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階思維的數字出版理論教學優化策略研究

【摘要】針對國內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現狀與問題，基于高階思維等相關理論，提出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現實需求和目標，探討理論教學的優化原則和策略。

【關鍵詞】高階思維；數字出版；優化策略

【作者單位】叢挺，上海理工大學出版印刷與藝術設計學院。

【基金項目】 本文受2015 年度“精品本科”教學改革項目《“產教融合”數字出版人才培養機制的探索與實踐》（編號：2015-JPBKZ-002），上海理工大學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編號：16HJSK-YB06），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項目（編號：15ZS044）和上海高校青年教師培養資助計劃（編號：ZZslg15066）資助。

隨著數字出版產業的迅猛發展，數字出版人才培養與教育成為業界和學界熱議的話題，相關學者針對數字出版人才需求、培養機制、課程設置以及教學模式等方面展開了大量研究。據筆者在中國知網上的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與數字出版教育相關的期刊論文數量超過120篇。我們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研究者更多地將精力投在實踐教學方面，對理論教學的關注明顯不足，其中與數字出版實踐教學相關的文獻數量超過30篇，而與理論教學直接相關的文獻卻幾乎沒有。從行業發展的長遠角度考慮，如果一門學科僅僅將目光集中在實踐教學層面，缺少來自理論教學層面的有效支持，是無法培養出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創新型人才。上海師范大學陳麗菲教授從針對該校編輯出版學專業畢業生就業情況的統計發現，過分專注于計算機編排技術和電腦排版等技術實踐類課程的學生（即僅這幾門課程的成績優秀者）在之后就業中居于競爭劣勢[1]。與出版專業類似，同樣屬于應用性學科的城市規劃專業，其理論課程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忽視到重視的過程。相關學者指出，理論教育的不足導致規劃從業人員在規劃實踐中處境尷尬，或限于行業視角，與社會發展要求脫節；或盲目采用標準技術手段，因千城一面的規劃而飽受詬病[2]。由此可見，在行業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深入反思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現實問題，有助于厘清數字出版的人才培養目標，完善數字出版教學體系，為產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勁動力?；诖?，本文從數字出版理論教學面臨的問題入手，結合高階思維能力培養的教育理念，提出理論教學的現實需求和目標，探討優化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基本原則和策略。

一、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現狀與問題

近幾年，隨著各高校編輯出版學專業課程體系的數字化演進與部分高校數字出版專業的開設，數字出版教學呈現快速發展態勢。調查顯示，目前國內大部分編輯出版學專業都開設了數字出版相關課程，其中既包括理論概述類課程，如數字出版導論、網絡出版實務等，也包括技能操作類的課程，如網絡編輯、現代出版技術、高級語言程序設計等[3]。相對于原有的編輯出版學課程體系，數字出版課程中技能操作類課程的比重更高。當然，僅從課程設置的情況來看，我們并不能得出數字出版理論教學合理與否的結論，還需要結合教學思路、方法和內容等方面進行分析。根據筆者與相關高校教師的交流反饋情況來看，目前數字出版理論教學面臨以下問題。

1.對理論教學存在認識上的偏差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相較于編輯出版學課程，數字出版課程增加了技能實踐類課程的比重。這一方面是由數字出版本身的技術特性決定的，另一方面反映了從業者對數字出版課程的固有認識，即數字出版缺乏成型的理論體系，相關課程不應空談理論，而應側重于技能實操教學。盡管業界和學界沒有完全否認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必要性，但是對其實際價值往往持一種懷疑態度。事實上，當理論課程已成為“虛”的代名詞時，認真鉆研理論教學的基礎共識也就無從談起。因此，如何回歸對理論教學本質的正確認識，是優化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重要前提。

2.理論教學準備不足

從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實際情況來看，教學理念、師資與教材等方面準備不足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目前，以“數字出版導論”為代表的理論性課程一般依托相對有限的教材資料或教師自編講義，教學內容的體系化程度不高，教學方式則以單一的知識傳輸為主。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數字出版理論教學準備不足有其客觀原因。首先，每一門應用性學科的理論教學都與其所處的社會和行業發展存在一定關系，前者的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后者的發展階段，這集中體現在教材編寫、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其次，相較于實踐教學對實驗設備、軟件系統與教師技能等方面的剛性要求，理論教學往往更依賴于專業理論體系、教師思維品質、案例素材等相對軟性的條件，這使得理論教學的顯性門檻較低而隱性門檻較高，雖然大部分高校都開設了理論課程，但最終的教學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

