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程設置下的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再現

陳童

摘 要 本文以《南方周末》中留守兒童的新聞報道為個案，運用內容分析法研究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呈現。研究發現，《南方周末》對留守兒童群體的報道以留守兒童個案或群體的現實生活境況為主；報道類型以通訊、深度報道為主；消息來源多元化；媒介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再現從中立的角度傾向性建構負面形象，留守兒童形象的建構是大眾議程與媒介議程相互建構的結果。

關鍵詞 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建構；議程設置；《南方周末》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6）172-0074-02

隨著二元城鄉體制的演變，媒體對留守兒童新聞報道的選擇性議題著眼于“問題命題”形式，擬態環境下對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建構則強化了留守兒童的“問題”輿論導向，留守兒童的媒介形象隨著媒體視角在發生著變化，“弱勢群體”“邊緣化群體”“問題兒童”“犯罪少年”“遷徙鳥”“候鳥”“孤獨兒”“流浪者”等，像一個個定勢化標簽貼在了他們的身上，他們呈現在大眾心中的形象被標簽化、污名化。這樣的新聞報道不僅沒有解決留守兒童存在的問題，反而侵犯了留守兒童自身的合法權益，加劇了留守兒童與城市之間的矛盾，不利于成長期兒童的心理發展，從長遠來講，更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1 議程設置下的理論支撐

沃爾特？李普曼在《輿論學》一書中首次提出議程設置的觀點，他說，我們所接受的信息就像囚犯一樣，只能看見所反映的客觀事實，而這些反映構成了我們頭腦中對現實圖像的載體[ 1 ]。隨后，麥庫姆斯和肖在《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的論文中將這一概念演變成一種理論假說，對媒介議程的設置到底是什么在起著影響及作用的命題進行思考[ 2 ]。兩年后，高夫曼在《框架分析》一書中指出社會系統中的新聞框架是從消息源、社會情境、新聞從業人員等因素互動而產生的結果，是一種有意義的建構活動。議程設置理論的提出，總而認為大眾傳播既不能左右受眾的思維，也不能更改受眾的思維方式，但是就媒介所傳播的信息在對信息的安排上可以左右受眾去關注什么、談論什么、接受什么。格里維奇和布拉姆斯認為，通過有意義的議程設置是民主化社會的需求，同時肖也認為在討論某共同議題時，媒體議程設置可以促使意見相左的團體或個人達成不同程度的一致，從而實現他們之間的對話。議程設置是指通過反復的手法傳播某類別的信息，來強化對受眾這一信息的接收程度[3]。筆者就媒體對留守兒童形象建構和生存狀態的呈現，從而直接影響了公眾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建構。

2 議程設置下的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呈現

筆者通過對《南方周末》對留守兒童近八年的相關新聞報道，運用內容分析法來研究南方周末議程設置下的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呈現。

2.1 研究設計與方法

1）樣本的界定：以2009年7月23日至2016年5月13日《南方周末》對留守兒童相關的報道，共47篇報道。本文以選定時間范圍內的《南方周末》中包含留守兒童關鍵詞的報道為分析單位。每一篇為一個分析單位，包括消息、通訊、深度報道、評論、數據新聞等。

2）類目建構：根據《南方周末》中關于留守兒童的報道，本研究制定的類目包括：（1）基本類目：①報道議題；②報道時間；③報道結構：篇幅及配圖；④報道態度：中立、負面、正面；⑤新聞來源：媒體及從業者、專家學者、調查組或調查報告、演員或藝人、政府部門及工作人員、教師或學生；（2）形象指標類目：通過分析研究文本總結出具有相關性的24對由正反詞組成的形象指標，每一組可分為3個評價的等級：正面、中立、負面，分別予以賦值1、0、-1。其中，“0”代表報道采取的中立態度，沒有明顯的報道傾向性評價。本文之所以要采取這種方法主要目的在于，通過統計《南方周末》對留守兒童新聞報道中的媒介形象指標次數來反映媒體的關注度，判斷媒體的傾向性報道，從而根據雙向評等量表各形象指標類目的得分率來判斷《南方周末》中呈現的留守兒童媒介形象是正面、負面、還是客觀中立。

