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金融發展與產能過?；?/h1>
2016-12-19 17:00陳曉珊劉洪鐸
財經科學 2016年10期
陳曉珊 劉洪鐸
[內容摘要]國有企業固有的財政和金融兩方面的預算軟約束，導致企業產能過剩和金融市場的“惡性循環”，因此，國有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直接出發點就是要化解產能過剩。本文基于這樣一種現實背景，選取能夠體現地方政府對企業和金融機構干預事實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中國對外開放和金融發展對國有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試圖尋找“惡性循環”的突破口。研究結果顯示：（1）金融發展規模越大，產能過剩越嚴重；（2）金融發展效率與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產能過剩。本文的研究啟示是：政府應該更注重金融發展效率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發展規模擴張；要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戰略以及金融業“雙向開放”戰略。
[關鍵詞]對外開放；金融發展；產能過剩；國企改革
一、問題的提出
較之于需求側，供給側現已成為中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新思路”。對國有企業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直接出發點就是要化解產能過剩。當前，我國工業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且日益顯現出普遍化、嚴重化以及持續化的趨勢。2016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堅決淘汰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并積極穩妥處置‘僵尸企業”。
在晉升激勵機制的作用下，地方官員往往具有較強的動機來推動經濟增長。處于晉升錦標賽中的地方政府為擴大投資通常對國有銀行施加干預，促使銀行為投資企業提供融資便利，從而大量金融資本流向國有工業企業以追求GDP的快速提升。然而，隨著產能過剩問題的不斷凸顯，工業產成品價格和企業利潤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現行業范圍內的大量虧損。在市場需求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風險極大提高。據商業銀行財報數據，2015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12744億元，同比增長51.2%。銀行風險增大和金融發展規模擴張反過來倒逼企業產能過剩，由此，企業產能過剩與金融市場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產能過剩會造成金融市場的惡性循環，進而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產生這種“惡性循環”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工業產業的發展高度依賴于現行的金融體系。一方面，由于當前中國的金融體系仍然以銀行和抵押貸款為主，這樣的融資結構使得落后產能同樣能獲得銀行資金支持，難以被市場淘汰；另一方面，當金融發展水平與金融市場化程度較高時，銀行之間的同業競爭會變得更加激烈，為爭取客戶，銀行可能會降低企業的貸款條件，從而造成市場供求關系進一步惡化，導致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如圖1所示）。
面對上述金融發展與產能過?！皭盒匝h”的特征事實，如何尋找突破口？如何更好地規劃金融發展和化解產能過剩，促使“惡性循環”逐漸轉為“良性循環”？事實上，“一帶一路”戰略正提供了這樣一種化解矛盾的契機?！耙粠б宦贰弊鳛楫斍拔覈鴶U大對外開放格局的重大戰略，承載著緩解工業行業產能過剩、推動貿易便利化、投資便利化以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等戰略愿景。從既有的研究結論來看，對外開放與金融發展存在相輔相成的關系。如部分學者認為，金融發展有利于推動對外開放；與此同時，Rodrik、倪克勤和鄭平、Do和Lenchenko等人則認為對外開放促進了金融發展。
那么，在我國企業的具體實踐中這種邏輯是否成立？本文沿著上述研究線索進行拓展，旨在考察以下問題，即中國日益提升的對外開放水平與金融發展水平對國內工業行業產能過剩是否存在影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究竟是存在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關于金融發展的研究文獻，學界探討較多的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的關系，并且目前總體上肯定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促進作用，以及貿易開放對金融市場規模的促進效應。例如，孫永強和萬玉琳基于1978-2008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金融發展和對外開放長期內均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張成思等討論了中國對外開放與金融發展的關系，發現中國的貿易開放與金融開放不協調、金融結構與貿易結構不匹配，導致對外開放反向抑制金融發展。RajaIl和Zingales認為對外開放促進了金融發展。
