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學角度辨析史量才的角色扮演及沖突

譚澤明+商娜紅

摘要角色理論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是勘察個體角色的有效方法。本文基于角色理論的研究視角，辨析史量才作為報人、商人和社會活動家的不同角色扮演，分析其角色扮演的內在沖突和外圍沖突，詮釋史量才的社會角色超載問題和被暗殺的原因。

關鍵詞史量才；社會角色；角色扮演；角色沖突

史量才是民國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將歷史悠久的《申報》推向發展頂峰，史量才不僅是知名的報人、商人、銀行家和資本家，而且是位重要的民主斗士，是活躍的社會活動家。然而，“暴得大名不祥”，史量才的社會角色變化及活動引起了蔣介石的側目，乃至遭遇暗殺之禍。

一、社會角色理論

角色理論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是研究社會人物的重要方式，“幾乎沒有哪一個社會學概念像‘角色這樣被頻繁地使用，角色的使用已遠遠超過社會學范疇”。通過研究人物的角色扮演，研究者可以找到恰當的切入點，更好地整體性把握研究個體對象的面貌和屬性，并能深刻地剖析研究對象的內在世界。

角色理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美國實用主義先驅米德（George HerbertMead）的“象征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米德的研究主要集中體現在其逝后出版的《心靈、自我與社會》中，觀點包括，“自我概念為行為提供重要動機”，“個體和群體受到文化和社會過程的影響”等。米德的研究啟發了后之研究者，特別是關于個體角色的問題上，美國社會學家喬納森·特納的貢獻尤為突出。在《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中，特納提出，“所有人展現其自我概念為某種特定的客體”，“行動者是以一種能夠強化自我概念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特納的研究進一步強化了個體的自我認定，以及在概念化身份角色中實現現實化角色行為，是詮釋行為個體發生和發展的便利研究模式。

社會角色展現行為模式，不僅與其社會地位和社會身份相關聯，同時與社會期望和角色期望有緊密關系，當一個人履行某種地位的權利與義務時，他就在扮演一個角色。角色的扮演包含社會群體賦予的身份和自我認定的身份，以及該身份所應該發揮的社會動能。作為一項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工作，準確界定歷史人物的社會角色，有利于深入剖析歷史人物。

在一個劇烈變動的社會里，人物的角色變換亦呈現復雜的狀態。有研究者就指出，“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極為獨特”，“他們都是在傳統文化基本價值之內接受西方文化的”。因此，近代知識分子的角色呈現出復雜情況，從角色扮演和角色沖突的角度分析當時知識分子的身份，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歷史人物的抉擇，更深入地洞察歷史事件的深層原因。

二、史量才角色研究的狀況

近年來，在方漢奇先生“多打深井，多作個案研究”的倡議指引下，業內新聞學者對新聞史的熱點人物和熱點領域進行了廣泛挖掘，史量才便是研究熱點之一。近十年來，業界多次召開史量才學術研討會，中國知網也收錄大量研究成果，學位論文超過55篇，研究論文超過900篇。

首先，在學術研討會方面。2007年，中國史量才研究會在浙江理工大學正式成立。2009年10月，由中國新聞史學會、浙江理工大學和中國史量才研究會聯合主辦的“全國紀念中國報業泰斗史量才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召開，出版了《仰望史量才：全國紀念中國報業泰斗史量才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年4月，上海社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等單位在上海聯合舉辦了“史量才與《申報》的發展”學術研討會。2014年11月，上海市史學會、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等單位聯合主辦了“媒體·報人·社會責任一紀念史量才遇害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在這些學術研討會中，涉及史量才角色研究僅有吳廷俊教授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全國紀念中國報業泰斗史量才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吳廷俊教授以史實為依據，以發展的視角，認為史量才“以商人（企業家）辦報為主體，兼有文人辦報成份，并開始趨向黨人辦報”。吳教授對史量才身份界定的研究成果，從研究方法上講，摒棄了對歷史人物判斷一成不變的思維模式，以發展變化的動態思維研判歷史人物，是對史量才研究的重要貢獻。作為吳廷俊教授指導的碩士研究生，金麗梅在其碩士論文中基本承襲了吳教授的觀點：“他的辦報活動既超過了‘政治獨立的商人辦報、也超過了‘議政不參政的文人辦報，而是開始趨向于干涉政治的黨人辦報。其社會角色也超越了報業家、實業家而趨向于黨人?！痹谶@里，無論是“身份界定”，還是“社會角色”，其實都是在講史量才在當時社會活動中的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問題。