3.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互割裂

作為一門應用性學科，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是學科發展的基本目標，本質上講前者是告訴學習者該做什么，后者則是回答怎么做。然而目前，理論教學與技能實訓脫節恰恰是社會與業界詬病最多的地方。盡管不少高校針對數字出版技術特性為編輯出版學專業學生提供了包括編程語言、信息系統設計、三維動畫等技術類課程，但問題在于很多情況下學生只是被動地學習技術工具，并不清楚不同技術模塊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系，它們服務于哪些應用場景和領域，具體發揮什么樣的作用。由于相關的課程僅僅是在微觀層面介紹技術工具的使用，并沒有在宏觀層面給學生提供對數字出版技術體系的系統認知和理解，這使得大多數技術類課程淪為單純的技能培訓，無法整合形成強有力的能力優勢。

二、基于高階思維的理論教學目標分析

我們通過對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現狀的分析發現，無論是對理論教學的認識、教學的準備，還是與實踐教學的結合，本質上都指向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理論教學的核心目標究竟是什么。一般來說，教育的目標總是伴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當人類步入知識經濟時代，信息和智能技術日益成熟，機械可重復的體力和腦力勞動逐漸讓位于復雜個性化的創造性活動，這對依靠先進科技進行知識傳播的數字出版業來說尤其如此。就以近十年數字出版的發展來看，從早期的出版流程數字化、電子書與數據庫發行，到最新涌現的社會化閱讀和基于大數據的知識服務等，數字出版的產品形態和產業特征不斷發展變化，相應的，對人才的知識和技能需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如果試圖通過提供大量封閉性的知識來應對變化的世界，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只有在不斷摸索數字出版基本規律的同時，幫助學生建立可擴展的知識體系與靈活的思維方式，才能有效適應產業與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化。因此，理論教學的目標不再是給學生提供確定性的行業知識，而是培養學生可持續的自我學習能力。具體而言，是希望學生在認識數字出版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掌握基礎分析工具的前提下，“以‘獨立思考精神去面對他們所遇到的一切不熟悉問題”[4]。

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是將數字出版理論教學從低階思維主導模式轉向高階思維主導模式。所謂高階思維，是指發生在較高認知水平層次上的心智活動或較高層次的認知能力[5]。根據教育學家Bloom（1956）等人對認知教學目標的劃分，認知層次水平大致可分為六個層級，分別是知道、領會、應用、分析、綜合和評價，其中分析、綜合和評價屬于高階思維，而知道、領會和應用則屬于低階思維。從現階段數字出版相關課程的考核方式與題型來看，更多是停留在低階思維的訓練，如對孤立性的知識點的識記、對去情境化問題的單一角度理解等，而對高階思維的訓練和考查明顯不足。高階思維在教學中表現為高階學習，就是運用高階思維進行有意義的學習，這種學習通常是主動的、有意圖的、建構的、真實的與合作的。與這種學習相匹配的知識叫作高階知識，它強調從問題探究而非僵化記憶中獲得具有情境化和個人化的隱性知識。高階思維、高階學習與高階知識相互之間緊密關聯，共同組成面向高階思維能力培養的教學模式。對數字出版教學而言，引入高階思維等相關理念優化和改進現有的理論教學體系，將有助于提升數字出版的人才培養效果。

三、基于高階思維的數字出版理論教學優化策略

任何一種先進的教育思維和理念，都必須落地為有效的教學實踐，才能真正體現其價值。正如教育研究者所指出的，通過恰當的教學條件支持，高階思維是可以培養和訓練的，而培養高階思維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將培訓融入具體教學活動之中，而不是開設專門的、單獨的課程[6]。針對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現狀和問題，本研究結合高階思維等相關理念，提出優化教學的基本原則與策略。

1.優化原則

一是漸進性原則。盡管當前社會對數字出版創新人才的需求極為迫切，但考慮到目前各高校理論教學準備不足和思維能力教學長期性等客觀現實，筆者主張采取漸進性的發展方式，將高階學習模式嵌入現有的教學內容體系，教師通過不斷調整高階學習與低階學習的分配比重，逐漸提升理論教學的質量和層次。譬如在每一堂課的師生互動中增加與高階思維能力相關的問題設計，在考試題型設置中增加與高階思維相關的題目考查等。

二是差異化原則。由于各個高校開設數字出版專業或課程的院系有所不同，相應的師資力量與學科背景也存在較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不同高校結合各自的學科背景，采取差異化的教學思路，未嘗不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如以圖書情報學為背景的數字出版理論課程可以側重信息思維的培養，以新聞傳播學為背景的數字出版課程可突出跨媒體的傳播思維，而以藝術設計為背景的數字出版課程則可強化視覺設計思維等。雖然不同高校在具體教學內容上存在明顯差異，但在培養高階思維能力的教學目標上具有同一性，而且從長遠來看，這種方式更符合未來文化科技人才的多元化需求，有助于形成人才之間的錯位競爭。

