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嚴復翻譯理念與翻譯實踐的矛盾及統一

內容摘要：嚴復作為我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翻譯家，在其翻譯赫胥黎名著《天演論》一書的過程中，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理念。但由于嚴復所處的晚清時代的特殊性，嚴復的翻譯實踐又有很強的目的性和意識形態色彩，這似乎跟他所主張的翻譯理念有所沖突。本文從嚴復所處的時代大背景出發，論證并剖析了嚴復翻譯實踐與其翻譯理念看似相互矛盾的深層次背景，指出二者看似矛盾，但實則是統一的。

關鍵詞：嚴復 天演論 信達雅 目的論 晚清

在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當時社會上正醞釀著一場政治和文化的巨變。政治上，晚清制度腐敗落后，政府已是垂垂老人、搖搖欲墜；文化上，國內各種勢力把西式現代文明大量引入中國，對清廷或顛覆或拯救，混亂不堪。與此同時，一場近代翻譯運動也應運而生，嚴復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除了政治家、教育家等頭銜，嚴復還更多的被稱為啟蒙思想家，而他所具備的啟蒙價值，正是體現在他翻譯的西方先進作品中。通過翻譯《天演論》等大量介紹資產階級思想的學術著作，進而宣傳西方民主與科學，嚴復被譽為“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一.對嚴復翻譯理念的當下再議

以色列翻譯理論家Gideon Toury指出，翻譯標準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被稱為文本標準（textual norms），第二類被稱作超文本標準（extratextual norms）。[1]所謂文本標準就是譯本本身，因為它是譯者標準最直觀、最生動的體現，；而超文本標準則是譯者或其他人士提出的半理論（semi-theory）以及批評性觀點。他還指出，這兩類標準常常是有差距的，甚至往往會存在矛盾。因此要弄清楚某一標準的確切含義，常常不能孤立地來看，更不可望文生義，必須結合譯家的其他論述，特別是要結合他的實踐。嚴復的翻譯理論及方法，概述在他翻譯的《天演論》的“譯例言”中，其首倡了“信、達、雅”的“三字真言”翻譯標準。郭宏安先生在《惡之花之跋》中對這“三字真言”有一個很好的解釋：信者，真也，真者，不偽也；達者，至也，至者，無過無不及也；雅者，文學性也，文學性者，當雅則雅當俗則俗也。

我們從嚴復翻譯外國作品的實踐來看，其譯文大多運用意譯，而非采用直譯，你很難把原文的文字與其翻譯作品的句次加以對照比較。在翻譯中，嚴復常常根據原著中的某一思想或觀點，脫離原文展開論述，借而抒發自己的見解。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把《天演論》視為嚴復自己的作品。

“信、達、雅”這種翻譯理念的提出及流傳不衰，其實反映了我國傳統翻譯理論注重思想內容、語言表達、文體風格相統一的本質，而其中又以“信”為首。[2]可以看出，嚴復把“信”（不背本義）看的比較重，擺在了基礎性甚至是先導性的位置，用他的話說就是如果連“信”都沒有做到的話，基本上相當于沒有翻譯。

在“達”和“雅”方面，嚴復也備受爭議?！斑_”講求的是精確的再現原文的意義，有學者認為嚴復嚴重偏離了作者的原義，但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從嚴復想通過翻譯西方書籍宣傳進步思想的角度去理解，嚴復的翻譯其實是符合“達”這一標準的。另外，嚴復過于追求古雅對于一般人來說譯文“確實難以理解”，而學界質疑最多是“雅”作為翻譯標準的理據。華中師范大學黃忠廉教授指出：“應把嚴譯及其主張置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下，研究域外信息的攝取方法；嚴譯名著并非盡善盡美，卻對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法制等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奧妙值得研究?！盵3]

二.“信達雅”在翻譯實踐中的矛盾性

其實，作為“信、達、雅”這翻譯理念的創始人，很多學者認為嚴復本人在其翻譯實踐中就沒有很好地恪守和貫徹這一理念標準?！靶?、達、雅”每一個方面都可以案例佐證，尤其是在最基本的“信”這一方面，嚴復都沒有做好“忠實”于原文。

