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陜甘寧邊區到解放前甘肅老區的扶貧工作回顧

趙鐵軍++曲濤

摘要：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2015年5月6日甘肅省委省政府在慶陽市召開了甘肅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工作會議，凸顯了革命老區扶貧工作的重要性。文章回顧總結從陜甘寧邊區到解放前甘肅革命老區的反貧困工作的經驗，旨在為當前甘肅革命老區的雙聯行動和精準扶貧工作提供可供借鑒的經驗。

關鍵詞：陜甘寧邊區;甘肅;革命老區;扶貧

中圖分類號：F041.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7-000-03

從中央蘇區到陜甘邊時期，一直有描寫干部穿草鞋辦公、打燈籠探訪貧農的歌謠，[1]這些革命根據地的民謠，反映出了甘肅革命老區農村扶貧工作從從陜甘寧邊區時期已經存在的事實。

解放前甘肅老區的貧困特點不是少數貧，而是普遍貧，扶貧工作應該是反貧困。當時的反貧困工作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業開發政策，二是反貧困的三項主要措施。[2]

甘肅革命老區要實現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到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十三五”期間各級黨委和政府任務非常艱巨。發揚革命老區的優良傳統，研究從陜甘寧邊區時期到解放前甘肅革命老區的扶貧經驗，對于推進革命老區和全省精準扶貧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陜甘寧邊區時期邊區時期的農業開發政策

陜甘寧邊區正式成立于1937年，所轄范圍最大時包括陜北、隴東、寧夏東南部共32縣，其中大部分轄區在陜北。從1937年至1949年，這里是中共中央領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心，聚集了包括黨政機關、軍事人員、青年學生、外地移難民在內的大量人口。為了解決眾多人口的生存，支援戰爭，鞏固革命根據地，邊區政府實行了促進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3]

（一）以增產為目的獎勵開荒政策

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增加糧食產量最有效的辦法是擴大耕地面積。邊區政府規定土地歸私人所有， 自己開墾的土地經過登記后就享有土地所有權。為鼓勵群眾開荒，邊區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移民墾殖暫行辦法》（1940年）、《陜甘寧邊區優待移難民墾荒條例》（1943年）等，規定公共荒地誰開墾歸誰所有，3年免征公糧;私荒如果地主自己不開，農民可以自由開墾后免3年地租，3年之后按照租佃條例交租，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同時政府對移民、難民墾荒無力購買耕牛、農具和籽種者給予貸款。[4]

隴東解放區軍民響應毛澤東“自已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紛紛組織變工隊、互助組，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涌現出了張振財、張清益、孫萬福等百余名勞動英雄，華池縣、環縣被評為陜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的模范縣。八路軍三八五旅在荒蕪人煙的豹子川、大鳳川一帶屯墾3.4萬畝，修建營房490多間，筑路50多公里，開辦卷煙廠、釀酒廠、毛紡廠等10多種工副業生產，成績卓著，與陜北的南泥灣齊名?？勾笃叻中Ｔ跂|華池豹子川、平定川開荒6萬多畝，產糧160多萬公斤。占陜甘寧邊區總面積不到三分之一、總人口五分之一的慶陽老區，是當時聞名邊區的“隴東糧倉”。據記載，僅1939年，環縣送交的救國公糧達20多萬公斤。1941年，華池縣七天征糧15萬公斤。1941年、1942年兩年，鎮原送交公糧多達282萬公斤[5]。

陜甘寧邊區時期的墾荒增產自救政策，擴大了耕地面積，人地矛盾得到緩解，社會治安有了好轉?？箲饡r期，邊區組織機關、部隊、學校開發可耕地本身就是為了達到自給自足。通過可耕地的開發，一方面，在糧食供給上逐漸達到了自給，同時為手工業和商業等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定條件。通過開墾荒地，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一部分貧雇農和移難民通過開荒變為中農，改善了農民生活。另一方面，隨著軍民自給問題的解決，緩和了一些因生存問題而存在的內部矛盾，消減了一些不安全和不穩定因素。邊區政府讓二流子參加生產，將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者，消除了陜北農村社會的一個毒瘤，安定了社會秩序，完成了其歷史使命。

