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機的全球治理

闕天舒

摘要：面對復雜多變的全球公共危機，全球治理彰顯了一種新的公共性的特征。在政治權威方面，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危機治理之中，帶有公共特點的私有權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領域方面，公共性不再是社會生活的核心，全球社會和全球公共領域之間的疆界變得復雜；在公共產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產品所帶有的工具性和經濟意味，更多地體現為公共實踐。由此可見，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機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強，但這種公共性已不再需要對其設置特定的邊界，它正逐步演變為解決特定問題的一系列實踐，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回歸。其中，中國也努力通過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負責任地提出了“中國方案”以及參與或主導建立若干全球性機制等實踐，推動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機治理中的擴大。

關鍵詞：全球公共危機 全球治理 公共性回歸

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傳染性疾病、金融危機，以及全球性生態環境惡化，氣候變暖等問題已超越國家和地區界限，對整個人類生存與發展提出嚴峻的挑戰，但現有的公共危機應對的滯后、操作性不強也暴露出公共危機治理能力的不足等問題。雖然公共性是政治理論的基本概念，但對它的重新審視有助于解決公共危機的全球化與公共危機治理的滯后等問題。

一、對公共性邊界的再思考

公共性在傳統研究中“是指特定范圍內由特定對象、環境和結果將具體個人（或主體）聯系起來的具有普遍性、不確定性和意識交互性的社會關系”。從范疇來看，公共性與私人性、個人性、私密性等概念是相對而言的，“強調的是某種事物與公眾、共同體（集體）相關聯的一些性質”。故它一直作為一個與國家概念綁定、與私有性相對的概念而存在。但隨著近年來公共危機的全球性擴散，公共性的邊界變得十分模糊，其存在已經溢出了原有的界限。

1.公共性與私有性：公共性與私有性傳統上一向被視為兩個相悖的領域，其中公共性主要存在于公共領域和公權領域的有效耦合中，而私有性主要為私人領域的特性。在公共領域內行使公共權力是必要而正當的，掌管公共權力運行的機構主要是國家或政府，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私有化逐步開始興起，“世界上最常用的政治經濟發展戰略之一是私有化。尤其在南半球，還有東歐和經合組織國家，私有化常常被看成是解決所有經濟和政治問題的靈丹妙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經合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歐盟，都在推動私有化和自由化。民族國家政府特別是私營工商集團和跨國公司也在這些政策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2.服務貿易總協定，以及國家的和超國家的指示，都在促進私有化和自由化進程。在這一進程中，英國被認為是先驅。撒切爾以創造“資本所有者的民主”為目的，于20世紀80年代推行了影響深遠的公共服務私有化計劃?？梢?，無論在國內層面抑或國際層面，公權力、治理能力、公共權威都在朝私有化的方向傾斜。在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中，“公共性”的含義皆帶有一種位于核心領域的意味，從本體論上將公共性與私有性分開，忽視了其各自的特點是建構的而非天經地義的。且隨著國際組織的發展，原先私人集團的運作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轉變，一些公共責任被私有群體承擔。因此，公共性與私有性之間的壁壘分明已不再適用于全球性問題的解決。

3.公共性與國家：公共性研究通常與國家概念緊密聯系，這主要是由于以往公共財產的管理和運營以及公共利益的提供等多為國家層面所履行的職能。但隨著非國家行為體在這一領域的作用愈益突出，它們常?？梢园l揮公共效能，例如，國際有機作物改良協會（prganic Crop Improvement Association）之類的跨國組織能夠進行與生產有關的認證，這在傳統的公共領域中是政府權威部門的責任，傳統治理沒有將這一功能賦予非國家行為體，這就意味著它們在參與治理的同時也易于面臨質疑與挑戰。因此如果將公共性與國家綁定在一起，公共領域便成為一種封閉且排他的存在，于無形之中致使治理的供給方范圍縮小。