周力和張寧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規模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作用力在長期內持續減緩；而金融發展效率的短期促進作用不明顯，但卻是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因素。江曙霞和陳玉嬋認為，片面追求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張，實行經濟以“高投資一高增長”的粗放式增長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金融發展效率提高有利于提升經濟效率，反映了在我國“新常態”的現實背景下，政府應該著重提升金融發展效率。蘇基溶和廖進中指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向是非線性的，存在最優的金融發展規模。Santomero和Seater、Amable等同樣認為經濟中存在一個最優的金融發展規模，當超過這一臨界值時，金融發展規模擴張會阻礙實體經濟的發展。本文認為，金融發展規模在短期內持續擴張會顯著促進經濟增長，推動企業過度投資，進而導致更嚴重的產能過剩；而金融發展效率提高在短期內不會對經濟造成顯著影響，從而有利于緩解產能過剩。據此，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1：金融發展規模擴張會導致更嚴重的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F象。
命題2：金融發展效率提高有利于降低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
學界對于產能過剩問題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絕大部分集中于討論產能過剩的形成原因，但也有部分文獻探討了產能過剩的化解。例如，劉瑞和高峰認為，中國應該借助“一帶一路”戰略契機，以國際產能合作的方式化解產能過剩；一方面將國內過剩產品銷售到沿線國家，另一方面擴大對沿線國家的綠地投資，實現產能、資本、技術等綜合轉移。倪中新等研究發現，“一帶一路”戰略能夠有效化解我國過剩的鋼鐵產能，認為國家應該進一步擴大“一帶一路”戰略的國際鋼鐵市場。本文認為，近年來國家推行的“走出去”“一帶一路”等戰略為化解國內工業企業過剩產能提供了戰略契機，通過出口的方式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產能過剩。此外，金融業“雙向開放”戰略的實施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拓寬了人民幣跨境金融交易渠道，部分緩解國內產能過剩的困境。據此，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3：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
綜上，通過對現有文獻的簡單回顧，目前暫未發現相關文獻將中國對外開放、金融發展與產能過剩置放于同一個框架內進行分析，并且現有文獻將金融發展和對外開放作為一個整體指標的做法較為籠統，未能反映出內部的作用機制。本文的研究實現了經濟與金融的有機結合，從宏觀層面上探討化解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的突破口；同時，本文將金融發展細化為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兩個維度，將對外開放細化為金融開放和貿易開放兩個指標，分別探討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金融開放度、貿易開放度等對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試圖為化解國內產能過剩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支持。從實踐上講，在經濟與金融發展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在國內不斷推進國有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背景下，探討中國對外開放、金融發展對國有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對于國家的“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戰略以及金融業“雙向開放”戰略將有一定的踐行意義。
三、數據說明與模型構建
（一）樣本選擇和變量說明
鑒于中國行業證監會在2012年年末對上市公司行業進行重新分類，為避免省際行業分類差異起見，我們將樣本區間界定為2000-2012年。同時，目前我國正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承接該現實背景，本文主要基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視角進行分析，故選擇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此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國目前的金融仍然通過以銀行為主的信貸體系來影響實體經濟，因此，本文的測試變量主要采用金融機構存貸款構造相關指標進行衡量，如元特別說明，所有測試變量指標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所有變量的詳細定義和說明如表1所示，數據的描述性統計信息如表2所示。
（二）模型構建
鑒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指標選取，我們構建以下靜態面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由于本文選取的是省際面板數據，省際間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所選擇的指標也存在固有的時間效應。為避免這兩類特定效應導致分析結果的偏誤，本文將所有變量均采用Helmert變換，先將各變量通過減去其時間均值的方法消除時間效應，再使用一階向前差分的方法消除個體效應，因此模型中不用設置時間和省份虛擬變量。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四、實證分析