三是場景化原則。所謂場景化原則，主要強調的是理論教學中的高階能力培養必須與應用場景深度融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數字出版作為一個新興產業，正處在持續演化的發展階段，如果將所有的知識概念完全從真實的場景中抽離，其結果只能是形成無法遷移的呆滯知識（Inert knowledge），一旦學生回歸真實的應用場景，之前所學的理論知識的實際價值將非常有限。因此，所有圍繞高階思維設計的案例或任務都盡可能從社會與產業運行的現實問題中提煉出來，并進行有效的結構化處理，挖掘其背后的共性思維特征，促進學習者對知識的靈活運用與有效遷移。

2.優化策略

針對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的具體情況，筆者認為可著重從問題設計、案例教學、信息化學習、教學支撐要素準備方面進行優化。

（1）問題設計

根據國內外教學實踐的總結，問題設計是促進學習者高階思維能力教學的核心，也是開展高階思維教學的有力抓手。問題設計是指圍繞學科基本概念進行的學習任務設計，它通常是以“問題”的形式來重組課程內容，為學習者創設一種真實的、復雜的、具有挑戰性的學習任務[7]。這些問題不是簡單的填空式問題，如“世界上第一部電子書的名稱是什么”，而是以思維為基礎的問題（Thinking-based Question），學生需要經過一定程度的思考才能回答。

在實際的教學設計中，這種以思維為基礎的問題可分為基本問題（Essential Question）和單元問題（Unit Question）。所謂基本問題，是指學科中處于核心位置的基本概念，指向學科核心思想和深層次理解的、能夠揭示學科內涵豐富性和復雜性的問題，并牽引出一系列重要的問題[8]，如“假如人類歷史上先出現互聯網，再出現印刷術，今天還會有出版的概念嗎？”這類問題有助于學生從哲學高度來認識所學的知識，并將其與經濟、社會、歷史等不同學科有機聯系起來，逐漸形成跨學科的認知習慣。所謂的單元問題是引導學習者探索的基本問題，相對具體和容易操作[9]。它是理解基本問題的橋梁，通過對不同知識點的單元問題集中訓練，使學習者不斷發展高階思維能力，從而提升對學科基本問題的理解，如“如何看待數字版權保護技術對數字出版的影響？”“英美電子書銷售在經歷早期快速增長后出現下降的原因有哪些？”等。這類問題可以結合某一知識點學習展開，其目的不在于提供所謂的“正確答案”，而在于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通過將基本問題和單元問題嵌入數字出版的教學內容中，教師可以潛移默化地提升學生分析、綜合、評價的高階思維能力。

（2）案例教學

案例教學最早是由哈佛大學法學院針對法院判例，讓學生參與討論的課堂教學模式，之后逐步推廣到其他專業領域。所謂案例教學是指以案例為基本教學內容、以師生互動為基礎、以全面提升學生的管理能力為目標，是區別于傳統課堂講授的一種新型教學方法[10]。編輯出版學作為典型的應用性學科，案例教學法在其相關課程中受到廣泛重視，如選題策劃、圖書營銷、版權貿易等。如陶安濤所指出的，出版案例教學法是一種運用典型案例將現實中具體的出版活動引入課堂教學或者學習者思維的過程，是對某一出版具體過程進行場景引入的結果，幫助學習者在仿真的職業情境中像從業人員那樣思考和行動的教學方法[11]。

可以肯定的是，數字出版案例教學需要充分借鑒傳統出版教學的大量經驗，包括案例來源的篩選加工、案例教學流程的管理、案例問題的分解與合成等。但與此同時，數字出版案例教學也需要注意其與傳統出版案例教學的一些區別。

第一，案例對象和分析單位的選擇。一般來說，傳統出版案例教學往往以單本圖書為研究對象，分析其選題策劃、營銷推廣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從案例對象和分析單位的角度來看，其指向的產品對象及其生命周期一般較為明確，適合進行深入分析。但是數字出版的產品對象一般較為復雜，可能是某一電子書或電子雜志，也可能是某一視頻節目或知識服務，還可能是集成性的平臺或系統，相應的生命周期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正因為如此，數字出版案例教學往往會由于師生對研究對象本身的復雜性把握不足而使研討流于形式。譬如對亞馬遜Kindle閱讀器成功之道的案例分析，如果不能將其放在全球互聯網科技發展的宏觀環境和亞馬遜生態系統的特定背景下展開討論，幾乎是無法得出有意義的結論的。因此，筆者建議，針對數字出版的案例教學宜將某一數字出版或新媒體公司的戰略行動作為分析單位。所謂戰略行動（strategic move）是指推出一個開辟市場的主要業務項目所涉及的一整套管理動作和決定[12]，如羅輯思維與papi醬的戰略合作、湯姆森·路透出售知識產權與科技業務等。通過對特定戰略行動的教學研討，有助于培養學生對現實問題的多視角分析能力，同時也避免因案例對象過于復雜造成教學效果不佳。