在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危機治理的層面上，國家間的聯系逐步密切，各國一起解決共同面臨的種種問題，通過國家權威的讓渡或跨政府組織的協定而形成新的政治權威。如果將全球治理理解為這樣一種政治權威，則治理必須保持一定公共性。全球治理的“公共性在國家政府、全球市場和全球社會的良性互動中實現，而不是在束縛與限制中消亡。在謀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國家政府、全球市場和全球社會基于公共性這個共同的聯系紐帶，在合作與協調的基礎上，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履行著各自的職能，發揮著各自的優勢，形成協同與合力，促成公共利益的實現”。在此之中，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可產生公共效應，但在治理實踐中，這種參與方式并未被賦予私有行為體。要將它們定義為公共類別即意味著其需要遵守一系列規范，一旦它們沒有遵守，其對治理的參與就會受到挑戰。因此，治理的復雜性不僅僅要求多邊參與，而且需要參與者的多樣化。此時，公共性的邊界便不再適應治理的需要，反而成為定義公共角色等問題上的一種束縛。

二、公共性在全球危機治理中的回歸

“全球性危機是指幾個國家以上為主要行為者的危機”。而全球公共危機則是指“由于氣候異常、生態環境、能源問題和恐怖主義等問題所引發的全球性或區域性公共危機”。故“全球公共危機”并非一個國家或組織單獨面臨的危機，而是一種威脅到某些特定地區乃至全球、全人類的安全、共同利益、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需要多個國或組織，甚至全球共同應對的危機。由于隨著氣候變化、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埃博拉病毒爆發等全球性危機的發生，以個體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陷入一系列困境，相反，公共性在全球危機治理中的作用則與日俱增?？梢哉f，全球危機治理中出現了公共性的回歸，其主要體現于以下幾方面：

1.將有效的治理視為一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是指具有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產品。最早以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定義有效的治理這一概念的當屬世界銀行。后者認為，善治（good governance）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公共性應回到世行的發展議程中。毋庸置疑，世界銀行較1980年代更加重視國家的積極作用。在上述年代，國家與市場關系被視作一場零和游戲。但目前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金融組織的政策不僅是簡單地重視國家，它們希望定義一種新的“公共性”，使大量不同的行為體能夠參與到廣泛的公共進程中，提供一定的公共產品。值得注意的是，將公共性帶回發展政策并不僅僅意味著重新強調國家的作用，而是通過這一方法更廣泛地動員各方力量扮演承擔公共責任的角色，將市民社會參與對公共部門的管理等納入其中，以此保證國際組織得到國際社會的持續認可。

在全球治理的語境下，公共性的價值目標是在國家的各政府機構、全球市場與全球社會的治理中得以實現的。由于治理之公共性的表現形式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故全球公共產品應被認為系指超越國家界限（沒有必要超越群體及世代界限）并表現出一種很大程度的公共性（也即消費的非排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即其收益擴展到所有國家、人民和世代的產品。全球公共產品因此是國內公共產品概念在全球范圍內的延伸和拓展。如公共衛生安全就是一種全球公共產品，即全球公共衛生產品（Global Public Goods for Health）?！肮残l生安全本應是主權國家向本國國民提供的公共產品，然而由于一些國家的貧困以及治理不善等問題導致了傳染病的肆虐等公共衛生劣品，故此時應通過國際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行動，國際志愿機構委員會等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提供公共產品來解決全球公共衛生問題?！?/p>

2.塑造以需求為主導的治理方式。十余年之前，全球危機治理機構主要尋求改善治理實踐中的供給部分，亦即要求供給方提供更好的治理，通過一種間接的方式創造新的公共角色和公共進程。而目前這一重心有所轉移，從供應方逐漸轉向需求方。公共選擇理論變得更為流行，公共服務被推向市場，整個治理過程被簡化。在該治理模式中，公共產品通過公共選擇的方式被供給，這也同時推動了公共領域中透明度與公眾參與度的增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設立即為中國基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以及巨大的融資需求而提供的一個全球公共產品。相對于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而言，運行后的亞投行將是亞洲的一個政府問性質的區域多邊開發機構，它將更加側重于商業化運作，而非采取官方的政府問機構的運作模式。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不論在地方層面還是在國家、地區乃至全球層面，皆形成了一系列新型的議事日程：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保障個人安全、維護人權、消除貧困、打擊跨國犯罪。新的治理形式因解決公共問題的傳統手段失效而衍生，故前者不再以供給方為中心，而更為注重需求。根據需求的不同，全球危機治理機構所能提供的服務可分為環境（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保持生物多樣性）、健康（控制傳染性疾病傳播、醫學研究）、知識（知識的獲取和使用、互聯網服務）、安全（世界和平、打擊全球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和治理（全球金融穩定、全球貿易體制）幾個方面。正是由于全球公共危機暴露出諸多問題和矛盾，一國政府往往只能擇其要而處之，無法提供上述全面周到的服務，導致一部分人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故需要在公共產品的集體供給中通過轉向公共需求，強調責任、透明度和監控，建立一種更為靈活的政府機構。

