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和內容

摘 要：自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供給側改革”就成為中國經濟的熱詞。以需求側為主的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日益下降，而為此付出的代價則越發明顯，并且我國供給體系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供需錯配要求我們進行供給側改革。從時代背景來看，中國目前面臨經濟增速換檔、人口紅利消失等問題，也要求我們從供給側進行改革。供給側改革的內容則包括制度創新、技術創新、人口改革等六個方面。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 需求側管理 供給體系 經濟增速 人口紅利 結構性的有效供給

中圖分類號：F01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10-016-03

自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供給側改革”就成為中國經濟的熱詞。長期以來著力于從需求端發力的投資刺激政策，近年來呈現疲軟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供給側改革”一經提出就引來各方關注。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

（一）中央領導人多次對供給側改革作出重要指示

自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供給側改革以來，李克強總理、楊偉民副主任等分別多次就供給側改革的內涵、重點等方面進行了闡述。

（二）什么是供給側結構改革

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相對于需求側管理而言的。

需求側管理的理論基礎來源于凱恩斯理論中的國民收入均衡分析。凱恩斯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源于投資、消費與凈出口這“三駕馬車”的拉動，用公式表示為：

Y=C+I+G+X-M

其中，Y表示總產出，C表示消費，I是投資，G是政府支出，X-M是凈出口。

在需求側管理者看來，實現國民收入的增長，主要是依靠擴大需求，具體包括投資需求、消費需求以及出口需求。刺激這些需求增長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總供給，是指一定時期內社會所提供的勞務和產品的總產量，決定總供給的因素包括技術水平、勞動力、資本、土地、制度五要素。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對這些要素市場進行改革，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供給側管理的理論基礎來自薩伊定律，即供給創造需求。實踐基礎則主要有里根經濟學。上世紀80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采納了供給經濟學。里根政府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而且使所有稅收檔次的基數與通貨膨脹掛鉤，大大減輕了納稅人的負擔、提高了稅制的公平性；為刺激投資，還實行了加速折舊和投資稅收抵免等措施，企業所得稅也被大幅削減。此外，稅制整體上得到簡化，許多稅收特惠被取消，在提高效率和公平的同時堵塞了稅收漏洞。

二、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宏觀背景

（一）以需求側為主的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日益下降，而為此付出的代價則越發明顯

自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主要是需求側管理，即運用投資、消費與凈出口這“三駕馬車”的拉動來刺激經濟的增長。如2009年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措施以及10萬億元的貸款就是為了增加投資需求，擴大內需，利用投資乘數效應來提升經濟增長速度。需求側管理已成為過去近20年來我國在促進經濟增長最常用的方法，需求側管理對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曾起了重大的作用，讓中國率先走出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美國次債危機的陰影。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需求側管理所產生的副作用正日益明顯。進入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下行的態勢，整體上看，我國經濟出了“四降一升”的狀況。

一是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的GDP增速逐季在下滑，并且增速的絕對值都處在7%以下，很難再現2015年以前的8%、9%的高速增長水平。

二是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從圖1可以看出，工業投資者價格指數近兩年來都是負數，在2015年1月直到2016年1月近一年的時間里處在最低水平，價格跌幅幾乎達到6%。這主要是由于生產資料的價格指數下降幅度大，投資的意愿不強烈。

三是企業利潤增幅下降，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幅變成-2.3%，越是原材料、初級產品等上游產業利潤下降幅度越大。

四是財政收入下降。從圖2可以看出近三年來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明顯。由高峰期的24.8%的增速下降到8.4%，稅收收入的增速也由峰值22.6%下降到4.8%，2015年的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的增速均創1988年以來增速的最低值。財政收入的下降主要由稅收收入下降所導致，其中稅收收入下降主要是工業產品出廠價格大幅下降、企業利潤下降所致。

五是經濟風險發生的概率上升，特別是金融風險上升。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報告稱，2007—2013年，國家總負債從118.9萬億元增加到339.1萬億元，增長220.2萬億元，年均增長36.7萬億元。據此數據算，國家負債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7.2個百分點，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報告還測算出，2014年末，中國經濟整體負債總額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剔除金融機構，中國實體部門債務為138.33萬億，占GDP比重從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負債率高容易導致經濟運行某些環節上出現斷裂，這個爆發點多了以后有傳導效應和連鎖反應，容易出現系統性危機。