（二）活躍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畜牧業政策

陜甘寧邊區時期，畜牧業在甘肅革命老區統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邊區政府非常重視畜牧業發展，實施了許多促進畜牧業發展的政策，如獎勵農戶購買牲畜、改進牲畜飼養管理等，規定凡后方機關、學校及地方部隊每人（不包括老弱病人）割青干草（曬干的青草）40公斤以交公，多交者給予獎勵。群眾應根據需要和可能自行擬定計劃執行。當時甘肅革命老區農民以養羊為主要家庭副業，養羊最多的農戶甚至可達2000頭。羊、羊皮和羊毛是邊區主要出口貨物，這些養羊產業的出口不但活躍了老區經濟，還促進了農民增收。養羊需要大量的牧草，為了解決牧草不足的問題，政府鼓勵種植苜蓿、修建草園、割曬秋草、挖存草根等。[6]

陜甘寧邊區時期，隴東地區實施的農業開發政策，增加了耕地面積糧食產量，起到了支援革命戰爭，鞏固根據地的作用，同時也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第一，所墾荒地大部分是坡地，毀林現象普遍，致使水土流失問題嚴重。第二，森林減少、植被破壞，氣候惡化。第三，過度放牧，導致植被遭到嚴重破壞。

二、邊區政府三項反貧困措施扶貧效果顯著

在抗戰時期，甘肅革命老區當中，華池縣與陜甘寧邊區部分地區一起開展了土地革命斗爭，這種反貧困政策主要通過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貸和苛捐雜稅、消滅特權階級來實現的。

（一）重新分配土地保障了貧困農民的生存需求

當時隴東地區的慶陽（今慶城縣）、鎮原、合水、寧縣、正寧，尚未開始分配土地，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和富農手中。如當時鎮原縣的五區四鄉，全鄉土地共13069畝，有7400畝被兩家地主占有，已占全鄉土地面積的56.6%。

土地重新分配滿足了農民的對土地的需求，保障了他們生存的必要條件。1935年12月頒布的《蘇維埃土地法》規定“沒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沒收富農不由自己耕種的所有土地。但是地主和富農都有一份由自己耕種的土地”。當時頒布土地法主要目的是為保障農民擁有土地的權利，保證農民的溫飽。[7]土地重新分配不僅體現了當時反貧困的底限要求，也增加了貧農對于共產黨的支持和擁護。

（二）減租減息改善了貧農生活狀況

當時，地主和富農占有的耕地量大質優，而貧、雇農僅占有少量貧瘠的土地。這種局面之下，廣大貧、雇農被被迫租種地主和富農的土地。綜合來講，陜甘寧邊區時期，隴東地區地租形式以實物地租為主， 地租率一般大約占總收成的40-50%。除此之外，佃農還受到地主以紅白喜事送禮、大斗大秤收租、幫工等形式的剝削。地租的實質反映了租佃關系中的超經濟強制。除了受地租剝削，貧苦農民還受高利貸盤剝。一旦落入高利貸手里，就被抽筋剝皮直到破產。[7]這種殘酷的剝削令廣大農民生活痛苦不堪，也嚴重束縛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在尖銳的社會矛盾下，減輕或者消除農村封建剝削，妥善解決土地問題，是當時農村反貧困的當務之急。

當時隴東地區減租減息政策的貫徹執行，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宣傳階段，自1937年2月至1939年底。著眼于統一戰線政策的實施，從1937年2月開始，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已經停止實施。在這一階段，在邊區范圍內的國民黨縣級政府也同時存在，他們公開反對減租減息政策。面對這中情況，減租減息政策實際上只停留在宣傳層面上。

第二階段為實際實施階段，時間跨度為1940年1月至1941年底。1940年初，在擊潰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隴東地區的減租減息政策開始實施。1941年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在已分配土地區域，保證所有獲得土地農民之私有土地，在未分配土地區域，實施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政策”。然而，由于部分干部對“三三制”政策認識過于片面，過于強調對地主的團結，放松了減租，導致減租減息政策貫徹執行不夠徹底。

第三階段為全面開展和深入貫徹階段，時間跨度為1942年1月到1945年8月。1942年通過的《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提出三條基本原則：第一，農民（雇農包括在內）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因此，應該保證農民人權、政權、地權、財權，改善農民的生活，推行減租減息政策，減輕其所受的剝削，提高其抗戰和生產積極性;第二，承認部分開明紳士贊成民主改革，大多數地主擁護抗日。主張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保障農民和地主兩方面的權利。第三，承認在當時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步性和作為農村資產階級的富農也有抗日要求。因此，在改善工人生活條件條件下，對資本主義生產給予獎勵。