前文的理論分析預期金融發展規模與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存在正相關關系，金融發展效率、中國對外開放水平均與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存在負相關關系。本部分我們將對所構建的計量模型進行經驗檢驗，然后再對估計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
（一）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實證檢驗之前，我們先對模型主要關注的變量進行Pearson相關性檢驗，初步判定各變量的符號。檢驗結果發現，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均與產能利用率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金融開放程度和貿易開放程度與產能利用率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這意味著金融發展規模越大，產能過剩越嚴重；金融發展效率越高，對外開放程度越高，越能有效抑制產能過剩，初步印證了前文的理論命題。
經過Hausman檢驗，本文的面板數據模型適用于固定效應回歸，表3同時報告了Median估計和OLS估計的結果作為對比，但本文一切分析以FE估計的結果為準。表3中回歸（1）和（2）充分印證了相關性檢驗的初步結論。具體地，衡量金融發展規模的金融相關比率變量FIR和金融發展深度變量Depth顯著為負，表明金融發展規模越大，產能利用率越低，產能過剩越嚴重。兩個變量的系數估值分別為-0.059和-0.101，意味著金融相關比率和金融發展深度每擴大一個單位，會使產能過剩分別增加0.059個和0.101個單位，驗證了命題1。兩個回歸中金融發展效率變量Ratio均顯著為負，表明金融發展效率越高，產能利用率越高，產能過剩得到有效緩解，驗證了命題2。
在表3的回歸（1）和（2）中，金融開放變量FRO和貿易開放變量TRO均顯著為正，意味著金融開放和貿易開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產能利用率，降低產能過剩，驗證了命題3。同時，金融開放的估計系數明顯大于貿易開放變量的估計系數，說明應該更加強化金融業“雙向開放”戰略，注重國內資本“走出去”，同時也要強化外國資本“引進來”。最后，由于控制變量并不是本文關注的核心，故此不詳細展開分析。
（二）穩健性檢驗
首先，我們采用LLC和HT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對經過Helmert變換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同時對變量的特征根進行單位圓檢驗。結果一致拒絕了變量非平穩的原假設，并且所有特征根均位于單位圓內，確保了數據自身的平穩性以及數據系統的穩定性。其次，我們對平穩數據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該檢驗的原理是“若變量x的滯后項有助于變量Y的預測，則稱x為Y的格蘭杰原因”。我們發現，檢驗結果一致接受“CUR不是FIR、Depth、Ratio、FRO、TRO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一致拒絕“FIR、Depth、Ratio、FRO、TRO不是CUR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這意味著FIR、Depth、Ratio、FRO、TRO等與CUR僅為單向因果關系，表明本文的模型設置中并不存在內生性問題，采用FE估計是合適并且結論是穩健的。
進一步地，考慮到FE估計是一種靜態模型的估計方法，回歸結果僅能反映變量的當期變化，為考察變量的長期變化趨勢，我們借助面板數據的脈沖響應函數圖來反映。脈沖響應函數即反映了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正交化沖擊對系統中內生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
圖2列示了金融發展規模（h-fir）、金融發展效率（h-ratio）、金融開放程度（h-fo）、貿易開放程度（h-to）等宏觀變量對國有企業產能利用率（h-cur）的動態影響過程?？梢钥闯?，各變量對產能利用率的沖擊方向與FE估計高度一致。金融發展規模對產能利用率總體上呈現負沖擊，滯后3期達到谷值，隨后逐漸上升并最終收斂至0。這表明金融發展規模對于產能過剩有長期的提升作用，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金融發展規模。存貸比對產能利用率總體上呈現負沖擊，相當于金融發展效率對產能利用率呈現正沖擊，并且滯后10期仍未達到峰值。這表明金融發展效率對于抑制產能過剩的作用力持續上升，應當著重把握金融發展的效率問題。金融開放程度對產能利用率總體上呈現正沖擊，滯后2期達到峰值，隨后緩慢下降并收斂至0。這表明金融開放對于產能過剩有顯著的短期抑制作用，應該不斷推進金融“雙向開放”戰略。貿易開放程度對產能利用率同樣呈現正沖擊，并且作用力相對更持久，滯后10期仍未達峰值。這表明應該不斷推動國有企業“走出去”戰略，通過擴大外需化解國內工業企業產能過剩。
綜上，通過上述一系列諸如單位根檢驗、特征根檢驗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同時結合表3與圖2可以發現，本文對于式（1）的靜態固定效應短期估計結果與脈沖響應圖所反映的長期趨勢是高度吻合的?？梢哉J為，本文的實證模型是穩定的，實證結果是穩健的。
五、主要結論與研究啟示
在國有企業供給側改革不斷推進的現實背景下，本文基于能夠切實體現地方政府對企業和金融機構干預事實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中國金融開放、貿易開放、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等對國有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試圖尋找產能過剩與金融市場之間“惡性循環”的突破口。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規模與國有企業產能利用率顯著負相關，表明金融發展規模擴大會導致更嚴重的產能過?，F象；金融發展效率、金融開放和貿易開放等均與國有企業產能利用率顯著正相關，表明金融發展效率、金融開放和貿易開放水平提高有助于緩解產能過剩?；谏鲜鲅芯拷Y論，我們得到以下啟示：