3.將更多的責任方納入治理過程。全球危機治理的發展越來越關注各種非國家、次國家行為體，使眾多不同的公共角色扮演者參與到廣泛的公共進程之中以提供公共產品，個中不乏包括國家、政府問國際組織（Inter-govemmentOrganization）、國際非政府組織、區域組織（歐盟、東盟、非盟、阿盟等）、跨國公司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組織和行為體聯合提供的產品——全球危機治理就本質而言，注定是多元主體的協同共治。這些行為體多重視參與度、透明度、平等和有效性，因此這一改革舉措不僅在政策制定階段即引起公眾的注意，且能夠形成一種監管、評估治理效果的機制，從而得以更大程度地避免政府層面錯誤預判的干擾。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通過制度化的定期信息發布機制，將一些隱匿于公眾視野之外的足以威脅公共安全的信息公之于眾，或使以往局限于較小范圍的信息得到廣泛傳播，使一國政府在安全威脅即將到來之前做好充分準備。例如，綠色和平運動組織定期發布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大氣污染數據，臭氧層破壞狀況等環境指標，組織環境專家分析、研究并及時公布正在發生的環境惡化的直接和間接后果、危及該國或地區健康的種種不良影響等，為該國政府有針對性地制定保障公共安全的環境政策提供準確、充分的依據。目前，這些非政府組織正努力建立一個新型的全球環境監控系統。

“在全球危機治理中，國際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的參與更為可貴，其大規模、群眾性、廣泛深入的參與體現了全球危機治理必不可少的社會基礎。從歷史上看，戰爭、災難、貧困、饑餓等公共危機是非政府組織產生發展的機緣，紅十字會、救助兒童會、國際樂施會、凱爾國際、世界宣明會無不產生于危難之中?！眹H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在一定程度上是危機治理的產物，是鑒于國家、市場失靈危機的治理，是全球危機治理的關鍵力量。這是由其自身的特征和功能所決定的。它們雖然屬于與國家、政府相對的私人領域，但追求的是公共目標。如眾多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各地建立基地，其足跡遍布全世界，同時，它們還初步構建了國際化網絡及新型的國際協調解決機制，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正是非政府組織的靈活性和廣泛性使之業已成為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第三支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力量。

通過以上方式，公共性在與全球危機治理相關的公共部門中實現了回歸。這種回歸不僅使各公共部門鞏固了自身的權威，還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轉型，從而擁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與影響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回歸的公共性與傳統公共性存在著些許差別：在政治權威方面，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危機治理之中，帶有公共特點的私有權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領域方面，公共性不復為社會生活的核心，全球社會和全球公共領域之間的疆界變得復雜；在公共產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產品所帶有的工具性和經濟意味，更多地體現為公共實踐。這種全球危機治理中新的公共性再次淡化了公共性的原有邊界。

三、基于公共實踐的全球公共危機治理

根據前文可以看出，公共性的邊界已無法適應公共性在全球危機治理中的不斷增強，且公共性本身也已在治理過程中發生轉變。因此，需要超越傳統思維，以一種新的公共邏輯理解它的回歸。在此，我們需要將公共性定義為一系列的實踐，而不是為它劃出特定的邊界。

