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主體·話語》淺談

呂思維

【摘要】本書以毛時期的文學作為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話語系統來研究。在共時性的話語結構層面上探討在政治語境下的作家話語狀況，通過舉例說明了此時期作家們的心理人格困境。理論方面，主要涉及到精神分析以及?？碌摹皺嗔Α崩碚摚ê蠼Y構主義）。雖然在現今階段，對毛時期文學研究領域中，利用“權力”、“話語”等角度來探析文學的困境難免已落入模式化的境地，但這本書因其對理論的熟稔在當時還是占據了學術前沿。

閱讀本書給我帶來的最大收獲，還是體現在下面的兩個問題，以及我對這問題的思考與解答。

問題一出現在161頁，有句話提到，傳統中國，由于這種“君統”的政治制度又和“血統”的宗法制度相互纏繞和糾結，所以文化戀父情結的病態心理也就表現得異常突出。

我對此充滿疑問，為何會出現“家國同構”，它與所說的文化戀父情節又有什么關系呢？經過查閱資料，與人談話，我得出了自己的解釋：如果說想對國家同構從更深的層次去理解的話，就必須要涉及到我們文化屬性以及儒家傳統思想?？鬃铀f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含義，我認為一方面就是說，作為國君，要像個國家領導人的樣子，盡職盡則、以身作則，這樣，做臣下的就自然會忠于職守，做好工作。這叫做“其身正，不令則行”。做父親的要像做父親的樣子，盡到自己敬老愛幼的責任，為兒子做出榜樣，那么，做兒子的就會盡到自己做兒子的責任，做個好兒子。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上級領導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我們知道，父親作為一個重要的倫理角色，在家庭中不僅具有管理、培育、保護家庭成員的權力，而且作為權威的化身，通過行使懲罰的權力，與其子女形成壓抑與抵抗的敵對性的權力關系。另一方面，這句話體現了儒家為中國宗法社會所確立的最基本的倫理道德的雛形，既強調了封建主義人倫關系的尊卑與高低、主從關系，又強調了處理人倫關系的道德準則。

漢代董仲舒將其解釋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雖說有曲解本意的嫌疑，但這是符合董仲舒的君權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為鞏固統治階級的地位，他把君王的權力說成是來自天神，古代科學并不發達，國家機器的長期宣傳教化，使大家確信皇帝就是真龍天子，令君權和神權在某種程度上達成統一。但帝王他本身并不是真神，不能擁有無限的壽命，為了確保他的統治地位能在家族繁衍中繼承下去，就會想很多辦法。

堯、舜、禹時代，三個帝王之間權力過度的關系是禪讓制，但是到了禹以后，他建立了夏朝，夏朝實際上就是一個封建統治的雛形，這建立在于它把自己的權力以及地位繼承給了自己的孩子。隨著時代的發展，這樣的方式被很嚴格的規章制度確定下來，主要的有兩點，一是繼承者要嫡出，讓正妻所生的孩子去繼承，而不能讓妾或地位低下的女人的孩子去繼承。二要讓長子繼承。有了這兩個基本規則以后，從而能讓這個繼承的過程變得有規范，不那么血腥和暴力?！案赣H”具有的“慈愛”和“禁止”的雙重功能，在統治階級權力斗爭中。但是真正深入到中國人的概念，不單是君王適應這樣的規則，士大夫階級的各種官職乃至地主階級的人士也是采用這樣的繼承方法，比如說現在說的上官、長孫、司馬，都是原來官職的名字作為后代的姓氏來繼承。古代的科學、醫療和生產力都很落后，統治者的意志難以快速有效地深入國家的每一寸土地，所以帝王統治那么大的國家便會采用分封的方法。意思就是讓他們血緣上親近的人，到各個地域去統治，這樣就從血緣上鞏固了“家天下”的統治。每個地區的諸侯王也都是沿襲長子繼承的方法來處理王位繼承問題的。每一個王統治下的士大夫、地主階級人士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不讓權力旁落他人，也要用嚴格的“家法”去維護家族的利益和長房，父兄的尊嚴。宗法父權正統文化下，作為男性主體的父親形象是具有完滿和理想化特征的。所以父權的概念就扎根在這里。

當然以上都是上層建筑的因素，還必須要提到經濟基礎。古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耕文明國家，商品流動很慢，基本都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繁，徭役賦稅嚴重，農民為了糊口，必須多生孩子，多個孩子就多個勞動力。而統治者為了更好的將提供糧食的農民拴在土地上，保持社會穩定，就更加限制商品和人口流通。通過諸如編戶齊民等制度，把農民牢牢束縛在了自己的家鄉。作為一個古代農民，幾乎是沒有機會走出來的，這時候村級自制組織就顯得尤其重要了。村落以宗族為大，同姓的人以家族為根，宗族的力量在村落里是無比強大的，族長一般都是由主家的男性出任，這就是一種父權的體現，因為人民流動極少，族長基本就相當于村里的土皇帝，外加中國人自古就是祖先崇拜的人民。祖先崇拜又是父權的一個縮影。

我的第二個問題則是，本書所提到與暗示的權利無不是存在著深深的男性、父權背景的，這樣一種文化現象，對于今后的文學創作，對于女性，又有著怎樣的影響呢？

先從文學作品方面入手，我發現表現男性主人公成長的小說常常涉及到父親，但父親對于男性成長與女性成長顯然具有不同的意義。男孩成長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實現一種“社會化”，就是一個個體在成長中通過接受和順應一定的社會現實規范并將其內化，從而能適應社會角色和社會要求的過程。男孩在成長中通過對父權的全面認同，構成其性別自認和性別角色習得的基礎，形成社會公認的主體。而我們的社會的秩序法則，又本來是以男性利益為優先原則構建的。因此男性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標志其成熟的社會角色與實現自我的意志之間，可以說是保持著高度的一致。社會鼓勵男性自我價值的積極實現，并把其視為男性氣質的成熟性表現。

“父親”這一文化形象的支配性特征，直接影響了其文學形象的塑造。父親在女性的成長歷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文學形象中，這一關系始終被漠視并存在一定程度的歪曲。其根本原因與傳統父權社會所秉承的“父子相繼”的社會格局密切相關，這一格局暗示了社會主體皆為男性，而女性天經地義的屬于依附性的客體位置，因此古今中外“崇父”與“弒父”交替演變的歷史運演程式中，主角只能是子一代男性，女兒只能沉積于歷史地心緘默無語。

父親對于家里的女人，根本不屑隱藏自己的感情，直接表達憤怒、不滿與專制。正是由于女性長期以來的無主體地位，導致父女關系在歷史變遷的宏大格局中沒有一席之地，而反映在文學中就形成了一個不為人注意的空缺。即便在五四，父親形象成為封建思想和封建禮教的代名詞時，以反封建專制、爭取個性解放自由為主旨的五四女性成長小說仍然缺乏父女沖突的正面描寫，而由母親代行父職，這樣五四時代波瀾壯闊的“弒父”精神就被置換成閨閣之內母女之間的愛恨情仇。當歷史發展到了以革命意識形態為主流的時期，至高無上的政父成為父親形象的最高象征，在這一時期的成長小說中，父女（子）關系成為黨和人民關系的普遍隱喻，距離真實而凡俗的父女（子）關系就更為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