1.適度控制金融發展規模，提高金融發展效率。金融發展帶來了更加高效的金融運行機制，同時，金融規模逐步擴大為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金融資源和重組機制。但是，金融發展規模與實體經濟增長存在著平行與制約的關系，金融發展規模提高并不一定能帶來比較優勢，當金融發展規模超越實體經濟的需要時，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反效果。我國整個金融體系的發展過度注重“量”的增加，缺乏內在“質”的提升?；膺^剩產能要求有效地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只有資金流向產能利用率較高的行業，才能真正實現產能過剩的化解。因此，在“惡性循環”的路徑中，通過提高金融發展效率加強銀行對產能過剩行業的信貸監管，而不是擴張金融發展規模強化銀行業競爭，將能極大地化解產能過剩。同時，針對化解產能過剩過程中對銀行產生的風險，也要求銀行能夠制定相應科學合理的應對策略，在嚴格把控風險的同時，能夠積極尋求新的業務發展空間，譬如支持企業產能的境外轉移，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實現業務拓展和客戶結構優化。
2.大力推進“一帶一路”“走出去”“雙向開放”等貿易與金融發展戰略。金融開放能在較大程度上提高產能利用率，政府應該積極推動資本的“內外游動”，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貿易開放通過擴大產品銷售渠道同樣能夠提高產能利用率，應該不斷深化國有企業“走出去”戰略。此外，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給產能過剩企業帶來了極大的機遇，那些在國內處于過剩狀態的工業產成品，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仍有相當大的市場需求。因此，產能過剩較為嚴重的國有企業應該主動抓住這一戰略契機，積極“走出去”并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在短期內以出口的方式“去產能”，并且這種方式可能成效較大；從長期來看，可以通過對外投資的方式“去產能”，不斷強化金融與貿易開放對產能過剩的積極作用?？傊?，借力“一帶一路”戰略讓更多的企業走出去，在充分了解沿線國家供給和需求的基礎上，參與到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中去；同時，在具體的合作過程中充分考慮合作對象的國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斷推進我國金融發展效率和金融服務質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將有利于打破金融發展與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在新的形勢下，我們要繼續堅持開放發展的理念，不斷開拓我國金融與貿易對外開放新局面，努力與世界經濟形成深度整合的互利新格局，通過擴大外需來化解國內的工業行業產能過剩。
陳曉珊 劉洪鐸
[內容摘要]國有企業固有的財政和金融兩方面的預算軟約束，導致企業產能過剩和金融市場的“惡性循環”，因此，國有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直接出發點就是要化解產能過剩。本文基于這樣一種現實背景，選取能夠體現地方政府對企業和金融機構干預事實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中國對外開放和金融發展對國有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試圖尋找“惡性循環”的突破口。研究結果顯示：（1）金融發展規模越大，產能過剩越嚴重；（2）金融發展效率與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產能過剩。本文的研究啟示是：政府應該更注重金融發展效率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發展規模擴張；要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戰略以及金融業“雙向開放”戰略。
[關鍵詞]對外開放；金融發展；產能過剩；國企改革
一、問題的提出
較之于需求側，供給側現已成為中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新思路”。對國有企業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直接出發點就是要化解產能過剩。當前，我國工業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且日益顯現出普遍化、嚴重化以及持續化的趨勢。2016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堅決淘汰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并積極穩妥處置‘僵尸企業”。
在晉升激勵機制的作用下，地方官員往往具有較強的動機來推動經濟增長。處于晉升錦標賽中的地方政府為擴大投資通常對國有銀行施加干預，促使銀行為投資企業提供融資便利，從而大量金融資本流向國有工業企業以追求GDP的快速提升。然而，隨著產能過剩問題的不斷凸顯，工業產成品價格和企業利潤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現行業范圍內的大量虧損。在市場需求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風險極大提高。據商業銀行財報數據，2015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12744億元，同比增長51.2%。銀行風險增大和金融發展規模擴張反過來倒逼企業產能過剩，由此，企業產能過剩與金融市場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產能過剩會造成金融市場的惡性循環，進而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產生這種“惡性循環”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工業產業的發展高度依賴于現行的金融體系。一方面，由于當前中國的金融體系仍然以銀行和抵押貸款為主，這樣的融資結構使得落后產能同樣能獲得銀行資金支持，難以被市場淘汰；另一方面，當金融發展水平與金融市場化程度較高時，銀行之間的同業競爭會變得更加激烈，為爭取客戶，銀行可能會降低企業的貸款條件，從而造成市場供求關系進一步惡化，導致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如圖1所示）。