2.2 研究內容

1）報道時間：《南方周末》對于留守兒童的報道2015年之前側重于寒暑假假期前后，2016年積極響應《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的落實，進行了為其3個月的全方位連續報道。

2）報道議題：報道議題具有直觀反映媒體對于社會問題關注的重點，并建構框架來影響受眾的認知，從而引導輿論導向[4]。本研究的內容有：（1）留守兒童個案報道；（2）關于留守兒童的相關活動；（3）留守兒童群體的權益保障；（4）關于留守兒童的政策與法規。2009年、2011年、2013年、2014年間對于留守兒童的報道分布于個案、公益宣傳活動、權益保障3方面；而2012年著重于個案的報道；2015年伊始關于留守兒童的政策與法規的相關報道趨多；2016年則重點在于通過個案或群體報道，從公益組織問題及相關公益慈善活動來探討留守兒童的權益保障及政策法規問題。

3）報道類型：根據本研究的目標指向，本文將《南方周末》對留守兒童的新聞報道類型分為消息、通訊、深度報道、評論、圖片新聞（數據新聞）五大類。消息在整個階段的報道數量不多，只有2篇；深度報道和通訊居多，分別是12篇、28篇；其次是評論4篇、數據新聞1篇。

4）新聞來源：本研究將留守兒童的報道分為記者采訪、轉述其他媒體的采訪、政府部門或官員、專家學者、明星、民間機構、教師或其他工作人員等?！赌戏街苣穼α羰貎和膱蟮佬侣剚碓词嵌嘣?，話語的表達也是立體的，就一個問題的闡述，會聽見不同的受眾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及見解。記者采訪共36篇，占總報道來源的77%，明星2篇，占4.2%；其它媒體引載4篇，占8.4%；政府工作人員1篇，占2%；其他3篇，占6.4%；學生及教師1篇，占2%；記者的實地調查采訪居多，這樣的報道不僅能很好地證實信源的真實性，其中有記者的親身感受，報道更能貼近受眾的需求。關于留守兒童的公益慈善相關的報道也居多，這說明《南方周末》真正做到了以“愛心、正義、良知”為宗旨，不再滿足于成為社會的“揭露者”，而是向“建設者”轉型，進一步弘揚理性精切的當下現實關照，引導公共輿論，推動社會各方面建設[ 5 ]?？偠灾?，《南方周末》對于留守兒童的新聞報道是客觀中立的。

5）報道篇幅：關于留守兒童的報道主要以通訊和深度報道，3 000～5 000字的篇幅為主。研究發現小于1 000字有8篇、1 000～2 000字有8篇、2 000～3 000字的只有4篇、3 000～4 000字的6篇、4 000～5 000字的10篇、大于5 000字的10篇，還有1篇屬于數據新聞。采用偏長的篇幅更能闡述清楚事實，把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而且對于留守兒童的情況分析更加透徹，也更能引起讀者的注意。

6）配圖情況：只有1張配圖的新聞報道有20篇；包含2張配圖的新聞報道10篇；包含3張配圖的新聞報道只有1篇；包含4張配圖的新聞報道共2篇；包含5張配圖的新聞報道共1篇；大于5篇配圖的2篇；同時還有11張未配圖。研究發現，對于留守兒童的配圖，更多的傾向于孩子的背影，出現留守兒童的正面形象比較少；對發生事件的場景進行報道時，未出現留守兒童人物圖像；對于正在發生時的場景進行報道時，更多的是傾向于留守兒童的側臉圖像；對于行為失范的留守兒童，常用馬賽克遮蔽面容?？傊?，在對留守兒童的新聞報道時進行側面或背面圖像顯現，而非正面拍攝的方法，是可取的，也避免對正在成長當中的留守兒童造成影響。