1.嚴復對“信”的理解與操作。單就對書名的翻譯來看，嚴復翻譯的一些作品的書名，有的是根據原著書名意譯而來，但也有很多書名翻譯時被他做了刪節處理。比如，他把Evolution and Ethics譯成《天演論》，將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譯成了《原富》；有的書名在翻譯中對文本進行了改寫，如他將History of Politics譯成了《社會通詮》，但我們知道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Politics不管直譯還是意譯，都只有“政治”的意思，而不可能被譯為“社會”。另外，嚴復還有意對原著的思想內容或觀點的改寫。在思想內容方面，《天演論》一書與原著文本相比較，二者最大的差異在于：《天演論》巧妙地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代替了赫胥黎在其原著中所表現的進化倫理觀。那么，嚴復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實，嚴復是通過加在譯文中增加案語、評論，并運用刪節和改寫等方法來實現的。例如，在《天演論》一書導言部門第一節中，有一段關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無時無刻不處于演化進程中的文字描述，嚴復在翻譯時對其進行了改寫，在嚴復的譯文里，“神思知識”和“政俗文章”這兩個詞匯在赫胥黎的原文中均沒有與之相對的文字。其實，嚴復想表達的就是——進化規律不但適用于自然界而且適用于人類社會。

有學者指出，嚴復早在翻譯《天演論》之前，其實就已經廣泛涉獵了達爾文、斯賓塞等歐洲思想家的先進著作。這其中，令他最欽佩、信服及認同的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因此，可以說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理論和思想，已經成為了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的一種先入為主的觀點，這是他本人所無法擺脫掉的。本杰明·史華茲曾明確指出：“嚴復自己的先入之見在他的譯著中到處顯現”，“凡是他的先入之見沒有闖入的部分，原文的一般意思則能基本上被無損地譯成中文”。[4]

2.“達”何人之“旨”？作為翻譯大師，或許嚴復也意識到了自己在實踐與理論之間的矛盾性，他在翻譯《天演論》時就曾經說過：“詞句之間， 時有所顛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并承認這種方法“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這里所謂的“達旨”，應該有兩層意思，一是指“達”原作者之“旨”，即應該屬于“信”的范疇，二是指“達”譯者之“旨”，他的言語表達只有“達”了他心目中的“旨”的話，才能算是“達”或“通順”的。

在翻譯《天演論》之前嚴復就已經接納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當讀到有關“演化只發生于自然界”的文字時，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沖突，而結果是，嚴復將赫胥黎的思想誤讀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嚴復的這種選擇恰好符合了其翻譯目的——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喚起民眾的救亡圖存意識。嚴復對很多翻譯文本中的部分思想內容或觀點進行改寫，反而促進了嚴復翻譯目的的實現。因此，我們與其說嚴復翻譯《天演論》是要宣揚赫胥黎的相關學說和觀點，倒不如說是嚴復想通過《天演論》來“達譯者（自己）之旨意”?？梢哉f，嚴復對很多翻譯文本中的部分思想內容或觀點進行改寫，反而促進了嚴復翻譯目的的實現。李澤厚在《論嚴復》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書的忠實譯本，而是有選擇、有取舍、有評論、有改造，根據現實，‘取便發揮的‘達旨”。[5]因此，我們與其說嚴復翻譯《天演論》是要宣揚赫胥黎的相關學說和觀點，倒不如說是嚴復想通過《天演論》來“達譯者之旨意”。

3.對“雅”標準的再認識?！把拧本褪侵阜g文字的優美嗎？學者們的觀點莫衷一是。因此，在對嚴復的種種批評中，對“雅”這一標準的探討也是學界爭議的重點。

如果把“雅”等同于使用漢以前的文體，那么這條標準對后世的翻譯實踐顯然沒有任何指導意義。但是，嚴復的“雅”是否就是指文字優美，實在值得深究。翻譯家王佐良就曾指出：“選擇漢以前字法、句法也不只是從語言或風格著眼的”、“雅，乃是嚴復的招徠術?！盵6]這里所說的“招徠術”，是指嚴復在翻譯西方作品時，故意運用古雅的古文句法組織文章，以引起國內士大夫觀讀的興趣，從而達到介紹西學、灌輸新思想、以文化救國的目的?！把拧闭菄缽蜑檫_到其自身目而運用的一種特殊翻譯手段。所以，“雅”（目的法則）又優先于“信”（忠實法則）和“達”（連貫法則）。[7]