面對上述金融發展與產能過?！皭盒匝h”的特征事實，如何尋找突破口？如何更好地規劃金融發展和化解產能過剩，促使“惡性循環”逐漸轉為“良性循環”？事實上，“一帶一路”戰略正提供了這樣一種化解矛盾的契機?！耙粠б宦贰弊鳛楫斍拔覈鴶U大對外開放格局的重大戰略，承載著緩解工業行業產能過剩、推動貿易便利化、投資便利化以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等戰略愿景。從既有的研究結論來看，對外開放與金融發展存在相輔相成的關系。如部分學者認為，金融發展有利于推動對外開放；與此同時，Rodrik、倪克勤和鄭平、Do和Lenchenko等人則認為對外開放促進了金融發展。
那么，在我國企業的具體實踐中這種邏輯是否成立？本文沿著上述研究線索進行拓展，旨在考察以下問題，即中國日益提升的對外開放水平與金融發展水平對國內工業行業產能過剩是否存在影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究竟是存在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關于金融發展的研究文獻，學界探討較多的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的關系，并且目前總體上肯定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促進作用，以及貿易開放對金融市場規模的促進效應。例如，孫永強和萬玉琳基于1978-2008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金融發展和對外開放長期內均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張成思等討論了中國對外開放與金融發展的關系，發現中國的貿易開放與金融開放不協調、金融結構與貿易結構不匹配，導致對外開放反向抑制金融發展。RajaIl和Zingales認為對外開放促進了金融發展。
周力和張寧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規模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作用力在長期內持續減緩；而金融發展效率的短期促進作用不明顯，但卻是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因素。江曙霞和陳玉嬋認為，片面追求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張，實行經濟以“高投資一高增長”的粗放式增長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金融發展效率提高有利于提升經濟效率，反映了在我國“新常態”的現實背景下，政府應該著重提升金融發展效率。蘇基溶和廖進中指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向是非線性的，存在最優的金融發展規模。Santomero和Seater、Amable等同樣認為經濟中存在一個最優的金融發展規模，當超過這一臨界值時，金融發展規模擴張會阻礙實體經濟的發展。本文認為，金融發展規模在短期內持續擴張會顯著促進經濟增長，推動企業過度投資，進而導致更嚴重的產能過剩；而金融發展效率提高在短期內不會對經濟造成顯著影響，從而有利于緩解產能過剩。據此，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1：金融發展規模擴張會導致更嚴重的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F象。
命題2：金融發展效率提高有利于降低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
學界對于產能過剩問題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絕大部分集中于討論產能過剩的形成原因，但也有部分文獻探討了產能過剩的化解。例如，劉瑞和高峰認為，中國應該借助“一帶一路”戰略契機，以國際產能合作的方式化解產能過剩；一方面將國內過剩產品銷售到沿線國家，另一方面擴大對沿線國家的綠地投資，實現產能、資本、技術等綜合轉移。倪中新等研究發現，“一帶一路”戰略能夠有效化解我國過剩的鋼鐵產能，認為國家應該進一步擴大“一帶一路”戰略的國際鋼鐵市場。本文認為，近年來國家推行的“走出去”“一帶一路”等戰略為化解國內工業企業過剩產能提供了戰略契機，通過出口的方式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產能過剩。此外，金融業“雙向開放”戰略的實施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拓寬了人民幣跨境金融交易渠道，部分緩解國內產能過剩的困境。據此，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3：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