陜甘寧邊區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是在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對產品分配關系的調整。通過調整產品分配關系，極大地提升了農民經濟地位，其本質就是農村扶貧政策的貫徹和實施，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是最有效的扶貧手段。

（三）互助合作解決了農民生產自救的現實困難

陜甘寧邊區時期，受農業生產季節性的影響，隴東地區農村普遍存在勞動力、耕畜和農具欠缺的困難。當時，隴東地區雖處于相對和平的后方環境，土地資源相對豐富，但由于耕作技術粗放、勞動力匱乏，加強經濟建設，保證部隊給養和人民生活口糧需求，組織勞動力搞好農業生產成為最緊迫的任務。

開展互助合作是當時極端艱苦和特殊的戰爭環境下的迫切需要。旨在調劑勞動力、耕畜和農具的互助合作運動，組成了勞動大軍，是廣大農民擺脫貧窮，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8]。

1.改造創新民間“變工”互助形式，推動勞動互助合作

在隴東地區，受自然和地理環境條件影響，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是已經長期存在的習慣。舊有的互助合作形式最普遍的是“變工”。甚至到了上世紀80年代，在慶陽市正寧、寧縣、鎮原和平涼涇川等地，還有“搭種”①這種農業耕作互助形式。

“變工”也叫換工。一般有三種形式：一是人工變人工，二是牛工變人工，人工變牛工，主要解決人力和畜力短缺的互助問題。三是技術變工，如以翻地換取下種，屬于技術方面的取長補短。

從1941年開始，邊區政府把一切有勞動力的男女老幼組織起來，進行變工搞夏收、民兵戰斗小組、運輸公鹽等，把民間變工互助形式發揚光大，解決了生產、斗爭人力不足的問題，延長了有效勞動時間，提高了農業耕作效率，改善了軍民生活狀況，遏制了貧困蔓延形勢。

2.發展邊區合作社事業，促進經濟發展

發展邊區合作社是蘇區政府的一項重點工作。1937年以后，經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大力倡導，合作社事業得到了長足發展。毛澤東指出：“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币詡€體經濟為基礎的農民群眾要想擺脫窮苦，就要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經過合作社。

當時的的合作社發展采取了分類組織的形式和原則。在陜甘寧邊區鄉村互助合作事業發展過程中，建立了形式靈活多樣的合作社，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的合作社體系，包括消費合作社、運輸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一攬子”的綜合性合作社。[9]

三、陜甘寧邊區時期甘肅革命老區反貧困政策和互助合作扶貧經驗

陜甘寧邊區時期，以反貧困為目的農業開發政策，對于當前的精準扶貧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經驗和啟示。甘肅革命老區的互助合作運動是以合作的方法，組織廣大群眾，集中力量發展各種事業，推動經濟建設，滿足抗戰的需要。這種互助合作運動積累的寶貴經驗，對今天進行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和農村扶貧仍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脫貧基本出路在于推動扶貧產業發展，發展必須注重生態保護

貧困的老區要脫貧，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產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有力支撐。一個地方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產業作為支撐。這是解放前老區脫貧致富和經濟發展留給今天老區精準扶貧的最大啟示。在當時社會生產力較低、人民文化素質普遍較差、政治和社會環境極其惡劣的形勢下，老區基本解決了農民生活溫飽問題，維持了社會穩定，保證了抗戰的物質需求，在此過程中，培育、扶持各種產業是最重要的原因。

革命老區當前的精準扶貧工作，必須堅持發展優勢脫貧產業為脫貧之本的理念。扶貧產業發展必須因地制宜，不能盲目跟風。在當時條件下，革命老區結合地方資源優勢，準確把握市場需求，科學選擇產業發展方向，成功實現了改變貧困面貌、保證抗戰需求的目標。這一點也和當前甘肅革命老區扶貧產業發展不顧市場需求特點、盲目跟風的現實形成了對照。

扶貧發展絕對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陜甘寧邊區時期甘肅革命老區經濟和發展取得了極大的成果，但也付出及其慘重的生態環境代價。這是當前革命老區精準扶貧必須汲取的教訓。甘肅革命老區生態環境脆弱，要發展經濟，首先要把恢復和保護生態作為前提。在建設活力迸發的經濟生態的同時，也要把建設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態作為重要目標。

