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用展覽說話

陳燁

最近有篇文章《雙年展需要策展人？找藝術家就對了》引起了筆者的思考，文章里寫了最近國際上越來越多的雙年展的策展人都由藝術家來擔任，許多人便開始思考藝術與策展的界線或跨界問題，而筆者更多傾向于認為，策展工作除了對學術能力與組織能力能有要求之外，越來越看中創造力的發揮，一個大型的展覽或者雙年展，就好比一次藝術創作，策展人似乎越來越需要具備藝術家的創作素質，而策展本身，也似乎越來越像創作藝術的過程。

在文章羅列的擔任國際雙年展策劃的藝術家中，有一對藝術組合特別眼熟，他們就是今年年初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展覽的北歐藝術家組合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Elmgreen&Dragset），他們將操刀2017年第15屆伊斯坦布爾雙年展，為“正經歷著一種新興的民族主義”的當下，策劃出一場“展現當前經濟衰退和中東地區難民危機”的雙年展。邁克爾艾默格林（Michael Elmgreen）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哥本哈根人，而德拉塞特（Ingar Dragset）則出生于挪威的特隆赫姆，1994年的某一天，他們在哥本哈根的一家夜店相遇、相識、相愛，曾經他們是一對眾所周知的戀人，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兩人開始了共同創作：德拉塞特幫助在藝術圈初試身手的艾默格林制作了一系列以寵物為原型的抽象雕塑，展覽開幕的現場卻無人領會，于是他們席地而坐，把雕塑百般疼愛地擁入懷中，眾人便誤以為展出的是一場行為藝術表演。他們由此意識到行為藝術正是兩人詩歌與戲劇背景的最佳交匯點。于是1995年起，他們便以“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的名義開始創作了大批的裝置、表演、環境等作品。親密的關系開啟了他們的創作之門，然而創作卻終結了他們的親密關系，他們自稱“雙頭怪”，分手前兩人的大腦運作步調一致，分手后各自不同的生活又為創作帶來新的靈感，“雙頭怪”又從左右兩邊獲取食物。

“合作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畢竟我們已經以組合的形式共同工作了20多年。雙年展是一個對話交流的平臺，是一種不同想法、觀點、群體共存的有效形式?！睆乃麄兊难哉Z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對于策劃工作的自信，因為的確，他們對策展并不陌生。上世紀90年代，他們曾監理過哥本哈根歐洲首都文化項目的“update”表演藝術節，而在之后的許多藝術項目中，他們也不斷地展現出對展覽的把控能力，尤其是在尤倫斯做的那次展覽“好博”（The well Fair），更是充分地表現了他們作為策展人的素質。

在展覽“好博”中，藝術家將美術館的空間用臨時搭建的展墻分隔開來，將美術館轉化為藝博會現場，從世界各地運過來的作品被置于儲貨箱中、包裹著、以半完成裝置的方式呈現或斜靠著墻壁，看上去這場“藝博會”好像即將開始又像剛剛結束，現場還有貴賓室、咖啡廳、接待處、拍賣行及出版物展區，當參觀者穿過“藝博會”的空間時，不但能體驗不同場景的布置，還能與扮演的工作人員相遇（這是藝術家探究行為模式在不同情境中的“隨機應變性”）。其實，整個場館、展覽本身就成為了一件大型的藝術作品，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通過這個特殊的展覽反思了藝博會這個機制的問題的同時，又重新詮釋了他們以往的作品?！八嚥敝心前耸嗉髌肥撬麄冊谶^去20年里創作的，一直以來，他們都在用作品不斷地探討譬如建筑的機制、社會文化、藝術史，以及身份認同、性向相關認同的存在主體論題。

如果說，“好博”讓我們見識到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對展覽的策劃把控能力以及已經相當成熟的藝術創作能力的話，那么，接下來的展覽便會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作為藝術家的他們的卓越優秀。

“無力結構”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博物館舉行，剛剛才結束的這場展覽是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在以色列的首次展覽，它以故意錯位的方式在這個現當代藝術博物館不同展廳中展出多件藝術家自傳式的作品。展覽作品涵蓋了兩人從1998年至2016年期間的創作，他們旨在“對性別、個人與政治身份、以及藝術在公共生活以及全球化時代的經濟一文化現實當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質問?！闭麄€展覽本身，又是一件作品，不同創作背景的作品被放置在這個展廳中重新詮釋，尤其當這些批判性意味出現在以色列的政治環境之中，新的解讀和更深層次的意義便出現了。

進入場館，便可以看到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標志性風格的作品《捐款箱》（Donation Box.2006），一個透明的盒子里面裝的是各種私人物品，作為一個捐款箱，里面裝的不是鈔票，而且頂端封閉并且盒子上還貼著“請勿打擾”的標志。接著就是同年創作的《現代摩西》（Modern Moses，2006），一個放在行李箱里的棄嬰擺在提款機前方，這個對圣經故事進行現代化處理得作品折射出關于童年、撫養和身份認同問題。

最為矚目的是今年的新作，他們原樣復制了柏林墻的一部分，并將之橫穿整個博物館，名日《持續到永遠》（For as Long as lt Lasts，2016）。雖然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去柏林的時候，柏林墻已經倒了八年，但長期生活與工作在柏林的他們仍然深深地受到柏林墻的影響，它意味著自由、混沌與希望。而旁邊的《未來》（The Future 2014）——一位穿著帽衫、牛仔褲的少年坐在消防通道上的作品似乎正與《持續到永遠》發生對話。

展覽的作品都極具代表性，都是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藝術精粹的表現，因為，這個展覽根本就是他們的“傳記”。其實，這個展覽是“傳記”三部曲的最后一篇，這三個展覽一脈相承，共同探討了當階級、性別、國籍甚至個人年齡與形象關系的觀念都徹底改變的當下，我們應如何確認自我？當現在已經不再能簡單地二元對立區分他者是，定義一個人的“自我”條件是什么？“傳記”是他們20年來藝術的回顧，沒有年表，沒有傳記該有的方式。自從2014年分別于哥本哈根的丹麥國家美術館和挪威的阿斯楚普費恩利當代藝術館展覽展出后，今年終于在以色列完成了這最后一部分的展覽，如果說前兩處地方分別是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各自的家鄉，那么，他們經過考量從一開始就定下的最后一站以色列，是不是有著特殊的意義？我相信，這些作品的展出正正就反映隱含著這層意義的考慮。（編輯：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