1.重新定義全球公共危機治理中的公共性：私有角色與公共角色在全球公共危機治理中的作用已經難分難解，因此不必糾結于其界限，而可直接將二者的公共實踐看作公共性的代表，這一公共實踐即為特定社會、特定場合中的關于理解和處理普遍關心的全球性問題的一系列行為路徑的集合。如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對一些重要議題在相關領域的提出和將之引入實踐直接發揮了主導性作用。（如圖1）

2.重新定義全球公共危機治理中的公共角色：在私有性和公共性關系復雜化的情形下，公共角色的扮演者不應再局限于某個范圍，而需要發動更多有效率、負責任的國家和非政府行為體廣泛加入這一行列。因此公共角色的重新定位不再取決于其所處位置，而更多在于其進行的實踐是否參與到公共服務之中。就治理的主體、形式或機制看，政府只是個中之一，此外還有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或個人等。有人認為，有些非政府組織甚至比聯合國機構更有效率、更為出色地完成了某些任務，如提供人道救援、救災等?！皣H救助聯盟”（International SalvageUnion）就是一個海上救助的非政府組織，其承擔了全球90%以上的船舶救助和打撈作業，該組織在2003年對27艘油輪實施了救助；又如，在聯合國難民署救助活動中，500多個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合作，在安哥拉、盧旺達和索馬里等地區沖突中進行人道主義救援；1999年車臣地區沖突中，國際紅十字會等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難民署合作成功完成20萬逃亡居民的安置工作。

3.重新定義全球公共危機治理中的公共過程：在以需求為導向的、新公共性回歸的治理中，透明度、信息傳播、磋商與參與、監控與評估成為公共過程的支撐條件，將公共選擇、公共實踐與多樣化的公共角色彼此結合，以利于公共角色能夠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世界銀行關于公共過程的建議是圍繞監控的角色形成的，其目的不僅僅是使政策在其制定階段即引起公眾關注，也力圖建立一種機制對之進行監控、評估、通報。這便需要收集關于政策效果的信息和作出評估，從而防止預估的錯誤引導，并把這些信息向公眾通報。通過這些途徑，公共性得以在服務管理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應對氣候變化議題的討論中，國際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向目標群體提供特定產品和服務，發起倡議、游說、抗議和斗爭，通過參與、監督和協調影響議定書簽署國和非簽署國國內氣候政策的變化。而在危機決策中，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也更容易被接受和重視?！皬慕谆顒拥陌l起、禁雷議題的提出、禁雷公約的起草到最后禁雷公約的通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了決策的全過程，積極推動了全球殺傷地雷問題的政治解決?！?/p>

當關于公共性邊界的爭論出現時，實踐也會發生轉變。例如，就如何回應金融危機展開的爭論引發了對公共權威范圍的爭論，可能會相應地產生新的具有更強的公共審查與公共控制的金融實踐。這種公共決策的實踐不僅僅是把責任從私有領域轉移到公共領域，也并非公共性的擴大，而是演變為解決特定問題的一系列實踐。因此，對公共性的重新審視令全球公共危機治理中的一些問題迎刃而解。

首先，私有角色在公共項目中的合法性問題得以通過下述方式解決：將公共產品作為公共項目存在的理由，且通過一系列協定把更多的角色納入項目。根據其公共性程度的差異，全球公共產品可分為純全球公共產品和準全球公共產品。前者系在全球范圍內同時符合非排外性和非競爭性標準的公共產品，如國際和平等。后者僅合乎上述兩項標準之一的全球公共產品，例如臭氧層和國際互聯網等。

在政府層面，政府間組織在公共危機領域創設和提供國際合作的公共項目，成為國際制度等國際公共產品的重要供給者?！霸诜钦畬用?，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社團、跨國運動等非國家行為體，在應對金融、環境、反恐、糧食、人口、衛生、難民等諸多公共危機方面同樣發揮著重要建設性作用，并呈現出日益凸顯的趨勢。非政府組織的建設性作用很早就得到了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認可，聯合國兒童基金、貿易和發展會議以及原子能機構等共約20個專門機構也同樣給予非政府組織以咨詢地位?！笔澜缧l生大會于2003年5月21日批準的《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rameworkConventionon Tobacco Control）在序言中更是強調，“不隸屬于煙草業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其他成員，包括衛生專業機構，婦女、青年、環境和消費者團體，以及學術機構和衛生保健機構，對國家和國際煙草控制努力有特殊貢獻，對參與國家和國際煙草控制努力具有極端重要性”。

