前，兩者都深藏于天主教會之中，也只有通過教會，羅馬覆滅后的文明典籍才能流傳于世。古希臘文明釋放于歐洲，而通過古希伯來文明釋放出來的清教徒就存于德國北部和英國，但是由于英國清教徒在宗教領域上不占據優勢，是以這些人最終去了美洲，不料幾經輾轉。居然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正因為如此，美國從建立之初就是宗教政權。所以，我們要加強對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的充實和實操性，使之更加符合時代的特色。

三、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來對中華民族的崛起的借鑒意義

愿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人，命運拖著走[3]。中華民族有能力有力量去爭取更多的民族利益，為我們的民族爭取更美好的未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任務，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不可抗拒的責任，“中國夢”也是由此孕育的結果。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發揮個人的積極主動性永遠比被命運裹挾向前行，收獲的碩果也要多得多。而在當前經濟催生道德的淪喪的局面上，荀子的隆禮重法對中華民族的崛起有著巨大的借鑒意義。

（一）隆禮篇

隆禮，即重視禮樂文明制度。當今中國道德淪喪已經成為常態現象，究其根本在于缺乏具體可操作的價值標準。改革開放的最大貢獻在于給每一個愿意勞動致富的人照亮了前方的道路，使得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賺到別人一百年都可能賺不到財富。但是改革開放同樣也有缺陷，就是沒有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合理的處理財富的基本模式。所以，當我們看到老人摔倒時我們會默默的掉轉頭，當做從來沒發生過一樣消無聲息的離開；當我們看到有人跳樓時，我們會圍觀，我們會起哄，甚至會拿起照相機記錄讓人血腥的一刻，因為大家都這么做；當我們犯法時，我們會拍著胸膛大聲的說“我爸是李剛”，因為大家都這么做。所以，現在的中國人都以追求物質財富為榮。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族復興的道路充滿未知。所以，我們更應該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把這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變得更加具體和便于操作。

（二）重法篇

重法，即加快法治化進程。當今世界是民智空前開發的時代，法律不在是某些權貴階層的“保護符”，每一個人都渴望合理以及合法的行使自己的投票權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不受侵害。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發展的轉型期，特別是中國在實踐了儒家德化教育道路已經走了近千年，使得我國非常重視“人治”和“德治”的治國理政思想，導致現行我國的法律體制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時代發展要求，引發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和道德淪喪事件。荀子曾經提出“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盵4]以及“人無法則悵悵然，有法而無志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后溫溫然。[5]”這都要我們要首先根據“義”去理解法的道理，然后在視具體的法令制度去辦事，以此類推相關的律例思想。這樣。治理國家才能樹新風，揚正氣，而不至于像彭宇案那樣，法官生搬硬套法律規定，導致沒有發揮法律的真正內涵，使得沒有很好的為社會形成良好的輿論風氣，出現社會道德嚴重敗壞的現象。

依法治國不是紙上談兵，中國的法治化道路需要切實的將大眾所需要的思想轉化到法律程序并要求全社會人民遵守。民族的文明之路追求的是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竭澤而漁，沒有人能抵抗住滾滾而來的人民思潮，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真真正正走上正軌。

四、結語

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不僅開創了“法”“禮”并治的學說體系，系統的論證了國家的治理和維護方式，很好的兼顧了個人和國家的共同利益，有利于民族的崛起和有序發展。

今天，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道路上，我們的民族仍然存在許多的道德和法律問題。在這些問題中，無論是歷史的巧合還是社會成員的無意識行為，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握當下，努力發展壯大。所以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我們要充分借鑒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通過把“隆禮”思想結合“重法”思想，實現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通過科學民主的方式管理國家，通過保障獨立司法和公平正義行為，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注入更加強大的活力。（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參考文獻：

[1]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M]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高長山.荀子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197 -205.

[3] 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第1卷[M].吳瓊，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4] 高長山.荀子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197 -205.

[5] 高長山.荀子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197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