可以看出，嚴復并不只是為了文字優美而采用漢以前的文體，他更多的恐怕是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考慮的。嚴復自己也說：“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8]這一層“不得已”他并沒有明說，但我們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測。嚴復譯的作品對當時封建守舊的士大夫來說，無疑是一副“難以下咽的苦藥”，因此他要給自己的譯作涂上一層“糖衣”，也就是采用漢以前的文體。

三.目的論視角下嚴復翻譯的統一性

嚴復所生活的的晚清時代，社會就已開始受到西方現代意識形態影響，無論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須接受西方現代思想意識的精神洗禮。

1.嚴復翻譯實踐中隱含的目的性。嚴復從事翻譯活動，一向具有較強的目的性，那就是介紹民主思想，推廣西學，啟迪民智。他的譯著都是反映資本主義國家思想和制度的社會科學著作。因而，我們在看待嚴復時，要認識到嚴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翻譯家，而是作為啟蒙思想家的翻譯家，這對于理解和研究嚴復的翻譯是非常必要的。

在筆者看來，嚴復首先是位啟蒙思想家，其次才是位翻譯家。嚴復在譯《天演論》自序中曾說，“風氣漸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9]可見，嚴復在翻譯西方著作時，是帶著其自身的政治目的。他之所以提倡多多翻譯西方的科學經典，是因為他覺得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抓住了西方發達的根本，能夠直探資本主義社會的“命脈之所在”。

2.嚴復翻譯實踐中的意識形態操縱。所謂的意識形態是指一種觀念的系統總和，指的是社會的、政治的思想觀或世界觀。[10]從翻譯學理論來說，翻譯在根本上是一種跨越語言和文化的交際行為。因此，在兩種文化的碰撞下，翻譯行為自始至終都將被賦予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烙印。而在清代，彼時的翻譯者大多是社會上的上層知識分子，他們在從事翻譯活動時，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

嚴復的翻譯活動帶有鮮明地社會政治意識形態，這種政治傾向明顯受到近代中國長期以來“救亡圖存、救國保種”主流意識的影響。嚴復在身處的特殊社會大環境之下，在翻譯時對西方資產階級著作進行“改寫”，從而達到適應當時主流意識形態和迎合特定的讀者群的目的，是無可厚非的。

綜上，筆者認為：嚴復通過翻譯資產階級著作這種學術性的方式，達到了啟迪國民、開啟民智的社會目的，其譯著不僅是他學術成果的生動體現，更是他傳播西方社會先進政治思想的直接載體和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嚴復作為啟蒙思想家對西方社會先進政治思想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對中國社會現實的充分認知，也增強了其譯著的思想魅力。因此，嚴復的翻譯實踐表面上雖然在很多地方沒能與其提倡的“信、達、雅”的翻譯理念完全契合，但考慮到嚴復所處的時代背景的局限，以及其翻譯達到了設定的傳播效果和社會效益，故筆者認為嚴復的翻譯實踐與理論在本質上是統一的。

參考文獻

[1]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2]王玲英.嚴復翻譯之“信”與意識形態操控[J].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5，25（4）：109.

[3]黃忠廉.變譯觀的演進[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8）：47.

[4]韓江洪.嚴復翻譯中的誤讀[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2008，31（1）：57.

[5]廖七一.嚴復翻譯批評的再思考[J].2016，37（2）：90.

[6]王佐良.嚴復的用心[A].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

[7]胡東平，劉愜文.目的論映照下的嚴復翻譯策略解析[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0（3）：93.

[8]嚴復.天演論·譯例言[A].翻譯研究論文集（1948-1984）[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

[9][英]赫胥黎.天演論[M].嚴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10]楊揚.從操縱論角度看嚴復的翻譯[J].沈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5（4）：502.

（作者介紹：李元沁，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