其次，通過公共性使追求公共目標的權威為公共群體所認可，彌補全球危機治理中中央權威的缺失。以往對全球治理的關注主要集中于形形色色的機制、管理方法或跨國行為，跨越國界的權威在這種建構中是缺失的。這是因為全球治理只是政府集合體的行為，并不能于其中擁有跨國政治權威。我們知道，政治權威是跨國行為體發揮影響的重要資源，因此，全球危機治理需要創建超越國家的政治權威。伊夫·梅尼在接受法國《世界報》采訪時說：“新的跨國組織是今天唯一的平衡力量，因為越來越多的問題既不能在國家層面上處理，也不能由國與國之間的協商來解決。國家不再有能力代表跨越全球的全部能量、全部勢力和全部利益”。諸如跨國的社會和環境治理等體系關注的是規則和產業鏈，而不再是國家，它們從最初起即對公共性產生了十分強烈的需求。由此不難看出，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公共權威即具有對公共性和政治合法性的需求，而不論該權威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作為非國家行為體的非政府組織也常常被人們認為能夠從總體上代表社會領域的利益。其世界主義價值觀迫使政府和政府間組織更加關注社會事務，鼓勵和敦促國家和其他行為體重視社會福利，它們也通過自身行動輸入合法性。印度洋海嘯救災動用和開展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救援資金和重建行動，其中約1/3的援助資金由國際非政府組織及其分支機構予以落實，它們處于開展相關行動的前沿，承擔著救援海嘯災民的直接責任。

再次，新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全球公共危機治理民主化的問題。新治理方式越來越關注非國家、次國家行為體，一種國際和“全球”共同體由此脫穎而出，它們都接受全球準則。這些復雜的行為體均重視實踐、參與度、透明度、平等和有效性。在以往的治理中，少數擁有否決權的大國組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聯合國安理會，“它們把本該對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人民負責的這些全球機構變成了幾個發達大國的狩獵圍場，并且往往首先滿足它們的需求。這種缺乏責任性和民主化的決策過程最終必然會導致全球公共危機治理民主化的問題的產生。而新治理方式倡導一種“水平式的責任”，認為全球機構責任制的實現在于諸利益相關方做到信息公開，確保政治行為是可預測的、審慎的，在程序和過程上做到透明和可參與，以保證程序上的公正?！霸趪H多邊組織的決策過程中，非政府組織通過提供豐富的信息和建議，可促使國際多邊組織決策更貼近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在國際多邊組織會議上給予非政府組織觀察員地位，能夠使政策和規則的制定更加透明和更負責任?！睘楸O督1973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實施，一批非政府組織經常通過調查研究、收集資料等方式分析掌握世界野生動植物貿易狀況，并向公約執行機構作出報告。上至全球決策場所外的抗議，下至在受決策影響的當地，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和地方民眾相互聯合起來，展開對全球治理和決策機制的合法性和民主赤字的糾正，從而擔負起對國際社會的責任并在危機治理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

四、中國參與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路徑選擇

習近平多次在國際場合中提出：我們要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建立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已經進入“地球村”時代，共同利益遠大于彼此的分歧，地球人在面對生態危機、核武器威脅、極端主義等各種公共危機時，應當真正成為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和維系離不開全球公共危機治理。在此，國家對全球公共危機事務的參與增加了全球體系的包容性，而后者的增加則增強了全球公共危機治理的有效性，進而助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