其次，學術研究主要集中于史量才的報刊經營和新聞思想。圍繞史量才這一主題，研究的熱點仍然在其經營管理思想和報刊思想，每年發表論文數量比較可觀。對其社會角色的認定，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側重。

從政治角度來看，有“民主人士”說、“民族資產階級領袖”說、“愛國人士”說、“社會改良者”說等。例如，國民黨軍統局第一（軍事）處處長鮑志鴻的回憶就認為，國民黨軍統認為史量才是“民主人士史量才”。與史量才共事過的老報人馬蔭良先生在紀念文章中說：“史量才先生是我國新民主革命時期的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新聞事業家，也是一位工商實業家?！币恍┭芯空甙凑针A級分析的方法，將史量才劃歸于民族資產階級范圍，“史量才是當時民族資產階級的領袖”。復旦大學的朱春陽教授認為，“社會改良者是史量才自我認定的第一身份”，并對此進行了闡釋性的辨析。

從其他角度來分析，有“報人”說、“商人”說、“資本家”說等。早期的報刊資料顯示，時人談及最多的乃是其報人身份，冠以“報業大王”或“報紙大王”之譽，“《申報》主人”。如，當時的《北洋畫報》就認為：“如果我們說榮宗敬算是面粉大王，劉鴻聲是煤炭大王，那么史量才便是報紙大王?！笔妨坎疟淮躺硗龊?，當時報界和文化界的悼詞中亦多稱其為“同業導師”“文化界先輩”“社會導師”等。當前的許多研究資料顯示，大多數研究者將史量才身份界定為報人和民主人士，認為“史量才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報人，民主斗士”。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論述史量才社會身份角色的研究則比較少，華中科技大學余麗梅的碩士學位論文《對史量才社會角色的定位分析》算是為數不多的成果。作為民國時期的一位重要歷史人物，掌管著國內影響力首屈一指的《申報》，生活于“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其個體角色扮演情況值得討論分析，其角色內的沖突和角色外的沖突值得關注。

三、史量才角色的界定依據

史量才所處社會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復雜，史量才的本人經歷也堪稱豐富，因此，在界定史量才角色的時候，我們應該采取發展和聯系的方法，辯證地分析其社會角色的變化，避免出現判斷歷史人物主觀化和新聞史研究內卷化的傾向。

（一）要避免判斷歷史人物主觀化傾向

作為處于大變動歷史時期的重要人物，早年的史量才接受的是傳統教育，讀過私塾，中過晚清的秀才，中國傳統文化肯定對其產生深層次的影響。此外，史量才主動接受新式教育，畢業于杭州蠶學館，創辦上?！芭有Q業學?！?，對新知識、新思想抱有開放和接受的態度。而其實施《申報》改革，比肩《泰晤士報》的做法，為推動實現中國新聞業的現代化做出了杰出貢獻。史量才出身背景、教育經歷和各階段的人生經歷，彰顯了史量才社會角色的復雜性，簡單地將其描述為報人、商人、民主人士等，均不夠科學合理。

（二）要避免新聞史研究的內卷化傾向

我們知道，20歲左右時的史量才參加過辛亥革命、辦過學校、任過教師、做過《時報》主筆，同時與立憲派人士（張謇等）和地方實力派人物（程德全等）來往密切；30歲左右的史量才開始經營申報館業務，挺過多重難關，逐漸獲得巨大成功；40歲左右的史量才不僅是上海灘輿論領袖，同時是實業界、銀行界重要人物；50歲左右的史量才已經在上海的工商界、政界樹立了相當大的權威，是許多社會團體的頭面人物。按照當時媒體的報道，史量才“舉辦中南銀行，五洲藥房，中華書局，民生絲廠，此外社會各團體，凡與國計民生有關系者，幾與無不參加”。因此，在對待史量才這一個特殊時期的歷史人物來講，如果僅僅局限在新聞史領域，勢必產生學術研究上的“內卷化”傾向，難免導致“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哲學誤區。

研究史量才的社會角色，要放在宏觀的歷史背景下，回到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方能更好地勘察其角色扮演問題。在具體歷史社會環境中，實際發生的史量才及其社會活動，才是我們準確確定史量才角色扮演的有效依據。雖然，關于史量才的第一手資料匱乏，特別是日記、回憶錄等直接材料比較欠缺，但我們仍然可以從為數不多的演講、序文和同時代人的回憶中，探尋其社會角色的面貌。