（二）我國供給體系存在一系列問題

2015年11月18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表示，中國的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六個方面的問題，如供給體系總體呈外向型、主要面向低收入群體、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等，其中高成本是供給側最致命的硬傷。

1.中低端、傳統產業產品過剩。近年來，產能過剩成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其中，鋼鐵行業首當其沖。一直以來，鋼鐵產業產能過剩嚴重，由于技術不到位導致產能利用率低下，鋼材價格持續下滑，鋼鐵企業面臨較大的盈利壓力。

2.高端產品不足。隨著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對各類消費需求的性價比、安全、質量等要求也在提高，但消費品供給規模有余而品質不足，導致人們要出國去買奶粉、買馬桶蓋甚至藥品、牙膏。據中國旅游研究院和攜程旅行網日前發布的報告顯示，2016年春節全國出境旅游人數接近600萬人次。中國旅游研究院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出境游人數和購買力已連續3年居世界第一。2015年我國境外消費1.2萬億元，而全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0.1萬億元，境外消費占國內消費的比例約為4%。

同時，隨著衣食住行為主的消費實現了基本滿足，老百姓的消費升級明顯加快，向個性化、高端化、服務化發展，新需求很多，有效供給還難以跟進。

這意味著，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長期供給。

3.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李克強總理在參加有關鋼鐵煤炭行業產能過剩座談會時指出，“我們不具備生產模具鋼的能力，就連圓珠筆頭上的圓珠目前仍然需要進口。這都需要調整結構?！?/p>

楊偉民副主任也舉了平板電腦等例子加以說明。比如平板玻璃我們嚴重過剩了，但電子用的平板玻璃、電視用的大平板等我們還是依靠進口，不能自己生產。風電設備總體過剩了，但控制系統和不少零部件我們需要進口。

4.房地產庫存嚴重。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10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已增至6863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4%。按照我國人均住房面積35平方米計算，“空置”的住房可供2億人口居住。如果算上全國各地的小產權房，以及一些沒有納入統計口徑的房子，中國住房過剩的狀況會更加嚴重。在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看來，現在的庫存，按照2014年的銷售速度好好賣，要賣8年才能夠賣完的。

5.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企業的人力成本、財務成本、稅收成本、銷售成本等各項成本不斷上漲，以財務成本為例，審計署2015年末發布的數據顯示，在抽查的廣東和吉林30戶小微企業84筆銀行貸款中，個別企業從商業銀行貸款的實際成本達到12.5%，山東省小微企業從小額貸款公司取得的貸款綜合成本最高達到30%（樊志剛，2016）。有些方面的成本，不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國家了。這樣的結果是，一方面產能過剩，產品不好賣；另一方面成本進一步提高，企業兩頭受壓，削弱了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的盈利能力，高成本是供給側最致命的硬傷（楊偉民，2015）。

三、供給側改革的時代背景分析

（一）經濟發展面臨新常態，經濟增速換檔回落

所謂經濟新常態，是指經濟增長速度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的中高速增長。環顧世界，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后，都會出現增速“換擋”現象（見表3）。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分析，中國是一個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各個經濟單元能接續發力、綿延不絕，導致發展能量巨大而持久，因而中國經濟有望在7%～8%的中高速擋運行一段時間，經濟發展呈現L型。另外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乃至將來的中速增長，根據日本、韓國經驗來看，一般是經歷十年左右時間。

（二）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勞動人口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的“人口紅利”。但是中國已經接近劉易斯拐點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起點（沈建光，姚余棟，2011）。所謂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

如圖3，橫軸表示勞動力供給，縱軸表示工資水平。工資水平長期保持不變勞動力過剩，隨著AD1右移至AD2到了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即劉易斯拐點。