第二，重視失敗案例的研究。在傳統出版的案例教學中，由于受資料公開性的限制，教師在課堂中所談及的案例往往都是成功企業，針對失敗案例的教學研討較為欠缺，這往往使學生在學校接觸了大量“成功之道” 而忽視了其背后的“不可復制性”。與傳統出版相對封閉的生態不同，數字出版企業所面臨的生態環境更為開放，與之相對應的競爭風險和失敗概率也更高。同時，受益于當今各類信息數據的透明化，數字出版與新媒體企業的失敗案例具有較高的可獲取性。因此，在數字出版案例教學中引入更多失敗案例研討，有助于學生體會真實情境下的認知思維模式和決策考量，學會從別人的失敗中總結有價值的經驗，從而提升案例教學的實際效果。

（3）信息化學習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信息化學習受到普遍重視，利用信息技術支持高階思維教學被提上議事日程。在數字出版教學中，信息技術被廣泛應用于實踐教學領域，包括電子書編排設計、網絡編輯等課程，但其在理論教學領域的應用還很不充分，學生僅僅是借助互聯網來進行信息的收集、拷貝等，缺少深度的加工分析。根據建構主義應用觀，信息化教學與教師教學之間并非替代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13]。學習者本質上是從思維中學習，信息技術則充當學習者思維學習的工具。

針對數字出版理論教學中的不同知識點，信息技術將發揮不同的工具作用，包括效能工具、信息獲取工具、認知工具、情境創設工具、交流工具和評價工具等。例如針對數字閱讀的用戶分析，可指導學生運用各種效能和信息獲取工具，包括利用百度指數、社交媒體分析軟件來分析用戶群體的行為特征，借助問卷星、SPSS等統計分析工具進行需求數據分析；針對數字出版產品策劃，可運用認知、情境創設等工具，如利用Mind Map等思維導圖工具評價和分析產品功能，并將功能嵌入實際使用場景，利用可視化工具進行呈現。除此之外，針對理論學習過程中的頭腦風暴，可借助即時通信、移動筆記等工具進行及時的分享和總結，沉淀為有價值的智慧?？傊?，有效運用信息技術支持高階思維教學，必須以有意義的學習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是用信息技術控制學習者，而是利用新技術來支持探究式學習、建構式學習和反思性學習，從而達到高階能力培養的目標。

（4）支撐要素準備

除了上述教學方法的優化，為了適應高階思維教學，還需要做好相關支撐要素的準備，具體包括教材建設、案例庫建設、教學經驗交流等。

教材建設方面，目前已有的教材包括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編著的《數字出版基礎》、陳生明編著的《數字出版概論》、武漢大學徐麗芳教授等編著的《數字出版概論》，以及徐麗芳教授等翻譯的《哥倫比亞數字出版導論》等，這些教材為數字出版理論教學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當然，由于數字出版產業處在持續變化階段，與之相對應的知識體系也需要不斷完善，尤其是結合跨學科的理論視角對數字出版的基本邏輯架構與核心技術體系進行更加系統的梳理。如何通過對教材內容的定期更新，使之具備更強的包容性和可擴展性，是支撐理論教學發展的關鍵所在。

案例庫建設是數字出版案例教學的基礎保障。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國內的數字出版案例資源建設仍處在初級階段，僅有的少量數字出版案例書籍側重于科學研究，對教學的適用性不強。對此，出版教職委應組織相關專家開展數字出版教學案例庫建設，包括案例來源的篩選和評價、案例內容的深度加工、案例問題的設計、案例教學模式的分享等，充分調動行業資源參與配合，鼓勵相關教師深入一線開展調研，采集和編寫高質量的教學案例，從而推動數字出版案例教學的創新。

加強教學經驗的交流是探索理論教學模式創新的關鍵環節。這一方面要求專業教師積極向行業學習，充實數字出版的實戰經驗，提高教學中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另一方面要鼓勵教師與教師之間加強相互交流。理論教學作為一種教育實踐，有其內在的規律和經驗積累，通過教師之間，尤其是不同學科教師之間的交流，有助于加深專業教師對教學規律的理解。行業專家作為一支重要力量應被積極引入數字出版教學領域，但豐富的實戰經驗必須與先進的教育理念有效結合，使得相關的課程不只是行業經驗的傳遞，還能夠上升到對思維能力的培養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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