四、史量才的角色演變考察

假以面上之審視，進行描述性之梳理，在不同時期里，史量才的社會角色又不盡相同。

（一）進步青年的角色

青年時期的史量才敢于接受新式教育并創辦新式學校，在科舉盛行的末日余暉里，其思想還是比較前衛和開放的。黃炎培回憶說，“山東路望平街時報館上層息樓”和“趙竹君的家惜陰堂”都是上海進步人士經常聚會的地點，而史量才就是“息樓”和“惜陰堂”的?？?。特別是“惜陰堂”，趙鳳昌在這里聯系當時的實權派人物，促進南北議和，號稱“民國產婆”。在這些聚會場所，史量才結識了黃炎培等海歸精英，結識了張謇等立憲派人士和程德全等地方實力派人物，獲得了各界領袖人物的賞識。據稱，史量才原名史家修，“量才”的名字就是根據張謇“量才而用”的評價而得來。辛亥革命期間，史量才參加了上海地區的革命活動，革命后任職松江鹽務局長。史量才的學習經歷和活動情況足以說明，青年的史量才屬于進步青年。

（二）報人的角色

1912年10月，史量才在張謇等人的支持下，完成對席子佩《申報》的收購，成為《申報》主人直至被殺身亡。按照申報館撰寫的《史先生史略》的說話：“二十余年，未嘗少懈，實為一生心血之所凝結?！碧貏e是三十年代《申報》的各項革新，史量才終于將《申報》打造成世界知名的報紙，獲得《泰晤士報》北巖爵士的親睞，得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世界報界大會會長沃爾特·威廉博士的贊許。實際上，“報人”是史量才本人和社會共同認可的一個角色，按其對報業經營管理方面的貢獻來判定，可謂實至名歸。

（三）商人的角色

史量才收購申報館本身就是一次商業活動，時人也認為“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經的”。從1921年開始，史量才初步完成了對《申報》的改革，開始涉足銀行業和實業領域，與華僑商人黃奕住合資發起成立中南銀行，與徐采丞合資開辦了“民生紗廠”，堅持扶助“五洲大藥房”并成為其第一股東，堅持扶助中華書局等等。在新聞業內，史量才不動聲色地收購了上?！稌r事新報》和《新聞報》，以及天津的《庸報》，是名副其實的“報界大王”。此時，史量才建立了一個包括新聞業在內的、涵蓋多領域的商業帝國，商人是其重要角色扮演。

（四）社會活動家的角色

“九·一八”事變是史量才社會角色轉變的節點，自此以后，其社會政治活動日趨頻繁，在“一·二八”事變中達到頂峰，短暫充當上海政治領袖的角色。

1.在政治上積極參與或領導社會活動。以“壬申俱樂部”成立（1932年1月28日）為標志，史量才開始成為一名社會活動家。幾天后，“壬申俱樂部”擴大成為“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史量才擔任會長，積極支援和服務十九路軍的抗日活動，實際上承擔了戰時臨時政府的功能。之后，史量才又擔任淞滬戰區善后委員會副會長、上海臨時參議會會長，兼任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員、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等職。此外，史量才聘請陶行知、黎烈文等進步人士任職《申報》，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提出批評：“國民黨主政六年，于我國家我人民曾有何政績？不過徒存留若干宣言決議案，紙上之史料耳！”

2.在文化上積極開展服務社會的活動。以發布《申報六十周年革新計劃宣言》為標志，史量才開始以申報館為載體，擴展其業務，包括發行《申報月刊》，開辦“流通圖書館”，創辦“新聞函授學?！焙汀皹I余補習學?！?，出版《申報年鑒》《申報叢書》《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圖》等，可謂風生水起。史量才的解釋是：“報館不僅是一個商業機關，同時還是一個社會機關，是應該替社會服務的?！笔妨坎诺倪@些改革，讓申報館在無形中取代了上海地方政府的一些職責，大大提高了申報館主人在上海地方市民中的地位。

五、史量才的社會角色內沖突

史量才的角色內沖突主要體現在掌管申報館之后，圍繞報人、商人和社會活動家的不同角色扮演，史量才不斷地變換職責，角色內的沖突不斷發生。

（一）報人角色與商人角色的沖突

在當時國內報刊中，《申報》與其他報刊相比還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其辦報的歷史比較悠久，在上海甚至全國讀者心目中有著穩固的地位；其次，《申報》辦報方針和評論風格總體上是比較穩定的，申報館的基本架構都比較完整，采編人員隊伍比較穩定，不需要進行傷筋動骨的改動。雖然，史量才也提出了“史家辦報”的思想，將經營《申報》納入治史范疇，“日報者，屬于史部，而更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但實際上，史量才的報人角色成功于報館的經營管理上。史量才聘請陳景寒管理編輯工作，聘請張竹平負責廣告和經營，很快讓昏昏欲睡的《申報》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申報館是史量才報人角色和商人角色的聯系紐帶，一旦商人的角色發揮功能，報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這種沖突在收購《新聞報》股權事件中得到集中展現。

