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視野下性賄賂入刑問題探究

【摘要】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賄賂的范圍已經不再單純地局限于財產性物質利益，還產生了一些非物質利益，其中就包括性賄賂。因此導致傳統的賄賂犯罪法律規制已經不再適應于當下對性賄賂行為的打擊。本文擬通過對我國當前性賄賂問題的現狀和立法困境進行說明，并借鑒外國關于性賄賂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希望為我國性賄賂入罪提出構想性建議。筆者認為，在尊重刑法謙抑性特征的前提下，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將性賄賂納入刑法規制是有必要的，這也符合我國當前法治視野下對打擊賄賂犯罪的要求。

【關鍵詞】性賄賂;性賄賂入刑;刑法的謙抑性;非物質利益

近年來，關于性賄賂是否應該入罪的討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但由于我國當前并無關于性賄賂的相關刑法規制，導致了性賄賂行為無法受到應有的刑罰處罰，使一些犯罪分子有利可圖，從而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危害性。在當代世界，西方歐美國家、日本以及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都將性賄賂認為是一種非財產性利益從而納入到了賄賂的范圍之中。在我國依法治國的司法實踐下，我們也應該取長補短，積極借鑒外國先進立法思想和立法經驗，以此完善我國相關法律體系。

一、性賄賂入刑的可行性

我國刑法關于犯罪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第二，觸犯了刑事法律，具有刑事違法性。第三，應當受到刑事處罰，即具有應受懲罰性。如果要認定一個行為是否為犯罪行為，應該從行為的表現特征入手，看該行為是否具有以上三個特征，而且要特別注意第一點，即行為是不是具有社會危害性，這也是犯罪行為區別于非犯罪行為最為顯著的特征。性賄賂對社會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危害，符合刑法關于犯罪行為的定性，因而筆者認為性賄賂行為應該納入刑法規制。

1、性賄賂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現實中，性賄賂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不可收買性，對國家公權力造成損害。同時敗壞了社會良好風氣，破壞社會主義優良道德規范。性賄賂的實質是權色交易的行為，其對受賄人的誘惑力以及對社會秩序、公正的危害性甚至超過了一般財產性賄賂，其社會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性賄賂具有極強的誘惑力，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不亞于一般的財產性賄賂，甚至可能會超過財產性犯罪。而且在受賄者接受性賄賂后，往往會在一段時間之內持續為行賄者謀取不正當利益，具有持續性，性行賄者也能由此達到一般賄賂所不能達到的目的。同時，性賄賂行為還讓國家權力變質，使國有資產遭受損失。

性賄賂同樣是違反道德的行為，當道德準則已經不能控制性賄賂行為的時候，就必須由法律來加以干預和調控。性賄賂不僅影響公權力的正常行使，使得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失去本身應該具有的廉潔性，甚至會導致其他不法之徒效仿，認為這樣的賄賂是可行的，進而使得社會道德水平日漸低下，破壞了社會公德，危害社會穩定。并且對于行賄者和受賄者的家庭和夫妻感情來說，也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對家庭、夫妻感情、子女教育甚至于整個家族或者朋友圈子帶來的影響和陰影都是顯而易見和不容忽視的。

2、性賄賂具有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

盡管我國刑法條文并沒有對賄賂的范圍進行明確規定，但也沒有對性作為賄賂物進行立法排除。根據我國簽署的國際條約和國際法規，都默認了性服務屬于非財產性利益。因此，性服務作為賄賂物是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的，應該被劃入賄賂的范圍。那么，既然性服務成為了賄賂物，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接受了，就是作出了受賄的行為，就完全符合刑法對賄賂犯罪的構成。因為性賄賂具有的刑事違法性，隨之而來的就是應受懲罰性。

3、性賄賂入刑并不排斥其他懲治和預防腐敗行為的制度設置

基于對國家公權力的監督和規范，應該對對國家工作人員實行財產申報制度、紀檢監察、輿論監督等多種監督方式，而這些手段應該和性賄賂犯罪化一起作為社會治理的辦法加以運用。應該根據性賄賂的社會危害性大小，設計不同強度的懲罰制度來進行規范，在主張將性賄賂入罪的同時，也反對一概將性賄賂納入到刑法規制，這也是我國法治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即便性賄賂入罪也并不意味著必須使用刑罰，首先運用多種社會問題解決機制加以規范，刑罰作為一種最嚴厲的懲罰措施應該最后適用。性賄賂入罪有利于完善我國關于賄賂犯罪的刑法保護體系，在堅持刑法謙抑性的前提下，將性賄賂入刑具有正當性。

二、性賄賂入刑的立法借鑒

在亞洲，日本的刑法把賄賂的范圍界定為：“能夠滿足自然人需要的一切利益，包括財產性利益、非財產性利益、藝妓表演、性服務等都可以成為賄賂物”;在我國香港和臺灣地區，對賄賂對象的界定為不正當利益，包括一切能夠滿足人類物質需求以及其他非物質欲望或需要的不正當利益，包括有形的經濟利益與無形的非物質性利益和精神利益，而精神利益當然包含了性服務在內。

在歐洲，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國家也都將性賄賂寫進了刑法典或者刑法之中，這些歐洲國家對于其刑法條文中所提出的其他好處、服務或者是非財產性利益，一般都進行了詳細的解釋，都將性服務納入到了賄賂犯罪的范圍。

在美國，美國法律也將性賄賂納入到了賄賂的范圍。美國刑法典將受賄罪的范圍定義為收受他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將性賄賂作為一種有價值的東西規定在了受賄罪后款的解釋之中。

借鑒當下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將“賄賂”的外延進行較為寬泛的解釋，將非財產性利益納入到其中是法治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應認為：認定一種行為是否屬于賄賂犯罪的關鍵應該在于看該行為是否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不可收買性，而不在于對賄賂方式的界定上。換句話說，衡量一個行為是否能夠成立賄賂犯罪，就看該行為是否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不可收買性?？梢哉f，國外對于賄賂的程度標準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容忍度的標準，如果是一盆花、一支普通的鋼筆、一本普通的書等作為禮物，屬于禮節上的問候，是可以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的。但如果是一盆名貴的花、一支名牌進口鋼筆、一本珍藏版的古書，那這種程度就已經超過了社會所能容忍的底線，就不能再為一般大眾所接受了。

三、結語

綜上，在堅持刑法謙抑性的前提下，刑法的寬和與“忍耐”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刑法也需要與時俱進，一方面，對于那些社會危害性不大或者可以由其他社會規范進行調整的內容應該主動進行非犯罪化，而對于那些具有較大社會危害性，損害社會秩序和公平正義的行為應該積極地予以犯罪化，這既遵循了刑法謙抑性的要求，又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則。將“性賄賂”犯罪化正是如此，性賄賂不僅損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權的廉潔性和社會公共利益，而且還對社會善良風俗、社會公正和公共秩序產生不良影響。在我國當前依法治國的背景下，為更快地實現法治社會的偉大目標，應當將性賄賂納入刑法規制，對性賄賂行為加以刑罰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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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鐘興旺（1995—），男，漢族，云南昭通人，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