綜上，通過對現有文獻的簡單回顧，目前暫未發現相關文獻將中國對外開放、金融發展與產能過剩置放于同一個框架內進行分析，并且現有文獻將金融發展和對外開放作為一個整體指標的做法較為籠統，未能反映出內部的作用機制。本文的研究實現了經濟與金融的有機結合，從宏觀層面上探討化解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的突破口；同時，本文將金融發展細化為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兩個維度，將對外開放細化為金融開放和貿易開放兩個指標，分別探討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金融開放度、貿易開放度等對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試圖為化解國內產能過剩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支持。從實踐上講，在經濟與金融發展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在國內不斷推進國有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背景下，探討中國對外開放、金融發展對國有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對于國家的“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戰略以及金融業“雙向開放”戰略將有一定的踐行意義。
三、數據說明與模型構建
（一）樣本選擇和變量說明
鑒于中國行業證監會在2012年年末對上市公司行業進行重新分類，為避免省際行業分類差異起見，我們將樣本區間界定為2000-2012年。同時，目前我國正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承接該現實背景，本文主要基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視角進行分析，故選擇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此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國目前的金融仍然通過以銀行為主的信貸體系來影響實體經濟，因此，本文的測試變量主要采用金融機構存貸款構造相關指標進行衡量，如元特別說明，所有測試變量指標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所有變量的詳細定義和說明如表1所示，數據的描述性統計信息如表2所示。
（二）模型構建
鑒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指標選取，我們構建以下靜態面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由于本文選取的是省際面板數據，省際間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所選擇的指標也存在固有的時間效應。為避免這兩類特定效應導致分析結果的偏誤，本文將所有變量均采用Helmert變換，先將各變量通過減去其時間均值的方法消除時間效應，再使用一階向前差分的方法消除個體效應，因此模型中不用設置時間和省份虛擬變量。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四、實證分析
前文的理論分析預期金融發展規模與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存在正相關關系，金融發展效率、中國對外開放水平均與國有工業企業產能過剩存在負相關關系。本部分我們將對所構建的計量模型進行經驗檢驗，然后再對估計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
（一）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實證檢驗之前，我們先對模型主要關注的變量進行Pearson相關性檢驗，初步判定各變量的符號。檢驗結果發現，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均與產能利用率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金融開放程度和貿易開放程度與產能利用率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這意味著金融發展規模越大，產能過剩越嚴重；金融發展效率越高，對外開放程度越高，越能有效抑制產能過剩，初步印證了前文的理論命題。
經過Hausman檢驗，本文的面板數據模型適用于固定效應回歸，表3同時報告了Median估計和OLS估計的結果作為對比，但本文一切分析以FE估計的結果為準。表3中回歸（1）和（2）充分印證了相關性檢驗的初步結論。具體地，衡量金融發展規模的金融相關比率變量FIR和金融發展深度變量Depth顯著為負，表明金融發展規模越大，產能利用率越低，產能過剩越嚴重。兩個變量的系數估值分別為-0.059和-0.101，意味著金融相關比率和金融發展深度每擴大一個單位，會使產能過剩分別增加0.059個和0.101個單位，驗證了命題1。兩個回歸中金融發展效率變量Ratio均顯著為負，表明金融發展效率越高，產能利用率越高，產能過剩得到有效緩解，驗證了命題2。
在表3的回歸（1）和（2）中，金融開放變量FRO和貿易開放變量TRO均顯著為正，意味著金融開放和貿易開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產能利用率，降低產能過剩，驗證了命題3。同時，金融開放的估計系數明顯大于貿易開放變量的估計系數，說明應該更加強化金融業“雙向開放”戰略，注重國內資本“走出去”，同時也要強化外國資本“引進來”。最后，由于控制變量并不是本文關注的核心，故此不詳細展開分析。
（二）穩健性檢驗
首先，我們采用LLC和HT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對經過Helmert變換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同時對變量的特征根進行單位圓檢驗。結果一致拒絕了變量非平穩的原假設，并且所有特征根均位于單位圓內，確保了數據自身的平穩性以及數據系統的穩定性。其次，我們對平穩數據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該檢驗的原理是“若變量x的滯后項有助于變量Y的預測，則稱x為Y的格蘭杰原因”。我們發現，檢驗結果一致接受“CUR不是FIR、Depth、Ratio、FRO、TRO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一致拒絕“FIR、Depth、Ratio、FRO、TRO不是CUR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這意味著FIR、Depth、Ratio、FRO、TRO等與CUR僅為單向因果關系，表明本文的模型設置中并不存在內生性問題，采用FE估計是合適并且結論是穩健的。