3 留守兒童的媒介形象建構

筆者主要運用雙向評等量表來進行，量表分為正負兩級，等級的兩端表示完全極端的相反意見，所以等級分值有正負分值。得分率為正（1）時，表示的是正向的意見，反之得分率為負（-1）時，則表示負方向意見，得分率為0時，表示中立意見。分值的絕對值越高，表示意見的傾向度越高。

如（表1）得分率為正共有4項，得分率為負的共計14項，得分率為零的共計5項。由此可見，南方周末對留守兒童的正面評價和負面評價是失衡的。從各項得分率的絕對值來看，絕對值越高說明態度越強烈，反之，絕對值越低態度越弱。從得分率來看，得分率的絕對值≥0.150的項目是《南方周末》所著重呈現的留守兒童形象。通過就文本內容的分析發現，在南方周末中留守兒童新聞報道中，家長離異、很小被父母遺留家鄉、與家長的分離時間差距太大等這些問題，雖然是無法根除的社會、家庭問題，但是南方周末所進行新聞報道時也側面建構出留守兒童一種無助的形象。與此同時，筆者從所報道的文篇中發現，南方周末更多的喜好是從留守兒童的背影、眼神這兩個方面建構一種無奈或者無助的留守兒童形象，雖然留守兒童自身本就存在各方面的問題，但是對于社會及外部環境的影響也是導致留守兒童面臨的困境，這是一種無法能被解決的社會問題。

一方面就正面形象而言，正面形象：有理想、上進、勤奮，留守兒童的形象被塑造成有以下幾種：堅強積極向上、孝順懂事的形象。像《愛心中國行之夏》（2014/5/7）刻畫了留守兒童自由、純真、調皮、活潑的一面，但是骯臟的外形，通過媒介形象的呈現，對于留守兒童形象的特征很難發生改變。另一方面，留守兒童的負面形象的詞匯有單親、缺愛、骯臟、無助、自卑、內斂、冷漠、敵意、沖動?！睹總€人都不應該是一座孤島”寫給留守兒童的“家書”》（2016/4/5），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寫作方式，利用案例引出話題，以影子為線索的文本中提到了書信志愿者的姐姐自殺，而小燕對于死亡的書信回想起姐姐的影子，過渡到心愿，很多留守兒童不認為自己需要幫助，寫信只是為了多一個朋友，再到依賴，這種書信方式的產生了一種心靈的溝通和幫扶的固定模式化，再到理解，當父母陪伴缺位時，利用寫信的方式來給留守兒童打開一個情感的出口。報道中采用了兩張配圖，一張是書信，一張是志愿者與孩子的溝通的側面圖像，不僅突出了留守兒童的心靈上的缺愛表現，而且也突出了留守兒童應該被得到更多溫暖和人文關懷。

4 結論

筆者在進行文本分析時，發現《南方周末》不僅是很好地踐行著記錄者身份，而且秉承社會責任踐行著參與者、建設者的身份，所凸顯的公共服務意識體現在對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建構上，雖然建構更多傾向于負面形象，但是大體上都是從負面的形象來分析留守兒童所面臨的處境和問題，但是刻板印象的存在還是不可避免，因而媒體也影響了公眾的認知，總而言之，對于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建構是大眾議程與媒介議程相互建構的結果。

參考文獻

[1]M？麥考姆斯，T？貝爾.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作用[J].郭鎮之，譯.新聞大學，1999（2）：32-36.

[2]傅蓉.議程設置的起源、理論框架與應用[J].現代傳播，2002（6）：131-133.

[3]沃納·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M].郭鎮之，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4]姜紅，許超眾.從“斗士”到“智者”：輿論監督的話語轉型——新世紀以來《南方周末》文本分析[J].新聞與傳播評論，2008（00）：157-164.

[5]楊立志.大眾傳媒與國家形象建構——以《南方周末》為考察對象[J].河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4（2）：65-67.