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

摘 要：從理論上分析不同動機OFDI的產業結構調整機理，選取1992—2014年數據作為樣本，建立VAR模型，運用協整檢驗、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實證分析江蘇省OFDI對其產業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江蘇省OFDI能夠有效促進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出促進江蘇省OFDI的三點建議：進一步落實“走出去”戰略，擴大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大力培育民營企業競爭優勢，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和國際競爭力；推動江蘇產業結構升級目標與OFDI的產業選擇和區位選擇有機結合，逐步淘汰過剩產能，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

關鍵詞：江蘇??；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75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6）09-0043-06

[作者簡介]邱玉玲（1990-），女，漢族，江蘇鹽城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投資。

隨著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江蘇省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增速明顯放緩，但在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背景下，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快速增長。據統計，2009年江蘇省OFDI流量僅為1063億美元，2014年增長到721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4665%。優化產業結構是我國“十三五”規劃的目標之一，OFDI可以通過影響投資國的技術水平、轉移投資國的邊際產業、增加投資效益和產業關聯效應等途徑調整投資國的產業結構，因此研究江蘇省OFDI對其產業結構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OFDI的產業升級效應一直是經濟學領域的研究重點，國外學者的研究結論主分為兩類：一是認為OFDI對母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更是發展中國家打破固有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有效途徑。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有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1]、Kojima（1978）的“邊際產業轉移理論”[2]、John Cantwell和PETolentino（1990）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3]。另一類結論卻大相徑庭或截然相反，認為OFDI不僅無益于母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優化，還會對國內相關產業產生不利影響，甚至導致產業的衰敗，并陷入“空心化”的境地，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SMinoru（1990）提出的“產業空心化”理論。

近年來，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內學者對OFDI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也日漸豐富，大部分文獻主要從國家層面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一類以理論研究為主，用理論分析推導OFDI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與調整機制，如汪琦（2004）認為OFDI對母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明顯的正負兩方面效應，并詳細分析OFDI對母國產業結構調整途徑和傳導機制，認為OFDI是實現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可行之路[4]；楊建清、陳思（2012）從“逆梯度”型OFDI與“順梯度”型OFDI兩方面，分析我國OFDI的產業結構調整機理，指出針對發達國家的“逆梯度”型OFDI和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順梯度”型OFDI分別通過不同的調整機制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5]；白玫和劉新宇（2014）分析了當前中國OFDI與產業結構的發展現狀及特點、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以及轉型期背景下中國OFDI存在的問題，并且著重闡述了OFDI的發展戰略與相關政策建議[6]。另一類是以實證研究為主，如崔巖、臧新（2006）通過研究發現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后引起了其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下滑，并指出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7]；趙偉、江東（2010）利用我國典型省市的面板數據研究OFDI的產業升級效應，結果表明我國OFDI與典型地區產結構升級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我國OFDI的規模水平仍處在發展初級階段，因此這種正向影響還比較小[8]；潘穎、劉輝煌（2010）利用1985—2005年相關數據，運用協整檢驗與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對OFDI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OFDI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有一定的滯后性[9]；李逢春（2012）利用2003—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通過修正經典的錢納里“結構增長”模型，實證研究發現較高水平的OFDI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且投資過程中的不規則度和節奏會對產業結構產生消極影響，但同時市場化程度又可以正向影響不規則度和節奏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王瀅淇、闞大學（2013）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分析我國OFDI對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全國以及東部地區的OFDI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但是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并不明顯。

從OFDI與產業結構調整關系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多數學者主要是從國家這一宏觀層面對OFDI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進行研究，明顯缺乏區域層面的研究成果。本文在總結已有研究方法與成果基礎上，考慮到中國OFDI快速發展背后的區域差異性，以江蘇省為研究對象，通過搜集1992—2014年的最新樣本數據，建立VAR模型分析OFDI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并為江蘇省更好地通過“走出去”戰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提出對策建議。

二、理論機理

OFDI的產業結構調整機制與投資動機密切相關。根據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將OFDI分為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求型、技術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四種類型，以此來分析OFDI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機理。

（一）市場尋求型OFDI

市場尋求型OFDI是指具有一定技術和研發創新能力的企業在海外設立生產基地、銷售代理或售后服務子公司，以此擴大企業的市場規模，維持其壟斷優勢。主要是通過繞開關稅、配額、TBT等各種形式的貿易壁壘，在東道國當地直接生產并銷售，一方面使我國出口企業可根據國際市場需求來調整國內生產，彌補當前產業結構中的不足，另一方面使得進入東道國市場產生的出口規模和出口結構效應得以發揮，帶動相關產品和服務的出口，促進貿易結構的升級，從而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