進一步地，考慮到FE估計是一種靜態模型的估計方法，回歸結果僅能反映變量的當期變化，為考察變量的長期變化趨勢，我們借助面板數據的脈沖響應函數圖來反映。脈沖響應函數即反映了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正交化沖擊對系統中內生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
圖2列示了金融發展規模（h-fir）、金融發展效率（h-ratio）、金融開放程度（h-fo）、貿易開放程度（h-to）等宏觀變量對國有企業產能利用率（h-cur）的動態影響過程?？梢钥闯?，各變量對產能利用率的沖擊方向與FE估計高度一致。金融發展規模對產能利用率總體上呈現負沖擊，滯后3期達到谷值，隨后逐漸上升并最終收斂至0。這表明金融發展規模對于產能過剩有長期的提升作用，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金融發展規模。存貸比對產能利用率總體上呈現負沖擊，相當于金融發展效率對產能利用率呈現正沖擊，并且滯后10期仍未達到峰值。這表明金融發展效率對于抑制產能過剩的作用力持續上升，應當著重把握金融發展的效率問題。金融開放程度對產能利用率總體上呈現正沖擊，滯后2期達到峰值，隨后緩慢下降并收斂至0。這表明金融開放對于產能過剩有顯著的短期抑制作用，應該不斷推進金融“雙向開放”戰略。貿易開放程度對產能利用率同樣呈現正沖擊，并且作用力相對更持久，滯后10期仍未達峰值。這表明應該不斷推動國有企業“走出去”戰略，通過擴大外需化解國內工業企業產能過剩。
綜上，通過上述一系列諸如單位根檢驗、特征根檢驗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同時結合表3與圖2可以發現，本文對于式（1）的靜態固定效應短期估計結果與脈沖響應圖所反映的長期趨勢是高度吻合的?？梢哉J為，本文的實證模型是穩定的，實證結果是穩健的。
五、主要結論與研究啟示
在國有企業供給側改革不斷推進的現實背景下，本文基于能夠切實體現地方政府對企業和金融機構干預事實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中國金融開放、貿易開放、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等對國有企業產能過剩的影響，試圖尋找產能過剩與金融市場之間“惡性循環”的突破口。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規模與國有企業產能利用率顯著負相關，表明金融發展規模擴大會導致更嚴重的產能過?，F象；金融發展效率、金融開放和貿易開放等均與國有企業產能利用率顯著正相關，表明金融發展效率、金融開放和貿易開放水平提高有助于緩解產能過剩?；谏鲜鲅芯拷Y論，我們得到以下啟示：
1.適度控制金融發展規模，提高金融發展效率。金融發展帶來了更加高效的金融運行機制，同時，金融規模逐步擴大為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金融資源和重組機制。但是，金融發展規模與實體經濟增長存在著平行與制約的關系，金融發展規模提高并不一定能帶來比較優勢，當金融發展規模超越實體經濟的需要時，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反效果。我國整個金融體系的發展過度注重“量”的增加，缺乏內在“質”的提升?；膺^剩產能要求有效地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只有資金流向產能利用率較高的行業，才能真正實現產能過剩的化解。因此，在“惡性循環”的路徑中，通過提高金融發展效率加強銀行對產能過剩行業的信貸監管，而不是擴張金融發展規模強化銀行業競爭，將能極大地化解產能過剩。同時，針對化解產能過剩過程中對銀行產生的風險，也要求銀行能夠制定相應科學合理的應對策略，在嚴格把控風險的同時，能夠積極尋求新的業務發展空間，譬如支持企業產能的境外轉移，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實現業務拓展和客戶結構優化。
2.大力推進“一帶一路”“走出去”“雙向開放”等貿易與金融發展戰略。金融開放能在較大程度上提高產能利用率，政府應該積極推動資本的“內外游動”，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貿易開放通過擴大產品銷售渠道同樣能夠提高產能利用率，應該不斷深化國有企業“走出去”戰略。此外，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給產能過剩企業帶來了極大的機遇，那些在國內處于過剩狀態的工業產成品，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仍有相當大的市場需求。因此，產能過剩較為嚴重的國有企業應該主動抓住這一戰略契機，積極“走出去”并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在短期內以出口的方式“去產能”，并且這種方式可能成效較大；從長期來看，可以通過對外投資的方式“去產能”，不斷強化金融與貿易開放對產能過剩的積極作用?？傊?，借力“一帶一路”戰略讓更多的企業走出去，在充分了解沿線國家供給和需求的基礎上，參與到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中去；同時，在具體的合作過程中充分考慮合作對象的國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斷推進我國金融發展效率和金融服務質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將有利于打破金融發展與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在新的形勢下，我們要繼續堅持開放發展的理念，不斷開拓我國金融與貿易對外開放新局面，努力與世界經濟形成深度整合的互利新格局，通過擴大外需來化解國內的工業行業產能過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