（二）商人角色與社會活動家角色的沖突

在西方發達國家忙于歐戰及戰后的經濟恢復、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并刺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史量才依托申報館進軍實業，獲得巨大商業成功。然而，作為一個擁有家國思想和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史量才“著眼社會事業，以為一國之興，文化實其基礎”，充分利用《申報》平臺，拓展其救國濟世的雄偉抱負。在《中華民國新地圖》序言中，史量才指出：“確認史地二科，凡人生基本觀念之所以確立，與夫愛群愛國心之所由培成，胥于二者是賴……得此不啻置郵而通也?！痹凇耙弧ざ恕笔伦冎?，1932年2月4日，史量才等電請政府向十九路軍增援：無上海即無全國，置十九路軍而不援，豈特棄我300萬市民？史量才的這些社會活動，“始終站在國家與民族的立場上，對國民政府及某些官員的妥協退讓與腐敗行為進行不留情的揭露與批評”，已經超越了商人的角色職責范疇，不得不在商人和社會活動家之間做出選擇。

（三）社會活動家角色與報人角色的沖突

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史量才頻繁參與社會活動，不僅組織和參與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的運作，而且參與民主人士的政治活動，甚至還被蔣介石聘為上海臨時參議會會長等職務。早在1931年11月底，《申報》就在國內率先發表了《宋慶齡之宣言》，稱：“當作一個政治力量來說，國民黨已經不復存在了?！惫_反對蔣介石，支持宋慶齡反對蔣介石的政治活動。1932年，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前后，史量才與其發生了直接聯系，“宋經常與楊杏佛、史量才商討發表文件”，并以記者身份參加了該組織的成立大會，發表了抵制蔣介石新聞統制政策的言論。在敏感的社會活動上，史量才利用《申報》頻頻向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發難，質疑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共蘇區的“圍剿”，質疑“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同時也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申報》禁郵”事件即是明證。史量才的社會政治活動，實際上放棄了報人客觀中立立場，報人的角色被沖淡了，成為社會活動家角色附屬。

六、史量才的社會角色外沖突

史量才社會角色外的沖突是伴隨史量才資本帝國的壯大而產生的，社會角色出現職責上的超載，并逐漸沉淀累積起來，導致與國民黨政府當局的關系越來越緊張。

（一）超載的角色職責被過分地沉積下來

申報館在經歷了席子佩官司案后，史量才逐漸收購了申報館所有股份，其商業才能逐漸得到空前釋放。此時，不僅外界將史量才尊為上海灘“報界皇帝”“報界大王”，甚至連史量才自己也認可這一身份。作為上海灘實業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在面臨日本入侵、國民黨政府無作為的局面下，發起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承擔起了“戰時臨時政府角色”，史量才的角色扮演超出了角色范圍。根據維持會會員、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在1932年5月3日的日記記載：“近日無論到何處反政府空氣甚為濃厚”；“因恨政府，每次開會會員故意唱高調，使政府難堪，此云攻心之法也”。上海市政府在淞滬抗戰中的角色缺失和史量才的角色超載，都是不正常的角色扮演現象，史量才在此時的地位和影響超出了本身的角色范疇。

（二）加劇了社會角色外的沖突緊張

個體常常通過身份地位和角色行為的職責承擔，與社會結構發生聯系。史量才社會角色的超載，角色的功能被過度放大，都與當時的社會結構發生了互動聯系。這種狀況導致與蔣介石政府當局的緊張對立，如果說“《申報》禁郵”事件只是警告的話，民主人士楊杏佛被刺事件就是赤裸裸的威脅，而滬杭公路上的暗殺事件則是最為直接的行動了。作為報人、商人，甚至社會活動家，只要能在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角色支配下活動，應該還是比較安全。但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和“懷抱儒家道德價值的商人”，是不希望國破家亡的，史量才角色外的沖突既是自我角色的突圍，也是社會組織和歷史時代的推動。

七、結論

歷史人物研究是一項復雜的工作。今天的我們，以有限的碎片化的歷史資料來研究復雜的歷史人物，總免不了“漏洞百出”。因此說，再科學的判斷也是建立在不科學的方法之上的。

作為中國新聞史上一位卓越報人，史量才的社會角色具有復雜性和特殊性的特點，其角色扮演在報人、商人和社會活動家之間不斷切換，角色內沖突和角色外沖突不斷發生，乃至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暗殺。在史量才身上，我們能看到一個負責的報人、一個成功的商人、一個積極人世的社會活動家的身影，是了解民初新聞史、了解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