（二）資源尋求型OFDI

資源尋求型OFDI一方面可打破資源短缺的限制，獲得穩定的關鍵性資源供給，減少母國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限制，使得一些相關的瓶頸產業得以發展。另一方面，對海外資源開發需求的增長，可帶動開采機器設備、零部件和相關實用新型技術的出口，并通過產業關聯效應，促進上游資源開采設備制造業和下游工業制成品產業的發展，進而促進國內產業升級。

（三）技術尋求型OFDI

技術尋求型OFDI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主要通過以下兩種途徑促進母國產業結構升級：首先，通過OFDI打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獲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水平，再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將其反饋到母國加以改造并應用于國內生產，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比例，推動國內技術進步，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實現產業高技術化或新技術化。其次，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可以引進東道國超前的消費模式與理念，引導國內的消費觀念發生改變，增加對高新技術產品的需求，進而改善國內需求結構，促進新興產業成長及產業結構的升級。

（四）效率尋求型OFDI

效率尋求型OFDI是由于母國要素價格上升而將邊際產業對外轉移的投資。它主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產能過剩行業轉移到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東道國，一方面可以釋放邊際產業的生產要素并將其用于發展國內優勢產業或者投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多的行業，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還能獲得高于國內的收益，用來改造國內傳統產業，扶持新產業，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

三、實證研究

（一）產業結構水平指標的確定

為了定量分析江蘇省OFDI對其產業結構的影響程度，首先確定測量產業結構水平指標。目前，多數學者將三大產業層次由高到低排序并賦予不同的權重，計算所得的產業結構層次系數或者直接將三大產業產值占GDP比重作為衡量產業結構水平的指標，這種產業賦權重法和占比法指標過于主觀和簡單。本文認為，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正是在分工和專業化不斷深入的基礎上，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變化，因此本文采用的測度產業升級的指標，用各產業勞動生產率和各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的乘積之和來表示，同時為了避免高勞動生產率產業掩蓋低勞動生產率產業的作用，對產業勞動生產率做開方處理，則產業結構衡量指標測算公式為：

其中，R為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Pi為第i產業產值，L為產業的從業人員數，Pi/Li為i產業的勞動生產率，R值越大表明產業結構水平越高。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在產業結構演變的過程中，一個地區的需求結構、國際貿易、技術進步、國際投資和產業政策都可能會影響該地區的產業結構。本文單獨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因此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選取江蘇省各年對外直接投資量 （OFDI）作為自變量，產業結構水平衡量指標（R）作為因變量，同時為了減少原始數據的波動性，消除異方差的影響，先對兩變量取對數，再建立兩者之間的回歸模型。

考慮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20世紀90年代以前，投資規模很小，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也不完善，因此本文選取1992—2014年數據作為樣本數據進行分析。江蘇省產業結構水平指標根據歷年《江蘇統計年鑒》整理計算得到，1992—2006年江蘇省OFDI數據摘自相關文章，2007—2014年江蘇省OFDI數據源于歷年《江蘇統計年鑒》。

（三）實證分析

1模型構建

VAR模型又稱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它是一種不以經濟理論為基礎的非結構化模型，一般采用多方程聯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個方程中內生變量對模型中全部內生變量的滯后值進行回歸，從而估計全部內生變量的動態關系，這種模型被廣泛地用于分析和預測隨機擾動對經濟系統的動態沖擊，解釋各種經濟沖擊對經濟變量的影響，設定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2平穩性檢驗

由于VAR模型估計的可靠性依賴于變量的平穩性，且實證研究涉及的Johansen協整檢驗和脈沖響應分析要求所有變量必須同時滿足同階單整，因此，先利用ADF單位根檢驗法對lnOFDI與lnR兩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應用Eviews72軟件得到的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兩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存在單位根，并不平穩。在對兩序列進行一階差分之后，D（LnR）和D（LnOFDI）均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下的平穩性檢驗，說明兩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I（1），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建立VAR模型。