中國經營報報道，2015年勞動力規模由2012年的9.37億降至9.11億人，這是中國勞動力人口連續4年絕對值下降，中國人口紅利正在逐年縮水。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表示，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不可避免下滑?！澳壳罢诔霈F的變化體現在四個方面：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上漲、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低于農民工工資增長速度、資本報酬遞減以及勞動力轉移出現負增長?！辈虝P說，對于中國而言，勞動力供給的短缺，抬升企業的人力成本正侵蝕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利潤，進而導致許多企業停運或將工廠遷離中國。渣打銀行在2015年開展的珠三角制造企業調研報告也顯示，他們所調研的30%～40%的受訪企業反饋稱計劃將工廠遷至內陸城市或遷離中國內地，以應對工人工資上漲和勞動力短缺局面。

（三）中國正在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風險。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銀行在2006年《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最早提出的，其內涵主要是指：某些國家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經濟增長停滯期，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新世紀以來，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快速增長，由2000年的930美元躍升到2014年的7575美元。目前中國已處在中高等收入發展階段，既面臨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國家行列躍升的機遇，也面臨落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險。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增速、勞動生產率增速、經濟開放程度、市場準入限制降低，外部環境、社會穩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能否在中等收入階段成功轉換增長動力機制，調整發展結構，是一個國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四）潛在的滯脹威脅

所謂滯脹是指，經濟學家們基于上世紀70年代歐美經濟滯漲經歷的大量經驗研究證明，判斷一個經濟體是否滯漲的標記，一個就是物價與經濟增速是否“倒掛”，另一個就是增速低于2%至3%這個底線。當前我國面臨潛在的滯脹威脅（賈康、徐林等，2013），據賈康、徐林等分析，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速已下降到7%左右，并且由于勞動力成本等因素的上升，中國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預期在加強，中國經濟運行面臨某種“滯脹式”的潛在威脅。

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

影響總供給的五大因素，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技術創新以及制度創新。供給側改革主要是實現這些供給要素的最優配置，從而提高經濟增長效率。

（一）制度創新

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首先是進行頂層設計和系統改革，要打開制度紅利，激發經濟社會活力，實現相關改革決策的較高水準（賈康、徐林等，2013）。

1.形成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機制。實現政府“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創造合法經營、公平競爭、高度法治的市場環境，同時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2..深入推進財稅改革，啃下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改革、中央與地方事權改革、地方收入體系重構、預算管理基礎制度建設、PPP等幾個硬骨頭，形成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之間穩定的經濟關系。

3.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二）技術創新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要從依靠普通生產要素如資本、土地、勞動力的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轉向依靠科技創新來驅動經濟增長。通過科技創新創造新供給、新效益和新空間，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走創新型國家之路。

（三）勞動力供給側改革

所謂勞動力供給側改革就是解除勞動力上的抑制，增加勞動力人口。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實施，將會對我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帶來一定的積極影響，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勞動力問題。從方正證券測算的數據來看，放開二胎后，在2050年，20～44歲的人口比例將比不放開二胎時增加4%，增加規模達到1.28億人。這部分新增人口將補充勞動人口，給經濟發展注入人口紅利。

（四）資本供給側改革

針對我國金融市場長期存在的結構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明顯等突出問題，需要全面推進金融改革，盡快解除金融抑制，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以便更好地發揮金融體系深度動員社會資本、提高儲蓄率的作用，從根本上增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能力。

（五）土地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供給側改革

土地方面，要釋放農村土地的資本屬性和流轉屬性，使土地成為資本市場上可交易的生產要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效益。一方面穩固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完善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推進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另一方面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支持引導其依法自愿有償轉讓上述權益。

（六）加快實行結構性減稅

“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改革，在進口、中小微企業、創新活動、養老產業化等環節和領域的減稅與稅收優惠舉措，應成為現階段結構性減稅的重點，并與資源稅、房地產稅改革一并納入財稅改革的通盤設計。

參考文獻：

[1] 戴慧.供給側改革與供給經濟學.中國經濟報告，2016（3）

[2] 賈康等.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財政研究，2013（1）

[3] 沈建光，余姚棟.消費率反轉契機.財經，2011（3）

[4] 吳敬璉.供給側改革應對”四降一升”挑戰.中國經貿導刊，2016（1）

（作者單位：廣東理工學院 廣東肇慶 526100）

[作者簡介：陳鳳香（1978—），女，湖北新洲區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財務管理]

（責編：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