國際關系“英國學派”的著名代表亞當-沃森（AdamWatson）認為，當前的非西方國家事實上正生活在西方國家所厘定的一系列國際規范之中。然而，隨著越來越多非西方新興國家的出現與崛起，“西方俱樂部式”的國際關系準則正逐步失去適用性。盡管新興大國仍有不少內部的問題亟待解決，但是不論從近年來的實際狀況還是從定量分析來看，它們都已經成為了全球治理的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進入21世紀以來，作為新興國家，中國的大國地位在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提升的基礎上逐步確立。在此過程中，中國不斷調整國家戰略的指向，使其在戰略上的外向性和參與全球治理的公共性指向愈發突顯。在2015年的全球治理指數總排行中，中國是唯一躋身前五的新興非西方國家。因此，從危機治理的公共性指向看，中國主要以實踐為其主基調。

第一，中國不僅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而且積極投入人力物力履行其全球性責任。伴隨著自身的崛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多次為國際社會提供人道主義救援，也進行國際公共產品的輸送。其典型事例為中國在2015年也門戰亂中幫助13個國家撤出部分僑民，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由衷敬服由此彰顯。2015年，太平洋島國發生地震之際，中國緊急動用高分一號、高分二號等衛星對南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首都及周邊地區受災狀況進行觀測，幫助有關方面及時掌握災情。2014年，馬航墜機事件發生時，中國也調用10顆衛星為搜尋工作提供了大量數據。另外，在2015年舉行的聯合國發展峰會上，中國宣布實施其援助南方國家的一系列新計劃，包括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首期提供20億美元，力爭使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投資到2030年達到120億美元，免除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國、島國2015年到期未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等?？梢?，中國正積極地履行責任，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

第二，中國不僅僅對國際社會作出承諾，也負責任地為全球公共危機治理提出“中國方案”。在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面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公共危機，中國展現了負責任的態度，先是于會前同美國、歐盟、巴西、印度等國就該問題簽署了多個雙邊聲明，提前化解了此前的一些分歧，此后又承諾加強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梢哉f，中國正在以更為積極的建設者姿態活躍于氣候政治舞臺上，給全球氣候談判帶來新氣象。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上，中國承諾設立為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一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并加入新的聯合國維和能力待命機制，這顯示出中國正努力彰顯其身為國際社會中的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而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中國提出了“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方案，探索“人類可持續”的發展路徑和治理模式。在此，中國提出的清晰明確的“中國方案”，恰恰表明了氣候治理中的中國擔當和中國智慧。

第三，中國不僅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而且不斷參與或主導建立若干全球性機制。在融入現存國際秩序的同時，中國也積極主動地發揮建設性作用?！爸袊絹碓讲粷M足于擔當國際體系內單純的規則接受者角色。相反，現有的證據顯示，各國在‘一帶一路的旗幟之下所開展的合作將更多地依賴由中國以及發展中國家主導的一系列機制。比如沿線國家國內以及跨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未來將通過‘亞投行、‘絲路基金或‘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機構而非以往的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融資?！闭\然，與美國等國家不同，中國在尋求變革的同時并不顛覆或摒棄既有的全球治理機制。當人民幣于2015年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以及同年習近平主席訪問美國時，美方均表示愿意增加中國在世界銀行的代表性?？梢?，中國主導建立的新機制并不以替代舊機制為目的。就此而言，中國可稱得上是“負責任的大國”。

結語

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公共危機逐漸從單一型向復合型演化，這種復合型危機既表明危機引致因素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也深刻地顯示出全球治理的高難度特性。新的治理形式因處理公共危機的傳統手段失效而衍生，它們不再以國家為中心。在諸如跨國的、混合的、基于伙伴關系的等多種新的治理形式中，參與治理的行為體超出了進入公共危機領域的行為體的范圍。以往純粹的國內問題、經濟不穩定問題、政權脆弱問題、恐怖組織問題等均不再停留在國內范圍，而溢出到整個世界。在全球公共危機領域，國家已不能被與公共性劃等號，非政府行為體作用日益突出，起到了政府系統的作用?？梢?，可否被視為一個公共角色，這并不取決于其所處位置，而在于它的實踐。如果其促進了透明度的增加、參與到公共服務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它就是公共角色，換言之，它具有公共性。因此，公共性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強，但它是以另一種形式回歸了。而在此其中，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全球性大國，中國也正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在全球公共危機治理中努力推動公共性的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