3VAR模型的建立及穩定性檢驗

構建VAR模型的關鍵是設定模型的最優滯后期，若滯后階數過小，會導致殘差項自相關加強，從而產生非一致性的參數估計，若滯后階數過大，需要估計的參數就越多，則模型的自由度大幅降低，這將直接影響模型參數估計的有效性。本文運用軟件Eviews72檢驗LR、FPE、AIC、SC及HQ在內的5個統計指標值，根據AIC或SC值最小準則最終確定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5個統計指標均支持最優滯后階數為1的選擇，確定建立VAR（1）模型，采用OLS法得到模型方程為：

在此方程基礎上，進一步利用AR根圖示法檢驗VAR（1）模型的穩定性，以考察模型的有效性。從圖5可以看到，模型特征方程所有根的倒數均小于1，即均位于單位圓內，因此可以認為VAR（1）模型的構建是有效的，其結構具有穩定性。

4Johansen協整檢驗

已驗證lnR與lnOFDI同階單整，且VAR（1）模型是平穩的，用Johansen協整檢驗法來分析江蘇省OFDI與產業結構水平之間否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其中，εt是誤差修正項。從估計的方程可以看出，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其產業結構的升級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對外直接投資每增加1%將引起產業結構水平提升0257253%。

5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協整檢驗結果已表明江蘇省OFDI與產業結構水平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引入脈沖響應函數具體研究兩者的短期動態關系。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來自系統內部或外部）后對VAR模型中內生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圖6是期數為10期的VAR（1）模型脈沖響應圖，其中右上圖顯示了產業結構水平指標（LnR）對江蘇對外直接投資（LnOFDI）的一個標準差單位的正沖擊形成的脈沖響應函數，可以看出，在第1期LnR對LnOFDI的響應為0，之后響應迅速增加，并在第6期達到頂峰034后趨于平緩，這表明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其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是正向的，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正向影響逐步變大再趨于穩定。同樣， LnOFDI對LnR一個標準差擾動的反應情況，表現為第1期為028，之后緩慢下降，但整個過程的響應依然都是正向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蘇省產業結構優化對OFDI的帶動作用。

方差分解是通過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用方差度量）的貢獻度，進一步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利用方差分解法研究江蘇省OFDI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度。輸出結果如表4所示，第3、4列分別表示LnR預測方差中由LnR與LnOFDI擾動引起的部分所占百分比?？梢钥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在當期的貢獻度為0，之后隨著預測期的推移，貢獻值不斷上升，由第1期的0貢獻度迅速上升至第6期的4554%，之后再逐漸上升至第10期的5032%。江蘇省OFDI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江蘇省OFDI與產業結構水平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兩者具有雙向促進作用，其中前者對后者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2江蘇省OFDI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作用有一定的時滯，因為OFDI的產業結構調整機制的發揮，存在資源優化配置和技術消化吸收過程。短期內OFDI的增加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并不明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推動作用越發顯著。

3不同類型OFDI的產業結構調整機理不同，但不論是何種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

（二）建議

1深入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政府應加大對全省“走出去”企業的扶持力度，建立完善海外直接投資擔保制度，簡化企業海外投資審批環節，以激發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好地發揮OFDI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

2大力培育民營企業的競爭優勢，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目前，江蘇省民營企業數量遠遠超過其他類型企業，民營企業已成為江蘇省OFDI的中堅力量。但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由于缺乏資金、信息和技術，加之在海外投資抗風險能力不強，規模效益較差，因此政府應給予相關的政策支持和引導，有針對性地培育民營企業的競爭優勢，提高民營企業的管理、技術和生產力水平，大力提升其國際市場競爭力，進一步帶動江蘇省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推動江蘇產業結構升級目標與OFDI的產業選擇和區位選擇有機結合，逐步淘汰過剩產能，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具體而言，可以將江蘇省的紡織、服裝、家電、輕工等具有技術水平和競爭優勢的傳統行業向東南亞、中亞等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轉移，為國內新興產業的發展騰出空間和資源，同時逐步加大對向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制造業的投資力度，以汲取海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鼓勵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大力支持瓶頸產業到資源豐富的拉美、非洲等地區從事海外資源開發利用，解決瓶頸產業的發展問題。不斷完善江蘇省OFDI的產業布局與區域選擇，更好地發揮OFDI的邊際產業轉移效應、逆向技術溢出效應與資源補缺效應，以推動江蘇省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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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瀅淇，闞大學.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基于省級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湖北社會科學，2013（5）：82-85.

（責任編輯：張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