（二）一切扶貧工作從實際出發，扶貧組織形式多樣化

當時革命老區的農村互助合作，是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在廣泛動員的基礎上逐漸開展的。當時農業生產條件落后，生產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在這種局面下，互助合作發展根據各地的生產力水平發展實際，組織形式和經營規模各不相同，不搞一種整齊劃一的模式。

當時的合作社發展提出的“反對包辦代替”和“民辦官助”原則對今天的老區扶貧工作，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和借鑒意義。今天的扶貧工作，干部的付出有時并不能令農民完全滿意，有時甚至還會抱怨。究其原因，關鍵在于干部在扶貧中是“替民做主”代替了“讓民做主”。少數雙聯扶貧干部習慣包辦代替地解決問題，結果是“好心辦壞事”。甘肅革命老區的扶貧產業過程經常催生一些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反思陜甘邊時期革命老區的扶貧工作經驗，面向群眾，尊重群眾在脫貧中的主體地位應該是最重要的經驗。

尊重困難群眾的脫貧主體地位，就是要堅決實施“精準扶貧”。扶貧措施和方案必須具體到戶、到人，尊重農民的差異化需求，扶貧產業堅持因地制宜原則。根據扶貧對象致貧的不同原因，針對性地幫助其選擇脫貧產業。

（三）培養干部，加強領導是實現脫貧目標的關鍵

陜甘寧邊區時期甘肅革命老區合作社干部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多年合作社工作經驗，對合作社有明確認識，但工作方法較為保守的“老干部”。第二類是政府委派、善于領會和執行政府政策和法令，但合作社工作經驗威信不夠的干部。第三類是有工商工作經驗但成分復雜、對合作社認識不足的干部。

為保證合作社事業的成功，當時針對三類不同類型的干部，政府采取了差異化的培養方案。第一類干部主要提高綜合素質，克服保守作風，培養工作骨干;第二類干部加強業務培訓，提高業務能力，培養合作社干部領導核心;第三類干部側重其業務素質的培養，加強政治立場的引導，保障合作社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

培養大批政治堅定、觀念新銳、作風優良、吃苦耐勞、真抓能干的扶貧干部隊伍是革命老區精準扶貧工作獲得成功的關鍵。這是陜甘寧邊區時期革命老區合作社事業對目前精準扶貧工作的又一重要啟示。

甘肅革命老區扶貧需要的是接地氣、講正氣的扶貧干部。精準扶貧要靠干部組織實施，引導貧困戶自力更生，干部的引導作用十分重要。不接地氣的干部找不準“窮根”，只熱衷于大上項目、造聲勢，扶貧采取撒胡椒面的做法。這種干部對于革命老區精準脫貧績效會帶來嚴重的制約作用，也會嚴重浪費寶貴的扶貧資源。接地氣就是能夠深入群眾，建立密切的幫扶關系，了解困難群眾真實想法，能夠拿出切實可行的扶貧對策和措施。講正氣要求雙聯扶貧干部真正深入困難群眾，深入田間地頭了解基層問題，全心全意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克服不情愿的消極應付和浮夸冒報的工作作風。

四、結語

甘肅革命老區在從陜甘邊時期到解放前的斗爭和生產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扶貧經驗，形成了“面向群眾、顧全大局”的“南梁精神”?；仡櫩偨Y這一時期的扶貧工作經驗，對今天革命老區從事精準扶貧工作的干部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利于把老區優良的黨群、干群關系薪火相傳。

注釋：

①兩家在農具、更牛甚至是勞動力方面互助合作。

參考文獻：

[1]鐘天元.蘇區干部好作風[J].福建黨史月刊，2014.01：6.

[2]韓偉.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經濟狀況與政策[J].蘭臺世界，2015.2：40

[3]孔永松.論抗戰時期陜甘寧特殊的土地問題[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4：99.

[4]黃正林.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經濟政策與立法[J].近代史研究，2001.1：169.

[5]佚名.慶陽老區光榮的革命歷史[EB/OL]. http：//www.htqly.org/Detail.aspx？Id=945，2012-4-8/2016-5-12.

[6]陳淑麗.論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開荒[J].魅力中國，2011（17）：280.

[7]左健之.從物價高漲說到抗戰中的民生問題[J].解放，1940.1.30：97.

[8]任弼時.任弼時文集[M].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60.

[9]吳煥煥.陜甘寧邊區互助合作研究[D].延安：延安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1.6：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